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骈文的起源或形成

杨德春

（邯郸学院　中文系，河北　邯郸　056005）

关于骈文的起源或形成

杨德春

（邯郸学院中文系，河北邯郸056005）

张之纯《中国文学史》明确提出骈俪之文肇始于陆机。于景祥确实不知道骈文究竟形成于何时。骈文的起源或形成是在阴阳思想成为普遍的世界观即阴阳思想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之后，在辞赋的影响之下，在辞赋之外的散文中连续使用骈化句式。骈文最根本或最本质的特征就是骈，骈文是有意识连续骈化之文。辞采、典故、声律等是骈文在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次要特征和阶段性特征。荀子的《劝学》是“骈体初祖”或“骈文初祖”。一切分类包括文体分类只能是也永远是大致之分类。

骈文；起源；形成；荀子；《劝学》

一、关于骈文起源或形成于魏晋的问题

游国恩等 《中国文学史 （修订本）》：“诗歌而外，骈文有突出的发展。我国散文从东汉起已渐趋整饬对偶，魏晋时期更形成了骈体文。 ”［1］234-235孙梅《四六丛话凡例》：“骈俪肇自魏晋”［2］4231。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重复孙梅《四六丛话凡例》的观点。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所谓的“我国散文从东汉起已渐趋整饬对偶”是以偏概全。中国散文有一部分向骈文发展，另一部分仍然保持着散文的特点并且沿着散文的发展方向发展。否则，沿着所谓的“我国散文从东汉起已渐趋整饬对偶”发展下去，散文岂不是就消失了？

谭家健在《历代骈文名篇注析》一书之代前言《历代骈文发展概述》：“到了西晋，骈文才正式成体，其代表人物就是陆机。他有不少文章，整篇都用骈偶，纯粹为修辞而使文词属对的成分加多，已不仅限于内容的对照。用语力求从古籍中提取，事理的阐述多借助于典故。”［3］3

首先，谭家健反对他老师的学术观点。其次，关于骈文起源或形成于西晋之陆机，前人已有论述，并不新鲜。

《评注昭明文选》录邵长蘅评论陆机《豪士赋序》语：“自是对偶文字之先声。”［4］邵长蘅所谓对偶文字实际上就是指骈文，邵长蘅所谓先声实际上是就起源或形成而言。邵长蘅明确提出骈文起源或形成于西晋之陆机，标志性作品就是《豪士赋序》，只是语焉不详而已。

张之纯《中国文学史》卷上论述“骈俪文之成立”：

文章家每薄骈体而不论，然单行之变为排偶，犹古诗之变为律诗，风会既开，遂难偏废。骈俪之文，肇始于陆机之连珠。嗣后葛洪、郭璞辈，好为此体，如博喻广譬诸篇，辞采不逮士衡，而摹仿毕肖，风气大开。刘宋之世，颜延之、谢灵运继起，并称江左文章第一，谢文兴会飈举，颜文体裁明密，骈四俪六，又较郭、葛为工整。至后周庾子山出，遂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唐初四杰之先路。［5］97-98

张之纯《中国文学史》深受四库馆臣影响，多用四库全书提要的词句。虽然四库全书提要没有明确提出骈俪之文肇始于陆机，但是，我认为顺着四库馆臣的思路必然得出骈俪之文肇始于陆机的结论。张之纯《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就是顺着四库馆臣的思路而得出骈俪之文肇始于陆机的结论。张之纯《中国文学史》不仅明确提出骈俪之文肇始于陆机，而且论述详细。

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从西晋时期起，骈文形式的各个方面又趋向凝练的道路。一篇之中，句子几乎整个是排偶的，辞句属对的成分也加多了，使用的词语力求从典籍中提取，如《文赋》所说的‘倾群言之沥液’，而事理的阐述，更多借助于典故。”［6］213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以陆机《豪士赋序》为陆机骈文的代表性作品。

如前所述，谭家健认为，“到了西晋，骈文才正式成体，其代表人物就是陆机。”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关于陆机的有关论述没有得出骈文起源或形成于西晋之陆机的结论，只是严谨地认为从西晋时期起骈文形式的各个方面有趋向凝练的道路。因为魏晋骈文不可能有质的区别，谭家健此论与胡国瑞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关于陆机的有关论述基本相同，连举陆机《豪士赋序》为例都完全一样，却得出了骈文起源或形成于西晋之陆机的结论。

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

钟涛博士指出：“虽然魏代散文已经发展到高度骈化的程度，对句、用典、藻绘几种骈文形式要素都在文章中有突出表现。但魏代未有一篇比较典型的骈文出现。”只是到了西晋陆机笔下，骈文的体式才正式确定。［9］［7］245

钟涛博士忽略了魏代散文也有未高度骈化的，如果魏代散文果真按照钟涛博士的思路发展下去，散文就消失了。按照所谓的学术规范，应该引用前人关于此问题的最早论述。

钟涛《六朝骈文的形式及其文化底蕴》：“魏晋：骈文初步形成时期”［9］64，“骈文初成于陆机”［9］71，“宋齐：骈文正式成立”［9］79。钟涛博士明确提出骈文初成于陆机而宋齐时期骈文正式成立，这与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所引用的所谓的钟涛博士的观点不同。

于景祥《骈文的形成与鼎盛》：

谭家健先生在《历代骈文名篇注析》一书的序言中说：“到了西晋，骈文才正式成体，其代表人物就是陆机。”仔细考察，应该说这把骈文形成的实际时间说晚了，与事实有明显的距离。不但上面所引的曹植文章已是合格的骈体文，曹魏时期其他人的文章有很多也已经合乎骈文规格，如曹丕的《与锺繇书》、《伐吴诏》，徐干的《中论·谴交》第十二、《文质论》，应旸的《文质论》，刘桢的 《答魏太子借廓落带书》、《处士国文甫碑》，吴质的《答东阿王书》等等，都是骈偶体制。这无疑已有力地表明骈文在建安曹魏之时已经形成，以独立的面目出现于文坛之上，当然，此后它又经过两晋作家，尤其是陆机的努力开掘，更为典丽富赡，而到南北朝时期则登峰造极。［10］125

于景祥《骈文的形成与鼎盛》批驳了谭家健提出的骈文起源或形成于西晋之陆机的观点，并且提出骈文起源或形成于曹魏时期之曹植的观点。虽然于景祥指出了谭家健观点的问题，敢于批评学术权威，在当代社会和学术界令人敬佩，但是也有局限性。

我认为，确实很难说曹植的骈文与陆机的骈文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就是在骈化的比例上和体式上也很难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如果曹植的骈文都不算是骈文，那么两宋的骈文就更不是骈文了。如果如于景祥所言曹植的骈文算是骈文，那么汉代蔡邕的《郭有道碑》算不算骈文？仲长统的《乐志论》算不算骈文？如果汉代蔡邕的《郭有道碑》和仲长统的《乐志论》都不算骈文，那么两宋的骈文就更不是骈文了。

另外，于景祥《独具魅力的六朝骈文》却认为骈文“形成于魏晋”［11］1，这与孙梅《四六丛话凡例》所谓“骈俪肇自魏晋”［2］4231的观点如出一辙，与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所谓魏晋时期更形成了骈体文完全雷同。于景祥《中国骈文通史》：“建安致西晋——骈文形成与发展时期”［12］245，“骈文形成于建安魏晋的原因”［12］245，于景祥又认为骈文形成于建安魏晋。可见，于景祥确实不知道骈文究竟形成于何时。

孙梅《四六丛话凡例》：“骈俪肇自魏晋”［2］4231。孙梅认为曹魏时期之骈文与西晋时期之骈文很难说有什么本质之不同。程杲《孙梅四六丛话后序》：“第四六之兴，不一代矣；四六之作，又不一体矣。”［2］4226程杲认为骈文之兴非为一代之事，在骈文形成之后，仍然在发展变化，在骈文之中又形成不同的体式。程杲的这一观点是相当深刻的，也是富有启发性的。

常言魏晋骈文，魏之骈文与晋之骈文无质之区别，区别仅仅在量上，即在程度上略有不同。

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文章的骈化，开始于东汉而成熟于南北朝，我们可从‘四史’的传论察出明白的迹象。”［6］209胡国瑞认为文章的骈化开始于东汉，其实，王闓运早已言及。《杨庄所藏王闓运手书册页》第十九页：

骈俪之文，起于东汉。大抵书奏之用，舒缓其词。经传虽有偶对，未有通篇整齐者也。自刘宋以后，日加绵密。至齐梁纯为排比，庾、徐又加以抑扬，声韵弥谐，意趣愈俗。唐人渐同律赋，宋体更入文心。自是遂有文、赋二派，愈益俳矣。［13］34

刘师培《论文札记》云：

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连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其迁变者一也。西汉之书，言词简直，故句法贵短，或以二字成一言，而形容事物，不爽锱铢。东汉之文，句法较长，即研炼之词，亦以四字成一语。魏代之文，则合二语成一意。由简趋繁，昭然不爽。其迁变者二也。西汉之时，虽属韵文，而对偶之法未严。东汉之文，渐尚对偶。若魏代之体，则又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致失本真。其迁变者三也。西汉文人，若杨、马之流，咸能洞明字学，故选词遣字，亦能古训是式，非浅学所能窥。东汉文人，既与儒林分列，故文词古奥，远逊西京。魏代之文，则又语意易明，无俟后儒之解释。其迁变者四也。［2］9491-9492

刘师培认为音韵是骈文的一个标准，西汉之时，虽属韵文，而对偶之法未严，刘师培实际上认为骈文起源于西汉。西汉之文与荀子、李斯之文之区别几鲜矣。那么，如何研究骈文的起源或形成问题？我认为，研究骈文的起源或形成问题首先应该研究确定骈文的起源或形成的标准。

二、关于骈文的起源或形成的标准

刘彦和《文心雕龙·丽辞》：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干》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字句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14］223

刘彦和《文心雕龙·丽辞》以骈文起于西汉，魏晋群才发扬光大。在刘彦和看来，首先，骈文是发展变化的。其次，两汉骈文是丽句与深采并流的，逸韵与音韵无关。再次，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即四六句式于魏晋逐渐发展起来。复次，由岂营丽辞到务营丽辞是骈文产生的一个标志或标准。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这是刻意营造丽辞，这是骈文产生的一个标志或标准。又次，造化赋形，支体必双，刘彦和忽视了头、项等并不成双成对，就算支体必双，为何文章是先有散文后有骈文而不是先有骈文？这里就有一个认识问题，在刘彦和看来，造化赋形，支体必双，人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骈文产生的一个标志或标准，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奇偶适变，不劳经营，那么，骈文的产生就是人的认识发展到普遍认为世界的一切都是成双成对之后才可能发生。

既然骈文是发展变化的，那么，骈文的最本质的特征或属性究竟是什么呢？骈文或丽辞最本质的特征或属性就是骈或丽，骈文的最本质的特征或属性就在于骈。既然如此，散文也有骈句，那么区别何在？骈文是有意识连续之骈。散文也有骈句，散文的骈句有两种情况，其一为骈文产生之前的散文，是无意识的；其二为骈文产生之后的散文，虽然是有意识，只是点缀，没有连续骈化。即骈文的最本质的特征或属性就在于骈，骈文是有意识连续骈化之文。

既然骈文是有意识连续骈化之文，连续骈化容易把握，那么，有意识骈化如何把握？我认为，有意识是人认识水平自觉的表现。在刘彦和看来，造化赋形，支体必双，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奇偶适变，不劳经营，人的认识发展到普遍认为世界的一切都是成双成对的，实际上就是阴阳思想成为普遍的世界观即阴阳思想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的反映。

《说文解字序》：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15］314

《周易·系辞下》：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6］298

阴阳思想的起源据传说当在伏羲时代，伏羲始作《易》八卦，阴阳即为八卦之基础。但是，传说的伏羲的阴阳观念还没有上升到思想或哲学的高度。

《国语·周语》：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17］26-27

《国语·周语》所记载的伯阳父关于地震的解释是以阴阳思想为基础的，但是，其阴阳思想也仅仅是思想而已，还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16］268正义曰：“一谓无也，无阴无阳，乃谓之道。”［16］268《周易·系辞上》上文：“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干道成男，坤道成女。”［16］258-259则一绝非无义。《周易·系辞上》下文：“阴阳不测之谓神。”［16］272正义曰：“天下万物，皆由阴阳，……”［16］272《周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16］289《周易·系辞上》以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把阴阳思想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刘彦和《文心雕龙·原道》：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14］1

文章原于道，不仅文章内容原于道，就是文章的形式也原于道。《周易·系辞》以一阴一阳之谓道，在文章形式上必然要走上骈俪的道路。汉字的特点有形成骈文的可能，但是，最早使用汉字写出的是散文而不是骈文，我认为就是当时还没有骈文的意识。骈文的意识只能来源于使用汉语者的认识水平的提高，而阴阳思想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是产生骈文的意识的最根本和最可靠的判断标准。

骈文的意识的产生同时还伴随着中国文学的自觉。屈平是具有巨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政治之期望和看法均过于理想，当现实与理想发生严重冲突之时，诗人的感情便如火山一般喷发出来，所谓“发愤以抒情”。这表明屈平是在有意识地创作，是把创作作为情感的审美渲泄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的。这就是文学的“自觉”。尽管屈平“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是有功利目的的，但在阶级社会中，非功利的、纯粹的文学根本就不存在。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17］3073司马子长《史记》是把司马长卿当作与诗之风谏无异的进行风谏的文学家来看待的，即与“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的屈平一样都是讽谏的文学家。区别只是司马长卿莫敢直谏，因为《诗》是主文而谲谏，但司马长卿之辞赋与宋玉等之辞赋皆祖屈平。司马子长为司马长卿立专传，就是突出司马长卿辞赋家兼政治家的身份，实际上强调了文学的作用。

司马子长《史记》单列《儒林列传》，作为类传把经学家这一类人从其他知识分子中区分出来。思想家和哲学家也通过合传的形式加以分类区分，如《老子韩非列传》。循此例则屈原贾生合传也反映了司马子长对文学范畴的认识。也就是说司马子长把文学从文史哲不分的状态中区别出来，虽然区别出来以后仍然与史哲有千丝万缕之联系。司马子长还意识到这个时代应从屈平开始，他把屈平作为百代文学之祖看待。后世有将楚辞列为集部之首，这个认识之传统是司马子长开创的。也就是说司马子长意识到从屈平开始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到来了。司马子长以屈平作为中国文学自觉时代到来的标志的发现之功以及屈平作为中国文学自觉时代到来的标志这一点本身都应该得到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尊重。

日本人铃木虎雄提出 “所以我以为魏底时代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18］47之高论，实际上是对屈平及其作品视而不见，实际上也是为“屈原否定论”提供理论支撑。中国有人利用日本人所谓“中国文学自觉于魏晋”，从而形成“中国文学自觉于魏晋”的庸俗社会进化论的观点，不仅抹杀了屈平及其作品，而且连汉代的文学成就也一笔抹杀了。

孙梅《四六丛话》云：“屈子之词，其殆诗之流、赋之祖，古文之极致，俪体之先声乎。”［2］4284刘师培《文说·宗骚篇第五》云：“粤自风诗不作，文体屡迁，屈、宋继兴，爰创骚体，撷六艺之精英，括九流之奥旨，信夫骈体之先声，文章之极则矣。”［2］9545

骈文的起源或形成只有在辞赋的影响之下才有可能发生，在阴阳思想成为普遍的世界观即阴阳思想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之后，在辞赋的影响之下，在辞赋之外的散文中连续使用骈化句式。骈文最根本的特征就是骈，骈文是有意识连续骈化之文。辞采、典故、声律等是骈文在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次要特征和阶段性特征。

骈文的产生要求有骈文意识，需要有哲学的认识水平，有意识骈化还需要渊博的知识。最初的骈文最根本的特征当然是骈，但是，辞采、典故、声律等也有雏形，这些都要求高超的文化修养，所以骈文之起与经学，特别是小学关系密切，即骈文应当产生于学者之手。

三、荀子《劝学》是“骈文初祖”

基于以上认识，骈文的起源或产生时间应该在战国晚期。战国晚期的荀子值得注意。汪中《荀卿子通论》：“荀子之学，出于孔子，而尤有功于诸经。”［19］21汪中《荀卿子通论》：“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末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19］22据汪中考证，“盖荀卿于诸经无不通”［19］22。儒家的《诗》《书》《春秋》《礼》《易》等均经过荀子之传授，西汉经学各家之源流几乎均可上溯至荀子。荀子传易，受到阴阳哲学之影响基本可以肯定。战国晚期的荀子有辞赋作品《赋》《成相》，其文章受辞赋影响明显，这也是基本可以肯定的。荀子于诸经无不通，知识渊博，荀子的文章是学者之文。荀子在辞赋之外的散文中连续使用骈化句式者，当首推《劝学》。荀子的《劝学》最根本的特征当然是骈，但是，辞采、典故、声律等也有雏形，可以基本上认定荀子的《劝学》是“骈体初祖”或“骈文初祖”。

《荀子·劝学》：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虵、蟺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19］7-10

《荀子·劝学》此段文字是《荀子·劝学》有意识连续骈化的典型代表，与李斯《谏逐客书》的著名的有意识连续骈化的段落相比，毫不逊色。辞采、声律等也有雏形，可以对读。

李斯《谏逐客书》：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而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17］2543-2544

典故于《荀子·劝学》之中亦有雏形。《荀子·劝学》：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19］10-11

《荀子·劝学》此段文字是《荀子·劝学》有意识使用典故的典型代表，与李斯《谏逐客书》的著名的骈化段落中的用典相比，可见荀子草创之迹。可以对读。

李斯《谏逐客书》云：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彊，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彊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彊大之名也。［17］2541-2542

纪昀等四库馆臣《四六法海·提要》云：“秦、汉以来，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叠陈故事，是骈体之渐萌也。”［20］1394-293纪昀等四库馆臣以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华词是数典忘祖，以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叠陈故事更是数典忘祖。

骆鸿凯《文选学·读选导言第九》论述骈文自李斯至王子渊之发展：

秦李斯《上秦始皇书》设喻隶事之初祖，两段相偶亦自此开。

汉邹阳《狱中上书自明》设喻隶事与李斯同风，而辞意更为复叠。

汉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两段相偶，上继李斯偶句、排句、叠句，全段设喻，数句比喻，用成语，用古事，以上诸法，俱此开之。［21］310-311

骆鸿凯《文选学》以秦李斯《上秦始皇书》为设喻隶事之初祖，并且两段相偶亦自此开。骆鸿凯《文选学》此论实误。荀子《劝学》实际上是设喻隶事之初祖，并且两段相偶亦自荀子《劝学》开，即“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19］4和“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19］5实开两段相偶，尽管尚不工整。偶句、排句、叠句，全段设喻，数句比喻，用成语，用古事，以上诸法，俱由荀子《劝学》开之。

吴均《与朱元思书》：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漂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喘甚箭，猛浪若奔。夹峰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獖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艺文类聚》七）［22］659

吴均《与朱元思书》只能是原书之片段，其作为骈文名篇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有意识地连续使用骈化句式。我认为，节录这一段当然是骈文无疑，就是加上散文化的其他部分，也可以作为骈文，因为有这一段有意识连续骈化之文，这个文章即使是有散文化的其他部分，整个文章也与散文有了本质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斯《谏逐客书》是有意识地连续使用骈化句式无疑，则李斯《谏逐客书》必然是骈文无疑。但是以李斯《谏逐客书》为“骈体初祖”则是错误的，是数典忘祖之论。李斯无辞赋作品。虽然《谏逐客书》艺术成就很高，但李斯不可能自成一家而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开创骈文的划时代的标志性作家。另外，李斯之文来源于荀子是无疑的。

叶农、叶幼明《中国骈文发展史论》：“萧统《文选》除诗赋外，当推为我国最早的骈文总集。《文选》选文最早的当为李斯的《谏逐客书》。书中虽选有署名卜子夏的《毛诗序》，但此文实乃东汉卫宏作，……可见，萧统认为的文是始于李斯。清李兆洛祖其说，他选编《骈体文抄》，亦首选李斯《谏逐客书》，并明确地注明说它‘是骈体初祖’。”［23］3叶农、叶幼明此段论述问题很多。其一，所谓《文选》选文最早的当为李斯的《谏逐客书》是错误的，《文选》还选有宋玉 《对楚王问》，宋玉年代在李斯之前。其二，李兆洛《骈体文钞》第一篇是李斯的《峄山刻石》，不是李斯的《谏逐客书》。其三，从李兆洛《骈体文钞》所选作品的年代而言，淳于髠《讽齐威王》、宋玉《对楚王问》年代都在李斯之前。其四，所谓李兆洛明确地注明说李斯《谏逐客书》“是骈体初祖”也是错误的，李兆洛《骈体文钞》的注释“是骈体初祖”出自谭献。

四、骈文的起源、发展与骈文的文体特征

谭家健在其《历代骈文名篇注析》一书之代前言《历代骈文发展概述》中论述骈文发展状况时有如下一段论断：

不过，统观先秦两汉文章，对偶均系自然形成，而非有意讲求，侧重内容之对比，不尚字句之雕琢，风格质直浑厚。除个别外，大多数文章还是以散体为主，或骈散间杂，难以截然划分的。［8］3

谭家健说“统观先秦两汉文章，对偶均系自然形成，而非有意讲求”，那么到了魏就有意讲求了，这个划分的标准是什么？既然魏就有意讲求了，为什么到晋之陆机骈文才形成？这个论述的根本就是中国文学自觉于魏晋，又生硬地割裂魏晋骈文的关系。这不仅与中国文学史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也与刘勰《文心雕龙·丽辞》、李兆洛《骈体文钞》等中国传统的学术背道而驰。

如果将骈文的起源或形成后推至魏晋，骈文的发展时间缩短了，必然导致骈文的文体特征的发展变化不能够得到充分和清晰明显的显示，似乎骈文甫一产生即完全具备骈丽、辞采、典故、声律等特征，这必然导致对于骈文文体特征的错误认识。我认为，中国文学史的实际情况也昭示，骈文是发展变化的，骈文的文体特征也是发展变化的，骈文的最本质的文体特征是也只能是骈化，即有意识的连续骈化，这是判断是否骈文的根本或本质标准；骈文在骈化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了辞采、典故、声律等特征，辞采、典故、声律等特征又淡化或消失，时无时有；但是，无论如何发展变化，在骈文的发展史上，有意识的连续骈化始终是骈文的不可或缺的最本质的文体特征，舍此，骈文将不成其为骈文。这是大骈文观，也是真正的符合中国文学史发展实际情况的骈文观。

我认为，荀子《劝学》是“骈文初祖”，即荀子《劝学》是骈文的开山之作。荀子与李斯的骈文的性质是相同的，可以归为一类，命名为初始骈文。初始骈文亦为一种骈文体式。骈文进一步发展，就是赋化骈文，其亦为一种骈文体式。赋化骈文与骈赋本质是相同或曰同一的，只是分类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而已。在骈文系统内分类或以骈文为本位分类，宜称为赋化骈文；在赋系统内分类或以赋为本位分类，宜称为骈赋。如果硬要区分二者，则赋化骈文的范围要大于骈赋。实际上这是传统的骈赋概念过于狭隘，只要将传统的骈赋概念扩展，则赋化骈文与骈赋本质上并无区别。骈文进一步发展，就是律化骈文，其亦为一种骈文体式。律化骈文是指严格讲究声律的骈文；有意识连续骈化的律赋亦宜归入律化骈文之中，这只是分类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而已。在骈文系统内分类或以骈文为本位分类，则有意识连续骈化之律赋为律化骈文之一部分；在赋系统内分类或以赋为本位分类，则有意识连续骈化之律赋为律赋之一部分。骈文进一步发展，就是散化骈文，其亦为一种骈文体式。散化骈文是指两宋的新骈文；有意识连续骈化的文赋亦宜归入散化骈文之中，这只是分类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而已。在骈文系统内分类或以骈文为本位分类，则有意识连续骈化之文赋为散化骈文之一部分；在赋系统内分类或以赋为本位分类，则有意识连续骈化之文赋为文赋之一部分。骈文进一步发展，就是异化骈文，其亦为一种骈文体式。异化骈文是指八股文等基于骈文的异化或变异文体。骈文进一步发展，就是白化骈文，其亦为一种骈文体式。白化骈文是指用白话文写作的骈文。

上述骈文的这个大致的发展过程并不是僵化的，亦并非后者产生，前者即消亡；这个过程不仅是骈文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且也是骈文体式发展的历史，骈文发展的每一种体式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清代，作为骈文体式的初始骈文、赋化骈文、律化骈文、散化骈文、异化骈文同时存在，均有人写作。

四六近体文，与古体文相对而言。也可以称为今文，与古文相对而言。四六句式骈偶加上声律，这不是骈文的标准格式，而只是骈文的一个发展阶段的骈文格式，正如近体诗不是诗歌的标准格式而只是诗歌的一个发展阶段的诗歌格式一样。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云：

在文体的详细辨析上，骈赋多注重在雕纂，和碑版书记等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属文时镕裁章句所注重的形式美的条件，却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庾子山的各赋，就成为历代骈文的典型了。［24］289-290

这样的论断是错误的，也不合乎骈赋的实际。骈赋多注重在雕纂，骈赋也有不注重在雕纂的，所以，这不是文体的详细辨析，而是文体的错误辨析。如果骈赋可以作为一种文体的话，骈赋也是具有多种表现功能的，不仅仅局限于雕纂，或曰骈赋不仅仅局限于描写铺排。赋作为一种文体，最初以描写铺排为主要功能，荀子《赋篇》可以证明。但是描写是最基本的艺术手法，描写可以抒情，描写也可以记事，即赋可以发展为抒情和记叙的文体，骚体赋、抒情小赋、述行赋可以证明。碑版书记等以记叙为主，骈赋当然可以表现碑版书记等的内容。

裴度《寄李翱书》云：“故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人之异，在风神之清浊，心志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也。”［25］裴度认为文之异在内容不在形式，实际上认为骈文与古文具有同样的表现能力。

文章原于道，不仅文章内容原于道，就是文章的形式也原于道。《周易·系辞》以一阴一阳之谓道，在文章形式上必然要走上骈俪的道路，而且骈俪是世界的本质的体现或反映，能够表达或反映世界，不存在表达的局限性。这就象二进制一样，同样能够表达十进制的意义，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即骈文与散文具有同样的表达能力，骈文不存在表达的局限性，只有不好的作家，没有不好的文体。只有如此认识骈文，才能够比较客观和如实地总结骈文的历史经验，才能够为骈文的未来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

谭家健在《历代骈文名篇注析》一书之代前言《历代骈文发展概述》中云：

附注：古代选家有的把辞赋放在骈文之内，如李兆洛《骈体文钞》，也有的不包括，如王志坚《四六法海》。我认为，辞赋与骈文虽有交叉关系（如元【笔者按：当作六】朝骈赋），但它毕竟是一种独立文体，其产生比骈文早，形式变化比骈文多，其发展大体与骈文平行，应当自成体派。故本文和本书所谓骈文都不包括骈赋。［8］16

我认为，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五花八门，极凌乱渗杂之至。反映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之骈文或赋也必然五花八门而极凌乱渗杂之至。即骈文或赋相互渗透杂糅交错。谭家健所追求的那种纯而又纯、如数学一般精确之文体分类根本不存在，自然也就永远无法实现。一切分类包括文体分类只能是也永远是大致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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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昱］

On the Origin or Formation of the Couplets Prose

YANG De-Chun
（Handan College，Handan Hebei 056005）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y Zhang Zhichun clearly put forward that the couplets prose was pioneered by Lu Ji.Tan Jiajian distorted Dr Zhong Tao's point of view.Yu Jingxiang didn't really know when the couplets prose came into being.The couplets prose originated or formed on condition that after the thought of Yin and Yang rose to the height of philosophy，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ongs of Chu，the couplets were ontinuously used in prose.The most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ets prose were continuous use of the couplets.Literary grace，allusion，musical pitch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uplets.The couplets prose was pioneered by Xun Zi who wrote Encourage Learning.

the couplets prose；origin；form；Xun Zi；Encourage Learning

I 207.225

A

1672-402X（2016）04-0043-09

2015-12-02

杨德春（1968-），男，河北遵化人，文学博士，邯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