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首批工程师晋升始末及其启示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王亦玲 岳增云

北京航天长征科技信息研究所 骆春来 徐艳

中国航天首批工程师晋升始末及其启示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王亦玲 岳增云

北京航天长征科技信息研究所 骆春来 徐艳

中国航天事业自1956年创建以来，经过几代航天人的艰苦奋斗和顽强拼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覆盖运载火箭、卫星、航天器的系列型谱，实现了载人航天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培育了数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享誉国际高科技产业的知名品牌，中国目前正在稳步向航天强国迈进。中国航天事业起步于代号“1059”导弹的仿制，该型号导弹的仿制成功对于中国航天事业的意义是巨大的，仿制过程中形成的研制体系和人才队伍培养机制对于中国航天事业后续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导弹研制的起步

建国之初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历程，让中国人第一次领略了现代战争的世界级对抗性，美国不断威胁要使用原子弹，以此来扼杀刚刚成立的新中国。1955年10月，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拦由美国回到中国。1956年2月，钱学森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完成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建议书》。1956年5月10日，时任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的聂荣臻元帅向中央提出《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5月26日，周总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同意并责成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组建国防部导弹管理机构和导弹研究机构，由此开启了中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伟大征程。

同年，中国政府作出由苏联引进导弹技术的决定。1957年10月，中苏两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协议的主要内容为：苏联向中国出售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技术专家协助中国进行仿制。1959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在导弹的仿制中处处设卡，有意制造障碍。1960年9月，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中止了所有援建工作。中央果断作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导弹打上天的指示，集中力量从资源、后勤保障等各方面加大投入，广大科技人员坚定信心、群策群力、协同攻关、顽强拼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独立自主完成了导弹的仿制工作。1960年11月5日，中国的第一枚“1059”导弹在酒泉发射试验基地成功发射，这是中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二、科研团队的产生背景

“1059”导弹的仿制成功，意义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一方面使中国拥有了自己的导弹武器装备，实现了中国现代火箭技术的突破；另一方面，中国通过仿制工作组建了最初的科研队伍，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专业技术骨干，初步建立了导弹研制体系和科研、生产的协作网，为中国自行研制中近程导弹打下了较好的技术和人才队伍基础。

“1059”导弹的仿制过程是艰苦而曲折的。由于苏联政府提供的资料、图纸和设备残缺不全，中途又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着中国不得不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从1958年5月开始，全国有1100多个单位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导弹仿制工作，提出“以仿制为主，带动一切工作”的方针，通过仿制大练兵掌握自行设计的本领，苏联专家在技术上给予指导。由于中国的工业基础还很薄弱，在技术、人才、设备和原材料上面临的困难重重，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想方设法，采取少量进口、代用和组织力量积极试制等措施，解决了国内不能生产的原材料和所需的关键设备等问题；针对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除国家分配的一批大学生外，优先调配了一批政治素质高、学科专业配套的工程技术人员、专家、教授和技术工人。

三、首批航天工程师晋升过程

为了纪念中国航天史上的这项“里程碑”工程，在原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范围内进行了一次集中表彰，对在导弹仿制过程中作出卓越贡献的科技人员授予了“工程师”称号。这是中国航天系统晋升的第一批工程师，时隔20年后在1980年代，航天系统恢复了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工作。

这批工程师是航天系统首次从组织上对科技人员进行的综合性评定，带有一定的奖励性质。凡从事过“1059”导弹仿制工作的设计人员、生产人员、技术行政人员均可入选，按照“又红又专”的标准从严控制。除基本条件外，强调对导弹仿制过程中作出的突出贡献和能出色完成任务的能力，同时要有普遍的认可度，杜绝论资排辈。

首批晋升的专业精英、技术人员共有487人，基本上都有大中专教育背景，都具有从事本职工作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其中一大部分人员有一定的外文阅读能力。他们几乎都是从零开始，在仿制实践过程中通过学中干、干中学，不断钻研、不断成长。这支科研队伍经过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形成了我国导弹和火箭事业的航天专业人才队伍，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了航天系统不同岗位上的领导干部、技术专家和技术骨干，还有一部分人作为技术精英被充实到国民经济建设的不同领域，为新中国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发挥着排头兵、主力军的作用。

四、启示

首批晋升的工程师在中国航天史上开辟了技术职称评定的先河，它所采取的评定方法、基本条件甚至遇到的问题，在当时具有开创性、探索性意义，至今仍可借鉴。这次晋升对航天技术骨干力量的确立，对航天科技人才队伍的组建、培育、成长与壮大，对航天人力资源管理都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对促进航天事业持续发展具有深远而长久的意义。

首先，严格的晋升标准彰显出航天领域历来重视人才、尊重人才，正确使用人才是中国导弹事业成功的关键。确定了“又红又专”、具备实质贡献度的高标准评聘条件，严格杜绝按资排辈，为后来航天系统培养技术骨干、实施型号“两条指挥线”、形成设计师系统技术晋升渠道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其次，党中央采取的全面保障措施使得技术队伍能够排除后顾之忧。关怀爱护人才是聂荣臻元帅主管导弹事业发展的首要课题，无论是钱学森还是普通的技术人员，甚至是其家属子女，国家都给予了周全的照顾和考虑，使得技术人员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安心工作，排除万难完成组织交给的研制任务。

最后，国家决策对航天科技人才的发展壮大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调集和培养人才是中国导弹事业初期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导弹仿制过程中有明显的体现，只要是某一领域急需的技术专家和党政干部，均可从各部门、学校及军队抽调，实现了骨干力量无条件集中调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