农业基础地位思想的逻辑进路及其当代启示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曾宪禄，郑兴明

(福建农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农业基础地位思想的逻辑进路及其当代启示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曾宪禄，郑兴明

(福建农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350002)

[摘要]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更是稳民心、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依然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方针。文章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业思想，探讨我国历届领导人关于农业基础地位思想的逻辑进路，以期对当前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农业基础地位思想；逻辑进路；当代启示

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对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作为新时期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方针，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深入实施农业现代化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在新形势下，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探讨我国历届领导人农业基础地位思想发展的逻辑进路，对于深化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以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都能提供理论和现实指导。

一、理论根源：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地位思想

我国历届领导人关于农业基础地位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地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农业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农业思想。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框架，把英国等西欧国家农业发展经验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但他们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真知灼见仍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一)农业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马克思认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1]“一切劳动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1]因此，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1]因为农业是人类历史上首个出现的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所以农业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二)农业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的逻辑起点是，农业的剩余劳动是社会分工的前提条件，他强调，“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是一切社会的基础”。[1]由于“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须是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工人生产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1]这表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跟工、农业二者之间的社会分工发展程度是紧密相关的。只有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能够提供足够的剩余产品时，社会分工才有可能，发展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才有充分的条件，即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是以农业发展提供的可能性为条件的，而且必须建立在其基础之上。

二、农业基础地位思想的逻辑进路：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一)毛泽东农业基础地位思想

毛泽东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结合起来，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中国化的先河。他把农业发展作为经济建设与工业化发展的基石。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的第一位，……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2]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文章中他进一步强调：“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2]显然，毛泽东充分意识到粮食问题和农业生产对我国经济建设，甚至对政权巩固的重要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毛泽东农业基础地位思想的主要内容。

“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3]坚持工业与农业相结合，以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地位思想的一大理论创新。由于“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4]因而，“城乡必须兼顾”。[5]毛泽东洞察到处理好工农业之间关系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基础地位思想。1956年，毛泽东正式提出“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是农、轻、重、交、商……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6]毛泽东关于“农、轻、重”的排列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当时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一大理论创造。

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首次正式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把农业作为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基石的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为新中国的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邓小平农业基础地位思想

邓小平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他在毛泽东农业基础地位思想的指导下，进一步对农业的基础地位与作用，以及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作了深入探讨。邓小平指出：“农业，最主要的是粮食问题”，“农村不稳定，整个政局就不稳定”。[7]到了1983年，邓小平更直接地提出“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7]他将农业放在第一位，认为农业乃国计民生之根本，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理论。

在农业与工业关系方面，邓小平秉承了毛泽东把农业作为发展基石的观点，认为：“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8]1982年，邓小平在规划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时提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7]显然，从粮食问题是农业的关键、农业关乎政局稳定、到农业是“战略重点”等方面论述，邓小平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毛泽东的思想。

春季是鸡病高发期的养鸡过程。春季常见的鸡病主要有以下几种：新城疫、大肠杆菌病、呼吸道疾病等。其中，传染性鸡病对养鸡业危害极大，将导致大量的鸡病。在处理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困难，严重影响养鸡的经济效益。

邓小平对农业基础地位思想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在国家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框架下，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找到了一条中国式发展道路。关于脱贫及小康社会建设问题，邓小平敏锐地指出：“农民没摆脱贫困，我们就没摆脱贫困”，“农业问题要始终抓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困起来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农业就完了。”[7]他把农业发展作为我国摆脱贫困、实现小康社会的根本立足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农业基础地位思想，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构建了一幅美丽的蓝图，激励着后续领导人进一步的探索。

(三)江泽民农业基础地位思想

作为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核心人物，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的农业基础地位思想，他与时俱进地从全局性、国际性战略角度来思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性作用。江泽民认为，“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不能靠任何别的国家来解决，一是靠人家靠不住，谁也解决不了这个大问题；二是即使能够解决，也会受制于人。”[9]“农业始终是战略产业，粮食始终是战略物资。”[10]显然，江泽民不仅认识到粮食问题是农业生产的关键，而且从战略高度来思考粮食问题，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地位思想中关于粮食问题的论述。

与邓小平一样，江泽民也把农业当作政局稳定、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1992年，江泽民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任何情况下，都千万不能忘记农业的基础地位”。[9]1994年，江泽民从政治高度强调了农业的“稳定基石”作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关系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大局，关系着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不但是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同时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11]1998年，江泽民再次强调：“农业是稳民心、安天下的战略产业，任何时候都要抓紧抓好，不能出现松懈情绪。”[12]可见，相比较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农业基础地位思想，江泽民更明确地将农业置于稳民心、安天下的战略地位，认为“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撑，江泽民从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考虑农业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理论方面的论述，对新时期新形势下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胡锦涛农业基础地位思想

胡锦涛也延续了江泽民从战略高度看待农业问题的思想。2004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上，胡锦涛强调：“加强农业基础地位，高度重视并大力发展农业是我们党一直坚持的战略思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13]2004-2012年期间，中央连续九年发布针对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其中，2008年、2010年的两个“一号文件”更是以“夯实农业基础”为主题，从中央层面为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提供了坚实的政治支持与政策保障。

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如果说江泽民把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到了全局性、国际性战略高度，那么胡锦涛则不仅限于此，他的农业基础地位思想更是深入到农业、农村、农民的方方面面，对“三农”问题重视的程度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仅是对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发展，更是一种理论创新，为新世纪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

(五)习近平农业基础地位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握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思想逻辑和历史经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上任伊始，总书记便明确指出：“要加强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强和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14]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反映了他对农业基础地位的高度重视，这是中共历代领导人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可以说，历代领导核心对农业问题的探索为习近平农业基础地位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习近平也敏锐地把握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历史变化，深化了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

2013年11月28日，习近平在山东农科院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发生大饥荒，有钱也没用。”民以食为天，显然，习近平把吃饭问题当作治国安邦头等大事，这完全延续了胡锦涛的“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

在201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一定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毋庸置疑，习近平已深刻地认识到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与支撑。同时，他用生动的语言丰富了“农业基础地位”的科学内涵：“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是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了粮食安全就是国家战略安全的思想；“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深刻表明了农民摆脱贫困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性意义；“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则彰显了农村美是中国美的应有之义，农村是美丽中国建设绕不过的坎。

习近平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要论述，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继承了中共历代领导核心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和奋斗，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农业基础地位理论，从而为新时期、新形势下推进我国“三农”事业发展以及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三、当代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共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农业发展问题，他们着眼于新的时代要求和新的实践需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并以此为指导，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成果显著，农业基础地位逐步加强。但是，必须认识到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依旧没有改变，“四化”之中农业现代化“短板”现象突显。农业现代化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引，深入研究中共历代领导核心农业基础地位思想的逻辑进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农业是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基石

粮食问题是关乎国家发展和政权稳固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根基，是国本。无论是战时还是太平盛世，这都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定律。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历届中共领导人都深刻认识到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吃饭问题解决不了，就会动摇国家根基。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吃饭问题不能靠外国人来解决，否则会出现受制于人的窘况。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始终牢记“粮食安全就是国家战略安全的思想”。

粮食安全，离不开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把农业发展当作兴国安邦的头等大事。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这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标志。但是，农业的比重下降并不意味着农业基础地位的改变。农业仍然是稳民心、安天下的战略产业。粮食问题的解决仍然只能依靠农业的发展，而国民经济建设对农业原料需求的绝对量仍然在不断增加。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石，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农业作支撑就没有工业的发展，农业落后必然会阻滞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一个农业落后、农民贫困的国家，不可能是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

(二)农业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历届中共领导人都对此进行了深刻地思考。然而，长期以来逐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严重制约着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且还加剧了“三农”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和化解的艰巨性。

解决“三农”问题要靠农业现代化作支撑。党的十八大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提出要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因此，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是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农民的增收、农村的变富、农业的发展还是要回归到农业的现代化上来。只有依靠科技改善农业技术，依靠知识改善农民素质，依靠政策改善农村设施，才能推进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进而为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制度建设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根本保证

农业基础地位的巩固，必须有制度建设作保证。加强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建设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届中共领导人都格外重视对农业经营制度建设的探索与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与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正是制度不断创新的结果。创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当前，加快农地流转，实现所有权、承包权、使用权的“三权分离”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基本取向。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外出务工，农地使用权流转已成为普遍现象。然而，由于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体系不完善，影响了农地流转的速度与规模，从而制约了土地的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发展进程。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是农业基本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客观需要。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一要政策支撑，政府要鼓励和引导农民转包、出租、入股等形式流转自己的土地承包使用权；二要规范流转程序，要建立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基层关于土地流转的程序规范，降低土地流转成本；三要张弛有度、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既要利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优势，又要规划、控制、引导土地市场的发展以克服市场失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公报[N].人民日报，1962，(9).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邓小平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邓小平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1]在接见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4-10-30.

[12]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1998-01-10.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4]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2-12-07.

责任编辑：魏乐娇

Agriculture’s Fundamental Position：Logics and Enlightenment——From MAO Zedong to XI Jinping

ZENG Xian-lu，ZHENG Xing-ming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 350002，China)

Abstract：Agri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which is also a strategic industry that contributes to social stability. To strengthen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agriculture is still the significant policy for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nd environment. It attempts to review classical Marxist writer’s philosophy about agriculture and discusses Chinese leaders’ ideas about agriculture and their logical bases. This is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o enhance agriculture’s fundamental position.

Key words:the idea of agriculture’s fundamental position；logical base；enlightenment

[收稿日期]2015-09-2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3YJAZH140。

[作者简介]曾宪禄(1988-)，男，湖南娄底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郑兴明(1968-)，男，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三农”问题、社会主要市场经济理论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6)05—0010—05

[中图分类号]A5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6.05.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