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马桥词典》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

王莹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韩少功《马桥词典》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

王莹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话语权力一直是文学关注和讨论的对象。韩少功通过对方言语词的考察，触摸到了《马桥词典》背后所隐藏的权力脉络。借助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来分析文本，不仅揭示出话语与权力的共谋与背离这样一种矛盾的关系，更凸显了语言的两重性，也体现出作者对马桥这样一种弱势文化的关注与反思。

韩少功：《马桥词典》；话语权；语言两重性；弱势文化；反思

1996年,韩少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马桥词典》面世后，立刻引起了评论家的浓厚兴趣，其中陈思和认为小说反映了“被压抑的民间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来拒绝权力的庙堂文化”。[1]这里提到的“权力”不再是暴力刚性的“所指”，马桥人的反抗方式也不是革命暴动，小说中描写的众多冲突现象的背后恰恰映射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沿着这样一条线索来考察文本中纷繁的语言现象，恰恰揭示出权力与政治、民间与庙堂的微妙关系，从而进一步发现作者对语言两重性的思考及对地方文化的关注。

一、话语与权力的“共谋”

米歇尔·福柯通过考察话语与权力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关系，发现话语不仅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力形式，也是权力争夺的一种特殊的对象，两者的“共谋”形成眼下越来越被重视的话语权问题。

在《马桥词典》中，“话份”作为特别紧要的词汇之一，就探讨了话语权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有话份的人，没有用特殊的标志和身份，但作为语言的主导者，谁都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感觉得到来自他们隐隐权威的压力……”。[2]韩少功在这里谈论的是特定的人在言语行为中掌握的一种“权力”。那么在马桥什么样的人才拥有这种权力呢？根据作者对词条“格”的解释，我们了解到一个人的资历、学历、出身、信誉、威望、才干、胆识、财产、善行或者劣迹，甚至生殖能力等等都与他的“格”有关。有“格”之人即有发言权，说话就有分量。本义之所以有格有话份，是因为他是马桥的党支部书记；罗伯之所以有格有话份，不仅因为有干崽从夷边给他寄钱，他还救过本义的命；兆青因一口气生了六个儿子也略微抬高了他的“格”；明启因为常去公社大会上做馒头而由明启叔变成明启爹。

作者通过“格”与“话份”词条的阐释告诉我们，掌握话语权力的人能够有效地扩张自身的观点，巩固自己的权力。譬如马桥的党支书本义是马桥最有话份的人，他的“桩上钉桩”说就使马桥人深信不疑，反而知青的纠正备受嘲笑，显然知青在马桥是没有话份的。那为何本义会受到如此高的推崇，这与马桥人的传统意识有关。马桥人的发歌从政治开始，表明话语一直在为权力服务，他们对权力的崇拜与追求从先人就已有之。“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扰，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3]马桥人虽然没有太强烈的阶级观念，但内心依旧存在着以自我为中心的优越感，在一定意义上本义拥有最高话语权正代表着马桥人能够保护自己领地的权益不受外界的侵犯。

从更大范围来讲，当权者通过掌控语言来规范民众意志也是稳固政权的必要途径。“一个成熟的政权，一个强大的集团，总是拥有自己强大的语言体系，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文牍、会议、礼仪、演说家、典籍、纪念碑、新概念、宣传口号、艺术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号等等，以此取得和确立自己在全社会的话份。”[4]在“打玄讲”“台湾”“汉奸”“九袋”这些词条中就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特殊年代里国家权力话语在民间强大的渗透作用。

福柯的“肉体-政治技术学”认为肉体可以被驾驭和使用，“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5]这种对肉体的政治干预可以将其转化为有用的劳动力。

盐早的故事揭示出权力话语强大的规训作用。盐早的爹“茂公”因为对抗合作化而被本义冠以“地主汉奸”的帽子，盐早也跟着受牵连。在“文革”以血统论定出身这样的话语语境下，人们不去思考盐早这一身份的不合理性，而是对他的“汉奸”身份心照不宣，这有些类似鲁迅笔下的“看客”，但其性质却大不相同，前者是个人话语的沉默，后者则是一种“看戏”的精神病态。尽管如此，他人的这种“共识”观念仍剥夺了他说话的生理机能，正常的伦理生活，更逐渐逼迫他认同了这种被剥夺的正义性。他干活总是挑最重最累的干，回绝了姐姐给他介绍的婆娘。他被本义派去打农药的时候，脑袋肿成南瓜一样，仍甘愿接受这种肉体的惩罚。面对强权的侵害，盐早成为一个无法说话又身中剧毒的毒人，这种两重性正体现出个体话语在极权时代发声的艰难。对个人而言，由于话语权的剥夺不能伸张自己的权益，基本的人权得不到保障；对社会而言，这种极权话语则是对人们创造力的最大扼杀。

二、话语与权力的背离

福柯认为话语虽是权力的表征，但也不完全对权力俯首称臣，“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了权力，但也削弱了其基础并暴露了它，使它变得脆弱并有可能遭到挫折。”[6]以马桥为例的地方话语对权力话语的对抗与消解，尽管力量极其微弱，仍可以看作是民间保护自我生存方式的一种尝试。

“文革”时期的政治话语语境与民间意识形态的脱节，导致马桥人对于革命话语的接受只停留在形式上，构成了对那个极权时代的讽刺与嘲解。在一片“表忠心”的红色热潮中，马桥民众一面对着毛主席像汇报当天的农事；一面将“文革”口号改头换面：“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还擅长于自创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说，要节约粮食但也不能天天吃浆（稀饭）”；“毛主席说，兆矮子不搞计划生育，生娃崽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等等。[7]马桥民众从自身的理解出发创造性地利用这些话语为己所用，显示了他们已深谙这些话语的权力内涵。他们这种滑稽的篡改行为构成了对革命话语的强力解构和对民间自身文化的自我保护。

形式化语言的挪用和泛滥对地方文化及意识形态的改造能力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强大。作为马桥最高首领的本义，在罗伯追悼会上的发言，进入正题之前习惯性地加上长长的政治套语：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全县人民大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中，在全国革命生产一片大好形势下，在上级党组织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我们大队全面落实公社党代会一系列部署的热潮中，我们的罗玉兴同志被疯狗咬了……。”[8]

政治话语的套用在其他民众那里也同样得到妙用。马桥人对“文革”话语的不分内容场合地使用完全是囫囵吞枣，有言无事。正如墨哲兰所说：“最走红的权力话语适用于一切，最终使用到无用的地步，失效而成为套话。”[9]

三、反思与质疑：权力与话语矛盾关系的背后

（—）对语言两重性的反思

语言到底是一种权力实施的工具还是具有本体价值，在作者看来需要把特定的语言现象置于特定的语境中考察，不能一概而论。在《马桥词典·后记》中作者这样描述了他的语言感受：

“词是有生命的东西。他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有衰竭还有死亡。他们在特定的事实情景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10]

他认为语言和人类一样有自己的生命历程，有着独立运作的体系，并不仅仅是权力的“发声筒”，一些语言还可能反过来控制人的行为，影响人的心理。比如“嘴煞”在马桥人眼里就是一种语言禁忌。复查因为骂了罗伯一句“翻脚板的”这句马桥人最骂不得的话，致使罗伯第二天就被疯狗咬死了。在许多人看来这只是乡下人的迷信，然而韩少功认为马桥人对语言的敬畏正如“结婚需要戒指，国家需要国旗，宗教需要偶像”那样神圣。他们把语言当作有生命的主体，当作情感寄托的方式，使语言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

话语虽是权力施展的工具，但与权力的结合又会衍生出语言的暴力现象。正如词条“亏元”中描写的一个细节：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播音员，将共产党要人“安子文”误读成国民党要人“宋子文”，被判十五年徒刑。联系“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各种禁语和“语言迷狂”现象，我们可以看出这段描写的真实性。当语言失去了与事实的联系而被当作了真理本身，触犯了语言“神威”的人就会被当作无情讨伐的异类。因而语言的过度神化必将导致权力的极度膨胀。

（二）对弱势文化保存价值的反思

一种方言无异于一种文化暗码，尽管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故事都是韩少功虚构出来的，但却提出了当下我们不得不关注的一个问题——在权力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地方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是否具有保存自身价值的必要和可能？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不同的评论者提出不同的质疑。《马桥词典》中涉及到许多民间迷信和神秘主义色彩的地方文化，比如“走鬼亲”；死到临头的人会出现“飘魂”的预兆；马桥人通过实施咒语来惩治恶人；他们认为有地位有本事的人死后嘴里会长“莴玮”；水水在发疯后变成预测彩票中奖号码的高手。对这些非主流非理性的地方文化，有些批评者从历史进步论的观点出发，将马桥文化的某些特征贴上闭塞，保守、愚昧、落后的标签；有些批判马桥文化存在反科学反智主义的倾向。韩少功则认为“关注中国文化传统的哪一层面，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人们各怀心思，从来不是一个声音”。[11]他用近乎中立的叙述态度既展现了马桥文化充满生命力的一面，也展现了封闭落后的一面，这样一种异质文化恰恰展示出生命的本真状态。

通过考察作品中话语与权力这样一种矛盾的关系，我们并不能准确地读出作者是批判还是褒扬马桥文化的真正立场，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思的维度，让我们在统一认知的基础上关注到被主流话语所遮蔽的另一种语言现实以及方言背后承载的边缘弱势文化，体会作者对全球化文化逐渐走向趋同的潜在忧虑。

结语

借助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来考察方言背后暗藏的权力斗争现象，一方面反映出权力对话语的控制与渗透，语言成为改造人们的身体和思想的工具；另一方面呈现了马桥游离于权力话语之外的独特文化意识，形成对权力话语的对抗与消解。两种权力运作方式的书写建构了话语与权力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不仅涉及到作者对特定历史时期存在的话语霸权的反思与批判，同时韩少功用方言来揭破公共语言所遮蔽的更多生活真相，这无疑可以说是一次新的文学创新。

[1]陈思和.《马桥词典》：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J].当代作家评论，1997（2）：37.

[2][4][7][8][10]韩少功.马桥词典[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36,144,203,310.

[3]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M].上海：新华出版社，1949:25.

[5][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7.

[6]周宪.文化研究关键词[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9.

[9]墨哲兰.《马桥词典》的语言世界同语言学旨趣的偏离[J].当代作家评论，1996（5）.

[11]韩少功，王尧.韩少功王尧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57.

Discourse and Power in Han Shaogong’s Dictionary of Maqiao

Wang Ying
(College of Chines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Discourse power has always been the object of literary concern and discussion.By investigating dialect words,Han Shaogong touches the power hidden behind Dictionary of Maqiao.With the help of Foucalt′s theory of“discourse power”,the paper not only reveals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 between discourse and power,but also highlights the duality of a language.The novel reflects the author’s attention and reflection on such a disadvantaged culture as Maqiao.

Han Shaogong;Dictionary of Maqiao;discourse power;language duality;the disadvantaged culture;reflection

I206.7

A

1001-7070（2016）02-0063-03

10.16020/j.cnki.cn45-1302/z.2016.02.015

（责任编辑：彭志雄）

2016-03-01

王莹（1992-），女，山东省淄博人，西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