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闻天的三维文化观

王征国

(中共湖南省委讲师团，湖南 长沙 410011)



论张闻天的三维文化观

王征国

(中共湖南省委讲师团，湖南 长沙 410011)

张闻天的文化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化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东方传统主义文化观、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社会主义文化观等三个方面，故可称之为三维文化观。在此种三维文化观中，东方传统主义文化观具有印度文明、俄罗斯文明、中华文明这三大基因；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具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维属性；社会主义文化观经由狂飙时期、高峰时期、反思时期这三元轨迹。

张闻天文化观；三重文化基因；三维文化属性；三元文化轨迹

张闻天的文化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化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东方传统主义文化观、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社会主义文化观等三个方面，故称之为三维文化观。在时间上，这“三维”虽然有着过去、现在、未来的蕴意、有着前后相继呈三个发展阶段的纵向特点，但不存在着相互间的否定，它联系和发展的每个节点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现实的针对性、长远的价值性。我们不能说，东方传统主义文化观是已经过时了或者说是保守态的惰性文化，它就在人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如五四时期被反传统主义者痛批的“孝道”家庭伦理，至今仍然是我们维系家庭血缘纽带的基本规范；我们也不能说，新民主主义“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观已经落伍了或者说是不合适宜的文化符号，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它也很管用；我们更不能说，社会主义文化是初级阶段始终处于领导地位的文化，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必将被人的全面发展而无情地抛弃掉，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总是从比较片面的基础上走向比较全面的阶段、总是从比较低层次文明的社会提升到更高层次文明的社会。在空间上，这“三维”是相互并存、相互渗透的新文化，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局面，这就是说，这种东方传统主义文化是中西合璧的新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与社会主义相衔接的新文化、这种社会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闻天的三维文化观又是个三重架构的新文化观。

一、东方传统主义三重文化基因

张闻天是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五四运动时期，中国青年学生把学校、家庭、婚姻骂得一塌糊涂，他们离校留洋追求自学、离家出走追求自由、离包办婚姻追求革命。张闻天也不例外。1919年9月，他离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与刘世英一起租房攻读哲学，从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起，其中有《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批判》《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列宁主义的理论与思考》《阶级斗争》等。1920年7月14日， 他东渡日本在东京自修日文，读哲学、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1921 年1月，从日本回到上海之后开始翻译介绍托尔斯泰、泰戈尔、罗素、平林初之辅的作品，并发表了相关评论和研究文章。这标志着他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东方传统主义文化。张闻天发表《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时年仅21岁，22岁时又连续发表了3篇评介泰戈尔的文章。由此，张闻天的东方传统主义文化观具有印度文明、俄罗斯文明、中华文明这三大基因。

(一)印度文明基因

在张闻天看来，泰戈尔是印度文明及其东方传统主义文化观的杰出代表。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对这位印度著名诗人、亚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评价是：泰戈尔“对印度精神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接踵而起的几代人的影响是惊人的”，“在帮助将东方和西方的观念融合一致的工作中，他所作的比任何其他的印度人都多，他并且扩大了印度民族主义的基础。”[1]4461916年泰戈尔访问日本，日本学术界对泰戈尔的评价达到了高潮，郭沫若在回忆他早期的文学创作时曾说在日本留学时受到泰戈尔的影响，张闻天留学日本时，虽然“泰戈尔热”在日本已经渐退，但凭借他在日本广泛阅读的经历和与国内文学界的联系，也接触到了泰戈尔的作品。1920年，游历美国的泰戈尔在纽约同冯友兰先生就东西文化比较的一席话，充分表达了泰戈尔的文化观。泰戈尔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并不是先进和落后的差异，而是“种类的差异”，“西方的人生目的是‘活动’，东方的人生目的是‘实现’。 西方人讲活动进步，而无一定目的，所以活动逐渐失其均衡。现只讲增加富力，各事但求‘量’之增进，所以各国自私自利，互相冲突”[2]387。在泰戈尔看来，动静不能偏废，有静无动，则成为惰性；有动无静，则如建楼阁于沙滩。所以，“现在的东方所能济西方的是‘智慧’，而西方所能济东方的是‘活动’”。 1922年2月10日，张闻天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太戈尔的“诗与哲学”》《太戈尔对于印度和世界的使命》《太戈尔的妇女观》3篇与泰戈尔有关的文章。这3篇文章浑然一体，较系统地、扼要地介绍了泰戈尔的宗教观、教育观、艺术观、政治观、文明观、妇女观、哲学观、文学观等。张闻天认为，在泰戈尔眼中，“艺术”就是生命的表现，它的功用在解放人生，近代艺术受了物质主义的影响，失去了永久的价值，若要艺术与生命的再生，则需要一番呼吸生命的宗教运动。张闻天指出，泰戈尔认为印度政治上不自由是由印度内部问题造成的，印度人现在所急需的不在争取自治，而在寻求他们自己的精神遗产。张闻天强调，泰戈尔认为西方文明的缺点即在于重物质过于精神，战后欧洲应当吸取东方爱、美和自由的理想，西方文明中的热衷服务社会、讲究规则、遵守秩序、倡导自由等优点都是东方国家需要学习的，建立在发挥民族长处基础上东西文明沟通后的世界才是和谐的世界[3]50。

我们说，张闻天的东方传统主义文化观，无可争辩地留下了泰戈尔的文化基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文化上已向印度文明转向，只是说泰戈尔的文化观被张闻天的文化观所改造、吸收和内化而已，成为他自己新文化观的基本内核之一。如果没有这种改造功夫，那么张闻天的东方传统主义文化观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研究的必要。更为重要的是，张闻天并没有停留于泰戈尔，他的东方传统主义文化观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东西方文明的互相补充和共同发展。1920年1月22日，他在《对于中华书局“新思潮社”管见》的短评中提出：一是整理国故。把没有用的东西淘汰，以为后辈青年的便利。整理者一定要具有下列三种条件：对于国故有彻底的研究，对于西洋学说也十分了解；有世界的眼光；有科学的见解。二是有系统的翻译欧美丛书。三是有系统的整理近代有价值的文字。宗白华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整理人才；二是著作家的版权；三是刊行的经费。有了书局包办，只有第二个问题困难。[4]33-354月7日，他在《译名的讨论》中又补充说：“切实的文化运动，……是切切实实有系统的介绍西洋学说。……自然免不了翻译。”但是现在译书界有三个弊端：“闭门造车”、“故为歧异”、“盲目的服从”，“我们要补救他，最要紧的就是译名的统一”。1922年1月2日，张闻天在《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的论文中指出：“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说，中国人和西洋人的精神根本不同，西洋人的根本精神是前进的意欲，所以要打破环境、改造环境、向前不断地进步。中国人则不然，他的根本精神是自为调和意欲，只能达到平衡而不能达到进步。”以此为据，张闻天推断“中国现在的调和作用不一定能够产生进步，如今日所受到的一切自己内部和外部来的祸乱，根本上不能破坏中国人底固有意欲，固有的思想系统，那么中国要求进步是不可能的。”[4]100-101所以，中国在寻求自己的精神遗产时，不应被固有意欲和固有思想系统束缚，而应通过新文化运动，创造出符合时代潮流的中华新文化，这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泰戈尔曾经游历过美国，这引起了张闻天的极大兴趣。1922年8月20日，他从上海乘中国远洋轮南京号前往美国旧金山勤工俭学，兼做华侨中文报纸《大同晨报》的编辑工作。他每天上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里或读书或翻阅期刊，凭借着比较好的英文基础翻译外国文学及其评论，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译著达50万字之多。1924年1月，张闻天结束了留美勤工俭学的生活，乘坐林肯号邮轮返回上海。1924年夏，泰戈尔游历中国，徐志摩约梁漱溟一起去见泰戈尔。泰戈尔在谈话中说，儒家不是宗教，但是孔子的《论语》好像一部法典，离人类生命的深处，离精神寄托的真谛远了。梁漱溟答复：“儒家不是宗教是对的，但孔子的道理却不尽在伦理纲常之中。《论语》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层一层的内容，孔子说的是自己的生活，并未说到社会。还有，孔子最不高兴的是乡愿，如谓：‘乡愿德之贼也！’乡愿是什么？即是他没有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会上四面八方都应付得很好，人家都称他是好人。这些便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泰戈尔听完梁漱溟的解说，十分高兴，当即说：“我对儒家所知粗浅，聆听梁先生这样当面解说儒家的道理，是第一次，使我心里明白了许多。”而泰戈尔给梁漱溟留下的印象，则是位虚怀若谷的诗哲，对学问十分认真，关切中国问题，又不为自己的名望所累，是很难得的[5]66-68。

(二)俄罗斯文明基因

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中期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他在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中，提出了“托尔斯泰主义”，对很多政治运动都有深刻影响，列宁称他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1907年，托尔斯泰的宗教小说《雪和围》(即《主与仆》)被翻译介绍到中国，1913年、1917年中国先后出版了《心狱》(即《复活》)、《妸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等文言文译本，但是对托尔斯泰的文艺论著，翻译界比较淡漠。1921年9月，张闻天翻译的《托尔斯泰的艺术观》(2万多字)一文发表在《小说月刊》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上，这个白话文译本发表之后，在文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敢吃螃蟹的重要人物。

在《托尔斯泰的艺术观》一文中，张闻天把直译同概述、阐释、评论结合起来，扼要而较有系统地评述了这位19世纪俄罗斯文坛泰斗的艺术见解。关于艺术的价值，他强调：“现在托尔斯泰很明白的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把他所说的仔细的想一下。”“艺术是应该注重的，并且他是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不可一日缺的器官，所以对于什么叫做艺术，艺术的真价值是在什么地方，怎样去评判艺术的好坏种种观念也必须要清楚的。”关于艺术的活力，他着重介绍了传感性观点，并引述托尔斯泰的话说，“一个人把曾经一度经验过的感情唤起来，并且已经唤起之后，就用举动，线，颜色，声音，或字眼所表显的形式，把那情感传达到别人，使别人也经验到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的活动力”。艺术是人与人情感交流的一种方法，凡是有感染性的东西，便叫做艺术。因此，“艺术应该被内心的必要所推动，去表现他的情感”；诚实是决定艺术感染力的最重要的条件。关于艺术的标准，张闻天把感情评判标准引伸为民族气运标准，他说：“我们常常听得人家说‘民族的气运要看他艺术界的盛衰。’”张闻天精辟地解释说：“怎样谓之盛谓之衰，有什么标准没有？现在国内很有拼命介绍，创作那些写实主义的象征主义的，神秘主义的，浪漫和新浪漫主义的，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的艺术作品来供给者暮气沉沉的社会。但是这类艺术品的真价值在什么地方，我想真知道的人很少。我常听到许都多人说有艺术品比没有总好，可见他们尚不知道有害的艺术品创作出来，介绍进来，比没有还坏。”[4]65-66可见，张闻天的俄罗斯文明基因是纯粹的，对翻译西洋著作是谨慎的，他甚至对中华书局直言：“材料的选择要十分严格”，“以后没有价值的书也不必出了。”

张闻天敬慕托尔斯泰，但并没有停留于此。他把译述的笔端对准东方俄罗斯文明的同时，也对准了西方法国文明。继译述《托尔斯泰的艺术观》之后，他于1921年12月完成了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笑之研究》的翻译，这是部专论喜剧的美学著作。张闻天在译者序中写道：“译者对于法文尚无门径，故只能依Cloudcslcy Brercton及Fred Rothwell二人合译之英译本而译之。英译本由柏氏亲自看过，想不致错误。但经我重译之后，我就不敢说完全没有错误了。海内学者如肯赐以指正，则不胜幸甚。”[4]97显然，柏格森的艺术观与托尔斯泰的艺术观完全不同。然而，从感情出发的俄国式功利艺术观并不排斥法国式非功利的纯艺术观，表面上看东西文明相互对立冲突、实际上又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筑起人类文明的大厦。在《笑之研究》中，柏格森对引发笑的各种滑稽——普通的滑稽，形式和动作中的滑稽，境遇中与言语中的滑稽，特别是性格中的滑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柏格森在对现实生活分析的基础上，不能不认识到，笑是一种社会姿态，笑也必然有其社会功能。喜剧从人性中提炼出若干类型，以其外在表现引人发笑。这笑，可以“正”人们“不合社会”的言行。同时，柏格森也贬低了喜剧在艺术中的地位，说喜剧“居于艺术与生活的中间”，不过他在“性格中的滑稽”一章中阐述的直观主义艺术观，显然与托尔斯泰的从感情出发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1924年2月，张闻天着手写作小说《旅途》，于5月6日完成创作，9月4日写完《逃亡者》，10月10日发表在《小说月报》第15卷第10号上。1924年10月，张闻天到重庆的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任英语教师，利用讲台巧妙地宣传新思想，宣扬男女恋爱自由，抨击封建伦理道德。1925年5月中旬，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以“败坏风俗，煽惑青年”的罪名，将张闻天、萧楚女、廖划平等3人驱逐出重庆，限期两周内必须离开。5月下旬，张闻天回到上海。6月25日，《东方杂志》第22卷第12号发表了他的小说《飘零的黄叶——长虹给他母亲的一封信》，这篇6300多字的小说，写出了25岁张闻天的内心独白。

1925年6月初，张闻天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28日，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他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1月23日，张闻天到达莫斯科，到1930年底这5年时间，张闻天利用课余时间，继续翻译著作和撰写文章。1928年4月28日，张闻天与王明等人一起合译《武装暴动》(俄文)，在中山大学作为教材印发给学生。1929年，张闻天翻译了恩格斯作序的马克思写的《法兰西内战》、普列汉诺夫写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这两本书是最早的中文版完整译本，均在莫斯科出版，现在保存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汉文图书馆。1930年5月19日，《论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文写完后，寄回国内发表。

1931年1月，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先后任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他把留苏时所学到的列宁主义成功地运用于研究和解决中国文化建设中的突出问题。1932年10月31日，他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所以一直到今天没有发展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在文化运动中一些做领导工作同志的右倾消极与‘左’倾空谈”。“无疑的，右倾机会主义在文艺运动中同样是目前的主要危险。但是，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的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换句话说，在左翼文艺运动中，我们同样的看到了以‘左’倾空谈掩盖了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的现象”。[6]307基于这种认识，张闻天列举了“左”倾关门主义在文艺领域中的种种表现，如否认“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主张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片面宣传“文艺大众化”，并逐一加以剖析。他强调：要给文艺家以“自由”，要“把他们团集在我们的周围，而不是把他们从我们这里推开去。”[6]3111932年11月18日，他在《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文中指出: “在我们的左翼文艺家中间，有不少图画家、音乐家与戏剧家，然而，我们没有充分的去利用他们，使他们的天才与群众的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6]316这篇文章在尖锐批评宣传工作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时，用了“党八股”这个概念，并详细分析了它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及其危害，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933年9月9日，他在《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一文中对于中央苏区严重存在的“吃知识分子”(特指对知识分子的极端不信任)的现象，严肃地指出：“必须立刻纠正”。因为“我们苏维埃政权正确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实施，更可以从国民党区域中吸收更多的高级的知识分子来为苏维埃工作。这些所谓‘廉洁的’、‘清高的’知识分子将看到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下，他们才能发挥他们的特长与天才。”[6]4091933年12月1日，他在《关于我们的报纸》一文中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是真实，我们不需要在我们的真实上面加以什么粉饰”，“我们需要我们的报纸，如实的反映出苏维埃的实际，真正为党与苏维埃政府所提出的具体任务而斗争。”[6]409这篇文章尖锐批评了苏区报道中普遍存在的空洞、浮夸现象，要求把苏区的报纸办成能够有真实内容的集体的宣传者、群众运动的组织者。

(三)中华文明基因

如果我们说，张闻天的东方传统主义文化观有着最为纯粹的印度文明和俄罗斯文明基因的话，那么中华文明基因才是这个新东方文化观的真正密码和肥田沃土。然而，这种中华文明基因不是复古主义的文化基因，而是与现代文化教育相融合的文化基因。1912年张闻天考入南汇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时，不仅国文、修身、历史、地理等学科成绩好，而且算术、理科、英语等学科成绩也很好，高小三年毕业时已会用英文写短文了。1915年因家中经济条件的限制，他只能考免收学费、宿费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在校期间开始接触《青年杂志》(后来改为《新青年》)，阅读一些有关中国社会现实的文章，开始关注社会问题。1917年张闻天不想再学水产专业而考取了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该校教师多数留美，教材用美国版、授课用英语。最新式的现代文化教育，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的熏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张闻天迅速成为南京学界一颗冉冉崛起的新星。1919年当五四运动传到南京时，他与沈泽民等创办了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并在刊物上发表了《“五七”后的经过及将来》《中华民国平民注意》和《社会问题》等文章，公开介绍“马克司(英文)惟物的历史观”，以及《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成为中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由于张闻天有了历史唯物论指导，使他在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传统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华文明基因观。这是因为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不可避免地裹挟着否定中华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少数所谓新派人物对国故嗤之以鼻，认为中国文化“包袱”太重、万事不如西方新潮，“故纸故堆”害国害民害自己，不妨推倒重来。然而，如前所述，早在1920年张闻天在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时，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整理国故，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1921年他在提出整理国故具体建议的基础上，对如何把握国故价值、弘扬国粹精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以《红楼梦》为例阐发了自己“以人为中心”的感想，从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及其与环境关系着手，揭示了书中两个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与美学价值。他说：“《红楼梦》底著者，他是人生底罪状底宣布者而同时又带有指导意义在内。这一部书可以说是他对于人生的经验，对于人生的观察，和他所味到的人生的意义底记述和描写。其中精采的地方，真是‘美不胜收’，但是最引起我的注意、怀疑、和悲哀底所在，就是林黛玉之天真和薛宝钗之虚伪！”[4]79这种崭新观点开风气之先，是对当时红学“索引”“考证”盛行之风的公开挑战。紧接着，张闻天便宣布：“诸君请特别注意我底‘人的中心’四个字。这‘人的中心’就是我底真生命，就是我底标准，也就是我的宗教，我底爱！”[4]801925年张闻天在《西洋史大纲》译序中，对于整理国故、弘扬国粹的唯物史观，有了更深刻更精辟的阐发。他说：“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过去的事情过去了，不必去管它，一若过去的事情与我们的实生活毫没有什么关系。其实，这是错误的。拿我一个人来说，我从小所受的教育，所养成的习惯与所得的经验，哪一件不支配着我的现在？拿全人类来说也是如此，过去的传统，过去的思想，过去的风俗习惯与过去的一切制度，哪一样不支配我们现在？所以过去的事情，实则没有过去，它还是在现在活着。”[4]488他在此处，借用了外国学者的“谓历史为‘活的过去’”，与中国史研究中的“死的历史”相对应，认为只记载些某时某地某事，或是罗列些帝王的年谱，王公大臣的身世的历史，不但不能使我们发生一点兴趣，就是发生了兴趣也是无用的。所以，张闻天的中华文明基因观与所谓的复古派、西洋派、折衷派迥然不同，但又吸收了它们的合理因素，可称之为融合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华文明的三维历史唯物论派，“因为过去是活着在现在而且与未来相衔接的，所以要解决现在实生活上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我们要在过去的中间找出人类活动的因果关系与它的根本法则，然后对于未来的建设才有把握。”[4]489

1929年，胡适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直接了当地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1933年12月29日，陈序经在《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中附合说：“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头，我们也不及西洋人的讲究。”[7]371由此，再次挑起了中西文化之争。1935年6月22日，胡适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中回应说：“……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8]4531940年1月5日，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一文中，讲到中华民族的旧文化时他指出：“这种文化因素，即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这种文化因素，在民间流传得特别广泛丰富。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对于这些文化因素，我们有责任从旧文化的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受、改造与发展的责任。这就叫‘批判地接受旧文化’。所以新文化不是旧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旧文化的‘真正发扬光大’。新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怪的东西，而是过去人类文化的更高的发展。”[9]41讲到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时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决不是完全抄袭外国文化的所谓‘全盘西化’”。“也决不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本位文化’论者那样，只吸收外国的自然科学的技术，来发展中国的物质文明。它要吸收外国文化中的一切优良成果，不论是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哲学的、文艺的”。要知道，“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接受外国文化，是大胆的与批判的接受，鲁迅的‘拿来主义’就是这个意思。”“外国文化的中国化，不是什么‘中国本位文化’，而是使外国文化中一切优良的成果，服从于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需要，服从于建设中华民族的文化的需要。”[9]42-43

二、中国新民主主义三维文化轨迹

张闻天三维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狂飙时期，即从1919年五四运动传导到南京后，他公开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共产党宣言》“十条纲领”起，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开始长征前，他把马列主义成功地运用于研究和解决中国文化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止。二是高峰时期，即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他公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起，到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止，他最突出的贡献是发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等一系列文章。三是反思时期，从1946年春他担任合江省(今在黑龙江省内) 省委书记起，到1976 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病逝止，他把视角转向探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新问题。回顾张闻天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的一生，其三元合一的文化探索轨迹，始终与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命运与共。

(一)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轨迹

在近代中国，最先擎起“新民”大旗的，是戊戌变法后自称“中国之新民”、“新民子”的梁启超。1902年，他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发布的《本报告白》中，陈述了他的“新民”办报宗旨，他写道：“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之后，他在该报上连载的《新民说》，详细分析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并对何为“新民”进行了全面阐述，第一次把视角转向了“人”的发展和改造，对于冲破旧的价值观念的束缚，确立新的民权观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启蒙作用。随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民主大潮势不可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不断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具体化，从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再到“三民主义”(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构成)，革命纲领也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完善。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孙中山指出，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含义：一为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为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则指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民生主义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相比，有了质的飞跃，尽管它在内容上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但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有着基本相同的革命目标，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统治，这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国民革命时期的旗帜。

1930年至1933年，中国文化界展开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以王学文、张闻天为代表的“新思潮派”认为，帝国主义的入侵既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维护着封建生产关系，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严灵峰、任曙为代表的“动力派”和以陶希圣、周佛海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否定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认为帝国主义入侵破坏了封建经济，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关于社会史的论战，问题集中在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是否存在？中国历史是否经历无奴隶社会阶段？以及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特点及其发生、发展和没落的问题。这看似文化学术问题的探讨，实质涉及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涉及到如何正确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1939年冬季，毛泽东主持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这是和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写的一个课本。张闻天分工负责该书第一章《中国社会》第三节《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写作基础是1931年他所作《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文和1933年在中央苏区讲授《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讲稿，写成后经过毛泽东修改。因而张闻天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精辟论述在书中得以尽情发挥。毛泽东在自己写的第二章《中国革命》中评价说：“我们已经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又指出：“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10]646-647可见，在这本小册子当中， 中共领导人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科学概念，并且完成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基本框架的科学构建。

(二)从中华旧文化到中华新文化的轨迹

中华新文化脱胎于中华旧文化，它剔除了旧文化的糟粕，在孕育新生命体的旧文化母腹中成长，当扬弃了旧胎盘呱呱坠地时，新文化体便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了，这是个从肯定到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中华新文化诞生的过程。最早揭示这个三维历史轨迹的是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青年才俊——瞿秋白。他认为，“新文化的基础,本当联合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今时代之初又相补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中国的新文化，不能如“东方文化派”那样固守传统，不善吸收融合，又不能像“全盘西化”论者那样崇洋媚外，醉心西洋文化，而应该加强东西文化交流，孕育出“人类新文化的胚胎”，光复四千年来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开创出全人类文化发展的新道路。

中国新文化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应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应该具有世界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等基本内涵。瞿秋白的这些理论观点散落在他的著述当中。1919年11月1日，瞿秋白在《新社会》季刊创刊号发表了《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一文，着重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中失败的经验教训。他疾呼中国人要“赶快觉悟——真正的觉悟——去改造现在的社会，重建现在的国家”；中国人“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中国人“要有历史的眼光，知道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赶快想法子去疏导，不等他横决。”[11]51-521920年3月21日，瞿秋白在《新社会》季刊第15号上发表了《文化运动——新社会》一文，认为文化运动与社会改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真实能做改造社会的——创立新社会的——第一步，只有真正有实力的‘文化运动’，我们所预期的‘新社会’既然不是一篇文章、一部书所能说明的，我们就不能不慎重思考，讨论研究，试验、实行、传播，直到能直接运动的时候，这第一步才算告终。”[12]331921年2月26日，瞿秋白开始撰写散文集《赤都心史》，开篇是《黎明》，他指出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并分析了当时俄国文化发展趋势。他认为:“人类的文化艺术，是他几千百年社会心灵精采的凝结累积，有实际内力作他的基础。”“社会心灵的精采，也就包含着这粗象的经济生活。”[12]551921年12月3日，瞿秋白写作《我》一文，后收入他的散文集《赤都心史》。他主张个性解放，发展个性。他在文中分析了个性问题的“内性”分属三种范畴。在人类进程中，“有人既发展自我的个性，又能排除一切妨碍”而“进取”，“增进人类的文化”；“有人要发展自己的个性”，但无“进取的创造力”；“有人不知发展他的个性，整个儿的为‘社会’所吞没”。瞿秋白自问：“我将成什么？”“我的职任很明瞭”，“盼望‘我’成人类新文化的胚胎。”[12]701923年3月，瞿秋白撰写了《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准确地解读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剖析和批评了以梁启超、梁漱溟等为代表的所谓东方文化派，其本质是封建主义哲学，其特点是复古倒退，它基本上有三个元素：(一)“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二)“畸型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三)“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他认为，只有“宗法社会及帝国主义颠覆之后，东方文化才能获得发展”，并“引向新文化的道路。”[12]88-89这篇文章刊登在《新青年》季刊第1期(共产国际号)上。192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出版，发表了瞿秋白撰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新宣言》肯定了《新青年》的历史作用，称他是“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明确指出了《新青年》的伟大使命；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12]951924年1月10日，《东方杂志》第21卷第1期，发表了瞿秋白撰写的《现代文明与社会主义》一文。他辩证分析了现代资产阶级文明，认为它比封建宗法时代文明要先进，它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文明，以扩充科学的范围为起点，而进于艺术的人生，集合的谐和的发展。”“社会主义颠覆现代文明的方法于思想上便是充分的发展一切科学，——思想方面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艺术文明是应当由这条路进行的；而且要人类自己努力。”[13]107,1091932年5月20日，《北斗》第2卷第2期发表了瞿秋白撰写的《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一文，肯定了五四运动为中国的文化“的确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中国无产阶级继承了“五四的宝贵遗产”，“彻底反抗封建残余和帝国资本主义”，并将文化运动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新的文化革命已经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发动起来。”[12]3381933年3月《文艺自由论辩集》由现代书局出版，同年12月再版。集内收入瞿秋白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自由人’的文化运动》《大众的文艺问题》《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等6篇著作。他在《大众的文艺问题》这篇文章中，不仅提出了“文艺大众化问题”，而且强调“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13]489瞿秋白上面所论及的世界眼光、民族文化、扩充科学、文艺大众化等重要观点，说明他已经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9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陕甘宁边区文代会的准备工作，会上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是由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和大众化四个方面的内容组成。这显然是看过瞿秋白文章，并赞扬瞿秋白“是有思想的”。所以，毛泽东提出了“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14]149。1940年1月5日，张闻天在文代会上做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讲演，精辟地表达了他对毛泽东四要素提法的理解。他说：“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一)民族的，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特点与实际的文化；(二)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三)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做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四)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入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于大众。”[9]38-39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文代会上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似乎与张闻天特别重视民主不同，也对自己之前在政治局讲的那四要素有所保留。从本质上看，其实三要素与四要素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从行文逻辑上看，显然概括为三要素更为准确，因为演讲主题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民主”无疑是个总概念，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则是三个从属概念，何况同在文代会上演讲张闻天在先毛泽东在后，如果说张闻天只是讲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维，那么毛泽东已拓展为新民主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这三维，而且毛泽东在讲到新文化这一维时，仍然贯彻着三维方法论，即把原先讲的民主要素归入到了主标题之中，这应该是演讲者独具匠心的考虑和设计。不过，由于“民主”和“科学”是十九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也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张闻天把这两个最具震撼力的口号放在一起来讲，突出了中共文化主张与五四运动的天然联系，及其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这正是毛泽东所赞赏的地方。所以，1952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出版修改《新民主主义论》时，毛泽东虽然仍坚持三要素说，却把原来“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修改为“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既然在这里增加了“民主的”，那就有对张闻天重视民主的肯定，也有对自己提出过民主要素的肯定。

为什么毛泽东要坚持三要素说呢?因为真正的分类必须以概念为准则，而概念包含着三个环节，因此分类一般先分为三个部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解释说:“个别到特殊并从特殊到普遍的上升运动，并不是在一种样式中，而是在许多种样式中实现的”。可见，概念的三个环节就是指每一事物内部都有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新民主主义文化也不能例外：“民族的”讲的是个别性，“科学的”讲的是特殊性，“大众的”讲的是普遍性。毛泽东把“民主的”绑在“大众的”这个普遍性身上是有道理的，如果单列出来那就不是三个环节了而是四个环节了，或者五个、六个以至“无穷”环节，这也未尝不可。然而，“无穷”量总是由“三”这一基本量而生的，因为最后的环节总是直接的东西和有中介的东西的统一。这样看，归根到底还是“直接、中介、最后”这三个环节，“三”这个基本量具有最初单元的含义。万数在量上“多”的规定性，只要说到“三”就可始称之“多”，“三人为众”就是最朴实的例证，万物之数括于“三”即是这个道理；万物在质上“全”的规定性，只要说到“三”就能够揭示，因为说到“三”才能始称“全”，“三生万物”就是这个道理。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论及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属性时，认为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来概括比较准确，使用了“三维文化属性”这个关键词。那么，为什么又要用“三维文化轨迹”作为本节的标题呢？因为我们不只从狭义上谈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属性问题，而且从广义上揭示从旧民主主义文化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再到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轨迹，于是就又有了“三元文化轨迹”这个关键词。“维”与“元”含义相同，不同的是“维”是内在根据的揭示，“元”是外在轮廓的表达。这就是说，张闻天当年在回答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个问题时，既与旧民主主义文化相联系和区别，也与社会主义文化相联系和区别，这是个在空间上“三元文化”横向并存的状态，这是个在时间上“三元文化”纵向发展的轮廓。所以，“三元哲学”是打开张闻天三维文化观的奥秘的一把钥匙。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工作问题的党内指示，诸如《发展文化运动》《正确处理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问题》《〈鲁迅论文选集〉序言》《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等，成为这个时期党内关于文化工作最具重大影响力的领导人。他反思和回顾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郑重地向全党提出了“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的任务。这是因为，他从遵义会议起到抗战时期一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实际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并且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同时还兼任马列学院院长、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主编)，主要负责党的思想文化工作。因而，为适应全民族抗战和全党工作转移的新形势，需要对中华民族文化问题进行科学总结与全新布局。

(三)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

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中讲述了15个问题，其中第7个问题讲“中华民族新文化与社会主义”，实则揭示出社会主义引领中华民族新文化、中华民族新文化又促进社会主义发展，这两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也就是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这段论述虽然只有1100字，却浓缩了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是个以马列主义学说为指导、以新民主主义为纲领、以统一战线为法宝、并与社会主义相衔接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共领导人新文化观的最为经典的表达，故全数引证如下：

在中国，社会主义学说(马列主义学说)历来是随着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是西欧新文化中最进步最革命的科学、它由于中国社会的发展的需要而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吸收，它由于在中国得到了肥沃的物质的与精神的土壤，而很快的生长与壮大起来，不论外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大地主大资本家及其走卒们如何的反对它、取缔它，然而它向前继续发展。而且它在同各种敌对思想的思想斗争中不断地取得了它的胜利。

今天社会主义，是最能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全部要求的实践而奋斗的一种最富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学说。因此，它从在中国生长之日起，就站在新文化运动的最前线，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先锋的与指导的作用。当它的影响愈是扩大时，则它为新文化斗争也愈是有力。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可以说是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而更加向前发展与更加提高的。

所以，中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不但不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相冲突，而且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成正比例的、他们俩是血肉相关的。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为新文化的发展而奋斗，新文化必须同情与拥护社会主义文化的壮大。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必然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必然要同情与拥护社会主义。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鲁迅之成为社会主义者，是一个最好的也是最标本的例子。

社会主义在民族民主的革命中不但有最彻底的、最革命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纲领，而且它的思想体系，它的理论方法，是最彻底的与最科学的。所以，不但它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纲领可以成为抗战救国的最好纲领、而且它的理论与方法也可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总的理论的与方法的基础。

但是社会主义丝毫也不想垄断新文化运动。相反的，正是它，能够深刻的了解到：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是全中国所有文化人与知识分子共同的任务。所以，它要同一切愿意为新文化的胜利而斗争的各个派别文化人与知识分子，进行各种各样的统一战线。它要在这种统一战线中发展新文化，同时也要在这种统一战线中发展它自己。

但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新文化中最革命、最科学的一个独立的部分，它不溶解于其它派别的文化中。它在同其它派别的文化人与知识分子为新文化的某一共同纲领而斗争的过程中，决不放弃自己的立场，决不放弃自己批评的武器，而且贯彻着它自己的理论与方法。它今天为着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而奋斗，同时也为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而奋斗。它在为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而斗争的过程中，同时也为将来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进行着文化上的必要的准备工作。

社会主义，不是死板的教条，而是生动的科学的革命理论与革命方法，它是在同内外敌人斗争中发展、前进的。它还要努力前进，它还要努力发展。它不怕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它的革命性与科学性，将保证它在思想斗争中战胜一切反对它的学说。它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胜利，即是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的胜利，也即是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准备了必要的思想的基础[9]45-47。

既然社会主义不是一次被给与的死板的教条，那么我们就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然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是最高的奋斗目标，那么我们现实的奋斗目标首先是新民主主义；既然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最为先进，那么它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总的理论与方法；既然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是全中国所有文化人与知识分子共同的任务，那么就不怕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张闻天把这样的思想理念率真地贯彻到了抗战建国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实践之中。

1951年，张闻天担任驻苏联大使，参与谈判、落实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工程的全过程，虽然难免受到苏联僵化模式的影响，但在探索过程中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方针首先要发展重工业，要“把我国工业化的基础放在现代重工业之最新的科学技术的成就的水准之上”，是自力更生同“充分依靠与信任苏联援助的”密切结合[15]924。1955年，张闻天回国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后，他专注于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形成了社会主义中国对外关系的较为系统化的观点。八大前后，在社会主义改造提前胜利完成的形势下，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领导中共中央开始了为摆脱苏联模式、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探索，张闻天自觉地参与探索。当毛泽东本人在探索中误入“左”倾迷途时，张闻天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发言，系统深刻地批评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这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认识的系统化阐发。在庐山会议讨论产生比例失调、共产风的原因时，不少人将其归结为“缺乏经验”的客观原因。张闻天则从哲学思维的高度指出问题的根子：一是出在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搞经济工作，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同样是要吃亏的”；二是出在对生产关系理论认识的偏颇，在急于过渡的思想指导下，否定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理论下否定按劳分配而搞平均主义[16]329-331,334。庐山会议及其后对他的错误打击并没有使他中止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他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1961年5月5日，张闻天为参加《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香山讨论会，撰写了《香山会议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的感想》(提纲)，提出初稿照《资本论》的方法去写是对的、但不够彻底深刻，于是对这种方法作了个“一分为三”的说明。一方面要“学而不套”，深刻、透彻地学习研究《资本论》，充分利用马克思的遗产又不硬套；另一方面，要系统学习研究党的政策，进行调查研究(熟悉一单位很重要)，掌握材料，全面理解；再一方面，要以中国为背景，吸收他国经验[15]1168。我们说，张闻天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之所以不断进展，就是因为他的独立思考是建立在理论与实际结合、历史与现状结合、国际与国内结合、主观和客观统一的基础之上的。1961年8月17日-29日，张闻天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他批评湖北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只讲生产关系、不讲生产力，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脱节。其实，这两者的不可分是如此的明显，有意把它们分割，必然陷入片面性。这种片面性也就无法正确说明和了解生产关系本身。”[16]3621962年2-3月，他写的两篇名为“读书笔记”的文稿:《关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一些论点》《关于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及其它》，深入探讨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基本经济规律是什么，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面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几十年，为什么农业没有过关?张闻天不仅从政策层次上指出他们长期对农产品实行差价政策，实际上无偿地占有了农民的部分劳动产品，多少牺牲了农业，片面发展了重工业；不仅从思想认识层次上指出他们对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重视不够；而且从理论的深层次上指出，他们没有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表现，而把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手段当作了基本经济规律[15]1184。1963年4月10日，张闻天写作读书笔记《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这是一篇高水平的科学论著，它对于澄清1958年以来的思想混乱、对于进入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打破“左”的传统观点，提供了在保持公有制原则下、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哲学依据。以上这些著作，都是庐山会议发言的继续和深化，其中不少篇章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

如果我们说，张闻天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思想，在抗战时期达到了高峰，那么到了新中国才真正上升到“观”的高度，称之为中华民族新文化观，这是因为他从哲学上对文化问题进行了反思。1964年2月3日和7日，张闻天在《不要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笔记中指出：许多思想上的矛盾，产生于认识上的差别，“从而发生争论。这种争论当然不能说是阶级斗争。”解决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方法，“主要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阶级斗争。把它一律叫做阶级斗争，是扩大化。”[16]4661964年2月5日，他在《“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的笔记中说，“一分为二”这种说法有缺点。因为“一”本来是对立统一的“一”，而不是无矛盾的“一”；“二”本来是统一的发展，而不是无矛盾的“一”的分裂为“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分裂，是工人运动内矛盾的发展和激化，而不是先是无矛盾，然后才有矛盾。人的“异化”，是社会分工的发展结果，而不是相反[16]468。既然“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那么就需要“一分为三”来克服。

所谓“一分为三”，就是任何事物都包含内在联系的三个环节和经由辩证发展的三个阶段。何谓内在的联系，就是事物自我否定的内在环节。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历史发展在客观上存在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内在联系的环节，由此而构成事物发展的周期。过去方面，是说任何事物都不会凭空产生，它是由旧事物转化而来的，克服了旧事物中的杂质，保留了旧事物中部分合理的内容，才使自己以统治者的身份出现。现在方面，是指现存事物的肯定方面，并构成了该事物的主体，它作为过去事物的否定因素，总是要同旧事物的残余作斗争。未来方面，是在现存事物中萌发出来的，成为现存事物的否定因素，代表着事物的未来。事物中的这三个基本环节，构成了事物的普遍联系的历史过程。正因为如此，张闻天对待中国自身文化成果，就是既保留又克服又创新，通过保留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通过克服就去掉了它的陈腐，通过创新便成就了它的未来。

何谓历史的发展，就是事物自身矛盾展开的必然性。对立统一规律揭示：历史就是矛盾展开的过程，而任何过程都表现矛盾潜在阶段、矛盾外化阶段、矛盾转化阶段。矛盾潜在阶段，表面看来似乎没有矛盾，实际上无矛盾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无矛盾的过程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本来面目的，只不过是内在矛盾尚未展开和发展罢了。矛盾外化阶段，表现为矛盾由隐蔽到显露、由局部到全局、由里到外的展开。在外化阶段，矛盾的进一步展开，推到极端，必然出现矛盾的激化或转化。激化是一个矛盾的末日，又是另一个矛盾的前夜。转化是一个矛盾的运动的终结，又是另一个矛盾运动的起点，也是矛盾过程的必然归宿。潜在、外化、转化，是具体矛盾展开过程的三个阶段。我们必须从整体的、发展的观点出发，去认识、研究和把握它，不能抽掉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没有第一个阶段，后两个阶段就失去了出发点和根据；没有第二个阶段，就无法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没有第三个阶段，整个矛盾过程就无结果可言。正因为如此，张闻天对待外来文化成果，就是既比较又交流又嫁接，通过比较就能够优胜劣汰，通过交流就会有了中外两个文化成果，通过嫁接就会融合成为新的文化成果。

[1]尼赫鲁.印度的发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

[2]冯友兰.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文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艾丹.张闻天的泰戈尔观[J].党史与教学研究，2008(4).

[4]张闻天早期文集(1919.7—1925.6)[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0修订 .

[5]汪东林编. 梁漱溟问答录[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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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胡适文集：第五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张闻天文集:第三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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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姚守中 马光仁 耿易.瞿秋白年谱长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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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闻天文集:第四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卢 劲 英文审校 孟俊一

On Zhang Wentian’s Three Dimensional Cultural View

WANG Zheng-guo

(Hunan Provincial Propaganda Group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angsha, 410011, China)

Zhang Wentian's cultural view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cultural view. It includes three aspects: the traditional oriental culture concept, the new democratic culture, socialist culture view, which is called a three-dimensional view of culture. His eastern traditional culture view has three genes, such as India civilization, Russian civilization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His new democratic culture is a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popular three-dimensional attribute; His view of socialist culture through the three Yuan period, the peak period of Hurricane track and reflection period.

Zhang Wentian's cultural view；triple culture gene；3D culture attribute；Three Yuan Cultural locus

2016-09-1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研究”(12&ZD009)的阶段性成果。

王征国(1951-)，男，湖南武冈人，中共湖南省委讲师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化观。

G02

A

1001-733X(2016)06-013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