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的生态文化观

王慧湘

(上海市坤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200442)



论习近平的生态文化观

王慧湘

(上海市坤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200442)

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的生态文化观，既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观的复兴与光大，也是对中国现实生态难题的概括与解答，更是对世界未来生态发展方向的期待与预测。此种生态文化观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弘扬中国道家和儒家优秀传统，兼具面向世界的全球化眼光，从而赋予中国生态文化观以现代化内涵：在时间维度上，从节约资源到治理污染再到清洁能源，以节约、治污、清洁为核心范畴；在空间维度上，从原生状态到自在状态再到自为状态，以天然、环保、文明为核心范畴；在时空结合上，从低碳经济到循环经济再到美丽经济，以低碳、循环、美丽为核心范畴，与时俱进和全方位地展开生态目标布局。

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生态文化观涵义；生态文化观特征

21世纪是中华民族生态文化复兴的世纪。习近平总书记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的中国化，在生态文化整合、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产生了新的理论成果——习近平生态文化观思想体系。本文拟抛砖引玉，探讨这一思想体系的涵义与特征。

一、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涵义

习近平生态文化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中国化的继承与发展，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观的复兴与光大，是对中国现实生态难题的概括与解答，是对世界未来生态发展方向的期待与预测。习近平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真传、扬中国道家和儒家传统、具有面向世界的全球化眼光，赋予中国生态文化观以现代化内涵。

(一)何谓中国现代化生态文化观

“生态”这个概念源于希腊语“Oikos”，其本义是“住所”“区位”“环境”“栖息地”之意。这就是说, “生态”有“家园”之意。现代化生态文化观是由特定民族或地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文化因素构成的生态文化体系，它是人类针对生态资源的合理摄取、利用保护、和谐相处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积淀，以文化观的思维方式来阐释人类生存状态与发展问题。这就是习近平同志所揭示的中国现代化生态文化观。

生态文化不同于文化生态。柴毅龙认为:“‘生态文化’论的侧重点在‘文化’ 上。如果以‘生态文化’ 为核心概念建立‘生态文化学’，那么, 其重点应是一种‘文化学’研究, 其学科应属‘文化学’ 的分支。如果以‘生态文化’为核心, 建构一种思维方式, 或者说, 将‘生态文化’首要的看作一种价值观, 那么, 它实质上是人类在遭遇了环境问题压迫后所做出的新的文化选择。这就是说, 人类试图通过创造一种‘生态文化’, 或者说‘生态文明’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和矛盾。不同的是，‘文化生态’论的重心是在‘生态’上。它是用生态学的思维方式来阐释人类及其文化问题的。……‘文化生态’论者实质上是把整个人类文化看作一个生态大系统。”[1]4“‘文化生态’也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文化生态’, 首先是一种世界观, 或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观, 是一种文化的生态学。它和一般生态学一样, 也是建立在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依赖性这一基础上的。……狭义的文化生态, 主要是指精神文化与外部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精神文化内部各种价值体系之间的生态关系。”[1]2-3勿庸置疑, 揭示生态文化不同于文化生态是必要的，即文化生态是以生态学的思维方式来阐释人类文化的系统与功能问题。然而，揭示生态文化的内在矛盾性更为重要，恰恰由这种矛盾性构成了生态文化观在质上的规定性及其特殊的研究对象。习近平把这种矛盾性归结为：“人类追求发展的需求和地球资源的有限供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古人‘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这一对矛盾。”他指出：“人类社会在生产力落后、物质生活贫困的时期，由于对生态系统没有大的破坏，人类社会延续了几千年。而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基础上的；当大多数人都要像少数富裕人那样生活，人类文明就将崩溃。当今世界都在追求的西方式现代化是不能实现的，它是人类的一个陷阱。”[2]118所以，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指出：“推进生态省建设，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是思想观念的一场深刻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在全社会确立起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是生态省建设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2]48

生态文化不同于工业文化。雷毅认为: 工业文化以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为代价，“工业文化无视人对自然的依赖性, 表明它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化类型, 因此我们的未来不能托付给工业文化。实现人类的持续生存, 需要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来支撑, 这种文化应当是能顺应自然规律,促进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文化, 我们通常用生态文化来表征它。”[3]124余谋昌认为: “生态文化是人类走向未来的选择。它使人类文化发展走向新阶段。在人类文化的新阶段, 创造人类新的文化乐园, 创造人类更加光辉灿烂的文明。它将为人类创造更多的文化价值, 保护和发展自然价值, 从而为人类和自然界提供过去无法比拟的福利。”[4]149在工业文化之前，还有农业文化和原始文化。原始文化以原始社会人类生存的狩猎和采摘为特征，可称之为绿色文化；农业文化以开垦土地的青铜器和铁器为特征，可称之为黄色文化；工业文化以工厂生产的蒸汽机和机械化为特征，可称之为黑色文化。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意味着人类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经济和社会发展，这种发展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一个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绿色文明，有着向原始生态文化和绿色文化复归的涵义。所以，习近平认为：“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两座山’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又可以辩证统一。”[2]186为了说明生态文化是向绿色文化的复归，习近平把对这“两座山”的认识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与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现出来，人民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习近平在揭示了这个由个别到特殊再到普遍的认识过程之后强调：“这‘两座山’要作为一种发展理念、一种生态文化，体现到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中，体现出不同地方发展导向的不同、生产力布局的不同、政绩考核的不同、财政政策的不同。”[2]187

生态文化不同于生态文化观。陈寿朋、杨立新认为: “广义的生态文化是一种生态价值观, 或者说是一种生态文明观, 它反映了人类新的生存方式, 即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方式。这种定义下的生态文化, 大致包括三个层次, 即物质层次、精神层次和制度(政治)层次。狭义的生态文化是一种文化现象, 即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式。”[5]76江泽慧认为: “广义的生态文化是指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与自然相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生态文化是指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存共荣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等。”[6]5这就是说，只有揭示出生态文化的本质与核心，把这个概念上升到既具普遍性品格又具实践性品格之后，才能称之为生态文化观。所以，习近平认为：“生态文化的核心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价值理念。我们衡量生态文化是否在全社会植根，就是要看这种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是否自觉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2]48为了说明生态文化观的普遍适用性，习近平说如在产业发展中，是否认真制定和实施环境保护规划；在城市建设中，是否全面考虑建筑设计、建筑材料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产品生产中，是否严格执行绿色环保和质量安全标准；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自觉注意环境卫生、善待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等。在现实生活中违法排污、违规建筑、乱砍乱伐、乱掘乱挖、滥捕滥杀等无视生态规律的行为还时有发生，究其深层原因是我们还缺乏深厚的生态文化。“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使生态文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理念，需要我们长期不懈地努力。”[2]48

(二)何谓道家生态文化观风骨

道家生态文化观，是中国古代道学家贡献给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文明成果。美国人文物理学家卡普拉说:“在诸伟大传统中，据我来看, 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 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基于这一认识, 他认为世界文化的模式应该是基于自然无为基础上的阴阳平衡[7]63。日本文化经济学家岸根卓郎，对老子和庄子顺应自然的“无为自然观”予以高度评价，并把它视为东西方哲学自然观在分析环境问题时的根本区别。他指出：老子提倡消除人为, 返归自然, 是“从可视的物质的自然观出发, 向着不可视的精神自然观超越、完成并升华”，它“决不会引起环境问题”[8]184；庄子基于“万物齐同”(万物一切相同)思想形成的“无差别自然观”, 也同样“决不可能引起环境问题”[8]189。习近平的生态文化观发展了道家生态文化观的三大核心命题，即道法自然、返本复初、中气以为和，由之而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道家风骨。

道法自然。老子以“道”表述他对世界总的看法。《老子》第38章云：“德者, 道之功”。德是由道而生的, 德即得, “德, 不得；不得, 德。”“上德不得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得是以无德。”万物“道生之, 德育之”；“志于道, 据于德” , 因而要“道法自然” , “厚德载物”。这也就是说, “道法自然”, “尊道贵德”, 是道家所秉持的自然哲学，它表述了人类遵循自然界的法则，既是客观规律, 又是人类的“至德”。习近平接受了中国古代道家关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2013年7月18日，习近平在《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贺信》中说：“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9]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说：“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我们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10]

返本复初。在老子看来循环是生态系统的“生存智慧”。《老子》第40章云:“反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在这里，循环是道的运动, 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即“道”);“道”又向着相反的方面运动变化，复归于无极。“大曰逝, 逝曰远, 远曰反”，变化复返而归之。这就是说，自然生态系统的演化之所以有无限发展，因为生态系统本身是个物质循环系统，循环运动是它的基本特征。习近平接受了“返本复初”的循环智慧。2005年5月11日，习近平在《发展循环经济要出实招》一文中说：“发展循环经济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载体，也是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要求。”“要加大宣传力度，在全社会树立循环经济的理念，转变单纯追求GDP的观念。” “要抓试点示范和不同层面的有序推进，围绕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基本原则，积极倡导清洁生产和绿色消费，形成企业间生产代谢和共生关系的生态产业链，在典型示范中引导公众参与建立循环型社会。”[2]140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在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说：“要大力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习近平强调: 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11]

中气以为和。老子以“中气以为和”来表达他的道德原则。《老子》第42章云：“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 中气以为和。”所谓“道生一”，“一”是什么? 老子认为, 它是“道”产生的混沌未分之气, 万物由此产生和繁衍，道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万物之根源；所谓“一生二”，“二”是什么? 老子认为, 它是“万物负阴而抱阳”，是由单一而阴阳(“二”)，由阴阳而天地人三才(“三”)，由天地人三才(“三”)即杂多而衍生出万物万象，只有“道”之中气方为 “和”或“一”。对此，余谋昌认为: “天之道”是功成身退, 杜绝奢侈, 不走极端, 不求过分。万物在“和合” (“中”)中统一。“道”的原则和标准是“和”，知道“和”这一自然之道, 才能常, 才能明, 才能祥, 才能强；否则, 就会“老”, 走向死亡, 这不符合“道”。[12]362习近平极力推崇“中气以为和”的道德原则。2006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乐在人和》一文中说：“祈盼和顺、崇尚和美、追求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尚道德。古往今来，‘人和’的理念一直都为有识之士奉为圭臬。”[2]178在习近平看来，“中气以为和”之所以会成为道德标准，就在于它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如果去“中和”走极端，就会因顾此失彼而导致失败。2013年11月9日，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举例说：“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13]

(三)何谓儒家生态文化观文脉

中国古代儒家，在对待环境方面所积累下来的伦理思想和基本精神，构成了奉献给当今世界的儒家生态文化观。1992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西贝伦召开“第三次科学与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会议认为中国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在人类地震预报历史上实现首次突破，这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联系，从而对今后科技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会议的《贝伦宣言》提出:“社会和谐和国际理解要求尊重文化多样性。它们是互相联系的，因为文化多样性中包含了人类在对待环境方面积累下来的经验储备, 它们使共处和自信成为可能。”[14]72儒家生态文化观就体现了这种共处和自信，它包含有天人合一、天行有常、仁者爱人这三大核心命题，由之而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儒家文脉。

天人合一。在人与天的关系上，西方价值哲学信奉“人是万物的尺度*原话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普洛泰戈拉)。”[15]138，这种对理性主义的弘扬，对主体的赞美，使得人类只承认一个物种——人的价值，而否认或轻视人以外的任何存在物(包括“天”)的价值。然而，中国儒家哲学却主张“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孔子在《论语》中讲到“天”，是指“天道”和“天意”，他认为自然变化、社会运行和人的命运被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天”)所主宰，人必须而且只能屈服和顺从它。《孟子·万章》上篇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意思就是，没有人叫他干，而他竟干了，这就是天意，没有人叫他来，而他竟来了，这就是命运。孔子在《论语》中讲到“人”，是指“人勤”和“敬业”，他认为天道酬勤、天意将厚报于那些勤劳、勤奋的人。这样，既没有偏重天、也没有忽视人，而是把天与人整合为“一”。《汉书·董仲舒传》曰: “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素问·气交变大论》曰:“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因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这种把天人与古今等联结在一起的世界观，既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也是一种独特的最具全面性的观点，由此构建了儒家生态文化观的主体。“天人合一”的儒家文脉，传承到习近平的生态文化观中已被提升为绿色发展理念。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要从“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六个方面展开。”[16]以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最终实现三个和谐：一是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发展。即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同时注意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体现为产业选择对环境的亲和性和人口聚集对自然的非压迫性；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容。即在人与自然方面，人回归自然、贴近自然，体现为巧妙地利用当地的山、河、湖等自然景观，使城乡建设与自然地理条件有机结合；三是人与人和谐相处。即在人际关系方面，体现在人们回归自然纯朴而轻松愉快的生活状态，社会和谐道德进步。

天行有常。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社会的“勘天”(战胜自然)之说，备受赞扬。但是，它只一味强调“勘天”，把事物推向极端，结果导致了对自然的破坏，人类生存条件的恶化，昔日的茂密森林“竟因此而成为荒芜不毛之地。”[17]383然而，在中国古老的新儒家哲学中，却建立了以荀子的《天论》为代表的更为高明的“勘天”之说。有人把荀子的“勘天”说与西方的“勘天”说相等同，这实属误解。荀子的“勘天”说较之西方高出一筹。荀子既强调了“制天命而用之”，即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也强调了“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即要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不能在自然面前为所欲为。这种敬畏自然理念对生态环境消费有着明显的保护作用。对此，习近平说：“为什么说要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你善待环境，环境是友好的；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毫不留情地报复你。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2]141这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化观对“天行有常”儒家文脉的传承，并把它拓展为协调发展理念，即从“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四个方面展开。”[16]这就意味着，根据地缘位置，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处地理位置的差异性，理应实施不同的发展战略。有的区域环境破坏严重，保护好环境就是那里的第一位战略；有的区域主要适合发展农业或林业，工业在那里就不一定优先了，推进这一区域的农业现代化同样重要；有的区域主要适合发展工业，那里就是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区域，要以新的产业格局和新的优势产业为主要依托，增强这一区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18]48。

仁者爱人。在人和人的关系上，西方哲学强调战争、对立。“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19]27。而在中国古老的儒家哲学中，既强调对立，更强调和谐。孔子的众多言论中论述最多的是“仁”，在《论语》中达109 处，是孔子哲学体系的核心。何谓“仁”？“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子·兼爱》则更加主张“爱无差等”，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等等。这种仁者爱人理念，无疑是由以尊重自然引伸到尊重人上面来的，它对于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仁者爱人”的儒家文脉，传承到习近平生态文化观中已被转化为共享发展理念。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要从“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从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八个方面展开。”[16]这才能达到“仁者爱人”，实现共享发展目标。它包括三大目标：一是共建共享。即按照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努力使人们能够普遍分享增长和发展的收益。因为“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20]235二是消除贫困。因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1]三是社会保障。实现社会公平之根本乃是“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20]236只有社会保障才是公平和效率在微观结合点上的平衡器，才是社会得以长治久安的稳定器。政府不在于把“以人为本”喊得多么响亮，而在于扎扎实实地提供社会保障。

(四)何谓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真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考人类前途命运的同时，也对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化观，它是对人类处理生态环境问题的重新认识和升华，是对人类生态道德和生态价值观的重大创新和完善，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文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指导和引领下，产生了新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态文化观，在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美丽中国建设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了对立的两极,形成了以人类为中心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模式。人类“雄赳赳”“气昂昂”地“向自然界大肆进军”的行为“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本身的价值。”[22]448客观上助长了人类对大自然不顾后果的占有、支配、掠夺和征服。实际上，人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生命体，不可能发生占有和支配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23]38-39一旦离开自然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然物质条件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衣食父母”。“人首先依赖于自然”[24]63，必须依靠自然界才能生活。另一方面，人具有普遍性和能动性，人类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改变动、植物的环境、生长条件，以达到改善自己住所的面貌、气候条件，甚至还能使动植物本身的性质发生变化，从而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是自然的所有者，并不意味着人能对自然为所欲为，人对自然的主观能动作用只是表现在人“把整个自然界——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25]56破坏自然无异于危及和破坏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2004年3月19日，习近平在《既要GDP,又要绿色GDP》一文中说：“不能盲目发展，污染环境，给后人留下沉重负担，而要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为此，我们既要GDP，又要绿色GDP。”[2]37由此，习近平的生态文化观旗帜鲜明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他强调城市建设要给人以空间也要给环境以空间。2013年12月12日，习近平《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在有限的空间内，建设空间大了，绿色空间就少了，自然系统自我循环和净化能力就会下降，区域生态环境和城市人居环境就会变差。”[20]602而且生态空间要“让透支的资源环境逐步休养生息”，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和环境容量。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国家可以根据财力和粮食供求状况，重点在地下水漏斗区、重金属污染区、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开展试点，安排一定面积的耕地用于休耕，对休耕农民给予必要的粮食或现金补助。”[16]我们要充分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给自然生态以必要的人文关怀和时间空间，使自然生产力逐步得以恢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阐述自然辩证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的代表作。如果说马克思《资本论》的诞生标志着旧历史观的终结，那么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出版就标志着旧自然观的终结。恩格斯在书中全面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及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预见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激化以及生态危机的出现，并探寻出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这个根本途径有三个理论前提：辩证法是在自然科学的对象世界即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辩证法是科学研究中普遍有效唯一正确的方法；自然科学家必须自觉地学习辩证哲学，否则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这就为构建现代生态文明提供了世界观依据和方法论指导。恩格斯说: “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6]149“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这便是人同其它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26]158人类通过以往劳动所积累起来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把它称之为生态文化或文化经济，即通过劳动给自然界打下了人为的印记。对此，习近平有自己的理解：“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2]232；“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两者有效结合才能实现社会财富创造和积累。”[20]602并且，习近平非常看重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2015年1月2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要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看形势做工作不能盲人摸象、坐井观天、揠苗助长、削足适履、画蛇添足。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27]

人与自然相和谐。马克思说过：“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28]122人类为了持续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必须充分认识自然规律。恩格斯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6]159如果违背自然规律，破坏人同自然界的和谐，失去平衡的自然界就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人类施行各种形式的报复，有时这种报复甚至意味着人类的毁灭。正如恩格斯所说：“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26]158-159一定的个体或群体野蛮地、失度地开发自然，不仅会危及自身的利益，也会间接地危及其他个人或群体的利益，或者给自身带来利益的同时，却间接地损害了其他个人或群体的利益。所以，习近平说：“不和谐的发展，单一的发展，最终将遭到各方面的报复，如自然界的报复等。”[2]44他不仅娴熟地运用恩格斯关于自然规律的阐述，而且把对这个规律的认识过程归纳为三个阶段。2003年8月8日，习近平在《环境保护要靠自觉自为》一文中说： “像所有的认知过程一样，人们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认识，也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自然自发到自觉自为的过程。‘只要金山银山，不管绿水青山’，只要经济，只重发展，不考虑环境，不考虑长远，‘吃了祖宗饭，断了子孙路’而不自知，这是认识的第一阶段；虽然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但只考虑自己的小环境、小家园而不顾他人，以邻为壑，有的甚至将自己的经济利益建立在对他人环境的损害上，这是认识的第二阶段；真正认识到生态问题无边界，认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生态建设成为自觉行动，这是认识的第三阶段。”[2]13因此，习近平高度重视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2014年7月8日，他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29]在这里，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就是告别粗放型经济，走与自然和谐共处之路，既讲发展速度更讲经济效益，要在增长与保护、局部与整体、当前和长远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是“经济要上台阶，生态文明也要上台阶”的发展，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

二、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特征

从时间上看，习近平从节约资源到治理污染再到清洁能源，以节约、治污、清洁为核心范畴，纵向展示了他生态文化观的历史发展，这可以概括为资源节约型特征。从空间上看，习近平从原生状态到自在状态再到自为状态，以天然、环保、文明为核心范畴，横向展开了他生态文化观的实践要求，这可以概括为环境友好型特征。最后在时空度上看，习近平从低碳经济到循环经济再到美丽经济，以低碳、循环、美丽为核心范畴，全面与时俱进、全方位空间布局，把环境优美、资源丰富、生态平衡作为最终目标。

(一)资源节约型特征

习近平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论述中，突出强调节约资源、治理污染、清洁能源这三个方面，节约、治污、清洁这六个字，便构成为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资源节约型特征。

节约。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要求，包括节能减排和降低消耗、水资源节约利用、矿产资源节约利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等全方位的节约。习近平指出：“节约资源，特别是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成为现代科技发展最突出的特征和最重要的目标。”[2]169“在生产领域，要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农业生产体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着力调整投资结构，优化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和投入方式，加快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严格控制高耗能、高耗材、高耗水产业的发展，坚决淘汰严重耗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落后生产能力，努力形成有利于资源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产业结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良性循环。在消费领域，要大力倡导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使节能、节水、节材、节粮、垃圾分类回收、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等，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逐步形成文明的节约型消费模式。在城乡建设领域，要充分考虑资源条件和环境承载能力，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淡水、能源等资源，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建设节约型的住宅建筑和交通运输体系。只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都管住，建设节约型社会才能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2]170-171此段论述可被理解为：在生产领域，生产节约可以分成增量节约与存量节约。“增量”节约就是指如何提高资源的开采和加工效率，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存量”节约则是指已经被加工成产品的资源，如何回收与再利用的问题，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循环经济”。中国生产节约的重点应放在增量节约方面，因为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一定的社会产品积累，才有较大空间。以钢铁为例，当回收率达到80%时，发展循环经济才有广阔空间。如果中国要在2030年前后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则在未来十几年内，中国的钢铁业不可能会进入以废钢铁循环为主的阶段。在消费领域，节约不是抑制消费，而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增加消费，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节约型社会与鼓励消费之间并不矛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的需求不断增加，才会有生产的不断发展。需求和消费都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城乡建设领域，最大的节约是稀缺生产要素的节约。生产要素由劳动力、资本、土地、水、能源和各类矿产资源组成。由于各国生产要素的天然禀赋条件不同，在生产中各类生产要素使用的密集程度也就不同，这是因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价格会比较高，会引起生产要素间的价格替代。由于国际贸易的存在，对某些国内稀缺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贸易方式获得，但是有的生产要素不能通过贸易获取，例如土地资源，因而不可贸易的资源才是经济发展中真正难以逾越的瓶颈。因此，节约土地是比节约其他可贸易资源更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同时也是以较少生产要素投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最重要途径。中国经济发展中真正难以逾越的瓶颈还有水资源。我国北方水资源不足，但是在北方许多地区，却把发展高耗水的钢铁、化工和建材等工业作为本省或本市的支柱产业。在大搞许多新的投资项目，当水资源不能支持的时候，即使这些项目使用了节约能源与矿产资源的新技术设备，投产了也不能正常发挥生产能力，还会造成投资浪费。所以要健全科学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行各行业用水定额标准，全面实施取水许可证制度，提高节水意识，推广节水技术设备。为什么要节水？还因为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的1 /4, 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2014年3月14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 “原油可以进口，世界石油资源用光后还有替代能源顶上，但水没有了，到哪儿去进口？”他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什么这么多城市缺水？一个重要原因是水泥地太多，把能够涵养水源的林地、草地、湖泊、湿地给占用了，切断了自然的水循环，雨水来了，只能当作污水排走，地下水越抽越少。解决城市缺水问题，必须顺应自然。比如，在提升城市排水系统时要优先考虑把有限的雨水留下来，优先考虑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20]603

治污。治理污染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举措，包括治理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等全方位的治污。习近平指出：“现在，环境污染问题已不是局部的、暂时的问题。江南水乡受到污染没水喝，要从这里调水从那里买水。近岸海域海水受到污染，赤潮频发。这就好比借钱来做生意，钱是赚来了，但也欠了环境很多的债，同时还要赔上高额的利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生态环境方面欠的债迟还不如早还，早还早主动，否则没法向后人交代。”[2]141当前，大气、水和土壤等突出的污染问题已经到了不治不行、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重点突出、重拳出击、重典治污、力求实效。在治理大气污染上，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经过5年努力，总体改善全国空气质量，大幅度减少重污染天气；再用5年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已经向世界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在治理水污染上，为保证饮水质量，全面排查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准保护区及上游地区的污染源，强力推进水源地环境整治和恢复，不断改善饮用水水质；为修复地下水划定地下水污染治理区、防控区和一般保护区，强化源头治理、末端修复；为治理地表水，提高生活污水的处理能力和工业污水的排放标准，对企业污水超标排放“零容忍”，继续加强对重点水域、重点流域综合治理。在治理土壤污染上，严格执行高毒、高残留农药使用的管理规定，禁止新建有色金属、化工医药、铅蓄电池制造等项目，强化重点区域土壤污染治理，搞好土壤污染环境风险管理，经评估认定对人体健康有影响的污染地块要及时治理，调整严重污染耕地用途，有序实现耕地休养生息。

清洁。清洁能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包括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等。可再生能源是指原材料可以再生的能源，如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生物能(沼气)、海潮能等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日益受到许多国家特别是能源短缺国家的重视。据2012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报告显示，2012年全球投资总额为2687亿美元，相当于2004年的5倍。其中，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投资达到创纪录的677亿美元，较2011年增加20%，投资总额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清洁能源领头羊。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在联大发展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30]随后，中共“十三五规划”建议强调：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水能、地热能，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加强储能和智能电网建设，发展分布式能源，推行节能低碳电力调度；有序开放开采权，积极开发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推进交通运输低碳发展，加强轨道交通建设，提高电动车产业化水平，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计划，鼓励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提高建筑节能标准，推广绿色建筑和建材等等。

(二)环境友好型特征

习近平指出：人与环境之间总会产生矛盾，“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懂得机会成本，善于选择，学会扬弃，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153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在论述环境友好型社会时，强调比较多的是天然氧吧、环境保护、生态文明这三个方面，天然、环保、文明这六个字，便构成为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环境友好型特征。

天然。天然氧吧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自然宝库。既然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就不能断送在我们手里；既然是氧吧，负离子含量高就不能让二氧化碳超标；既然是自然宝库，天然性就不可侵犯，不能去人为地搞“添加剂”。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这里是一个天然大氧吧，是‘美丽经济’，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31]这个硬道理是因为：天然氧吧，很适合植物生长，它给人类提供了野生疏菜、瓜果、菌菇等生态产品；天然氧吧，很适合动物生长，它给人类提供了与百鸟争鸣、动物追逐、昆虫嬉戏共存的生存环境；天然氧吧，很适合人类日常呼吸，年轻的妈妈不必为小宝宝而移民新西兰，东北的老人不必为哮喘病像候鸟一样到三亚过冬，城里人也不必为躲雾霾跑到乡下或山里居住。当今世界，天然氧吧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生态产品。

环保。环境保护是我们为后人创造优质的生存条件。“吃水不忘打井人”，我们现在的生存条件是由先人劳动创造出来的，我们永远都会铭记着他们；“我们栽树后人乘凉”，后人也不会忘记我们给他们所创造的劳动成果。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子孙的延续，必须保护好生态环境系统；反过来说，良好美丽的自然生态系统就是我们的眼睛和生命。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指出：“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32]所以，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严格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在重要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等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下决心迁移一部分人口和退出一部分产业，降低经济活动强度。要大力构建以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和南方丘陵山地带为主体的“两屏三带”生态安全屏障，稳定和扩大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范围，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以及荒漠化、石漠化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工程，逐步恢复生态系统。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进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提高生态服务功能。要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最大限度减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文明。生态文明是凝聚世代人文的劳动成果。它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未来的概念。所谓历史是说，有原始生态文明、农业生态文明、工业生态文明，也有现代生态文明；所谓动态是说，生态文明既可以创造也可以毁灭；所谓未来是说，我们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时代，并必将向共产主义生态文明时代迈进。所以，习近平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33]42这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曹和平教授就举过两个例子，复活节岛和泸沽湖畔分别记载着生态和文明之间的兴衰[34]。有鉴于此，必须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理念、生态道德，构建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把生态文明建设牢固建立在公众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的基础之上，形成生态文明建设人人有责、生态文明规定人人遵守的良好风尚。具体实施路径有三个方面。一是培养生态文明意识。公众的生态文明意识提高了，也就有了参与的动力和积极性，但意识的培养并非一朝一夕，需要长期的教育引导。 二是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改变不合理的消费方式，使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三是发挥公众监督作用。公众对生态环境的监督最直接、最有效，要主动及时公开环境信息，提高透明度，更好落实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积极发挥新闻媒体和民间组织作用，自觉接受舆论和社会监督。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伟大复兴，任务艰巨繁重而又光荣，要久久为功。

(三)美丽中国型特征

所谓“美丽中国”，就是环境优美、资源丰富、生态平衡。对此，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生态环境越来越珍贵。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并从中创造新的增长点。”[35]习近平这段话的关键词有六个字：低碳、循环、美丽。这既是美丽中国的基本内容，也是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美丽中国型特征。

低碳。低碳是一种产业形态、生活形态与自然形态相互协调的经济发展方式，它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严格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改变了粗放的能源消费方式。低碳经济就是生态经济，主旨就是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持续发展绿色产业，就是提高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有效控制建设用地、水资源消耗、碳排放总量。生态产品包括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宜人气候、舒适环境等人类生活的必需消费品。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在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我们“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11]为什么习近平反复强调低碳发展呢？这是因为世界经济正在从传统发展模式转向低碳发展模式。20世纪，人类共消耗了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对地球的索取已经接近极限。欧美发达国家仅占世界人口的15%，消费了世界56%的石油、60%以上的天然气和50%以上的重要矿产资源。美国以世界6%的人口消耗世界30%的能源。20世纪末，中国、印度等人口超10亿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经济起飞，新增的需求使旧有发展模式的局限全面爆发。试想，如果中国按照美国模式发展到接近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那么即使再有几个地球也不一定能够满足需要。因此，国际上有专家学者提出“低碳经济”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它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2008年6月5日的世界环境日，主题就是“低碳经济”，这也就是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方式。低碳发展要求我们，严格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提高污水、垃圾、废气的处理能力，加快城乡生活垃圾处理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加大城乡二氧化硫、机动车尾气等废气和烟尘、粉尘、噪声等污染物治理力度等等。

循环。循环经济主要源于节约思想、和谐理念和对传统工业化的反思。在节约与和谐思想指导下，鱼塘养鱼，塘泥为桑树生长提供肥料，桑叶为蚕提供食粮，蚕的排泄物为鱼提供饲料。30多年前我国中学地理课本上介绍过的珠三角地区鱼塘桑基模式，用当今的眼光看，就是典型的循环经济。为此，201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36]这句话中讲新发展方式显然包括循环经济在内。从表面上看，循环经济只不过是强调“三废”回收利用，但从科学范式的角度看，它实际上是基于技术范式革命基础上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其技术主体要求在传统工业经济的线性技术范式基础上增加反馈机制。微观层次上，要求企业纵向延长生产链条，从生产产品延伸到废旧产品回收处理和再生；横向技术体系拓宽，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和无害处理。在宏观层次上，要求整个社会技术体系实现网络化，使资源实现跨产业循环利用，综合对废弃物进行产业化无害化处理。这实质上是在技术范式革命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建立起的新经济发展方式。

美丽。是要以天蓝、地绿、水净为实践目标。这是习近平谈建设美丽中国反复强调的六字要求，并且从国内多次场合讲到国际重要会议。所谓天蓝，就是指天空蔚蓝，意味着空气新鲜，适合于人类呼吸。为什么看重天蓝？因为空气已经被污染到威胁人类正常呼吸的程度。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市考察工作结束时发表讲话说：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首要任务是控制PM2.5，这个问题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高度关注，国际社会也关注，所以我们必须处置。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他特别指出：“大气污染防治是北京发展面临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要坚持标本兼治和专项治理并重、常态治理和应急减排协调、本地治污和区域协调相互促进，多策并举，多地联动，全社会共同行动。”[37]所谓地绿，就是指土地绿色，意味着植被覆盖，适合于人类生存。为什么看重地绿？因为土地资源退化严重、荒漠化速度加快，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人正常生存的程度。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在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11]在复杂的生态系统中，林业在维护国土安全和统筹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中占有基础地位，林业是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森林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顶层，拯救地球首先要从拯救森林开始。2014年12月25日，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森林是陆地生态的主体，是国家、民族最大的生存资本，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关系生存安全、淡水安全、国土安全、物种安全、气候安全和国家外交大局。必须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为子孙后代留下美丽家园，让历史的春秋之笔为当代中国人留下正能量的记录。”[35]2016年4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时强调：60年前，毛泽东发出了“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35年前，经邓小平提议，全国人大作出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长期以来，在我国各族人民广泛参与、积极行动下，我国森林资源持续增长，成为新世纪以来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义务植树，身体力行在全社会宣传新发展理念,发扬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精神，多种树、种好树、管好树，让大地山川绿起来，让人民群众生活环境美起来。[38]所谓水净，就是指水质干净，意味着饮水安全，适合于人类饮用。为什么看重水净？因为中国水污染严重，已经发展到严重威胁饮水安全的程度。水体污染，致使不少居民“身居水乡无水喝”，沦为生态灾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习近平推崇莱茵河经多年跨国治污、莱茵河水清鱼儿跃的经验。莱茵河被称为德国的父亲河，半个世纪前曾经在理论上死去，成为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之河”，它所经历的治理过程值得中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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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阜平看望困难群众回访[N].新华每日电讯2012-12-31(01).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1.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25]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0.

[2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7]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N].新华每日电讯2015-01-25(01).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29]习近平.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强调[N].新华每日电讯2014-07-09(01).

[30]习近平.习近平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N].新华每日电讯2015-09-27(01).

[31]习近平.习近平在浙江调研时强调[N].新华每日电讯2015-05-28(01).

[32]习近平.习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N].新华每日电讯2015-01-22(01).

[33]习近平.生态兴则文明兴——推进生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J]，求是，2003 (13).

[34]曹和平.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N].绍兴日报2014-10-06(03).

[35]陈二厚、董峻、王宇、刘羊旸.为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生态文明建设纪实[N].新华每日电讯2015-03-10(01).

[36]在新常态下落笔擘画明年经济工作[N].新华每日电讯2015-12-12(01).

[37]习近平.习近平就建设首善之区提5点要求[N].新华每日电讯2014-02-27 (01).

[38]习近平:多种树种好树管好树[N].新华每日电讯2016-04-06(01).

责任编辑 卢 劲 英文审校 孟俊一

On Xi Jinping's View of Ecological Culture

WANG Hui-xiang

(Shanghai City Kun Hing Enterprise Management Co., Ltd. Shanghai 200442, China)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ulture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s theory of ecological culture, the revival of Chinese ancient ecological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the summary and solution to the reality of China’s ecological problems, the future of the world’s ecological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expectations and forecasts.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ulture is in a continuous line with Marxism, and develop or expand Chinese Taoism and Confucian tradition, it also has a global vision of the world and endow Chinese ecological culture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its connotation means saving resources from pollution to clean energy, and taking saving, pollution controlling, and cleaning as a core category; from space, its connotation means the moving from the original state to the state of freedom, and taking natu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ivilization as the core category; from both, its connotation means the change from low carbon economy to circular economy and then to the beautiful economy, taking low carbon, recycling, beauty as the core category, and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and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target layout.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oncept; the connotation of ecological concept mea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concept

2016-09-1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研究”(12&ZD009)的阶段性成果。

王慧湘(1977-)，女，湖南武冈人，上海市坤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研究方向：民商法学、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化观。

G02

A

1001-733X(2016)06-012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