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基于动态分布滞后模型

甘　星，印　赟

（1.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国际商学部,广东　珠海　519087；2.澳门科技大学　商学院,澳门）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基于动态分布滞后模型

甘星1，印赟2

（1.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国际商学部,广东珠海519087；2.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澳门）

摘要：基于1990-2013年间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GDP时间序列,通过构建动态分布滞后模型测量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利用效率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效应的分析表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存在着较强的时滞效应。FDI对GDP的总贡献为0.74％-0.84％，FDI发挥总效应的一半需10.43年。我国应鼓励FDI建设总部经济，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全面提升人力资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加速FDI溢出效应的产生，促进FDI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动态分布滞后模型

据国家商务部最新统计，2014全年，我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3778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95.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4％和1.7％。主要国家或地区对我国投资总体保持稳定。香港，新加坡，台湾省，日本和韩国排列前五位。其中韩国和英国同比增幅较高，分别为29.8％和28％。而荷兰和日本下降非常明显，分别为50.1％和38.8％。2015年我国外商新资本流入虽仍保持了上升态势，但增速明显放缓，原有资本有加速转移东南亚其他国家以及回流美国的迹象。

我国经济发展在过去的20多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制度下生产力的释放。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中核心内容之一。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受次贷危机影响，全球经济总体复苏依然乏力，我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而美国非农经济数据持续利好，这加剧了美联储加息和美元升值的预期，引发了全球资本新动向。预计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我国将面临资本外流的压力。因此，测量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效率，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短期、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效应，对我国应如何应对国际资本外流以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效率及效力的发挥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FDI投入当期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存在着较强的时滞效应。FDI对经济增长的长期贡献系数在0.74和0.84之间，FDI发挥总效应的一半需10.34年。我国应鼓励FDI建设总部经济，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全面提升人力资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促进FDI效率和效应的发挥。

一、1990-2013年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阶段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以空前的速度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2014年我国吸收全球外商直接投资1280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第一目的国。我国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从最初的排斥，到局部试点，最后全面开放，1990年至今经历了以下较明显的四个阶段，如表1所示，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the World Bank和OECD官方网站。

表1　 1990-2013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增长率

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阶段性变化与我国对外政策密切相关。1991年以前，我国开放了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形成了沿海经济开放带。当时我国采用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外商直接投资主体以港澳台公司为代表，以“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成功进入中国沿海市场，增速较快，FDI1991年比1990年增长了25.21％，但总体投资水平较低，1990、1991年均实际利用外资3,927百万美元。1992年邓小平南巡，明确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经济政策和市场经济改革的决心。我国对外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决策层的态度极大增强了外商投资信心，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快速增长。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欧美日大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投资领域也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扩展到资本密集型制造业。1992至2000年间，FDI年均增长率高达27.33％。但受亚洲货币危机影响，FDI在1998，1999和2000年这三年出现了负增长。2001年，我国加入WTO，国内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外资开始进入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2001年至2007年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累计总额达589,554百万美元，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并仍保持了稳步增长，年均增长22.20％。2008受次贷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陷入下行通道，受此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虽仍保持了增长势头，但明显增速放缓，2008年至2013年间我国FDI平均增速放缓至8.73％。2015年，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美元加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叙利亚问题引发的动荡等多因素影响，资金外流较明显。新兴经济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受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影响，也与本国对外政策，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本避险需求等密切相关。

二、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初步解释

图1　1990-2013GDP增长率和FDI增长率

如图1所示，我国FDI变动与GDP增长率具有高度相关性。外商直接投资是资金、技术和制度等多维属性的“复合产品”。[1](P49-57)当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后，会产生一系列效应。最直接的是外商带来的资金有效缓解了东道国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口问题。次贷危机之前，我国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投资占GDP的比重长期处于高位，GDP的30％以上，造成了巨大的建设资金缺口。我国金融市场的欠发达，企业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水平低，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体系。企业融资难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企业融资难与银行系统性风险问题并存。外资的进入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资金来源，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银行的压力，同时企业获得了发展的必要要素。

其次，外商带来了相对先进的生产资料，包括设备、技术和人才，直接提升了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迅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生产水平的差距。东道国企业在与外资企业合作、学习和交流过程中，通过积极参与产品技术、工艺的改进和创新，极大促进了FDI的技术溢出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产生。[2](P45-47)最终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形成了高效、庞大的生产供应链，进一步推动了国际专业化分工与合作,使得国际竞争优势更加显著。FDI是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非常重要的推动力之一，我国借此在扩大就业、对外贸易、完善工业体系以及经济增长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此外，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为东道国经济改革提供了外力推动。加剧了市场竞争，倒逼相关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挥。有利于打破原有的国企、央企垄断,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有利于降低“腐败”、“寻租”的空间。借助外力加速了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但也有学者专家提出不能确定发展中国家能从流入的FDI获得显著利益。FDI技术转移、技术溢出效应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产生取决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甚至外商直接投资会对本土企业造成“挤出效应”，使东道国企业更加依赖于外部技术的引进，局限于模仿而失去了技术创新的动力，L .P .King和B .Varadi以匈牙利为例，认为短期FDI对匈牙利经济起促进作用。长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外国公司的成功会导致社会有害的市场集中，阻碍未来经济的增长。[3](P1-21)学者毕海霞认为随着我国从短缺经济向结构性过剩经济的转变，FDI负面效应开始显现，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着产业、区域结构失衡，核心技术含量不高，FDI利润汇回的国际收支潜在风险等问题。[4](P28-31)综上所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实证。

三、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国产出不仅与当前的资本投入有关，还取决于过去资本的投入。资本从投入到完全发挥作用有一定的时滞。投资的实施当期会影响经济，投资的滞后仍然对经济产生作用。运用动态分布滞后模型Kocky模型和Almon模型,基于时间序列可以测算FDI发挥总效应的时长，吸收FDI的效率，以及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短期、中长期影响。

（一）模型构建与数据获取。

投资实现包括生产要素购买过程，因此会产生当期投资需求效应，从而带动经济的增长。投资除了产生当期直接的经济拉动效应，还会滞后地通过再生产推动经济增长，产生投资的供给效应。投资中的生产性固定资产部分地投入再生产,为生产提供新的劳动资料,并与流动资金相结合,通过生产劳动,生产出新产品(新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供给社会,并促进了其他产品的生产。[5](P8-11)因此在考虑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作用时，需同时考虑投资流量的当期效应及其滞后效应，故构建分布滞后模型。基于模型中变量量纲差异和系数的弹性意义，故对各变量取对数，模型如下，

式（1）中GDPt为第t期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FDIt-i（i=0,1,2,3……,k）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滞后第i期值。α，β0，β1，β2……表示为待估计参数。μt为随机干扰项。研究期间为1990年至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均以当年美元价格计价，数据来源于the World Bank，OECD官网和我国国家统计局网。参数α和β的估计将采用Koyck法和Almon法。

1.Koyck模型。

Koyck模型假设式（1）中所有的β具有相同的符号，且β按几何级数衰减，即

式（1）经整理可得

Koyck法大大减少了参数估计，如式（3）所示，只需估计α，β0和λ，并有效解决了多重共线问题。经济增长GDP与外商直接投资FDI有关，FDI每增长1％，当期会给GDP带来β0％的增长，也与自身上期值有关。FDI发生改变对GDP的总效应为β0/（1-λ），而发挥一半效应需要的期限T=-log2/logλ。

2.Almon模型。

式（1）经整理可得,

Almon模型依据Weierstrass’theorem，假定βi可用滞后长度i的一个m次多项式来近似，多项式的次数m小于滞后期数k，m

则式（4）可转变为如式（6）所示，

其中Zmt=∑ki=0imLNGDPt-i。Almon分布式滞后模型中的关键是确定滞后期数k和多项式次数m。本文采用LNGDP和LNFDI的Cross correlation确定最大滞后期，选择多个滞后期进行试验，对不同的k 和m组合进行PDL估计，得到不同AIC和SC值，选择使得AIC和SC值最小的对应滞后期数k和多项式次数m，获得参数估计a0，a1，a2……am，进而得到式（4）中各参数估计βi，i=0，1……k。

（二）平稳性检验。

对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时间序列取对数LNFDI，LNGDP，采用ADF检验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2。在10％的显著水平下，LNGDP,LNFDI均是平稳时间序列。

表2　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三）协整检验。

通过LNGDP与LNFDI的回归方差可以得到残差序列，对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平稳，因此可判断LNGDP与LNFDI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四）因果关系检验。

对DLNGDP和DLNFDI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下表3。

表3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在滞后2阶的情况下，“LNFDI不是LNGDP变化的格兰杰原因”的检验p值为0.0032，说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该假设，即外商直接投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LNGDP不是LNFDI的格兰杰原因的检验P值为0.0013，因此拒绝该假设，即经济增长是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五）KOCYK模型估计。

采用OLS和TSLS两种方法对Koyck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下表4所示。

由上表4可知，在5％显著水平下，FDI变动对GDP变动的即期贡献为0.0490。即FDI每增加1％，当期带动GDP上涨0.0490％。FDI流入对GDP增长的长期影响为β0/1-λ=0.7613，R-squared为0.9995，拟合度很好，F统计量为23318.5，P值为0.00，方程整体显著。TSLS估计显示FDI每增加1％，从长期看，GDP将增加0.7444％，略小于S估计结果。而FDI发挥总效应的一半需限T=-log2/(logλ=10.43)年，说明我国商直接投资的吸收与利用效率较低，导致了外商投资效应发挥的周期较长。投资具有两重性，因此产生了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效应，即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5](P8-11)投资实现是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购买过程。投资实现为固定资产后，生产性固定资产投入再生产,会产生新的资本品，从而多级别、多层次地推动一国经济增长。投资的滞后效应受投资再生产过程中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两国对外政策，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生产技术、金融市场以及相关制度等有关。

表4　Kocyk分布式滞后模型估计结果

Bo rensztein等研究发现技术转移和技术外溢是FDI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另一要素。FDI的技术外溢作用存在“临界水平”。只有当东道国跨过某种最低人力资本存量门槛之后,东道国经济才能吸收FDI的技术外溢。[6](P115-135)FDI流入并不直接导致技术外溢效应。对FDI吸收的效率,能否促成FDI产生技术外溢效应，以及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结构与水平。因此要缩短FDI效应发挥的时长T，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至关重要。

我国自身生产制造水平也很关键。当一国与另一国生产制造水平有较大差距时，本土企业是很难合作、服务于跨国公司在当地设立的子公司，技术模仿与创新就失去了合作过程难得的学习机会。我国合资企业很长一段时间在国际分工中承担的是供应链上的低端加工角色，加工前端的技术开发，产品设计以及加工后端的市场与销售设立在海外，市场分割会延迟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

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不利于FDI效应的发挥。市场环境包括金融市场，行政效率、知识产权，区域发展以及行业培育等。金融市场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不匹配。外资进入我国后，资金配置的不合理以及效率的低下，制约了FDI效应。行政的过多干预、政策制度的不透明造成了权力寻租与腐败，不利于良好投资环境的培育。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成为FDI技术转移的巨大阻力。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了FDI投资的区域集中，挤出效应显现。我国FDI集中于房地产业，巨额的房地产沉淀资金大大降低了经济体中资金的有效利用。[ 7 ]（P31,33）

以上这些因素降低了我国对FDI吸收的效率，抑制了FDI效应的发挥。

（六）ALMON模型估计。

对LNGDP与LNFDI作滞后交叉相关系数分析发现，滞后4期以内两者的相关系数高于0.5，滞后长度越长，LNGDP与LNFDI相关系数越小，因此选择最大滞后长度为3。建立K=2，3的分布滞后模型，依据多项式次数m应小于K的准则，则多项式次数选择2，3，获得不同的AIC和SC值，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依据AIC与SC值最小原则，选择滞后长度k为3，多项式次数m为2，估计结果如图2。

表5　 AIC与SC值

最终PDL模型估计如下式（7），

该模型显示，随着FDI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呈上升趋势。且在5％的显著水平下，FDI每增加1％，当期拉动GDP增长0.53％，FDI滞后1，2期对GDP的贡献均不显著。滞后第3期促进GDP增长0.23％。FDI对GDP的总贡献为0.84％，符合经济意义。从该模型可以看出FDI对GDP的贡献有时滞效应，且时滞效应低于当期效应。FDI对经济的短期拉动作用要强于滞后期对经济的促进作用。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出现较明显的二阶段。

第一阶段，FDI流入直接为东道国带来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图2显示FDI中对经济的当期贡献为0.53％，FDI对东道国经济具有即期拉动效应，且高于其他时期。FDI的资金提供有效缓解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FDI会产生即期投资需求，拉动GDP增长，并通过投资乘数效应导致GDP新的增量，促进了经济的增长。FDI引入的新设备，新产品，新技术，专业人才以及海外市场等因素在投资过程中主动或被动扩散,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生产效率，直接产生经济效应。同时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的商贸往来过程中，有助于本地企业人力资本的提升和技术模仿与创新，有助于我国整体生产水平的提升。FDI项目的引入会吸引产业链上的上下游厂商的聚集，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和规模效应。这些因素直接带动了经济快速增长。

图2　ALMON分布滞后模型估计（k=3，m=2）

第二阶段，FDI滞后产生的溢出效应促进了经济的增长。FDI滞后效应具体表现为当部分外商投资转化为生产资本后，经过一段时期生产要素的配置调整及技术的溢出，会产生新的资本品，资本存量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本模型中，FDI滞后1，2期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均不显著，第3期FDI时滞效应也仅表现出促进经济增长0.23％，远低于当期贡献。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过多地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含量不高的制造业，对高科技行业的投资明显偏少。[8](P88-90)FDI主要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厂房和土地加工、组装，不利于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且与国内企业的产业关联度较小，对上下游产业链带动效应较弱，不利于FDI技术溢出的产生。FDI的滞后效应不仅仅取决于外商，更多依赖于东道国的吸收、利用能力。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生产技术水平，金融市场效率以及政府相关政策等，这些因素决定了FDI滞后效应的产生。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生产技术水平与投资国差距越小，越容易快速承接投资国的技术转移并促成技术创新，FDI的滞后效应就越大。本模型中较低的FDI滞后效应暴露出我国吸收、利用FDI过程中的不足。FDI滞后效应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四、发展建议

以上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FDI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FDI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短期内表现为投资需求的直接拉动作用。来自于海外的资金有效补充了我国快速发展资金的不足，FDI所提供的专业人才、先进技术、设备促进了对我国生产效率的全面提升，使中国生产制造能更深入、更广泛地参与到国际市场中。长期来看，FDI通过海内、外要素流动，产业关联和产业集群促进了规模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的滞后产生，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我国利用FDI存在着不足，表现在吸收、利用FDI效率较低，FDI溢出效应不强。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有效、合理地利用FDI，促进FDI效应的发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同时也要防范当前出现的外商直接投资外流风险。

（一）加强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引导。

选择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外资，减少因盲目吸收FDI而加剧产业结构及产业内部的不均衡，以及个别行业的过度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和收益递减。改变FDI策略，由早期的被动吸收转为主动获取和引导。在政策制定上引导FDI向我国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新技术开发倾斜，加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二）推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升级。

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吸引生产性服务业外商投资，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区域总部，发展总部经济，包括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等营运中心，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格局。外资总部经济的建设必然会与当地企业发生产业关联与合作，这将大大促进FDI溢出效应的产生，从而有助于降低FDI对国内原有投资的挤出效应。完善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规，与国际惯例接轨，增强国外投资者的投资信心，进一步开放市场，逐步放宽对外商投资范围、领域及股权方面的限制。

（三）提升我国人力资本规模与水平。

FDI在我国有加大对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投资的趋势，但我国高、精、专国际人才仍处于短缺状态。因此我们要加大高等教育的投入，大力培养高层次人才,服务于外资企业。此外，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仍然是我国FDI的重点。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培养应用型人才，有利于扩大就业，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人力资本的提升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要素之一。对FDI吸收的效果率以及FDI效应的发挥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密切相关。提高我国人力资本存量，能更好、更快地承接FDI技术转移，提高利用FDI的效率，为技术溢出的提供人才储备。

（四）改善我国投资环境。

以市场引导为主，政府调控为辅。减少行政干预，健全公开、透明制度。积极推进金融市场改革，提高外资配置效率。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加强自然环境保护，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五）防范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风险。

在肯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促进作用的同时，要防范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风险。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实体产业投资回报率呈下降趋势，资本逐利与避险的特性导致新资本流入增速放缓，旧资本加速转移东南亚其他国家。因此在强调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吸收效率、促进其溢出效应产生的同时，应大力培育本土产业资本烫平外商直接投资波动，减少对海外资本的依赖。维护经济稳定增长，避免大起大落引发资本外逃恐慌。通过一系列深化改革政策提升实业投资回报率，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防范当前出现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速放缓、资金外流的风险，维护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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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郁之行

作者简介：甘星（1976—）,女，麦考瑞大学商学院应用金融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国际商学部讲师。印赟（1986—），女，东安格利亚大学经济学院计量经济学博士，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6）-03-008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