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五个善于讲”谈中华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实现路径

席岫峰

(吉林农业大学，长春 130118)



基于“五个善于讲”谈中华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实现路径

席岫峰

(吉林农业大学，长春 130118)

摘要：如何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发挥其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是习近平提出并多次强调的一个重要命题。通过借鉴冯友兰先生研究建构中国哲学的思维向路，提出了要善于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从头讲”“挑着讲”“对照讲”“应时讲”“出去讲”的实现路径，对于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参照价值。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现代转换；五个善于讲

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命题。冯友兰先生曾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哲学思想的现代转换，提出由“照着讲”(按照西方哲学思维和框架梳理和建构中国的哲学体系)到“接着讲”(借鉴西方哲学或印度哲学概念和方法，接续宋明理学来创造新的中国哲学)的思维转换。实践证明，“照着讲”的做法行不通，新儒家试图“接着讲”的探索目前也尚未真正破题。中国传统文化要实现“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结合冯友兰先生讲哲学转换的说法，笔者以为，关键在于做好“五个善于讲”的文章。

1善于“从头讲”

“从头讲”就是善于回到原点，适时重新诠释中华元典精神，发掘和阐发其中具有当代价值和普世价值的文化精华。所谓“文化元典”，是指一个民族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原创性、奠基性的文化经典，如希伯莱的《圣经》、印度的《吠陀经》、阿拉伯的《古兰经》、中国的《周易》(有人称之为世界文化的四大元典)。古代中国形成的“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也常被人视为中华元典，与之相关的《老子》《庄子》《墨子》《论语》《孟子》《孙子》等典籍，也具有“元典”性质。这些元典大都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创作物，蕴藏民族精神的基元，正如生物细胞中的遗传基因，具有其日后发展的全息密码。元典精神探究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普遍性问题，是每个时代的人类所始终关心的命题。希腊元典和希伯莱元典几乎囊括了欧洲文化发展的所有命题，从中华元典中亦可以找到中国文化的思想源流。人类思想的历程既是历史的、具体的，又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不朽性，人类文化的进步常常是在不断地对元典精神的发扬和再造中获得的。文化元典作为原创性的作品，其文化“母本”和“原型”，是民族的“根”，人们总是通过常讲常颂其元典精神以保持其民族的认同。所以，“各个民族的文化进展有时伴随着‘文化回复’或‘文化返祖’现象。从文化史长时段的视角观察,‘文化返祖’中所返之‘祖’，往往是元典所蕴涵的某一种民族的‘元精神’”[1]。对于元典的一代又一代的阅读和解释，也造成了经典文化价值体系的再造和重构。如在古代中国典籍中，经部文献一直居首位，西汉刘歆《七略》依易、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等9种，收列六艺之文103家、3 123篇，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所列“六艺经纬”有627部、5 371卷，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收录的经部文献多达695部、10 271卷，存目之书1 081部、10 177卷。仅就有关《论语》的著述来看，据不完全统计，自汉至今不少于3 000余种。还有，近百年来研究道家经典的著述大约在2 000种以上，其相关的学术论文更是数不胜数。再说西方的《圣经》，目前已被翻译为2 000多种语言文字，每年印刷约6 000万册，比任何一本书的年销售量都要多。人类思想的每一次创新和超越大都是在回味“轴心时代”的元典思想开始的。如“文艺复兴”以回归古希腊，崇尚“人的理性”，重新发现“人的价值”，开启了西方近代文化启蒙和思想解放的潮流。欧洲“宗教改革”以回到经典，重新阐释《圣经》,主张“因信称义”(即人只有靠信仰才能得救)，否定了罗马教皇的权威，拉开了欧洲宗教改革的序幕。中国的宋明理学，实质上也是回到孔孟重新研究的。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回应民族危机提出的时代课题，重读《周易》《诗经》等元典，对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进而萌生并提出了“救亡图存”思想。龚自珍、魏源都曾将先秦中华元典所阐发的变易思想推演为一种历史进化观，使“穷变通久”的思想深入人心，从洋务派到维新派，变法自强成为晚清的一种思潮逐渐拓展。康有为以重新诠释“公羊三世”说、《礼记·礼运》的“小康”“大同”社会，将其与近代进化论思想融合在一起，系统地阐释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进化论，并提出了由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历史进路，进而达到“太平大同”世界，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论，也否定了历史循环论，从而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还有中华元典中的“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思想，也是孙中山等革命派从事民主革命的重要口号，都体现了对中华元典精神进行现代转换的实践。当今世界正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当代中国也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历史转换期。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曾讲：“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2]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使其发出新的光辉，就要善于回到源头去寻找力量，科学重释元典、重铸中华精神，这是历史的进路，也是时代的要求。

2善于“挑着讲”

“挑着讲”或者说“有选择地讲”。就是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所甄别、有所选择和有所侧重地解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以达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目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201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要做好“挑着讲”文章，前提是对精华内容的发掘、梳理、甄别和解读，如儒家的以人为本、民为邦本、崇德重义、持中贵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易变革新、和而不同思维，道家的道法自然、尊道贵德、齐同慈爱、性命双修，佛教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中道圆融思维，要善于甄别其价值进行“挑着讲”。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又提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总结中国传统文化，提炼中华民族精神、中华优秀品格、中华伦理精华等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挑着讲”，有益于践行当代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正能量。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庞大兼收并蓄、博大精深，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有“扬”又有“弃”。而且文化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即便是我们认为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也有其思想和思维上的时代局限性，后人的理解和评判也有不同语境下的语义内涵、指向功用上的差异性。古人所津津乐道的一些美德和思想，诸如“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自然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治政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观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教育观，在今天也可能就不能称其为美德甚至还是应该批判的东西。所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的态度是应该批判地加以继承，切忌“囫囵吞枣”、简单的全盘肯定或否定。

3善于“对照讲”

就是参照中外观照下的不同解读，通过“会通中外”，认清其长短，从而“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所谓“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为了更好认识“自我”，就必须善于从“自我”中跳出来。李白有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仅“自己讲”，还要参照“他人”是如何讲，坚持“自我观照”与“他者观照”相统一，以阐释自我的思想理念和创立建构独特的文化体系。把海外汉学或中国学与中国本土学术进行对话，对于比较洞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奥秘，无疑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哲学或者说中国文化一直处于“古今中西”的碰撞争论之中，可以说，中国哲学是在西方哲学对本土文化冲击下发展起来的。正如汤一介所说，“由于西方哲学的传入，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参照系，才逐步使中国的哲学由经学、子学等分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3]3919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者参照西方哲学某一哲学概念及理论，借助西方哲学尝试创立新的中国哲学来构建自己的哲学概念和理论体系，这是“对照讲”出来的中国哲学。如熊十力的《新唯实论》，其中的“境论”(本体论)部分，就可以看到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张东荪提出的“多元认识论”体系和所谓“架构论”，是在吸收新康德学派和批判实在论思想基础上而提出的，金岳霖则是以西方分析哲学和逻辑实证方法来写他的《论道》和《知识论》，而冯友兰所谓“接着讲”出来的《新理学》，实际上是把柏拉图哲学的共相与殊相和新实在论的理论引入中国哲学，把世界分成“真际”(称之为理或太极)和“实际”(实际的事物)。中国的经学、子学包括百家思想中有很多哲学思想和哲学问题，但是由于没有将其从中剥离，以致于黑格尔讲，“我们在这里尚找不到哲学知识”[4],认为中国无哲学，有的只是一些常识性的道德教训。黑格尔之所以有这种误解，是因为古代中国哲学思想还没有抽象出来并加以系统化。通过“对照讲”，可以厘清中外文化间的差异，如西方哲学关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长于思辨，注重构建知识系统，而中国哲学则侧重人性与天道的关系，讲求修养，追求人生境界的超越。中国现代哲学之创生是如此，学人之长、补己之短，努力“会通以超胜”，真正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仍然也离不开“对照讲”。

4善于“应时讲”

就是顺应时代特点和要求，发掘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予以现代诠释，推陈出新，以古鉴今，鉴往知来，对解答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历史的启示和借鉴。1988年5月17日，梁漱溟先生在接受台湾记者采访时对台湾青年和中国的未来曾有两句衷告：“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梁先生给后人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指明了一条合理的走向”[5]。德国诗人哥德曾讲：“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任何思想都有很强的时代性，包蕴着超时空的永恒价值，对传统文化的“应时讲”，主要是挖掘其中的时代价值和普世价值，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是相对于小人“同而不和”讲的，本义是讲一种做人的品格，即与人和谐相处但不可丧失做人的原则性。而现代社会讲“和而不同”，已经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相处要“和而不同”，推而广之，在处理不同组织、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甚至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间，也要倡导“和而不同”的价值理性，讲清中国文化中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大智慧(《国语·郑语》)，努力构建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又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天人一德”、“天人一类”、“天人一性”)，其主旨是讲人生修养最高的精神境界，即“法天应人”之道，而现代社会讲“天人合一”已经被用来思考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上，谨防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污染环境，造成生态危机，威胁人类的生存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人类“生态文明”需要“应时讲”。又如，儒家伦理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原指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在当代更具有了普世价值。在1993年世界宗教大会上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的宣言》中，被视为不同民族、国家甚至是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处的底线伦理，成为具有人类文明和谐相处的“道德金律”。必须看到，“每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能够被其他民族共同接纳的观念”，但要防止把普世价值和普世主义相混淆，视自我的价值理念如把西方的价值观视为唯一的价值，推行普世主义，而“无条件地、糊里糊涂地否定普世价值，是无知的表现。”[3]423所以，善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应时讲”，实质上是借用传统文化资源，以解答当代问题，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而且是对传统文化的补充、拓展、完善。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是在创造新的传统。

5善于“出去讲”

就是走出国门，拓展途径，创新手段，积极向外传播中华文化。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冲突、互动交流中，传播中国文明，展示中华内蕴，增强文化互信，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不仅是“对自己讲”，自我欣赏，还要重视“对别人讲”，让“他者”理解，达到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物质文化“出超”和精神文化“入超”态势。但在文明和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思想文化的输出相对处于被动的劣势，中国的儒学外传仅限于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地。相反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文化却在中国境内一度“寺满百城”。这种现象源于中国农耕文明“泱泱大国”的中心意识和“中华至上”的文化理念，与中国文化中有关人生灵魂的精神层面解读缺失有关。西方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一神信仰的排他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对中国思想文化对外传播具有一种“拒斥力”。而外来传教士则带有极为强烈的传教使命感，加之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使外来宗教思想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近代的“西学东渐”，促进了欧洲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哲学宗教和文化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也使中国人重新审视自己，走上文化自觉的轨道。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传播不对称性明显，所以，做好善于“出去讲”的文章，推进中华文化的向外现代传播也是一项新的时代课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发展的模式越来越受到注目，中华文化的现代传播也显现出可喜成就。《中国文化发展报告(2013)》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世界已有120个国家(地区)建立了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孔子课堂，共计1 086个,儒家《五经》也陆续被译成英、德、俄、法、西班牙、阿拉伯、希伯来、印地、马来语9种语言向外发行，孔子学院已成为汉语推广和体现中国“软实力”的文化品牌。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向外传播中华文化不仅需要在空间拓展，更要深层的说清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当代价值和普世价值。推动文化互动，增强文化互信，推进“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和谐世界建设，仍然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任务。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思想养料，我们不仅要重视而且要善于做好“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文章，积极探索“返本开新”“推陈出新”“守正创新”的有效实现路径，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化人育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凝魂聚气，努力为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不竭的智慧源泉和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余元同.中国文化概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8.

[2]雅斯贝尔斯.自轴心期以来的世界历史结构[M].魏楚雄,俞天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汤一介.嘱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39,423.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97.

[5]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7-8.

Five experts at narration——The realization route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XI Xiufeng

(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118,China)

Abstract：How to do th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creativity development,exert its the role of educating people,make it become the important source of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The proposition had been put forward and repeated emphasis by Xi Jinping.The author draws lessons from the research of constructing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o the way Mr.Feng Youlan,we should be adept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From the beginning to speak”,“Picking to speak”,“ Contrasting to speak”,“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to speak”,“ Go out to speak”,Deepening the research abou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There is a very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value.

Keywords：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modern transformation;five good at telling

(收稿日期:2015-12-08)

文章编号：2095-6258(2016)01-0194-04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作者简介：席岫峰(1963-)，男，吉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研究。

DOI:10.13463/j.cnki.cczyy.2016.01.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