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2016-04-13 12:51苗志娟王次富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16年9期
关键词:党的领导共同富裕本质

苗志娟,王次富

(1.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2.乌鲁木齐米东区人民检察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1499)



试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苗志娟1,王次富2

(1.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092;2.乌鲁木齐米东区人民检察院,新疆乌鲁木齐831499)

习近平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新论断。该论断不仅是对马恩列毛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精神的提炼升华,而且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同时还是新形势下坚持党的领导对建设社会主义重要性的现实考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习近平2014年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反复提到的新论断。这个论断不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理论探索,而且对新形势下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做出突出强调。

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对马恩列毛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精神的提炼升华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他们的多部著作当中都有论述,在马克思那里,很多时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通用的,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经济学手稿(1857—1858)》《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文献中都有论及。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状态主要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具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第二,废除私有制,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第三,消灭商品和货币,实行计划经济;第四,对于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第五,过渡时期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阶级和国家失去政治性质;第六,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将获得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以上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状态是马克思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总结出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首先爆发,在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早期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同时胜利;后期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生分歧、有所改变,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发生、多国配合、相继胜利),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而对于如何推翻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必然成为社会解放的历史主体,因为在革命的时期,资产阶级都是一个上升时期,“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1]412,“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1]412,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是自身的掘墓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的阶级”[1]411。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413,“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1]413,“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1]413。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 “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413,“共产党人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1]435,“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和谐”[1]435。无产阶级政党同无产阶级利益完全一致,无产阶级在本阶级政党的带领下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规定。

列宁对社会主义状态的认识主要体现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和“新经济政策”实行时期。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设想进行了尝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余粮征集制,实行国有化,消灭私有制,国家组织生产,实行计划经济,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和城乡贸易。在“新经济政策”实行时期做出调整和让步。列宁从苏联现实国情出发,实行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允许外资和本国资本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无力兴办的企业,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进行调节,允许自由贸易。列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由理想到现实的转换,认识到在“过渡时期”依然要结合经济文化相对较为落后的实际国情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筹备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过渡时期,列宁自始至终很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对俄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列宁谈到:“我们认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一条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2]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也进行了思想和组织上的探索和实践。列宁强调从思想上建党,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同时,确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新型组织形式,既保证党的稳定性和组织性,又增强党和工人阶级组织的战斗力,格外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带领俄国工人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

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经验、存在的问题以及借鉴苏联的一些教训,于20世纪50年代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等著作,系统论述了要处理好经济工作中农、轻、重的关系及其他一系列关系的思想以及要认清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这些思想为当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但是在摸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依然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僵化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缺乏经验,脱离中国实际,没有彻底认识清楚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是,毛泽东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和发展,在党的领导、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重大问题上,创造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党建理论,对于指导中国的实践、使中国能够顺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起到重要作用。

纵观马恩列毛经典作家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精华也有不足,有成功同时也有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首先要考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理论上论证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更多是作为一种资本主义替代路径去进行设定,但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并不是当时亟需挖掘的问题,而更多停留在宏观描述层面。列宁在20世纪初帝国主义时期,直面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即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进行,如何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亟需考虑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苏联实际,灵活探索和调整本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虽然没有彻底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在实践中犯了错误,但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使我们得到了很多实质性教训,特别是他关于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的思想,为发展社会主义留下了宝贵财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一例外都很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肯定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的关联,肯定无产阶级政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而这恰恰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提供了理论渊源和依据。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规定,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规定。

二、“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对邓小平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继承发展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从“本质”的角度做了集中回答。这里需要区分清楚“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想、价值和实现理想、价值的制度设计,是人类生存发展形态的具体展示。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内在的能够决定此种形态是“社会主义”而非别的什么“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涉及的范围和领域更宽,而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的东西是极少数的,是最能反映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体现社会主义特色、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部分内容。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曾反复谈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意即,社会主义是要实现富裕、能够实现快速发展、体现公平平等、能够实现民主的。邓小平也多次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性,因为这些是立国之本。同时,邓小平还谈道,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一个是共同富裕。在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回答中,涉及很多方面,比如:共同富裕、公有制占主体、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快速发展、社会公平等等,邓小平认为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应当具有的。

1992年,邓小平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文中曾说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373邓小平还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富裕”[3]29。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手段与目的相统一的理论,落脚点在于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最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理解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第一,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广大人民,而非少数人或个别人;第二,共同富裕是有先后的、有差别的实现富裕,不是“同时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均等富裕”;第三,共同富裕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是社会生产极大富足条件下的分配体现,非常注重结果公平;第四,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上的富足,在精神文化上同样也得到满足。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思想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的,社会主义涉及的诸多要素中包括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精髓,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之外,针对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问题,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为改革指明方向,用“社会主义本质”的表述来开拓社会主义的理论,将落脚点放在共同富裕上,集中力量解决中国如何快速发展生产和广大人民群众如何脱贫致富的问题,是“从经济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的角度来促进普遍人的自由”[4]。

江泽民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进一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三位一体总布局入手,重点解决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江泽民多次论述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要求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起发展,并且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江泽民极为重视人民群众和领导核心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领导水平高低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阐述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提出严格要求,中国要实现快速发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离不开党的领导,而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能够始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曾指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5]。“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是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有力补充,而“精神空虚不是社会主义”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做出新的表述。胡锦涛在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中提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6],将社会和谐融入社会主义的范畴中,并且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凸显出来。社会和谐能够成其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原因有三个。第一,社会和谐能够深化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中的一环,可以有力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全面发展。第二,社会和谐最能体现社会主义的特色。这是使社会主义和古今中外各种社会形态有所区分的一个特征。社会和谐不仅表现为社会发展各领域及各领域子系统及诸要素之间的和谐,而且体现在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和谐,同时还体现在组成社会的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极大地彰显了人类积极健康的生存状态和价值风尚。第三,社会和谐能够极大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的社会关系能够保障社会中的人在良性社会生态下生存和发展。

胡锦涛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将落脚点放在社会和谐上,也是结合执政时期的时代背景的。21世纪头十年,中国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发展,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成就,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是随之而来的各种矛盾问题凸显。经济、政治、文化各大领域的问题映射在社会领域,表现为人们对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公、政治腐败高发、权益得不到保障、道德滑坡严重、民生失衡、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现象普遍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影响人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影响人的健康精神风貌的养成,影响人的行为价值的选择,影响和谐人际关系的维系。因此,迫切需要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解决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该论断继承发展了邓小平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第一,说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不是否定其他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是在肯定、继承其他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支点。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次谈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依然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目标。社会和谐同样如此,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始终坚持的价值导向。第二,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到“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再到“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提出时间有先有后,落脚点不同。在各个不同时期之所以选择不同落脚点,是因为在要综合考虑中国各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和主要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需要重视和聚焦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演化,经过实践的不断深入和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也会逐步拓宽和完善。第三,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范畴不断拓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的不断完善在内涵上是相一致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范畴经历从“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党的领导”的完善过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也经历了从“两手抓”——“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五位一体”的完善过程。“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在要求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富裕和精神极大富足,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要两手抓。“社会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在要求社会建设领域要抓紧,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且与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相协调。“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突出强调领导核心和依靠力量的作用,要在党的领导下,全方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将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本身有一个比较的涵义。在社会主义本质范畴中,共同富裕是一种目标价值,描述的是人的发展水平状态。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生产极大富足,在分配上注重社会公平,以广大人民的各种利益需求都得到满足作为衡量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尺度。社会和谐也是一种目标价值,描述的是人的发展关系状态,在广大人民生活富裕的基础上,维系和谐的社会关系,这也是衡量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尺度。而党的领导则是一种功能价值,描述的是人的组织样态。坚持党的领导突出强调的是党的职能和作用,通过党的领导和组织,去发展社会生产和协调社会关系,使广大人民群众安定有序地从事社会活动,达到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的目的。要达到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人民群众赋予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地位,通过党的领导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善治。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完全一致,离开党的领导和推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无从谈起,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在通往目标的漫长道路上才有了胜利的保证。相比较于社会主义本质范畴里的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坚持党的领导尤为现实和关键。

三、“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新形势下坚持党的领导对建设社会主义重要性的现实考量

习近平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将落脚点放在党的领导上,是结合了时下中国发展的形势和背景。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过程中,难以预料的复杂问题不断涌现,机遇与挑战一直并存。对内而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加快转型、思想文化不断分化、利益格局急剧调整。对于党而言,经历六十多年的执政,自身队伍尤其是干部队伍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尖锐地摆在党的面前。如何应对来自国际、国内复杂形势的考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如何改善国家治理和推进社会调试、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成为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推进的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的诸要素当中,将党的领导作为本质特征凸显出来。

党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命运息息相关。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关系党的事业命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决定党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事业兴,党的执政地位就稳固。反之,党会面临丧失执政地位的风险。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辟离不开党的领导。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众参加革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即将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打下基础。建立新中国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顺利实现三大改造,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平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在摸索中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克服重重难关,使改革开放逐步推进。进入新世纪,共产党牢牢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使中国在21世纪头十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极大体现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每一步拓展都同党的领导密不可分。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更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投身到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来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才能始终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党的领导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的根本保证。“五位一体”总布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逐步拓展完善并确立起来的,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在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布局中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实践中不断解决新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得到拓展和推进。

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中央结合中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提出的治国理政新方略,是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的战略指引。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根本途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战略保障,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是根本保证。三大战略举措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关键节点,对于实现全面小康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而全面从严治党在三大战略举措中又具有特殊重要地位,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通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实际成效,确保全面依法治国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全面从严治党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的战略指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及其辩证关系体现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拓展了坚持党的领导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既强调了坚持党的领导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又对党的建设提出要不断加强和改进的要求。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要求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也要不断谋求改革和创新,结合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着眼于解放思想,着眼于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密切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列宁.列宁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7.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王义德.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2):59.

[5] 胡锦涛.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OL].(2008-12-18)[2016-03-23].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

[6] 胡锦涛.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OL].(2016-10-30)[2016-03-23].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

An Analysis about the Statement "Leadership of CPC is the Most Essential Fea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IAO Zhijuan1,WANG Cifu2

(1.School of Marxism,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2.MidongDistrictPeople′sProcuratorateofUrumchi,Urumchi831499,China)

The new statement "The leadership of CPC is the most essential fea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ut forward by XI Jinping, is not only the refining and sublim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socialist theory mentioned by the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including Marx, Engels, Lenin and Mao Zedong, but als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about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Deng Xiaoping.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 realistic consider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upholding the leadership of CPC to build socialism in the new situ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leadership;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ssence

2016-06-22

苗志娟(1983-),女,河南郑州人,同济大学博士生;新疆农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党建理论。

王次富(1982-),男,山东枣庄人,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10.16396/j.cnki.sxgxskxb.2016.09.001

D61

A

1008-6285(2016)09-0003-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疆南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16CDJ019)之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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