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上海的日文杂志《自然》考察——兼考鲁迅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关系

武继平

(日本福冈女子大学 国际文理学部，日本 福冈 8138529)



“魔都”上海的日文杂志《自然》考察
——兼考鲁迅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关系

武继平

(日本福冈女子大学 国际文理学部，日本 福冈 8138529)

1935年至1944年间，坐落在魔都上海徐家汇法租界内的日本官办自然科学研究所，发行了一本名叫《自然》的综合杂志。在这本见证了该研究所发展史的刊物封面上，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用毛笔题写的刊头。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文学家鲁迅与这份刊物以及跟这个研究所里的日本科学家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本文根据该研究所战争时期留下来的第一手资料和鲁迅日记及信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实证性考察。尤其是通过对同时期鲁迅与日本人交往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一·二八事变”前后鲁迅的日本观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鲁迅；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自然》；“一·二八事变”；中日关系

引言

从上世纪30年代初到1945年日本国战败，在“魔都”上海市徐家汇法租界枫林桥一个幽静的地段，曾经坐落着一个日本政府创建并单独运营的自然科学研究所。由于该研究所在病理学和生物学(细菌学)研究方面成就斐然，故一直有“细菌研究所”之别称。这里的工作人员从所长到各科室研究员，原则上由日本政府从国内各帝国大学和研究机关直接派遣，但偶而也有从中国的高级研究机关招聘的人才。本论文以1932年发生的 “一·二八事变”为背景，围绕《自然》这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发行的日文杂志，通过对第一手史料的实证性考察来厘清鲁迅与该研究所的关系。

本课题所涉及的当年日本政府的“对支那文化事业”及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先行考察，从数量上看虽不多，但学术价值颇高。《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科学家们的日中战争》(佐伯修著，日本宝岛社1995)和《东方文化事业的历史——昭和前期的日中文化交流》(山根幸夫著，日本汲古书院2005)这两本学术专著，基于作者多年锲而不舍的田野调查成果，对日本政府当年推行的“东方文化事业”以及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创立及发展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述。除此之外，本课题在考察过程中，从以下山根幸夫《关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 对华文化事业的考察》(《东京女子大学纪要论集30》)、八耳俊文《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科学家们的戦后》(《青山学院女子短期大学综合文化研究所年报16》)及李嘉冬《新城新藏与日本的东方文化事业—以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时代的活动为中心—》(《京都大学大学文书馆研究纪要2010.8》)等日文论文中得到启发。

然而，笔者发现过去的相关研究中，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没有论文和专著言及本论文考察的主要对象——《自然》杂志。《自然》这本刊物既然诞生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就必然会从某个侧面直接反映或折射出该研究机构的历史。通过对这本刊物的考察，我们将观察到在那个暗云压顶的战争年代中日两国文化人怎样被“国家意识”所绑架，怎样于一夜之间从亲密的异国友人变成彼此仇视的敌国人这一无法回避的历史过程。

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与《自然》杂志的创刊始末

日本近现代史上的“对支文化事业”，可谓二战前至1945年日本国战败这段时期日本政府所施行的规模最为庞大的对外文化事业项目。其内容一般泛指包括在华日系诸团体对华提供的多种名目的资金援助，以及支持促进日华两国留学人员的互派等等，但实际上其支援的“事业重点”，则特指在华筹建及运营以下三大项目：一是“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二是“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三是“东方文化学院”。由于本文只涉及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故北京人文研究所和东方文化学院在此不提。

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究竟是一什么性质的研究所呢？

根据日本战前官方史料得知，所谓“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作为一个固有名词，特指日本政府根据1923年通过的《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于1931年4月在中国上海设立的一所综合性科学研究机关。根据该会计法规定，日本政府启动了清朝政府向日本支付的“庚子赔款”作为创建和运营该研究所的财政拨款。按照日方的说法，创建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初衷是日中两国共同运营，目的是作为日本政府推行的“对支文化事业”实施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于“注重对自然科学的纯学理性研究”，“增进中国人的自然科学研究能力”，并“借以谋得支那自然科学之发展”。但由于这项跟北洋军阀政府签署的双边协议，遭到了北伐后南京新政府的猛烈反对而不得不改为由日本单方运营。事实上，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自1931年4月挂牌开始就直接纳入日本外务省管辖，由政府单独运营。尽管它在1938年以后全部划归兴亚院管辖并被赋予了另外的性质，但直至1945年9月被国民政府接管截止，这个研究所作为一所日本国家的在外研究机构一直没有停止过运转。

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建立以后，形式上虽然划归一批被称为“东方文化事业上海委员”的外部人士掌管，但所有的史料都显示该研究所实际上的决策机关是直属日本外务省的东方文化事业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作为日本外务省“对支文化事业”的核心项目之一正式启动后不久，第一届“东方文化事业上海委员”会议于1926年12月5日在沪召开，并拟定了《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组织大纲》。笔者根据这份原始文件，对该研究所草创期的轮廓有了大致的把握。《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组织大纲》里面有三条纲要尤其令人瞩目。在此将原文译出。

“第一，上海自然研究所以自然科学的纯学理性研究为宗旨。”

“第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以求迅速提高支那人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能力，并以此谋求整个支那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发展。”

“第三，研究所分设理学及医学二部。理学部下设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地质学；医学部下设病理学和细菌学。”

那么，被作为本课题研究主要对象的《自然》刊物跟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自然》这个刊物又是怎样诞生，又显示出一种怎样的性格呢？

本文所涉及的一份被命名为《自然》的杂志，特指于1935年至1944年之间由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不定期发行的两本刊物中的一本。另一本是官方性质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彙报》，由东京丸善株式会社发行。本调查使用的第一手史料属于国民政府当年从日本人手中接管并珍藏下来的原始刊物。通过调查得知，国民政府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马上接管了包括图书馆在内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

经过对原始刊物的考察我们知道，《自然》这份刊物是由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俱乐部的学艺部于1935年6月10日创刊的内刊，最早的计划是半年发行一次。创刊时责编是图书室司书，名叫西村捨也。《自然》创刊号于1935年6月发行，直至1944年11月出刊到第14期截止，持续了9年多，其间每年至少发行一期。

关于《自然》创刊的宗旨及其过程，学者李嘉冬在题为《新城新蔵と日本の東方文化事業—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長時代の活動を中心に—》的论文中所做的定位是“一份旨在进一步增进内外交流”，“半公性质的研究所俱乐部机关杂志”[1]。然而笔者经考察后认为，如此定位非但模糊不清，还存在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因为当时该研究所下面存在两个俱乐部。一个是研究所所属人员都有资格参加的俱乐部，另一个则是日本人自己的小圈子，即“日本人俱乐部”。《自然》创刊号后附载的俱乐部总会议事录中有明文规定，只要是该研究所的就业人员，任何人都有资格入会。而且，该俱乐部下设运动、学艺、娱乐和庆吊四个分部。其中学艺部下面有个学艺会，《自然》这份刊物就是由这个学艺会主办发行的。1934年1月10日召开的俱乐部第2届总会上推选出木村重、西村捨也、小宫义孝3人担任学艺会干事兼任刊物编委。由此得知，《自然》是由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下属俱乐部学艺会编辑发行的，按当初设想是“一年最多发行一次且不定期”的“学艺会杂志”[2]。

关于创刊《自然》的动机，兼任俱乐部学艺会会长的研究所新城新藏所长在创刊号“发刊词”中特别提道：“本研究所所员数十名，为使集体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而自愿结成俱乐部。会刊的发行，纯属自然发展之结果”。新城还特意提到杂志的刊名，“学艺会成立不久，他们就来要我给会刊命名。左思右想无果，最终想到，何不借用研究所名？于是就摘了最前面‘自然’二字做了刊名。也不知如此命名方式能否称之为顺其自然。为花而啼之鹭，栖于莲池之蛙，无不引吭而歌咏。吾辈携手立志研究东洋之自然而发胸中感慨，有如樱柳交织出春日之锦，实为自然发展所致也(拙译)。”由此可见，动议创办杂志的研究所所长尤其注重文学的性格。

根据创刊号(1935年5月)《编辑后记》的文字记载，可以了解到以下几点有关《自然》杂志创刊的事情发展过程。

第一点，《自然》杂志创刊一年前的1934年春，该所就有过筹办研究所内刊的计划。

第二点，最初的计划由于未能申请到所里该项预算而“被迫流产”。一年后获得俱乐部总会预算，故再度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第三点，该杂志的刊载分量筹备当初设想为“60页左右”，截稿后发现稿件不足。于是进行第二次征稿。二度征稿的结果是投稿量大大超出原计划，截稿时收到稿件达110多页。

第四点，由于创刊号的发行成功，当事者们进一步拟订了近、中期计划。他们提出：作为近期计划，只要拿到办刊预算，从创刊后第二个年度开始争取向一年发行两次以上的定期刊物方向发展。作为中期计划，只要能够得到俱乐部全体会员的支持，今后甚至可以实现一年发行2～4期的目标。

二、《自然》的封面题字与鲁迅的关系

《自然》杂志从创刊号发行至第14期，刊物封面题字共采用了两种字体。创刊号至第5期是毛笔手写的题字，第6～14期则是印刷体。虽然第2期另有毛笔题字出现，但由于它并未书于封面而在扉页，且第3期以后不复出现，故不视为该刊封面题字。

接下来对《自然》创刊号封面题字进行考察。

《自然》创刊号竖排，从左面往右翻开自右往左阅读。持刊物在手，首先发现封面题字却是从右往左横写，看到“自然”这两个各20厘米大小的毛笔字。尽管题字十分醒目，但仅凭直观却难以判断它出自谁人之手。直至看到杂志末页的《编辑后记》，才知题字乃鲁迅挥毫所书。

创刊号责编西村捨也这样写道：“内山完造先生不辞辛劳为本刊牵线搭桥，当今中国文坛巨匠鲁迅先生欣然允诺挥毫为本刊题字，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关于创刊《自然》时恳请鲁迅挥毫题字一事的前后经纬，迄今为止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前文中李嘉冬提到过的，“从1935年6月至1937年5月发行的第5期为止，该杂志封面题字出自鲁迅之手”，并认为“杂志责编是该研究所图书馆司书西村捨也，是他通过内山完造向鲁迅索的题字”[2]。李嘉冬之说显然源自《自然》创刊号的《编辑后记》。因为其中提到西村捨也乃“研究所图书馆司书”和兼任《自然》的“责编”，这两点与《编辑后记》中表述完全相符。不过此说有一关键之处并未出示依据。因为在当时的原始资料中并没有当事人西村通过内山完造请鲁迅为刊物题字的任何记述文字。实际上创刊号责编西村在《编辑后记》中留下的文字，只是代表《自然》编辑部对鲁迅接到请求后欣然应允并提笔挥毫一事表示答谢。然而，关于这种说法，史料的考察有了新的进展，笔者最近查到西村捨也在时隔45年后写下的一篇题为《追忆小宫义孝》的回忆文章里称，《自然》创刊时，“是我通过内山书店的内山完造先生请鲁迅题的刊头”[3]571。这一回忆性叙述虽然也算是对第一种说法的补充，但笔者仍然怀疑请鲁迅为刊物题字是当时编委会的决定，而且这一想法最早不大可能由西村提出来，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鲁迅。内山完造跟研究所俱乐部以及杂志编辑部并无直接关系，在到底请谁为新创刊物题字的问题上不可能越俎代庖。准确地说，他所起的作用最多只是“牵线搭桥”罢了。也就是说，《自然》创刊时，研究所学艺会或者杂志编委会里应该有那么一位比较了解鲁迅并与之有所交往的人物。那么研究所里究竟是谁提出请鲁迅题字的呢？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研究所里一位叫木村重的日本人直接请鲁迅题的字。笔者查到木村重当时担任《自然》创刊号的编委。木村曾在回忆文章《在上海的鲁迅》中提到他“在自然科学研究所生物部任职时编辑并发行过一本名叫《自然》的杂志，曾亲自恳请鲁迅挥毫为刊物题字，鲁迅不但欣然答应，而且马上在内山书店写好了题字。记得当时事后只送了鲁迅一册作为纪念，润笔费一分钱没给不说，就连一点答谢之礼都没送”[4]196-197。

查《自然》创刊号所载《俱乐部杂记》得知，早在创刊号的筹备期就已经召开俱乐部总会推选出了西村捨也、小宫义孝和木村重3名学艺委员。此3名日本人中，既担任杂志编辑，又与鲁迅有着某种程度的交往，而且还跟内山书店老板比较熟的人，非木村重莫属。

根据上述情况判断，木村重回忆录可信性较强。换言之，称他亲自造访鲁迅或者在内山书店见到鲁迅，鲁迅随即在内山书店二楼挥毫题字的说法，相比之下较具合理性。本文将在后面还要论及鲁迅与木村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先点到为止。

由于目前发掘出来的史料有限，至此我们似乎还无力对究竟是谁请鲁迅为《自然》题的刊头这一问题做出确凿无疑的答案。在此让我们暂时搁置一下这个问题，把史实考察的焦点聚光到下一个问题点上。

鲁迅的题字从《自然》创刊号一直用到第5期。第4期的发行时间(1936年11月)已经是在鲁迅病逝之后。我们可以推断，1937年5月发行的第5期封面题字依然如故，是出于编辑部对自创刊以来一直受到中国文学巨人鲁迅人文关怀的一种深切悼念。

当事人后来写的回忆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两条重要信息，一是西村捨后来从研究所退职，之后将一直珍藏的那幅鲁迅亲笔题字和他的私人藏书带回日本并暂时寄放在东京浅草的一家名叫“浅仓屋”的古书店里，没想到这批珍贵的书画都在1945年3月10日的东京大轰炸时被大火烧成了灰烬。再就是那幅鲁迅为《自然》杂志所题写的字，后来再次被用在精装本随笔集《小宫义孝<自然>遗稿·追忆集》的书套上[4]3。小宫义孝时任上海自然研究所病理学科研究员，跟陶晶孙私交甚深，同时也是一位中国文学的爱好者。

当事人回忆录中值得我们关注的除了以上情况之外，还有信息透露当时鲁迅除了为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内刊题字以外，还跟该所保持有某种关系。这个问题过去无人提出过，故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一番梳理。

第一个问题：日本学者佐伯修在前文提到过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科学家们的日中战争》一书中披露，该研究所图书馆司书西村捨也提到过鲁迅曾亲自走访该研究所一事。称虽然已经记不清来访的具体时间，但当时“身着蓝布长衫的鲁迅在办公人员的带领下从研究所一楼光线昏暗的宽大走廊缓缓走过的身影”[5]138，却让他久久难以忘怀。

为了找到能够证实鲁迅跟上海自然研究所曾有着某种“关系”的史料，笔者从当事人日记和书简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尽可能缜密的调查。时间段上限设在上海自然研究所开始运营的1931年4月，下限设在鲁迅病逝的1936年10月。

尽管在鲁迅日记和书信中，最终没有找到能够藉以确认当年鲁迅亲自访问过位于徐家汇枫林桥法租界内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任何文字记载，但本次考察却有预期之外的收获。

这里说“预期”之外的收获，指的是通过鲁迅日记和书简，发现了当年鲁迅曾跟上海自然科学科学研究所里某一位日本人保持过相当一段时间的交友关系。此人姓清水，名三郎，是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毕业的地质学博士。跟鲁迅交往期间，清水三郎的身份是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理学部地质学科专属研究员。鲁迅留学仙台时期在仙台医专就读，而仙台医专即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前身。从这种关系上讲，鲁迅跟清水三郎属于校友关系。清水三郎其人自上海自然研究所草创时期就是该所的骨干科学家，鲁迅病逝多年后才退职离开。

“清水”这个日本姓，在文字数量庞大的鲁迅日记和书简中以三种称谓形式出现。即“清水”、“清水安三”和“清水三郎”。再根据日记或书简的内容考察，发现20年代鲁迅日记或书简里的“清水”跟“清水安三”属于同一人物，即鲁迅在北京居住时期有过交往的日本工会基督教会传教士清水安三。而鲁迅移居上海以后的1931年以后写的日记或书简里出现的“清水”，却是当时同在上海，就职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地质学家清水三郎。前一个“清水”即清水安三是于中日两国皆颇有知名度的日本教育家。此人为普及女子中、高等教育于1921年在京创办了崇贞学园，在教育问题上对中国人、朝鲜人及日本人一视同仁，故享有“北京的圣人”之誉称。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个清水安三，于1976年10月19日这一鲁迅逝世40周年纪念日写下回忆文章说：“要说《鲁迅日记》里面出现的日本人的名字，最多的是山本夫人，其次就是我了”。多少有些对日本读者炫耀中国大文豪鲁迅跟自己关系特殊，但经考察方知事实并非如他所说。因为本次考察结果显示，只有1921年1月20日、同年8月1日及1924年5月7日，这3篇鲁迅日记提到清水安三的名字。由此可知，就此问题而论，清水安三本人言过其实。

相比之下，鲁迅日记和书简中有关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清水三郎的记录要多得多，这一点可谓本次考察意外的发现。单说鲁迅日记，仅1931年这一年时间里提到清水三郎的就多达22次，加上1932年的1次共23次。其间，鲁迅还在致增田涉的信中提道：“地质学家清水先生，已在电影院中见过一面”[6]237。

据鲁迅日记得知，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清水三郎通过增田涉的介绍认识鲁迅。之后频频登门造访鲁迅的上海住所。因为当时该研究所很多人都住在虹口一带，故也有几次鲁迅亲自到清水三郎家里去的情况。地质学可以说是鲁迅一生中首先接触并比较系统地学习过的一门自然科学。仅从鲁迅30年代购书单来看，我们可以得知弃医从文后的鲁迅仍然对地质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些专业书籍的购买收集，笔者推断很可能与当时在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大名鼎鼎的日本矿物学专家清水三郎交往有关。经考察，得知这位地质学博士于1938年3月31日从该研究所退职，随后进入一家名为“朝鲜无烟煤株式会社”的公司工作。

通过本次考察，尽管我们掌握了一些有关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清水三郎跟鲁迅有过一段时期交往的线索，但要澄清他们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交往的细节，恐怕只有等待日后清水三郎日记、信函或回忆录资料的发现。

本次考察鲁迅日记及书简之际，有一个谜团始终未能解开。那就是无论鲁迅日记还是鲁迅书简，都找不到自然科学研究所图书馆司书西村捨也这个人物的名字。据杂志《自然》中刊载的该研究所《杂报》，《自然》创刊号发行一周前的1935年6月3日，研究所俱乐部学艺会特邀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在该研究所大楼三楼会议室召开了“支那漫谈会”。除此之外，《杂报》还详细记载了1937年12月29日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对该研究所的访问。由此可见研究所学艺部在促进研究所内外的文化交流方面颇为尽力。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文人鲁迅来访属于非常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照理说在研究所《杂报》或《学艺会活动记录》中有所记载才符合情理。然而，尽管笔者认真查遍了前述资料，最终还是未能见到与当年鲁迅访问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有关的文字记录。

《自然》这本综合性刊物的封面题字，在创刊筹备阶段也许有过不止一个备选方案，然而最终决定采用的却是中国文学家鲁迅的字，而且持续用了五期。原则上讲，“自然”这两个题字从第6期开始便改成了绿底镂空白色印刷体，后来再次作颜色和字体调整，改成了白底楷书黑体字。编辑发行第8期《新城所长追悼特集》时再一次采用已经决定不复采用的鲁迅题字，想必只是出于对生前喜欢鲁迅的已故新城所长的一种缅怀和纪念。

其实，关于《自然》封面上鲁迅的题字，研究所俱乐部内部早就有人表示不满。一是认为没有必要用中国人的题字；二是诟病鲁迅题字的书法水平太差。针对这些反对意见，刊物主编西村捨也给予了委婉的回答。他在第2期《编辑后记》中写道：“从某种程度上讲，内容要决定外观和体裁。这个真理同样适用于杂志的编辑。我们认为，本刊物有明确的属性范畴和作用指向，它的形式跟这种属性亦相吻合而具有某种个性。将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虽然不得而知，但我们站在本刊的立场考虑，固守目前的刊物外形和体裁不失为贤明之举”。

由于刊物主编态度强硬，加上其想法又得到了尤其爱好文艺的研究所所长新城的支持，《自然》封面上的鲁迅题字一直被采用到第5期。笔者认为，自第6期起《自然》编辑部用铅字取代了鲁迅的毛笔题字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编委会骨干人事更迭，一贯坚持采用鲁迅题字的西村不再主事。第二是鲁迅的逝世。尤其是鲁迅的病逝，给了原来就有意见的人旧事重提的机会，对新一届编委施加压力要求撤换封面题字。《自然》第4期于1936年11月1日发行，鲁迅在这本刊物组稿编辑印刷过程中突然病逝。接下来的第5期虽然发行时间是在鲁迅逝去半年以后，但编辑方针以及出版事宜早就在半年前召开的编委会上定了下来，临时也不便改动。此外，笔者查到第4期和第5期编委会名单里都有陶晶孙的名字，故推断：很有可能是老资格研究员陶晶孙在编委会上顶住了撤换鲁迅题字的要求。

论及《自然》杂志的题字，本次考察中还有一个意外的重要发现。除了前文中提到的鲁迅题字之外，第2期还同时采用了胡适的题字。只不过鲁迅的字题在封面上，而胡适的字题在杂志的扉页中，而且仅此一次。编委们不可能不知道胡适的地位和知名度，即便单论书法，除开各具个性特色不说，胡适的毛笔字水平远在鲁迅之上。即便如此，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却依然选择了鲁迅！由此看出当时鲁迅在这批工作在异国魔都上海的日本自然科学家们心中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

三、鲁迅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科学家们的交友关系

除了以上例举的事实之外，鲁迅当年还跟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其他人物有过交往。对此，笔者手中掌握的史料是该研究所理学部生物学科研究员木村重题为《上海的鲁迅》的回忆文章[7]57。

查日本外务省档案记录得知，木村重是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草创时期第一批从日本调入该所理学部生物学科的三名日本研究员之一。从他经常在研究所专业科学会刊上发表的研究报告来看，木村这位擅长鱼类研究的科学家，因为经常外出实地考察中国南北河流生态故很少在研究所里。尽管我们在鲁迅日记和书简中找不到木村重这个名字，但根据他离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28年后的回忆，1931年前后那段时间，他就借住在离位于共同租界区域的四川北路上的内山书店很近的施高塔路上。由于离位于徐家汇法租界内枫林桥地段的研究所比较远，所以每天都是乘坐巴士上班。

据木村回忆，当时他还是一个“三十尚未出头的小伙子”，在经常光顾的内山书店里面，经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介绍有幸认识了“五十几岁的”鲁迅。他对鲁迅的第一印象，是一位“身着袖口很长的蓝布长衫、脚穿棉布鞋胡子拉碴的老头”。据木村自己说，在他的记忆里第一次见到鲁迅这个名字，是在中学阅读翻译小说《阿Q正传》的时候。念高中的时候还读过鲁迅写的《藤野先生》。跟鲁迅认识以后，木村常常到鲁迅家里拜访。接触后才知道，大文豪鲁迅除了文学以外，动物、植物方面的知识也相当丰富。木村还写道：“和鲁迅先生这样的交往，与其说是与文学家接触，倒不如说是同一位生物学家交往”。这话虽然有点冒失，但这的确是事实。木村甚至将他跟鲁迅的接触定性为“衣着随便、隔壁邻居似的”交往。按他的说法，他“只了解作为普通人的鲁迅”[7]57。

木村在同一篇回忆录中还写道：“没想到我跟鲁迅先生竟然有缘生活在一幢楼房里。这完全是出于一种偶然”。根据他的描述，木村携太太和年幼的孩子搬到狄思威路七七六号楼里是内山完造帮忙给找的出租房，时间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之后。住进去没多久，据木村的记忆大约是同年2月底或者3月初，一次去内山书店时内山老板对他说：“周先生要搬到你家二楼去住，请多关照啊”。果不其然，没过几天鲁迅就搬进了木村家楼上那间屋子。

木村在《上海的鲁迅》一文中还提到，内山完造让鲁迅搬进狄思威路七七六号以后，因为鲁迅一家上楼必须从木村家门前走过，所以几乎天天打照面。鲁迅特别喜欢小孩子，故常常进木村屋里逗孩子。木村自己也多次拜访过住在二楼的鲁迅先生，而且还见到过鲁迅夫人许广平。

根据木村在回忆文章中的细节描述，笔者认为基本上可以断定1932年鲁迅曾经跟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木村重之间有过一段较为密切的交往。其间，木村的小儿子患赤痢不治而死，木村还专门恳请鲁迅写了悼文。这篇悼文后来被木村带回了日本，但遗憾的是后来在战后极度的混乱中丢失了。

大凡研究鲁迅的人都知道，鲁迅记日记琐事不漏。这也是鲁迅的生活习惯。1932年以后亦无例外。哪怕上海“一·二八事变”突发那两三天，躲在内山书店避难因为人多且杂而没写成的日记，也都在事后立即做了补记。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在所有公开出版的鲁迅日记和鲁迅书简里面，竟然找不到这位自称跟鲁迅有过一年交友关系、自称“诸多方面得到鲁迅先生敦敦教诲”的“不肖弟子”(出处同前)木村重的名字。鲁迅尽管喜爱自然科学，但不仅没有只言片语提及这位年轻有为的生物学专家，而且也未言及曾为他病故的儿子写过悼文一事。细读1932年的鲁迅日记和书简，我们甚至感觉不到鲁迅生活里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位日本人。

虽然我们在鲁迅日记和鲁迅书简里面找不到与著名鱼类专家木村重有关的文字，但“木村”这个日本人的姓，却有过多次出现。再进一步细查才得知，出现在鲁迅日记和鲁迅书简中的“木村”有两位。一位是日本文学家木村毅，另一位是30年代在上海开日本画个展的木村响泉，两位“木村”都与徐家汇枫林桥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没有任何关系。

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鱼类专家木村重在回忆文章里面还提到一些我们过去不大知道的有关鲁迅的生活细节。例如他提到“鲁迅非常喜好读中国古书”这一点，跟我们所了解的提倡“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8]的鲁迅不大吻合。此外，木村还提到多次根据鲁迅的推荐去中国的书店购买鱼类专业古书。查同时期鲁迅日记中的《书账》，发现1932年这一年鲁迅购入了大量与生物学方面的图书。也就是说，木村重在回忆录里提到的跟鲁迅之间进行那种“与其说是与文学家接触，倒不如说是同一位生物学家交往”的时期，鲁迅曾经有过的对生物学的兴趣再次被点燃。笔者推断，这批生物学方面的书籍是在生物学专家木村重的推荐下购买的可能性非常大。

根据以上史料考察和分析，基本上可以判断：1932年鲁迅曾跟一位叫木村重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日本人研究员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也许有人会说木村是自然科学家，加上又是外国人，所以鲁迅在日记中对他的存在避开不提也并不奇怪。然而，笔者在此想提醒一句，只需观察鲁迅跟同一研究所的另一位自然科学家清水三郎保持交往的事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观点没有说服力。

本文在前面已经提到，清水三郎跟木村重这两个人物之间有两个共通点。第一，同是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里的专职研究员；第二，二人都是自然科学家。木村重跟鲁迅的交往，时间和密度都大大超过清水三郎。木村重经内山完造认识鲁迅，清水三郎则是增田涉介绍给鲁迅的人。无论是内山完造还是增田涉，都是鲁迅信得过的人。既然如此，笔者不禁产生疑问：鲁迅对待两位日本自然科学家的态度差别如此之大，背后是不是另有原因？虽然目前由于材料的匮乏而只能推测，笔者只想把问题提出来，目前找不到答案就先搁置在这里：不应该排除鲁迅日记里面曾经出现过木村重的名字以及有关那一段交友的记录文字，但事后由于种种原因被鲁迅自己全部删除了的可能性。如果这种可能性存在，那么导致这些文字被删除的原因和必要性又是什么？

四、通过鲁迅日记及鲁迅书简看鲁迅日本观的变化

先来看鲁迅在日记里对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言及。

一、《鲁迅日记》(1930年)

“十月二十八日，昙。往内山书店买《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彙报》两本(四及五)，共泉五元六角”[9]217。

二、《鲁迅日记》(1936年)

“七月二十九日，晴。热。上午得《自然》(三)一本”[9]614。

以上是在鲁迅日记中查到的言及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发行的两本刊物的所有文字。

首先，笔者发现了时间上的不吻合。因为该研究所开始正式运转的时间是1931年4月。而鲁迅在1930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称自己花钱买了该研究所发行的自然科学刊物《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彙报》的第四期和第五期。单从时间上看就相差半年。这种事情怎么可能？

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才知该研究所正式运营之前曾有一个被称为“研究启动预备期”的阶段。这正好解开了过去对《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彙报》创刊号的发行日期为何是“1929年4月”的不解之谜。事实上，该研究所的“试运营”早在1928年春就已经开始了，尽管1930年秋研究所正式运营虽然尚未启动，鲁迅买到该所彙报第1卷第4期和第5期也就不足为怪了。

尽管鲁迅日记素以细腻闻名，但其中有关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刊物《自然》的记载只有1936年鲁迅病故两个月前记下的：“得《自然》(三)一本”这六个字。前文已经提到，《自然》这本刊物自1935年4月创刊以来，至鲁迅病故的1936年10月19日已经发行到了第4期。其封面上鲁迅的题字，一直采用到第5期。《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彙报》和《自然》同样是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发行的刊物，但鲁迅日记提到前者时说“买”，而言及后者时说“得”。一字之差，准确地反映出当时的实情。前者《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彙报》虽属官办，但性质上却属于研究成果纪要一类。委托内山书店销售，仅仅是为了对发刊经费的一种补贴。至于后者《自然》，则纯属俱乐部内刊性质。不过对于偶尔采用的外稿，哪怕因为经费不足而不能支付稿酬，刊物印出来后至少要赠送一二册给原作者。鲁迅既然应邀为《自然》挥毫题了字，照理说在日记中应该对受到何人邀请并应诺之事多少有所提及，而且《自然》杂志从创刊号开始至少前几期都得到了免费赠送，而且编委木村重就住在附近，至少在内山书店可以说是频频相见。然而查遍鲁迅日记和书简，鲁迅只有这短得不能再短的一句话提到“得”到第三期赠送。杂志编辑木村说创刊号赠送了一册给鲁迅，但鲁迅日记里没有任何文字记载。

由于作为当事人一方的鲁迅本人在此问题上寡言少语或者干脆保持沉默，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进行推测和判断。笔者认为，鲁迅在涉及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里的日本人交往的问题上显得相当小心谨慎。尤其是在“一·二八事变”以后，我们通过日记和书简不难读出鲁迅对日本人所持的那种含混暧昧有时甚至夹带几分神经质的态度。尽管这一时期鲁迅并没有因为“一·二八事变”的突发而中止与日本人的交友关系，但记录在日记和来往书信中的文字变得越来越少。

日本著名鲁迅研究家伊藤虎丸在论及鲁迅与日本的关系时指出：“对待日本和日本人，鲁迅直至去世都持有一种信任和爱的情感。然而尽管如此，他对当下的日中关系却非常绝望”[10]21。这一貌似几分矛盾的论断前半部分过去一直影响着中日两国的鲁迅研究，而后半部分提到的对当时中日关系的“非常绝望”却未有引起必要和足够的关注。

就此问题，笔者在重读鲁迅日记和信函的过程中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二八事变”发生以后，鲁迅的日本观及日本人观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这里先引用1932年6月鲁迅致台静农的两封信。

一、《1932年6月5日致台静农》

“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之种类又甚多，人头亦系货色之一，贩此为活着，实繁有徒，幸存者大抵偶然耳。今年适在火线下，目睹大戮，尤险，然竟得免，颇欲有所记叙，然而真所谓无从说起也。”[11]308

二、《1932年6月18日致台静农》

“‘一·二八’的事，可写的也有些，但所见的还嫌太少，所以写不写还不一定；最可恨的是所闻的多不可靠，据我所调查，大半是说谎，连寻人广告，也有自己去登，藉此扬名的……(中略)。这虽然不免过甚其辞，然而“一·二”八以前，这样一类的人们确也不少，但在“一·二”八那时候，器具上有着这样的文字者，想活是极难的。‘抗’得轻浮，杀得切实，这事情似乎至今许多人也还是没有悟。至今为止，中国没有发表过战死的兵丁，被杀的人民的数目，则是连戏也不做了。”[11]311

仅根据以上两封致友人的信函中的记叙文字，我们不难观察到当时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鲁迅的日本观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一·二八事变”发生那年的6月5日，鲁迅在信中只写到“适在火线下，目睹大戮，尤险，然竟得免”，但却未提究竟是谁在进行“大戮”，然而同样是在“一·二八”后举国高涨的“抗日救国”的社会大背景下，到了6月18日，鲁迅在致同一个人的私信一面以辛辣的语言讽刺那些“抗日救国”只停留在嘴皮子上的小资们，一面严肃地指出这种“抗日”“‘抗’得轻浮”，但被杀却被“杀得切实”是眼下残酷的现实。尽管鲁迅在这封私信中并没提到“日军”这两个字，但“抗日”和“大戮”的执行者各是谁一目了然，不言自明。

事实上，据许广平回忆，事变发生后第三天，一大早日本宪兵队就强行搜查了鲁迅住宅。虽然没被抓走，但一家多受惊吓，多亏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及时安排，让鲁迅一家三口到内山书店内暂避。由于考虑到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近在咫尺，加上书店出入人员复杂故绝非安全之地，从2月6日那天开始，内山完造便将鲁迅一家安排在英租界内作为藏书库与外相对隔绝的一间位于二楼的房子里藏身，直至3月中旬日中两国军队停战才让他们离开。

鲁迅1927年10月8日到上海后搬迁了好几次，刚开始一直住在虹口区横滨路里的景云里23号。据当时在内山书店担任会计工作的日本人店员镰田寿回忆：“景云里是一幢三层楼的上海式的许多家共住的房子，是鲁迅和夫人许广平共同经营的最初的爱巢，也是独生子海婴诞生的地方。”“1931年柔石等被逮捕的时候，鲁迅从景云里搬到日本人与田丰蕃经营的花园庄避难”[12]55。鲁迅一家在花园庄大约住了一个月，就迁到了“四川北路上的一幢叫北川公寓的三楼。北川公寓距内山书店不到100米远。马路对面是工部局办的大学预备校，左手边则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12]55。“内山书店当时已从魏盛里迁到四川北路施高塔路口”。“一·二八事变”发生时鲁迅一家在内山书店楼上躲了几天，就被转移到了英租界四川路近三马路处设在铃木洋行二楼的内山书店支店。

在同年2月22日致友人许寿裳的信中，鲁迅这样描述了“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子弹都打到屋子里来的情况。

“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于二月六日，始得由内山君设法，携妇孺走入英租界，书物虽一无取携，而大小幸无恙，可以告慰也。现暂寓其支店中，亦非久计，但尚未定迁至何处。”[13]

同样据内山书店店员镰田回忆，处于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支店，“是在一座古色古香的西洋式五层建筑第三层楼里的一个房间，平常是不能居住的”。后来他接到内山老板指示“支店也要开张”，就“去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了鲁迅”。“事变后，鲁迅一家又回到北川公寓，后来(1933年4月)移居大陆新村”[12]55。

对提供鲁迅于同一时间避难场所的两位日本人的证言进行一番比较，会发现镰田回忆中提到的当时四川北路底施高塔路内山书店设在“英租界四川路近三马路处”的支店，其实跟木村重提到的那幢位于狄思威路七七六号洋楼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地方。首先内山书店支店是在三楼，狄思威路七七六号楼里鲁迅住的是二楼。再者，木村专门提到了内山老板让鲁迅搬到他那里的二楼的房间去住是3月初，住进去的时间上与鲁迅在信中提到的“2月6日”完全不符合。第三，木村根据自己亲眼所见楼上鲁迅房里“全是书！出了窗户以外，房间四壁堆满了书，床铺也沉甸甸地堆放着书。房间中央有一个书桌，也同样摆满了书本。古籍、外国书籍，日文书以及版画册都有很多很多，报刊堆成了小山……。木村判断，“鲁迅先生的家在内山书店里屋，这里是鲁迅先生的书库”[7]57。

根据过去的研究，一般认为 “一·二八事变”时期鲁迅的紧急避难场所仅有两处。一处是位于共同租借内四川北路底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另一处则是位于英租界内四川路近三马路处的内山书店支店。两个地方皆为内山完造一手安排。然而本文通过对考察该时期鲁迅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里的日本人的交往，意外地发现了当时鲁迅一家三口避难的场所除了上述两处以外还有一处。地点位于狄思威路七七六号。从“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到3月停战鲁迅一家搬回原来的的住所北川公寓，在这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鲁迅一家曾先后在内山书店二楼、内山书店支店里屋以及狄思威路七七六号小洋楼避难居住。根据楼下邻居木村重的证言，得知在狄思威路七七六号二楼住的时间最长。至于“狄思威路七七六号”这个住所，鲁迅在1933年3月27日日记中提到，“下午移书籍至狄思威路”[9]368，指的是狄思威路1359号，与坐落在狄思威路附近的北川公寓(四幢六层联体钢混英式建筑中的一幢，鲁迅家住地址为2093号4室)不远但却不是同一幢楼。

笔者的推断是，“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鲁迅一家紧急避难到“狄思威路七七六号”小洋楼的二楼。根据同时期住在该小楼一楼的日本人木村重回忆，二楼原有两个大间和一个小间，鲁迅住进去时两个宽敞的大间都已经租给别人，内山完造只租到了一个小间。屋子里堆满了书，又有书桌又有床。生活空间狭小不便，加上海婴尚幼且多病，故一旦危险过去，鲁迅就搬出了这个二楼的小房间。然而搬回北川公寓后发现家中太窄有必要另租一个间藏书室。于是这才就近租下了狄思威路1359号里的一间屋子。换言之，这个“狄思威路1359号”楼房，与“狄思威路七七六号小楼”和“现四川北路2093号4室(北川公寓)”根本就是三个不同的地址。

本次考察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发现了过去无论是鲁迅日记还是书简都未提到过的情况，即1932年3月，鲁迅一家接受被山完造安排曾在狄思威路七七六号居住过将近一个月，而且还跟住在楼下的日本人木村重有过一段交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木村重是研究鱼类的专家，对喜欢生物学的鲁迅来说，在自然科学方面应该有共同语言。事实上我们考察同时期鲁迅日记中的“书账”，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购买生物学方面的日文图书的数量相对较大。然而，鲁迅为什么在日记里不但只字未提木村这个日本人的名字，而且也不提被内山安排住进内山书店支店避难以后并没住多久就搬到了“狄思威路七七六号小楼”呢？

毕竟在“一·二八事变”后的避难时期鲁迅在那里时间住得最长。笔者将鲁迅的这种“缄口”视为一种人为的“选择性记忆删除”，其原因是“一·二八事变”前后鲁迅对身边的日本人(包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里的日本人)的一种心理戒备。

“一·二八事变”发生前，鲁迅几乎每天必去内山书店，上二楼坐在“鲁迅专用椅”上喝老板娘沏的“玉露”茶，去那里跟各种各样的日本人晤面，或者在内山完造主持的“文艺漫谈会”上高谈阔论。然而，在“一·二八事变”发生以后，鲁迅开始对自己交友中的日本人抱有戒备之心。“一·二八事变”对鲁迅意味着什么？荷枪实弹的日本军进驻到上海市内，众多的市民在炮火中受伤或丧命。上海商务印书馆闸北印刷厂、编译所以及东方图书馆等几处建筑物被日军炸毁。胞弟周建人不仅遭到日本宪兵的无故殴打，还因编译所被炸无处办公而被解雇。战火中一大清早家里大门被一大群日本宪兵强行敲开搜查。家人居住的房间墙壁被日军的子弹射穿……。血淋淋的事实一件件发生在鲁迅的眼前。事变发生时幸好及时躲入内山书店，才避过了打中北川公寓的那些子弹。我们很难想象面对生存环境的骤变鲁迅对入侵者的存在仍旧漠然置之。笔者想要指出的是，“一·二八事变”是鲁迅的日本观发生根本性突变的转折点。前文中提到伊藤虎丸说鲁迅对待日本和日本人直至去世都持有一种信任和爱的情感，我们通过对“一·二八事变”前后鲁迅日本观的骤变得知，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伊藤所说的这种“对日本和日本人的信任和爱的情感”，说“一·二八事变”之前有也许成立，但经历事变以后，对待日中关系，鲁迅心中只剩下“绝望”。

结语

以上笔者根据手中掌握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以考察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创办的《自然》为切入点，围绕鲁迅与该研究所的关系和“一·二八事变”前后鲁迅日本观的变化，这两大问题为主线进行了梳理与考证，厘清了一些有关鲁迅过去鲜为人知的史事。其中因史料不足暂时无法得到结果的，至少也将问题提了出来，期待抛砖引玉，引发今后更加深入的研究。

作为本文的结语，笔者想提一下，1938年以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这一日本官办微生物研究基地发生的显著变化。首先，直接主管部门从1939年起由外务省换成了侵华战争中臭名昭著的兴亚院。该所对外昭示的“办所目的”，也由过去作为日本政府推行的“对支那文化事业”实施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于“注重对自然科学的纯学理性研究”并“增进中国人的自然科学研究能力”，“借以谋得支那自然科学之发展”，变成了侧重理化应用的大型研究机构，也就是后来人们称呼的“细菌研究基地”。1942年11月兴亚院被正式纳入日本大东亚省。当时日本国内总有一批日本政客对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旨在从事“纯理论性研究”极为不满，甚至要求主管部门“必须顺应时代潮流”，“研究所既然耗用了大笔国资，就应该加强管制让其研究跟大日本帝国国策的方向保持一致！”。

笔者通过史料考察获知，按照日本国主管部门赋予的“战时特别使命”，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在移交给兴亚院以后，在研究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并具体承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所谓“顺应时代潮流”的“战时项目”。第一，“接管占领地区内的图书及档案”；第二，“接管占领地区内的学术标本”；第三，“从事占领区内的医疗事务”；第四，“承接化学实验”；第五，“从事服装、粮食、药品方面的研究”；第六，“承接兽医部门的细菌检验”；第七，“从事电离层的测定”。由此看出，1938年以后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在性质上业已蜕变成为一所全面配合大日本帝国对外扩张侵略的研究机构。

[1]李嘉冬.新城新蔵と日本の東方文化事業--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長時代の活動を中心に—[J].京都大学大学文書館研究紀要,2010(8).

[2]西村捨也.编辑后记[J].自然,1935(1).

[3]木村重.上海的鲁迅[M]//武徳运编.外国友人忆鲁迅.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4]曽田長宗·国井長次郎編.小宮義孝<自然>遺稿·追憶[M].东京:土筆社,1982.

[5]佐伯修.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科学者たちの日中戦争[M].东京:宝島社,1995.

[6]鲁迅.330301 致増田渉[M]//鲁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木村重.上海的魯迅[J].魯迅友の会会報,1973.

[8]鲁迅.青年必读[N].京报副刊,1925-02-21.

[9]鲁迅.鲁迅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伊藤虎丸.魯迅と日本人——アジアの近代と「個」の思想[M].东京:朝日出版社,1983.

[11]鲁迅.320605致台静农[M]//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2]鎌田壽.魯迅と私[J].鲁迅友の会会報,1972.

[13]鲁迅.320222致许寿裳[M]//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86.

责任编辑 周莹洁 英文审校 孟俊一

A Study on the Japanese Magazine "Nature" in the "Magic City" Shanghai——Relationship between Lu Xun and Shanghai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WU Ji-ping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Fukuoka Women's University, Fukuoka 8138529, Japan)

Between 1935 and 1944, the Japan government funded a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located in the French concession of the “Magic City” Shanghai, and issued a magazine named “Nature”. This magazine was a proof of the institute’s history, and on the cover, the magazine’s name was written by Lu Xun in Chinese calligraphy. What is the nature of Shanghai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 Xun, a litterateur, and this magazine, as well as those Japanese scientists in that institut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d and researched these questions, based on first hand documentary materials of that institute during war time, and diary and letters of Lu Xun. By looking into Lu Xun’s relationship with Japanese, we could see how his attitude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January 28 Incident (1932). ”

Lu Xun; Shanghai Natural Science Institute; “Nature”; January 28 Incident (1932); Sino-Japanese relations

2016-10-10

武继平(1959-)，男，重庆人，日本公立福冈女子大学研究生院国际文理学部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中日比较文学。

I103

A

1001-733X(2016)06-0109-12

①魔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人对上海的一种称呼，源自日本作家村松梢风描写租界时期的上海的小说《魔都》，作者所描述和界定的上海形象，至今仍为大多数日本人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