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龟策列传》看汉代的占卜观

方坚伟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从《龟策列传》看汉代的占卜观

方坚伟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广东广州510640）

《龟策列传》是《史记》中专门反映先秦两汉数术内容的篇章，体现了汉人对先秦至汉武帝时期占卜观念的理解。从《龟策列传》可以看出，汉人的占卜观念主要表现为延续先秦筮龟占卜方法，但龟卜渐趋衰落，而筮占更为盛行，且占卜思维抽象化和象数结合的趋势更明显；此外，出现了龟卜与日占相融合，但相较而言，汉代更重视日占。

《龟策列传》；占卜观；龟卜；筮占；日占

《龟策列传》载录的卜筮龟占，属于数术之学的筮龟范畴，《史记》专门设传叙录，说明日占与龟卜在汉代社会是受重视的，是汉代学术体系的重要门类之一，这与《汉志》将数术略并列六略的思想相符合。《龟策列传》是《史记》中唯一以龟卜之事独立设传的正史，卜之以龟，筮之以蓍草，故卜筮常常并而称之，《史记》称之“龟策”，正是此意。《礼记·曲礼上》曰：“龟为卜，策为筮。”［1］93说明上古卜用龟甲，筮用蓍草。古人用龟甲和蓍草来占卜吉凶。这两类占卜源于“动物之灵”和“植物之灵”崇拜，属于原始宗教信仰的表现形式之一。

一、继承先秦筮龟方法

李零先生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占卜中，龟卜是与‘动物之灵’的崇拜有关，而筮占则与‘植物之灵’的崇拜有关。”［2］48为何选择龟和蓍草作为媒介物，这和它们的自然属性有关。从有文字可考的卜筮历史来看，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但恐怕还可以继续往上溯源，至于上限为何时，司马迁自己也不十分肯定。《龟策列传》“太史公曰”：“唐虞以上，不可记已”［3］3223，但是同时又说：“塗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3］3223。对于“塗山之兆”，司马迁并未说明以何法进行卜占。1984年在河南舞阳贾湖村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初命名为裴李岗文化，现通称贾湖文化，在该遗址二期墓葬中发现有随葬龟甲。贾湖文化遗址距今非常古远，说明远古时期已经有龟灵崇拜的宗教仪式存在。具体是否为卜占所用仍应存疑，假如是的话，那么贾湖遗址的龟卜方式应该与秦汉时期是不同的。如前所述，数术的本质是预卜，龟卜是人们最早用来沟通神灵以此获得启示的占卜形式，这是动物之灵崇拜的表现形式之一。汉代的龟卜承袭了春秋时期的特点和使用范围，但在抽象思维方面有了新的发展，表现出象数结合的特征。

龟卜源于龟灵崇拜。历来对龟卜的起源众说纷纭，但多为猜测。出土实物的考古研究证实远古时期便已存在龟灵崇拜，其作为自然崇拜的一种，是人类幼年时期的精神寄托之一。自然崇拜包括动物之灵和植物之灵的崇拜，是神灵观念发展的过渡阶段。动物之灵崇拜主要是龟卜，植物之灵崇拜则是筮占。龟灵崇拜源于龟象征长寿。《龟策列传》曰：“龟千岁乃满尺二寸。”［3］3227自古以来就有龟千岁的说法。《说文》曰：“‘龟，旧也，即久字也。’刘向曰：‘龟之言久，龟千岁而灵。’”［4］678《抱朴子》曰：“千岁灵龟，五色俱焉，其雄额上两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捣服方寸匕，日三，尽一具，寿千岁。”［5］201但是，龟千岁的象征始于商周，史前人类对于自然万物的认识更多停留于直观感受，或者外界刺激导致的不安心理所产生的想象与寄托。费尔巴哈说：“这些帮助人的东西，这些保护人的精灵，大抵就是动物。只有凭借动物，人才能超乎动物之上；只有在动物的保护和帮助之下，人类文化的种子才能发芽滋长。”［6］438龟灵崇拜源于龟甲的纹脉盘错交织而似日月星象之图。《太平御览》曰：“《礼统》曰：‘神龟之象，上圆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盘法丘山。玄文交错，以成列宿，五光昭若玄锦文，运转应四时，长尺二寸，明吉凶，不言而信。”［7］472后来形法相术对纹象或象兆的重视，与龟甲的形象性占卜思维也极为相似。除此之外，龟灵崇拜也与祭祀活动的食龟习俗相联系，但这种现象仅限于一定的区域。李零先生认为：“龟卜和一般的骨卜不太一样，它所选择的动物虽与食龟的习俗有一定关系。”［2］44但是同时也认为源于龟灵崇拜的龟卜应当主要是和龟的骨相、鳞甲和长寿有关。由龟灵崇拜衍生出来的龟灵文化意象在先秦已经形成，并延续至汉代。

龟为四灵之一，是先秦动物之灵崇拜对象中唯一存在于现实的动物。《礼记·礼运》曰：“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淰。凤以为畜，故鸟不獝。麟以为畜，故兽不狘。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1］702四灵之中，龟为象征沟通神灵与人之间的使者，其余三类往往作为一种贞祥的意象出现。龟又名“玄武”，意为北方之神。《楚辞·远游》注曰：“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8］171五行中北方属水，玄武为水神。西汉时期以灵龟象征玄武是较为普遍的民间信仰，龟在后来道教发展中又化身为真武大帝。所以，龟灵崇拜在后世文化系统中是一个不断嬗变的过程。龟卜是龟灵崇拜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数术体系里最为原始的占卜方法，比龟卜更早的原始占卜方式主要是骨卜。在上世纪的考古发现中，像二里头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富河文化遗址都有卜骨出土。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便是有灼痕，说明远古时期北方地区的骨卜主要是通过灼烧，并从其中的裂纹形状来判断吉凶，这也是早期的龟卜方法。

汉代龟卜基本沿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方法和使用范围。商周龟卜主要是古卜法，还没有与阴阳五行或式占结合，传至汉代多已失传了。《龟策列传》曰：

至高祖时，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国日少，吕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袭掌故，故遑讲试，虽父子畴官，世世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3］3224

汉代承袭秦制，太卜官也是依秦制而设，其主要职能是占卜国家大事并为皇帝提供决策参考。汉武帝特别重视太卜的作用。《龟策列传》曰：“数年之间，太卜大集。”［3］3224这可以视作商周龟卜在汉代的中兴。春秋龟卜有取龟、衅龟、藏龟、作龟、攻龟、命龟等方法，有些在汉代仍然被采用，如藏龟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类。藏龟是指将龟作为神物供奉。这种礼俗在汉代仍然保留。《龟策列传》曰：“今高庙中有龟室，藏内以为神宝。”［3］3227春秋时期王族诸侯均有藏龟的制度，并设“龟人”专门负责藏龟。龟人的角色属于诸候内参系列，遇有大事往往会征询其意见。《左传》定公元年曰：“若立君，则有卿士大夫与守龟在，羁弗敢知。”［9］1534此外像吴国、秦国、晋国、郑国等许多诸侯都很重视对龟的藏用，特别在军事行动、新立储君、外交政策等关乎国之兴衰的重大决策时，各国都会通过龟人以所藏之龟占卜以知吉凶。王族所藏之龟有六类龟。《周礼·春官·龟人》载有“六龟”，为天龟、地龟、春龟、夏龟、秋龟、冬龟，分别对应着祭天、祭地及不同季节使用，说明春秋战国时期藏龟的制度是非常讲究的，并且对龟的颜色有严格的区分。《周礼》说天龟色玄、地龟色黄，与《易》言“天玄地黄”是同一类概念，从侧面也可以表明春秋时期的龟卜已经与《易》有结合的趋向；另外的四时之龟也分别对应着四种颜色。但是，对于一般人而言，藏龟则象征富贵。汉代人也是这么认为的。《龟策列传》曰：“能得名龟者，财物归之，家必大富至千万。”［3］3226但是龟名却与春秋时期不同，汉代有八名龟，分别为北斗龟、南辰龟、五星龟、八风龟、二十八宿龟、日月龟、九州龟、玉龟，它们命名的标准主要依据龟腹下的图纹而定。《龟策列传》曰：“龟图种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龟也。”［3］3226由八名龟命名的特征来看，这种图文更多的应该是和天象或地理相关。

二、龟卜的衰落与筮占的兴盛

汉代虽然仍存在龟卜，但已不再是占卜主流。汉代龟卜走向与筮占并用，并且结合《周易》和阴阳五行进行解释。实际上，龟卜与筮占并用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已出现。《左传》僖公四年曰：

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弗听，立之。［9］334-335

晋献公立骊姬为夫人，通过龟卜和筮占，出现两种相反结果，卜人最后选择龟卜结果为标准，可见，先秦时期龟卜与筮占时而并用。但两种的表现形式不同，龟卜应该属于“象”占，筮占则为“数”占。《左传》注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龟象筮数，故象长数短。”［9］335孔颖达正义曰：

象者，物初生之形；数者，物滋见之状。凡物皆先有形象，乃有滋息，是数从象生也。龟以本象金、木、水、火、土之兆以示人，故为长；筮以末数七、八、九、六之策以示人，故为短。［9］335

龟卜先于筮占而出现，是人们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的发展过程，两者最后在卜占过程中互为补充。这方面的材料，李零先生在《中国方术正考》中列举先秦至清代共21种文献。但正如本文绪论所言，数术之学在唐宋之后的演变已与秦汉之前在卜法与思想上有很大区别。故近古的文献中，更接近古卜法的主要见李零先生所指三类：《周礼·春官》中的《大卜》《卜师》《龟人》《菙氏》《占人》五篇；《易》《书》《诗》《仪礼》《礼记》《左传》《尔雅》的零星记载；《史记》中的《龟策列传》。除此之外，《白虎通·蓍龟篇》和《论衡·卜筮》也较近古法。从这些材料看来，卜与筮密不可分，但殷商至西周时期龟卜居主要地位。《龟策列传》“太史公曰”言及他之兆、飞燕之卜、百谷之筮，司马迁以为三代的兴盛与卜筮的提示密切相关，上古尽管卜筮并称，但战国之前卜主筮从。《礼记·表记》曰：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违卜筮。”［1］1495

郑玄注曰：“大事则卜，小事则筮。”［1］1495可见，用什么方式来占卜，从一开始两者的地位就不同。至汉代，龟卜已呈衰落之势。

掌握龟策之法历来有专职人员负责。春秋时期负责卜筮的官职有大卜、龟人、菙人、占人、蓍人等。卜、筮受重视的程度不同主要取决于人们的认识水平。龟卜是通过灼烧龟甲呈现象形来决定吉凶，是一种形象化思维方式。《说文解字》曰：“卜，灼剥龟也，象炙龟之形。一曰：象龟兆之纵横也。”［10］69通过比照图案得到预卜结果，既形象又操作简便，是龟卜在先秦时期更为流行的主要原因。《尚书·洪范》曰：“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11］314卜占主要用龟，筮占则以蓍草。由于卜筮的普遍化，使得卜、筮不断地建立起各自对应的解释系统。《周礼·春官》载有“三兆”，其曰：“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12］635“三兆之法”是以灼龟之后观察龟甲的裂纹来进行占卜，以似玉、瓦、原田的裂状粗密相对应的形象来进行预测。郑玄注曰：“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上古以来，作其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12］635对于原田之形状，唐代贾公彦注疏为：“或解以为玉、瓦、原之颜色。”［12］635但似乎可信度不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曰：“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9］447对此，杜预注曰：“喻晋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9］447由此可知，“三兆之法”主要是以龟甲灼烧之后裂纹的粗细及交错纵横作为判断标准，可视作占卜的初级阶段。

随着人们的思维能力进一步发展，筮占作为相对抽象的占卜术自然会进入主流数术体系。筮占属于“数”占，有“三易之法”。《周礼》曰：“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12］637掌握龟卜的人并不一定能运用《三易》之法。如春秋时期秦国的占人徒父，在秦国攻打晋国前筮占结果为吉兆，便并非使用《三易》的解释系统，而属于杂占性质。《左传》注曰：“徒父，秦之掌龟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9］373春秋时期的龟卜与筮占有明确分工，龟卜者并不掌握《三易》之法。《左传》注曰：“卜人当卜而今用筮，知其本非所掌，不能通三《易》之占，其卦遇盅，不引《易》文，是据其所见杂占而言之。”［9］373由于春秋时期的筮占常常与杂占混用，所以许多卜辞并不一定以《易》来解释，像梦占，《左传》记载这类的事例很多，晋文公于城濮之战时梦见与楚子搏斗。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曰：“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9］447

再如星占，《左传》僖公五年曰：“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9］345这是利用民间童谣辅助星占。当然童谣并不为孩童所作，是人们的一种社会总结的反映。

筮占用蓍，本义为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筮，易卦用蓍也。《曲礼》曰：‘龟为卜，策为筮。’策者，蓍也。从竹者，筮如算也，算以竹为之。从巫者，事近于巫也。”［4］191可见，筮占的根据为《易》法。《周易·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13］323《周易》以卦占吉凶需要进行推算，蓍占所用便是以此为基础。《周易·系辞上》讲筮法的问题。《周易》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13］281－282“乾之策”与“坤之策”是以乾卦和坤卦为基础的筮法。

筮占搭配其他的占卜方式成了一种趋势。虽然龟卜渐渐衰落，但卜筮之间的互补在汉代仍然很盛行。这种关系常常是由于人们认为有蓍草生长之处即有神龟守护。《龟策列传》曰：“闻蓍生满百茎者，其下必有神龟守之，其上常有青云覆之。”［3］3226汉代以前，筮占所用的蓍草须满足一丈长共有百条梗枝的茎；但是到了汉代时，这种要求已经下降，蓍草只要六尺长六十条茎就可适用于筮占了。《龟策列传》曰：

方今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满百茎长丈者，取八十茎已上，蓍长八尺，即难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满六十茎已上，长满六尺者，即可用矣。［3］3226

另外，卜筮并用的原因也是因为龟、蓍都象征长寿之物。《礼记·曲礼上》注引刘向语：“蓍之言耆，龟之言久。龟千岁而灵，蓍百年而神，以其长久，故能辨吉凶也。”［1］89动植物崇拜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便是寿命较长或生命力旺盛。龟、蓍，两者都与老、旧同义。《论衡·卜筮》曰：“子路问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苇藁芼，可以得数，何必以蓍龟？’孔子曰：‘不然。盖取其名也。夫蓍之为言耆也，龟之为言旧也，明狐疑之事，当问耆旧也。’”［14］998－999又《白虎通·蓍龟》曰：“干草枯骨，众多非一，独以蓍龟何？此天地之间寿考之物，故问之也。龟之为言久也。蓍之为言耆也。久长意也。”［15］329

虽然卜筮并用，但是从春秋时期开始两者就有先后顺序。《周礼·春官》曰：“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12］651又注引郑玄曰：“‘当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渐也’者，筮轻龟重，贱者先即事，故卜即事渐也。云‘于筮之凶则止’者。”［12］651可见，国之大事以先筮后卜为标准，若筮之结果为凶则不卜。对此，刘瑛《〈左传〉〈国语〉方术研究》统计了《左传》有四处皆为先筮后卜，只有哀公十七年卫侯占梦是先筮后卜，故其断定 《周礼》之言并不符合春秋的情况。但是，李学勤《竹简卜辞与商周甲骨》中认为，从已发现的龟甲上的卦画来看确实是“先筮而后卜”。应该这么说，先筮后卜是春秋前期的事情，至少周王朝政权地位稳固之时应该是如此。《礼记·曲礼上》载“卜筮不相袭”［1］89，但是春秋礼崩乐坏之时，破坏这种规矩也是不足为奇的。如《礼记·曲礼上》孔颖达疏曰：“春秋乱世，皆先卜后筮，不能如《礼》。”［1］91这应当是合乎事实的，也是为什么《左传》里有多处违反这种“先筮后卜”的事情出现的主要原因；同时也说明龟卜的地位渐已受到动摇，筮占取代龟卜成了一种趋势，原因在于筮占以《易》为解释依据，占卜需要理论支持是大势所趋。沈启无、朱耘菴《龟卜通考》曰：“易之数精，手续简，龟之象显，手续繁，故筮卒代卜而起。当易筮之始兴也，人皆习于龟卜，重龟而轻筮，故有筮短龟长，大事卜小事筮之说，其后卜筮并重，终则卜废而筮行矣。”［2］50筮占较之龟卜的优势就在：以《周易》为基础的理论可以适用众多不同的占卜解释。

龟卜于春秋渐渐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违卜的大量出现。君王不完全遵照龟卜之结果行事，这使得龟卜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左传》僖公十五年曰：

晋侯谓庆郑曰：“寇深矣，若之何？”对曰：“君实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孙。”卜右，庆郑吉。弗使。……壬戌，战于韩原。晋戎马还泞而止。公号庆郑。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9］374－376

晋惠公不按照龟卜结果行事，庆郑指责晋惠公不听劝谏违卜行事导致失败的下场，庆郑利用龟卜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的影响力进一步抬升。“车右”的职责主要是保护君王，任命这样的官职在当时是需要以卜占来决定的，但晋惠公由于个人喜好坚决不用庆郑。可见，当时的人事决策已经不全是遵守龟卜结果，而更多的是从政治需要考虑。

《左传》定公九年曰：

晋车千乘在中牟，卫侯将如五氏，卜过之，龟焦。卫侯曰：“可也！卫车当其半，寡人当其半，敌矣。”乃过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卫褚师圃亡在中牟，曰：“卫虽小，其君在焉，未可胜也。齐师克城而骄，其帅又贱，遇，必败之，不如从齐。”乃伐齐师，败之。［9］1583－1584

按照龟卜的要求，龟甲烧焦看不清兆象，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但卫灵公却反其道而行之。与晋惠公不同的是，卫灵公违卜却取得了胜利，说明《左传》记载的这些违卜事件并非为了附会史实。其他的如哀公二年晋赵简子卜战、僖公四年晋献公卜妻骊姬、昭公元年卜病等都是违卜事件，但绝大多数都是失败的结局。违卜在春秋后期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这也意味着人们对这种占卜方式的不信任感的加剧，衰落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但是，龟卜在汉代又出现了复兴，汉武帝大量召集天下方术之士，一时间天下奇能异士云集京城。《龟策列传》曰：

至今上即位，博开艺通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3］3224

汉武帝敬信鬼神。《汉书·郊祀志》曰：“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16］1215实际上，至西汉时卜筮仍然是沟通神灵的主要手段，龟卜在民间的应用依旧普遍。《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杂龟》《龟书》《夏龟》《南龟书》等共计158种属于龟卜的书籍。汉武帝遇到是否出兵西域时也借助这一古老的占卜方法。《汉书·西域传》曰：

《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著，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16］3913

从这一段史料记载也可以看出，汉代的国家占卜类似于参事机构，并不局限于使用龟蓍，而是以龟卜与春秋时期便发展起来的星占、望气等形式配合使用且不断加强，目的在于相互印证，增强占卜的可信度，从决策的角度来看主要在于其准确性。

《龟策列传》载宋元王梦龟向其求救，惊醒后召卫平释梦，卫平于是“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视月之光，观斗所指，定日处乡。规矩为辅，逼以权衡。四维已定，八卦相望。视其吉凶，介虫相见”［3］3229。这是以式占和星占为主的解梦方法。龟卜在走向衰落的同时，也是卜筮结合并走向抽象化的过程。龟卜有着明显的原始巫术的成分，操作手段如灼龟等方法要求较之以《周易》为基础的筮占差，所以这种结合显得非常必要。李华《卜论》的看法代表了后人对卜筮的质疑。其曰：“龟不伤物，呼吸元和，于介虫为长而寿。古之圣者刳而朘之，观其裂画以定吉凶，残其生，剿其寿，即剿残之而求其灵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圣达之谟，灵之寿之而夭戮之，朘其肉，钻其骸，精气复于物，而贞悔发乎焦枯，不其妄耶！”［17］27这种抽象化的卜筮主要体现在渐渐过渡至以数字卦为主的筮占。

三、龟卜与日占相融合

《周易》以卦表象。《周易·系辞下》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13］294“卦”实质是一种符号，其排列规律是可以借助筹策来计算的。《老子》曰：“善计，不用筹策。”［18］108《说文解字》释曰：“卦，筮也。”［10］69卜筮带有很浓的原始味道，到了战国时候已不易掌握，结合《周易》一起使用，就更加复杂了。卜筮最初的目的是占测行事吉凶。《龟策列传》曰：“灵龟卜祝曰：‘假之灵龟，五巫五灵，不如神龟之灵，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贞，某欲求某物。’”［3］3240除此，汉代出现以占测方位为主的龟卜。1993年发现的尹湾6号汉墓，出土的简牍文献中有神龟图像配以文字说明方位。当中记载如下：

直右胁者，可得，姓朱氏，名长，正西。直后右足者，易得，为王氏，名到，西北。直尾者，自归，为庄氏，名余，正北。直后左足者，可得，为朝氏，名欧，东北。直左胁者，可得，为郑氏，名起，正东。直前左足者，难得，为李氏，名多，东南。直头者，毋来也，不可得，为张氏，正南。直前右足者，难得，为陈氏，名安，正南。［19］123

对以上的材料，刘乐贤先生认为神龟的八个部位与古代的八方及阴阳五行说有关。［20］148是否与阴阳五行说有联系尚待分析，但可以看出，汉代方位占测在数术体系中是很重要的。这种方位占测往往与日占结合使用，且由来已久。《日者列传》集解注引《墨子》曰：

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3］3215

古代“日者”不仅仅掌握择日术，实际上也包括了卜筮。这与古代日者的职能与太史相仿有关系，他们都熟悉天文历法。《左传》桓公十七年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厎日，礼也。日御不失月，以授百官于朝。”［9］211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上至天子，下至诸侯，在吏制设置上都十分重视日官或日御的配备，其功能主要是占测时日吉凶。

汉代择日的方位意识很强，多以日历匹配四方以预测吉凶。《论衡·变动》曰：“《天官》之书，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风。风从南方来者旱，从北方来者湛，东方来者为疫，西方来者为兵。”［14］653王充所说的《天官》，为《史记·天官书》，以风向变化预示不同的征兆，属于“风角”之术。“正月朝”指正月初一，这一天根据风向可以占测具体各个方位的吉凶。除此，时令、月令也对应着不同的举事宜忌，在一些出土汉简中有详细记载。如孔家坡汉简《时》篇曰：

正月，小时居寅，大时居卯，不可东徙；二月，小时居卯，大时居子，不可北徙；三月小时居辰，大时居酉，不可东〈西〉徙；四月，小时、大时并居南方，不可南徙；五月小时居午，大时居卯，不可东、南徙。［21］141

大时与小时是一组相对的概念。《淮南子·天文训》曰：“大时者，咸池也；小时者，月建也。天维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岁而移，十二岁而大周天，终而复始。”［22］102又曰：“咸池为太岁。”［22］102可见大时即为太岁。这种择日主要用于迁徙或兴建建筑物时的方位选择，也是民间利用最为广泛的一种。除此，还有一种是变四方为八方之说。王充《论衡·变动》就是归纳了《史记·天官书》八方之说，《天官书》中有更为详细的说明。《天官书》曰：

而汉魏鲜集腊明正月旦决八风。风从南方来，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为，小雨，趣兵；北方，为中岁；东北，为上岁；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岁恶。［3］1340

正月旦也即正月朝。这种方法在汉代很盛行，直到现在民间所用的黄历同样有这种功能。择日术对方位的重视，原因就在于择日术由式占派生。“式占是以式，即一种模仿宇宙结构的工具进行占卜。”［2］30俗称罗盘就属于其中一类。李零先生对于出土简帛中日书与式的关系，便认为 “它们全都与式所代表的图式有直接关系”［2］69。

首先，式的构造思维模式建立在东西南北四方的基础上，并推及八方。《日者列传》索隐“旋式正棊”曰：“式即栻也。旋，转也。栻之形上圆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则转天纲加地之辰，故云旋式。”［3］3218式的构造实际是先秦两汉时期古代天圆地方说的直接反映，式便是“盖天说”［2］101的模型。李零先生在《中国方术正考》中列举了式图的空间结构，包括四方、五位、八位、九宫、十二度等五种形式，其基本模式都是由四方演化而来，四方（东南西北）配阴阳之说，五位（东南西北中）配五行。古人认为阴阳与四方相匹配是此消彼涨之关系。

其次，汉代对方位吉凶的忌讳。《淮南子》有《天文》《地形》《时则》等三篇专门谈及择日与方位的关系，如《天文》所说的“九野”“二十八宿”“五星”“五官”“二绳”；《地形》所说的“九州”“八风”“八殥”“八紘”“八极”；《时则》所说的“十二月”“五位”。这些方位的组合均以东南西北中为基础进行排列推算。各个方位在不同的日子吉凶各异。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中，以《式法》命名的一组材料就说明了这一点：［23］91

［岁在］东，东徙死，西徙反，南徙寡央（殃），北徙吉，东南谁，西南斗，西北辟道，东北小吉。其吉日卯未［亥子］辰申。

月，岁才［在］南，南徙死，北徙反，西徙寡央（殃），东徙吉，西南谁，西北斗，东北辟道，东南小吉，其吉日子辰［申］丑巳酉。

月，岁才［在］西，西徙死，东徙反，北徙寡央（殃），南徙吉，西北谁，［东］北斗，东南辟道，西南小吉。其吉日寅午戌卯未亥。

［十］二月，岁才（在）北，北徙死，南徙反，［东徙］寡央（殃），西徙吉，东北谁，［东］南斗，西［南碎道］，西北小吉，其吉日寅午戌卯未亥。

择日除了讲究方位之外，日者之说最为重要的两项内容：一是选择时日的方法；一是时间的禁忌。前者是择日的手段，后者则为择日的目的，通过诸如龟卜、占星、旋式等方法，为的是趋吉避凶；把这些时日月的吉凶总结并排列之后，便是人们所用的日书。这是指导古人日常生活的百科指引。《论衡·辨崇》曰：

起功、移徙、祭祀、丧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择吉日，不避岁、月，触鬼逢神，忌时相害。故发病生祸，絓法入罪，至于死亡，殚家灭门，皆不重慎，犯触忌讳之所致也。［14］1008

其实这主要还是人们的鬼神观念在作怪。但是这种择日习俗却并没有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消亡，如清乾隆年间编成的《钦定协纪辨方书》三十六卷，其中卷十一《用事》篇便收罗了上至皇家贵族，下至民间常用的需择日而定的政治、经济、军事、疾患等内容，包括“御用六十七事、民用三十七事、通书选择六十事”，涉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可谓无所不包。实际这些内容是根据时代变化而不断增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日者列传》曰：

昔先王之定国家，必先龟策日月，而后乃敢代；正时日，乃后入家；产子必先占吉凶，后乃有之。［3］3218

所谓“日月”与“时日”，是以时、日、月为禁忌的时间划分，春秋战国时期便为各国所遵守。

以月为禁忌。《左传》庄公十六年：“郑伯治与于雍纠之乱者。九月，杀公子阏，刖强鉏。公父定叔出奔卫。三年而复之，曰：‘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数焉。’”［9］255先秦以盈数为吉，十为小盈，万为大盈，所以十月份是吉月，公父定叔返回郑国体现的是郑伯的恩惠与大度，故选择吉月也是符合这种心理表现的。

以日为禁忌。《左传》昭公九年：“晋荀盈如齐逆女，还，六月，卒于戏阳。殡于绛，未葬。晋侯饮酒乐。膳宰屠蒯趋入，请佐公使尊，许之。而遂酌以饮工，曰：‘女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宴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9］1273－1274

以时为禁忌。《左传》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问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祸福何为？’对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其他月则为灾，阳不克也，故常为水。’”［9］1414－1415这是一段关于日食与祸福关系的占测，而是灾是福的关键在于时辰。人们认为二至二分时的日食不会产生灾难。

这种时日吉凶与天干地支联系起来，称为“孤虚”。《龟策列传》曰：“日辰不全，故有孤虚。”［3］3237按照《史记集解》的解释曰：“甲乙谓之日，子丑谓之辰。”［3］3237日辰分别指的是天干与地支。又《史记集解》注引《六甲孤虚法》曰：“甲子旬中无戌亥，戌亥即为孤，辰巳即为虚。甲戌旬中无申酉，申酉为孤，寅卯即为虚。甲申旬中无午未，午未为孤，子丑即为虚。甲午旬中无辰巳，辰巳为孤，戌亥即为虚。甲辰旬中无寅卯，寅卯为孤，申酉即为虚。甲寅旬中无子丑，子丑为孤，午未即为虚。”［3］3237十天干与十二地支进行排列组合，以每一组合为一天，十天为一旬，六十甲子则为六旬，每旬中必有一孤一虚。但是，在择日方面，汉代倾向于以五行配合时日以定凶吉。《日者列传》曰：“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死诸忌，以五行为主’。”［3］3222可见，至武帝时，汉代数术至少有七家之说，说明古代数术实际在汉武帝时期已形成门派之说，各有成形的理论方法。

综述之，汉人的卜占观念已经处于成熟期，经过先秦的发展，汉代的卜占有了《周易》、阴阳五行理论的支持，并形成了各家学说，但是，汉人常用的仍然是龟卜、筮占、择日三类，从这方面看，《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入《史记》“列传”之中，也就不难理解。

［1］［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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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朱谦之，撰.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9］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等编.尹湾汉墓简牍［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0］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2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22］刘文典，撰.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3］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式法》释文摘要［J］.文物，2000（7）.

［责任编辑：张瑜东］

On the Concept of Divination in Han dynasty from Biographies of Turtle Strategy

FANG Jian-wei
（Guangdong Teachers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Arts，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0）

Biographies of Turtle Strategy was the chapter of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which specially reflected the content of divination in the Pre-Qin and Han dynasty.It gave express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divination（from Pre-Qin to Emperor Wu）of the Han people.It is observed that the concept of divination of Han people was the continuation of that of Pre-Qin period.However，tortoise shell divination gradually declined while mantic art became even more popular，and the trend of the combination of abstraction of the divination and the image-numerology was more obvious.Moreover，tortoise shell divination and choice of days were integrated，and choice of days was attached more importance in Han dynasty.

Biographies of Turtle Strategy；the concept of divination；tortoise shell divination；mantic art；choice of days

K 234

A

1672-402X（2016）04-0067-08

2016-01-30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15年项目“《史记》《汉书》数术研究”（项目主持人：方坚伟；项目批准号：GD15CZW03）阶段成果。

方坚伟（1980-），广东惠来人，文学博士，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