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里的“作家”

吴明华

在体制内，他们是不起眼的官员；而在体制外，他们却是人气十足的作家、专家或网络“大咖”。他们究竟是成功还是失意？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

在机关，人们往往会以升迁为仕途成功的标志。但却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并不热衷仕途和官场，而是醉心于写作，有的写官场小说畅销一时，有的在某一领域深入研究著书立说，有的寄情于文字著作颇丰，有的在网络和报刊上针砭时弊成为“意见领袖”。

在体制内，他们是不起眼的官员；而在体制外，他们却是人气十足的作家、专家或网络“大咖”。他们时常游走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边缘，有些人如鱼得水，也有人谨慎小心如“走钢丝”，而体制内外对他们的评价往往也反差极大。他们究竟是成功还是失意？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

“文坛中人说我是官人，官场中人说我是作家，用时髦话说，我是边缘人。其实，我什么都不算，只是个尴尬人。”著名官场小说作家王跃文曾这样评价自己。对于官员“作家”这个庞大的群体来说，他们是否真如王跃文所说，都是一群“尴尬人”？

“尴尬人”是如何炼成的

其实，初入官场的王跃文并不是“尴尬人”。相反，他还曾一度仕途通达。

1962年出生的王跃文，大学毕业后因为颇有才气，被分配到老家湖南溆浦县政府当秘书。“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却成天装着老于世故的样子。”王跃文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笑，但当时却被认为是“谦虚谨慎，可成大器”。

果然工作没两年，王跃文便成了副科长，工作四五年，就升任正科长。此时，他不仅是机关的“笔杆子”，而且工作之余时常发表一些小说。“在偏僻的小地方，人们见我工作不错，又能写小说，越发认为我是个才子。因而，我在政府部门呆的机关就越来越大。”

30岁出头，王跃文便上调怀化市，两年后又上调省政府。从县里到省里，王跃文步步高升，官运一路享通，“在外人看来，这分明是个发达的迹象。”王跃文也承认自己当年是有政治抱负的，想通过自己的能力来有所作为。

然而此后，他似乎沉淀了下来，不仅级别没有得到提升，而且一直从事枯燥的文秘工作，这对他的仕途发展极为不利。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5年后，当王跃文创作长篇官场小说《国画》时，他已经37岁，无论从年龄还是履历来看，他在仕途发展上已经没有了优势。

这期间，王跃文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大概从三十五岁开始，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官场讲究功夫在诗外，我没有任何诗外功夫。衙门越大，有些人越让人看不透。我慢慢意识到自己高看有些人了，觉得自己很幼稚。”

逐渐放弃抱负的王跃文，纯粹以就业的态度看待工作，并且更加专注地开始写小说，“我曾长期在官场工作，熟悉里面的人和事，对其中的世道人心有深刻的体察和感悟，有种不说不快的冲动，于是就借助小说来表达。”

“官场有自己的词典，什么叫成熟，什么叫能干，什么叫谦虚，什么叫涵养，同《现代汉语词典》上解释的并不一样。”一些潜规则在别人看来都是常识，人人都自觉而小心地遵循着，但王跃文却总是心生疑惑，拒不认同。

特别是作为秘书人员，身份很微妙，不是官员，却要用官员的脑子想问题，用官员的文笔写文章，有时候还得替官员办事情。“日子久了，心里有种别扭的感觉。我生性耿直，内心的真话不说出来就觉得闷得慌。”于是，他试着用小说的方式说真话。

《国画》出版后迅速热销，曾2个月内重印8次。但同时，小说对官场游戏规则逼真的描述，特别是对一些丑恶和腐败现象赤裸裸的揭示，触动了很多官员的神经。

有朋友曾向王跃文传递了一个信息，说某位很有身份的人看了《国画》，咬着牙根说，要是在那個特殊年代，可以枪毙他十次。一位领导甚至在一次副处以上的干部会议上，公开批判《国画》，而王跃文也写了一封公开信予以反驳。

尽管小说轰动一时，但也让王跃文处境尴尬，“人在官场而写官场题材的小说，怎能不尴尬呢？”小说出版一年后，王跃文即遭遇机构改革，分流下岗，“说白了，就是从现行体制中出局了。”

“如果以做多大官来衡量，我在官场混得非常不好，完全是一个失败者。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人生失败。”在王跃文看来，有些官场中人，当他获得世俗成功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深层次的灵魂溃败。

离开官场，王跃文觉得是种解脱，不再是“边缘人”了，“但是，别的意义上的边缘人心态也时时存在。比如，我不太认同很多现实的金科玉律，却必须在某种场里过日子，心有尴尬而口不能言。”

“防范者”与“走钢丝”

因写小说而成为“尴尬人”，最终不见容于官场，像王跃文这样的似乎是特例，更多的人是在小心翼翼把握着官场与写作的平衡与界限。

“规则本来是封闭的，而官场小说作家试图以自己的文字，来打破这种封闭。这势必就会触及到不同阶层的利益，而作家不是真空中的存在。”在知名官员作家洪放看来，官场小说作家往往生存在一种无形的挤压之中。这种挤压，不仅仅来自于个体，更多的来自于群体。当作品与群体利益发生了冲突，官员作家就成了官场的“防范者”。

面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尴尬，洪放一直试图找到平衡。他在创作时特别注意把握小说的尺度，不盲目地揭露与揭秘，而是坚持理想主义情怀和道德救赎。为了不让身边的人“对号入座”，他在创作中尽量不去单独地深入地剖析某个人物，而是采取融汇式的，消失特别的印记。

“也就是：像，又不尽像；不像，恰恰就是。”要精准把握这种尺度无疑很难，很多时候其实是在“走钢丝”。每次写完，洪放甚至会把整部小说里的人物名字拿出来，看有没有与当地官员名字相同的人，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在官员“作家”群体中，写小说的只是一小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长期在基层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有深入研究，他们希望在本职工作之外自己的研究能经世济用。

相比写官物小说而言，做研究著书立说是工作之余的个人行为，与官场群体利益并没有冲突，但他们同样需要严守“界限”。

身为浙江某财经机关调研处副处长的傅白水，凭借多年来业余勤奋研究、笔耕不辍，如今已是浙江知名区域经济专家。他有一个“三不原则”：不参加各种论坛，不讲课不兼职，不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这些原则正是他对平衡与界限的严格把握。

1973年出生的傅白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财经机关工作，工作之余的爱好就是研究区域经济。他经常在国内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没两年便在浙江小有名气。

在机关，写一些工作以外的文章往往会被看作不务正业或是“出风头”，但傅白水却得到了单位领导的肯定和表扬。在他看来，这有几个前提：写的文章要有建设性，对工作有促进作用，而且内容跟本单位不相关，不涉及具体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做好本职工作，“首先工作要做好，要成为单位的核心骨干，这个度要把握好。”

“有些人在工作之外做得很好，慢慢和单位距离拉远，但我结合得很好，领导和同事相处得也很好。”在单位，傅白水是写材料的核心骨干，业余写文章，既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又能和单位工作相互结合、相得益彰。

“体制内就按体制内写，体制外就按体制外写，遵守各自的规则。这一点严格做到。”让他感到比较得意的是，有时候给机关写的材料和自己写的文章，都得到了省领导的批示，“两条线并行，没有交集过，带来的都是正影响”。

工作与写作相得益彰，源于对诸多“度”的严格把握。10年下来，尽管年纪不大，但傅白水头发几乎全白。

“体制内是安身立命的地方，个人研究写作可以在体制外实现个人价值。在机关工作一辈子，除了安身立命之外，人的一生要有一点情怀、一点理想。”傅白水告诉《决策》。

“特殊的风景线”

洪放、傅白水等官场中人之所以成为“作家”，主要因为工作之余的兴趣爱好，而有些人则是逃避现实、消磨时光的无奈之举。

河南省三门峡市交通局副局长尚柏仁，10多年来，每年都会用2个月的时间到农村进行调研，撰写了上百万字的调查报告和论文，成为知名的“三农”问题专家。在交通局工作却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三农”，一个在权力场中周旋有年的副局长还能潜心做研究，这让很多人感到不可理解。

“挥笔写时代，勤奋著人生。在写作事业精彩斑斓的天地里，努力做一片最美丽的叶子。”尚柏仁曾在一篇散文中这样写道。但他告诉《决策》，其实，这或许是冠冕堂皇的说辞，而真实的用意，只是自己不想学坏、不想辱没良心、不想在红尘中沉沦，“因此，从另一层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消磨时光的无奈之举罢。”

1963年出生的尚柏仁，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37岁即从乡长做到常务副区长，仕途前景颇为光明。然而2002年，他却被安排到交通局任副局长。这样的安排并不合官场常理。尚柏仁自己分析认为，可能是因为他生性耿直，说话直来直去，得罪了人的缘故。

“在常人眼里，做官、进步是不需要也不准有自己的思想的，而我偏是有个性之人。”这样的个性也让他在交通局遭遇了更大的挫折。

到交通局工作后，尚柏仁碰上前后两任局长相继腐败落马。交通局当时给他的印象是无序，很多事情都不按程序办，很多公正、公道，甚至正常的话都无人敢说。“我喜欢单刀直入，刚到局里时，依然心直口快，很快就惹了不少的告状信，诬告、诽谤、侮辱、谩骂等什么都有。”

特别是2005年交通局机构改革和干部竞争上岗中，改革牵动了系统内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上下意见很大，人际关系极其复杂。尚柏仁坚持讲实话，结果惹来告状信满天飞，“经过这场磨难，我思考了很多问题，也反思了很多东西。我重新给自己定了位：低调，做学问，多磕头少说话。”

贫寒农家出身的尚柏仁，对“三农”一直有一种情结。“雄气无处发泄”，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三农”的调研和写作上，“这些年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便钻进书房里发奋地读书；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便拼命地去写作；在我最无聊的时候，我就到农民朋友那里去调研。”

10多年下来，尚柏仁出版4部个人专著，成了专家型领导，“做学问的名气反而比做领导的名气大些”。

在当地官场，尽管也有人认为他是仕途不顺发牢骚，或是回避矛盾、不务正业，但更多人称赞他是在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他们这个群体，在机关也是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出世与入世

在复杂的官场生态里，尚伯仁们因避世写作、特立独行，而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线。但同时，在官员“作家”群体中有一些人，他们心怀阳光、积极入世，用文字传播正能量，笔耕不辍、乐此不疲，他们也是机关里的一道风景。

2002年，49岁的张新民调任湖南省常德市政协副主席，尽管早早退居二线，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懈怠，反而精神焕发，重新找回了年轻时写作的激情与梦想。

“我们没有那种‘一无权、二无钱，无是无非度晚年’的失落感；没有那种‘无意义、无味道、无所谓’的倦怠状；也没有那种‘不出头、不找事、不争先’的无所作为思想。始终保持宠辱不惊、积极进取。”张新民说，当时书记找他谈话，原以为他会有情绪，没想到他爽快接受，不到一分钟就谈话结束。

秘书出身的张新民，过去几十年大部分都在办公室与文字打交道，以前写材料，没有多少是自己的东西，都是四平八稳的官样文章，“到政协后精神为之一振，写的东西都是自己的。”

到政协后，他坚持每天写作，已写出理论文章、时事评论、散文诗歌近一百多万字。他的文章文如其人，富含为官哲学与人生智慧。

2007年，张新民开办了实名博客，之后上网写文章就一发不可收拾。2013年，他还发动老干部成立了网络宣传协会，并因此而获得中组部的表彰。现在，他已经成为当地网络上的一面旗帜。

“我把网上发文章当作个人兴趣爱好，后来发现网上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什么观点、什么文章都有，我就自觉实现一个转变，把个人的兴趣转到社会责任上面，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张新民一直堅持一个观点，要像周总理提出的，学小蜜蜂采花酿蜜、传播香甜，而不要像苍蝇到处追腥逐臭，传播腐朽、病毒。

2013年，常德市新一任书记、市长到任后，开展城市改造“三改四化”。一开始，当地人不理解一片埋怨，甚至一片骂声。当时，张新民也有些不理解，但他并没有急着做出评论。

后来，常德连续下了7天雨，他就打着伞跑遍大街小巷，发现城内没有一处积水，于是写了篇文章，称赞良心工程得民心。文章在网上引起很大反响，迅速扭转了舆论走向，对市里的工作给予了强大的舆论支持。

“以前，我也喜欢写一些讽刺挖苦的杂文，后来我就感觉到这是人性的弱点，老是指桑骂槐自己又做得怎样呢？要给人信心、光明和希望。”在张新民看来，体制内的人心态更要阳光，那些愤世嫉俗的往往是不得志的人。

“有才的人为什么会不得志？很多时候也有他自己的弱点，要么不会为人处事，要么眼高手低。”张新民说，他曾遇到一些干部，文章写很好，但老是提拔不上去，因为平时一有怨言他就流露出来，人际关系必然会受到影响，“还有的人缺情商，总是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清高孤傲，即便领导想提拔他，但民主推荐时大家就不投他的票。”

张新民说，他曾经也有不得志的时候。他在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政府办主任时，8年内遇上三任书记市长闹不团结，“那就是在夹缝中为人，经常很为难，人生走入低谷”。

在他看来，人生走入低谷也不要气馁，失意不失态，失意不失志，失意不失言。后来，他还专门写了篇文章，总结面对党政一把手不团结怎么办。

“回过头来看，我感觉自己其实已经很得志了。什么时候都不要埋怨，怨天尤人没有任何作用，心里要怀着光明。我不愤世嫉俗。”张新民告诉《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