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体现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制度

张贤

摘 要 大学从产生之初就是进行高深知识教与学活动的场所，而其前提和本质在于学术自由。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大学的办学灵魂在众多诱惑前消失殆尽。如何挽救这一现状，需要政府、社会和学校自身共同努力，建构体现着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制度，为大学提供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

关键词 高等教育 逻辑起点 学术自由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s.2016.10.002

Abstract The University from the beginning is the place to carry on the high knowledge teaching and the study activity， but its premise and the essence lies in the academic freedom.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the soul of the many temptations before the temptation to disappear. How to sa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government， the community and the school itself，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embodies the spirit of academic freedom， to provide an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freedom.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cademic freedom

1 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何以确定？检验逻辑起点是否科学，必须满足以下三个基本条件：（1）逻辑起点必须是研究对象最基本、最普遍的现象。（2）逻辑起点必须与历史的起点相一致。（3）逻辑起点必须蕴涵着整个体系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胚芽”。①

何为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我们暂且先沿着高等学校的职能和任务的历史变迁来找寻一下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自大学产生之日起，便被赋予了培养人才的使命，因此，人才培养职能是大学的第一项职能和任务，也即最基本的职能和任务。

直到19世纪初德国的威廉·洪堡以“教学与科研统一”原则创办举世闻名的柏林大学起，大学的职能开始发生了第一次的历史性转变——科研职能逐渐开始成为大学的第二项职能。此时的西方大学纷纷掀起了学习柏林模式的高潮，大学教授的主要任务不再仅仅是“教”，大学学生的任务也不再是单纯的被动的“学”，他们之间围绕“研究”形成另一种互动关系：大学学生需要在大学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下去独立地进行“研究”。②

1904年，“威斯康星计划”被提出，这项计划描绘成“把整个州交给大学”使威斯康星大学成为了“任何人可以学习任何东西的地方”，③这一计划的问世使美国的大学和社会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高等教育社会服务和国家发展服务职能得以确立，大学边缘化状态得到缓解，并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心。至此，大学的职能发生了第二次的历史性转变——服务社会职能成为了大学的第三项职能，大学主要进行的是知识的推广活动，逐渐将高深知识应用于社会，服务于社会。

显而易见，大学的所有活动都是围绕“高深知识”展开的。而最先进行的是围绕高深知识展开的教与学活动，那么我们姑且先假设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是“高深知识的教与学活动”，然后再来检验这一假设是否符合前述的三个基本条件。

首先，看其是否能够反映高等教育最基本、最普遍的现象与特征。考察历史亦或是认清现实，无论哪一所大学，教与学活动都是核心任务，且围绕“高深知识”展开。由此可见，“高深知识的教与学活动”毫无例外地见诸任何办学形式、任何水平层次的高等学府。可以得出“高深知识的教与学活动”是高等教育最基本、最普遍的现象，符合第一个条件。

其次，看其是否与高等教育的历史起点相一致。如前所述，中世纪大学被视为近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历史起点，当时大学的组织形式是师生群体以一定的方式联结在一起，集体探讨高深知识的行会，是仿照工商业行会组织形式而建立的学术团体。④故不难得出，高等学校是以高深知识的教与学活动作为其最普遍、最基本的现象诞生。寻觅其历史轨迹，无论从数量到质量、还是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变化发展，但事实是：贯穿高等学校发展始终的是专门高深知识的教与学活动，高等教育学的这个逻辑起点符合历史发展的轨迹，满足第二个条件。

最后，检验其是否蕴涵着整个体系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胚芽”。矛盾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矛盾；第二类是高等学校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矛盾。⑤而这两类矛盾中所蕴含的高等教育的各类问题，如：如何提高办学质量？如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如何保持与政府的平衡？都需要学生和老师在高深知识教与学活动中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善和解决。由此可以得出高深知识的教与学活动是高等教育一切矛盾的“胚芽”。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是“高深知识的教与学活动”。

2 我国大学办学灵魂缺失之现状

2.1 大学管理行政化、机构设置等级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一直呼吁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也一直致力于此。然而，事实却是让人大跌眼镜，形式上学术管理森严的中国大学在实质上变得行政化、等级化，支配大学运转的不是学术权力，而是行政权力，官本位现象愈演愈烈：大学的重要决策采取下级听从上级的命令；原本应成为大学学术民主管理代表的学术委员会等机构被架空；⑥大型的学术会议，纷纷竟相热衷于请官员与会，而且，官衔级别的高低决定了“分量”的大小，而不在乎这位官员是否有与会议相关的学术水平。这些例子只是沧海一粟，如此严重的趋势也使得大学行政化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2 学术研究功利化、知识教学商业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崇尚经济利益的氛围在高等教育界迅速弥漫且迟迟无法消散。至此，阻碍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的另一桎梏——学术造假、急功近利、知识商业化也由此产生并越发的严重。不论是大学还是学者们开始不再以学术研究为根本，一方面，千方百计甚至不惜采取违法手段骗取国家的科研经费和科研奖励；另一方面，学术研究越来越与企业挂钩，选取一些没什么学术价值，却能迅速挣钱的项目。⑦另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大学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纷纷喊出了在多少年内要将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并倾尽全力致力于此项目标，最终在这股浪潮中迷失了自己的角色定位。

2.3 人才培养数量化、大学评价片面化

“据报道，截至2005年底，中国高等学校有2300余所，在校大学生总数已超过2300万人，高等学校的总体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提高到21%，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⑧然而，我国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之间还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当前，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的大学培养的人才的创新能力、科研开发水平、动手实践能力等都是相当欠缺的，导致从大学走出来的人才的社会服务效果大打折扣。同样，大学评价也存在只看重数量而忽视质量的问题。“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声誉”是目前国内比较普遍且权威的大学评价标准及维度，且以“数量”、“规模”、“效率”等作为衡量大学发展的尺度。”这一评价导向催生国内各大学在外在形式上的竞争而忽略了内在实质性的发展。⑨

3 建构体现着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制度

3.1 尊重历史

谈及改革，回顾历史，自然深知一方面在“觊觎”西方高等教育成功经验的同时，绝不能够盲目套用其改革模式。单纯扩大自主权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环境所不允许的，结果只会造成大学滥用主权，因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在笼罩着“行政力量”的阴霾下发展，本身是缺乏自律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监督机制的。⑩否决“单纯扩大自主权”的基本前提已确定的基础上，我国高等教育应当建立学术自由取向的大学制度。

3.2 外在的支撑

所谓“外在”主要是指政府以及社会。作为政府，需要做的是通过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等行政法律手段来保护学术自由。在制度改革方面，当前的突破口有三方面：第一，“简政放权”是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转变管理职能，为学术自由与自主办学权提供政治环境保障；第二，“教授治校”是落脚点，在试点与推行聘任制条件下的教授终身制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在大学内部的学术事务较为广泛意义上的“教授治校”；第三，“制度监督”是保障。逐步构建公正、公平、公开的学术诚信系统和学术规范体系，并引进学术中介机构参与学术事务，当然同样需在制度上规范其权责。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完善宪法来保障学术自由是非常必要且迫切的。虽然，我国现行的宪法中已经多多少少体现了学术自由的精神，但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学术自由，仍必须制定具体的保护公民学术自由的单行条例。

就社会而言，如何与学术自由“求同存异”？爱因斯坦曾提到学术自由需要两种外在的自由，第一种外在的自由便是“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一个人不会因为他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和特殊问题的意见和主张而遭到危险或者严重的损害”。 目前，当代民主社会的宽容程度基本可以实现学者不会因发表学术观点而获罪或者受到政治迫害。然而，止步于此远远不够，大学对社会少一分真理苛求，社会对大学少一分功利需求，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求同存异”。

3.3 内在的保护

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事物的外部矛盾即外因只是事物变化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且需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学术自由的丢失，大学似乎可以顺理成章的问责于政府，问责于社会，那么可曾问责过自身？大学用“自由”这一尺度衡量并要求获得相应学术外部环境的同时更应以相同或更高的标准考察自身的内部世界。

首先，大学作为一个组织本身应当建立并完善维护学术自由权的制度。根据德国、美国和英国的经验，这些制度应该包括教授终身制、较高和稳定的工资制度、独立的教师协会制度以及相关的学术管理制度等等。 其次，作为在大学内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教授、学者本身应培养学术独立意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知是非，不计利害，应是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精神气质与价值取向” 学者们要意识到学术活动本身的独立性，不盲目崇拜于权威，屈从于权力，更不能以商业价值来作为评判学术成果的标准。

只有当大学自身去做出更多的努力时，我们才有理由去期待中国的大学能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④⑤薛天翔，尹丽.高深专门知识的教育学活动——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J].上海高教研究，1997（3）：10-15.

②③张国祥.大学职能的历史演变及启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0（6）：107-110.

⑥ 辛增平.学术自由与创新：大学学术管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J].江西教育科研，2007（9）：68-70.

⑦ 李荷.学术自由、知识与社会[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6）：56-63.

⑧ 张立军，谢红雨.从思想独立到学术自由看中国现代大学办学灵魂之缺失[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6）：134-136.

⑨ 康翠萍，孙景涛.学术自由：评价大学发展的一种新框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23-27.

⑩ 茹宁.从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关系看我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J].高教探索，2011（2）：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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