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梅

一

在湘鄂边陲的丛林深处，在武陵山脉的皱褶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开凿出一条绵延十里的峡谷，峡谷两岸天然生长着白梅。寒冬时节，花开十里，幽幽梅香浸淫整条峡谷和谷底那条清澈的梅河。于是，这里便有了一个诗意词韵般的地名——“梅谷”。

从县城到梅谷全程一百七十公里。警车一路向西，山越来越深，路愈走愈烂。我坐在副驾驶座，左手撑住车，右手抓牢旁边的扣手，屁股像一只瘪气的篮球在座位上蹭来滚去，根本没法坐稳。我不时朝开车的侯君瞟一眼，只见他两手死死抓住方向盘，整个身子也在不停摇摆，两只眼睛瞪着前方，神情如临大敌，看样子并不比我更好受。

突然想起梅谷——成了梅谷人，我们应该谈梅。

“侯哥，去过梅谷吗？白梅长什么样子？”

侯君不好意思地笑笑：“我还真没去过呢，倒是计划过两次，可每次临行时总是因为所里有事耽搁，一直没成行。”

“我听说许多外地人都大老远专程去梅谷寻梅呢。”一个在梅谷工作的人，居然不去访梅，真是件遗憾的事情。我在心里有点替侯君感到惋惜。

“你以为访梅是件容易的事吗？”

我倒有点奇怪：“不就是上山看花嘛，那么难吗？”

侯君告诉我，白梅只生长在梅谷两岸的峭壁处，上去连路都没有，还要涉过那条梅河，不请向导你根本进不去，就算进去了也可能走不出来。再说，白梅只开在寒冬时节，花期并不长，稍一延宕就错过季节。许多人就是这么缩手缩脚、瞻前顾后给耽搁下的。

“不过，现在好了，有你搭伴，今冬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去梅谷看看。”侯君的话正中我下怀。我想，我离开县城来到梅谷，唯一幸运的事情恐怕就是有机缘赏梅了。

湘西北的初春昼短夜长，天黑得早，还只六点不到，夜色就像一张网罩下来。迎候我的余所长和小白在派出所院子内站成一幅剪影，他们身后的房子和远山朦胧的轮廓成为这幅剪影的背景。

余所长近花甲之年，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许多。他穿一身皱巴巴的警服，胸前的警号歪戴着，额头上几道抬头纹陷得很深，浊黄的眼珠下面垂着两个大黑眼袋，两只耳垂上残留着冻疮初愈的血痂，几根鼻毛探出略显红肿的鼻孔，下巴上的胡须白里间黑，短而粗硬，想象中每根须子都是针，足以刺穿一张纸。如果脱去警服，以他这副粗糙形象，和一个山民别无二致。“这是所里的微机员小白，白梅。”侯君介绍完余所长，把立在旁边笑盈盈的女孩指给我。白梅自我补充说：“我还兼着炊事员的工作。”

我发现，说话时，白梅的目光朝侯君撞去。这一撞，把侯君的头撞低下去。

这个夜晚，我第一次躺在远离都市的梅谷，躺在派出所板实的木床上，不时翻动出吱嘎的声响，渲染着我无眠的意绪。这时候，肖嫣打来电话：“感觉怎样？”她声音发苶，有着圆润而勾魂的穿透力，尤其在这样清冷孤寂的夜晚。

我说：“谈不上什么感觉，所长是个土包子，但看上去人还好。”

听说所里有个叫白梅的女孩，肖嫣说：“她长得比我好看吧？”

我明白她话里的潜台词，说：“一个山里女孩，跟你比就是凤凰和鸡。”

肖嫣说：“那可不一定。俗话说‘高山出鹞鹰，山清水秀养美女。你不是一心向往梅谷，向往开在梅谷深处的梅花吗？”

“放心吧，梅谷的白梅只是昙花一现，你才是我心中那朵常开不败的梅花。”肖嫣没话了，电话那端的笑声臭美得要死。要说斗嘴，她并不是我的对手。要不，我的中文系四年就白混了。

后窗隐约传来不明声响。我迷瞪着眼朝窗外望，天刚麻麻亮。挨了一会再起床，扒开窗帘一瞧，派出所后院菜地里，余所长正打着赤膊挖地。他叉开双腿，上半截身子躬下去，腰杆弯成九十度，头上正袅袅冒着热气，身后是刨松的黑土，黑土两边旺绿着白菜和葱蒜。薄白的晨光里，但见锄头起落，板结的泥块被翻出来，然后给锄头敲开，蒙住余所长的赤脚。接我报到的路上，侯君告诉过我，所里食堂的蔬菜都是余所长一个人种出来的，他从不让别人插手。

侯君告诉我，梅谷大着哩，差不多等同太平洋上某岛国的国土面积。这里地广人稀，三分之一的青壮劳力外出打工，派出所想管够不着；三分之一的留守儿童和老人根本不用管；剩下三分之一的人住在老山界上，那里连公路都不通，他们到派出所往返一趟没两天不行。于是，余所长每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趁天气暖和时带民警上山“巡视”一圈，时间两个月或更长。梅谷藏在大山里，避开世间纷扰，人心向善，社会和谐，十多年没发像样的案子，就连矛盾纠纷也稀少。所以，警察在梅谷的存在似乎显得多余。我心里想，怪不得余所长在梅谷扎下根，他是吃惯了这里的安稳饭。在局里，我父亲凡事都由着余所长，除了他是根“老油条”外，也许梅谷派出所在他心里的地位根本无足轻重。

侯君还特意告诉我：“这里不比县城，我们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不管用，余所长那一套才行。我们都要跟他学。”

我不明白，余所长的那一套究竟是哪一套。

终于等来第一起报警，我也彻头彻尾地领教了余所长的“那一套”。

野猪岭的村主任说，村里有对古稀老人，房子快垮塌了。老人担心砸死屋内，要求两个儿子轮流赡养，老大家同意，可老二媳妇坚决不答应。村主任并没说要派出所介入处理，他或许只是向余所长咨询一下，请余所长帮忙拿拿主意。可余所长一听就火冒三丈：“翻天啦？自古养儿防老，哪有嫌老的道理！你马上把人召拢，我要会会这个二媳妇。”撂下电话，他对我和侯君说：“来事了，我们出警。”

遇事这么不冷静，我心里对余所长有想法。这种家长里短的琐事派出所一定要管吗？这种扯不清的“麻纱”缠到头上，警察未必管得过来；再说，村里又不是没治调组织！侯君对我的嘀咕不予理会，只说：“在这里，余所长的话就是圣旨，到时候你只管听和记，千万别多嘴。”

这算忠告吗？我不信邪，回了句“那可不一定。”

野猪岭村距离派出所三十多公里，一条简易公路只通到半山腰，到村部还得弃车爬坡半小时。天气晴好，春日融融，空气里弥漫着清新的植物气息。阳光照射下，山间的雾岚散开，不知名的花树呈现出来，粉白的、火红的、嫩黄的、浅紫的，五颜六色，美不胜收；白色的鹭鸟停歇在高高的树冠上，憋了一冬的熏风在山林里慌慌张张地窜动，搅得整个林子一片响声。我虽说对这样的出警不感兴趣，但窝在派出所大半月，我也憋得快要受不住了。所以，能感受野外明媚的春光，就只当是一次难得的春游，我心里稍许释然。余所长不愧是爬山的老手，我和侯君跟在后面浑身淌汗、大口喘气，他却没事一样。半坡里，我提议歇歇再走，余所长没回头，只把话从脚跟往下丢：“你们歇吧，我先走。”他的话明摆着欺负人，我们哪敢歇脚！只能中间隔着一大段距离，吊着他走。

在村部门口，我发现余所长在和迎候的治调主任握手时交给他一样什么东西，然后还嘀咕了些什么。

人到齐，客套免去，先听情况。大儿子和大媳妇倒没说什么，二媳妇还是拒绝接受轮流赡养老人的方案。余所长说：“不接受也可以，你二媳妇就写份申请贴在村部。我们出面把两位老人送到养老院去。”

村主任不明就里，说：“这恐怕不行。”他说乡民政办有规定，进养老院必须是五保户，有后人的不符合条件；二来，老人的生活费和护理费村里要负担一部分，这个钱没着落。

余所长说：“现在，儿媳公开拒绝养老，老人就成了有后人的孤老，民政那边由我去做工作。至于钱嘛，我看这样，把老人的责任田地和山林拿出来，一次性卖掉经营权就足够了，不会给村里增添负担。”

对余所长提出的方案，二媳妇最先跳出来反对。老人的责任田和山林早就分到了两个儿子名下，现在要拿走，不亚于要她的命。

“那你就写份申请吧。”余所长继续给二媳妇下套。

弃老的申请二媳妇不敢写，她就是再“苕”，也能掂量出这件事情的轻重，申请一贴出去，贻笑大方事小，光唾沫星子就足以将她淹死。

老大问老二：“轮流养老你家里不同意，送养老院也反对，我建议干脆把两老撵出去讨米算了。父母白养了我们兄弟俩，我们把脸装裤裆里去。”

二媳妇有主意。她说：“我并没说不养老，两家各分一个。我们家龙儿跟他爷爷最亲，我就认领爷爷。”

二媳妇好狠心。老人都黄土埋起脖颈了，她还要将他们生生拆开。爷爷身子骨硬朗，还干得动田地里的农活，认下他等于白捡半个劳力，而奶奶一年四季病病歪歪的，只把药罐当饭碗，闲饭可能要吃到闭眼睛那一天。二媳妇早在心里把算盘扒拉清楚了才说的话。

老大两口子一言不发。他们听懂了弟媳妇没有说出来的话——老大家是个女儿，男对男，女对女，他们没有叫板的资本，只能认领婆婆。

余所长看看村干部，村干部都装哑巴当好好先生。二媳妇看样子泼得很，村干部肯定领教过厉害，谁都不想得罪她。余所长不会让二媳妇的阴谋得逞，而且他似乎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说：“凡事得讲个公平，既然派出所来处理，就得立个规矩。”我怎么都没想到，他定下的所谓“规矩”居然是抓阄。他的理由堂而皇之——“领谁不领谁要讲公平，不能哪家说了算。”他转向村干部，“老人不是物品，政府也不能搞强行摊派，是不是？”

村干部们都说是是是。

余所长将治调主任叫到身边监督，三把两把做好纸团。他把纸团攥在手心里，宣布了抓阄规则：只能由两妯娌抓，而且一次性生效！他问：“谁先来？”

大媳妇表态说：“我没什么，反正是养老，公公和婆婆谁跟我都行，随小婶子的。”

二媳妇有点迫不及待。她说：“嫂子既然承让，我就不客气了。”

余所长没急着松手。就在二媳妇把手伸向余所长展开的巴掌，即将要拈纸团的时候，他把散开的手握回来，告诉二媳妇：“抓阄全靠手气。嫂子讲境界让你先抓，她就等于放弃了机会。我要把丑话说到前头，结果出来不得反悔！”

二媳妇小心翼翼，像要抓一颗炸弹。

二媳妇抓出的是婆婆。她把纸团展开，脸上立马刷白，颓丧得像涂了一层霜。余所长把手里剩下的纸团递给治调主任，看看愣怔发呆的二媳妇，吩咐说：“写协议吧。”

治调主任把纸团朝老大扬了扬，问：“父亲归你，要不要看看？”老大犹豫片刻，两口子都摇头。治调主任把纸团收进衣兜。我发现他的表情不大自然，马上悟出余所长玩的鬼把戏——治调主任衣兜内的那个纸团上写的一定也是“婆婆”！想到这一点，我替余所长感到有些汗颜，二媳妇就算不尽孝道，但作为一名警察，我觉得余所长不应该拿自己的小聪明忽悠人家。这样处理问题有失公允！

二媳妇果然不是吃素的。她似乎看出什么猫腻，对摆开纸笔正要写赡养协议的治调主任说：“慢点！你是不是应该把老大的阄也打开让大家看看？”

治调主任停下纸笔，伸手从衣袋内捏出一个纸团。他直接丢给二媳妇：“你的意见很对，老大两口子不想看，但应该给你瞅一眼。”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我发现治调主任拿出的纸团比先前收进去的纸团略大了一点。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精明过人的二媳妇还是慢了半拍。二媳妇不是善茬，但在老谋深算的余所长面前，她还嫩了点！

这就是所谓的调解？这就是余所长说一不二的“那一套”？他们在写协议，我感觉无地自容，一分钟也不想在屋内呆下去。我走出村部来到旁边一块地头，见几个农人正在烧火土粪，就随便聊起来。

“翻过野猪岭，再过去是哪儿呢？”我想象中的答案应该是湖北。

一位大叔说：“翻过山去就是十里梅谷。”

我顿时来了兴致：“你们去过梅谷吗？白梅长什么样子？”

大叔用遗憾的目光看看我，直摇脑袋。

我不禁替他们感到惋惜。上苍把一条梅谷安放在身边，仅仅一岭之隔，他们却从未去过，遗憾啊！山里人质朴。大叔读懂了我脸上的错愕，说：“梅谷没有路，又险，不就是开在悬崖上的野花吗？不值得费功夫去看。”

大婶反应快：“你要看梅花，现在还不是季节，等入冬下雪了再去吧。”

我感到无端的茫然和失落。

回去的路上，余所长给治调主任打电话，意思是让他把嘴巴闭紧，守住抓阄的秘密。

等他挂了电话，我直言不讳地说：“余所长，你这样搞调解违反规定。”

“是吗？”余所长正在得意中，对我的批评毫不介意。他说：“云飞啊，你是说不符合书本上那一套吧？告诉你，那是读书人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山里人有山里人的口味，他们不吃书，就吃阄。”

从余所长的语气里，我知道再和他理论下去毫无意义！我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

二

梅谷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夏天，梅谷的夏天是一年中最爽润的季节，气温怎么也升不上去，早上穿夹衣，晚上盖棉被。

余所长不会错过这样的好季节，他说：“换装吧，我们下去转转。”

前不久，余所长带我到县局开会，领受了新任务。新的户口本必须在八月底以前换发百分之七十以上，另外，我们派出所全年要下乡给老百姓办理两百个二代身份证。我明白，余所长所说的“转转”是冲着这些指标去的，绝不是下去游山玩水。

侯君把户口本和办理身份证的相机以及登记表等资料装进背篓，然后开始换草鞋。他挑了一双半新不旧的草鞋甩给我。我的目光在他的警服和我脚上的皮鞋之间来回睃了一眼，眼神里流露出不言而喻的诧异。一个警察，身上穿着制服，脚上却套一双草鞋，是不是有点搞笑？侯君见我迟疑不动，解释说：“下乡除了坡路就是涉水。穿皮鞋走坡路不‘把溜，会跌得你屁滚尿流，蹚水过河脱脱穿穿更嫌麻烦，穿草鞋最好。你那么好的品牌鞋，一个往返铁定报销。”我看着脚上肖嫣给买的八百多元一双的“鳄鱼”牌皮鞋，不免心疼起来。可是，就算穿草鞋，也该给我来双新的吧，这么个半拉子货扔给我，侯君什么意思？我直截了当地说：“侯哥，我俩换一下。”侯君笑笑：“你不懂。新草鞋倒脚，你那细皮嫩肉容易磨泡，还是穿软乎点的好。”

关于第一次穿草鞋随余所长、侯君下乡的经历，以及草鞋带给我的痛苦，注定都将成为我今生永难磨灭的记忆。按照余所长的说法，它是我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我们要去的第一个村子叫“九人堆”，名字听起来怪瘆人。余所长说，当年贺龙的队伍北上抗日经过这里，有九个掉队的“红脑壳”（当地人对红军的称呼）遭地方武装截杀，数日后，被当地民众草草掩埋于此，解放后这地方便由政府更名“九人堆”，以示纪念。余所长就是梅谷人，旮旮旯旯的掌故他都晓得，走一路说一路，俨然一名导游。传说公安局有三张“铁嘴”，余所长名列其中。看来，他不负盛名。

才翻过第一座山头，我脚上果真打出血泡，比赛似的，先是左脚跟一个，再是右脚大拇指旁边一个。我瘫软无力地坐在路边一块岩石上，扒拉掉草鞋，抱怨侯君说：“先头要是穿皮鞋就好了，万不该听你瞎掰。”

侯君没接话，只是很无辜地看着余所长。

余所长不痛不痒地说：“在梅谷派出所工作，不学会穿草鞋不称职。”对余所长这话我颇为费解，且不说内务管理条例对着装有严格规定，这种土洋结合的穿着也显得不伦不类。

大拇指旁边的血泡已经破皮，露出皮下泛红的底色，浸漫四周的血污清晰可见。脚跟处的血泡则像一颗含苞待放的葡萄，饱满而晶亮，里面暗紫的血水清晰可见。余所长从他的帆布背包内拿出消炎碘酒，用棉签替我把大拇指旁边的血泡擦拭干净，然后撒上一层云南白药粉末，再翻出创可贴敷上。整个过程，我疼得龇牙咧嘴，不住地喊着“哎哟”。

“忍着点！虱子咬一口的事，离肠胃天远哩。”余所长的话好没人情味。这样的话只有那种没领教过血泡的痛苦，抑或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人才说得出口。

我没想到，他更歹毒的搞法还在后面。他扳过我的左脚，让我扭过头去，命侯君将我的脚脖子捉住，然后从自己腰带上解下钥匙串——上面连着一把锋利的指甲剪。随后，我听到“嘎叭”一响，带着金属咬开皮肉的钢音，接踵而至的是一阵剜心的疼痛。等我回头看时，余所长又在和先前一样如法炮制地给我包扎。

“熬过这一次就好了，侯君也是这么挺过来的。”余所长对自己的“手术”很满意。他拾掇着那些家什，漫不经心地自说自话。从他充分的准备工作来看，一切都好像在他的预料之中，我似乎钻进了一个精心设置的圈套！

我像战场上败退下来的伤兵，一瘸一拐地重新上路。

蹚过七条溪涧，翻过五架山，我们总算见到了一个名叫“花屋场”的院子——九人堆村的村部就在这里。我们的到来惊动了屋场上的看家狗，引起一场不小的骚乱。它们狺狺狂吠，一个比一个来势汹汹。余所长见势不妙，指挥我们赶紧从路边菜园的栅栏里抽出棍子准备迎战。别看他年纪大，手脚倒是麻利，“嘿”的一声，一根锄把粗的树桩就抡上手了。我被夹在余所长和侯君之间，当狗群向我们发起围攻时，我出尽了洋相，左避右闪，大声尖叫，几次差点直接把双腿喂进狗嘴里。断后的余所长自始至终成了狗群重点攻击的对象，可他一点也不显慌张，嘴里骂骂咧咧，手里的棍子舞得呼呼生风；倒是侯君有些手忙脚乱，面对狗阵，他虚张声势地吼几声，同时蹲下身子做出捡石块砸狗的假动作，被暂时吓退的狗群一波下去，另一波旋即又扑上来。我成了他们的累赘，余所长一把薅住我，使我动弹不得，直到村民们赶来把狗斥开，我们才好不容易摆脱围困，坐进人家堂屋里。这场人狗大战使我对梅谷派出所的工作环境有了别样的认识。警察下乡，对付几只看家狗尚且如此吃力，如果治安上出状况，那该多费劲！所以，有一次回到家里，父亲问我有什么感受时，我不假思索地说：“别说工作上干出成绩，一名警察只要坚守在梅谷岗位上，哪怕天天躺在派出所睡大觉，给他个三等功都是应该的！”

“嗬，有思想嘛。看来，你是向我邀功了。”

父亲对我的观点表示了认同，我也终于理解了从来办事严谨的父亲为什么一直对余所长为所欲为的那一套网开一面、听之任之了。

听说屋场上来了仨警察，大人小孩都围拢来看热闹。有糊着鼻涕、头发乱如麻的女孩，有不穿裤子、连裤裆里小鸡鸡都沾着泥巴的男娃子，有眼角上粘着黄色浆液的中年妇女，有双目失明的老鳏夫……

糊眼屎的妇女好像怕得罪我们似的，一个劲地解释说：“花屋场一年四季见不着几个外人，所以，我们的狗都欺生，咬起人来很齐心，恶得很。”说这话时，她的目光不住地往我脚上瞅。我被她瞅得不好意思，两只烂脚直往木椅下面缩。谁知那妇女揪住不放，她说：“小兄弟，你是头一次穿草鞋吧，脚上好像打了血泡。”说话间，她竟然俯下身子从椅子脚下掏出我的双脚轮着瞧，然后咋咋哇哇地说：“哎哟哟，小兄弟受苦了，看这脚伤得！尊嗲，你家有桐油吗？”

“有，当然有。”被称作“尊嗲”的瞎老爷连忙支使吊着鸡鸡的光屁股男孩：“瓜娃子，快去，把床底下的桐油瓶给你三婶找出来。”

我脚上的包扎被揭开，三婶替我擦上一层桐油。一夜过后，我双脚上的血泡竟奇迹般好了，尊嗲的桐油胜过药店里的西药。

在山上忙工夫的村长得知我们到来的消息后临时赶回来。他的家就在花屋场。屋场上大都是木屋，只有村长的房子是砖瓦结构的两层楼房，从成色上看，修建的时间不长，成了屋场上的标志性建筑，这栋楼房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村部。那部象征权力的扩音机安放在村长卧室的写字台上，通过安装在各个山头的高音喇叭召开会议、发通知、学文件。

花屋场成了我们下乡工作的第一站。午饭后，有村民陆续赶来更换户口本，办理身份证。他们是从大喇叭里听到通知后赶来的。我第一次听到村民闹出笑话。有个绰号叫“二聋子”的中年人向我们咨询，问办身份证可不可以不照相。余所长反问他：“你想生儿子不和你媳妇睡觉可不可以？”

二聋子嘀咕说：“我是问照相，又不是要生儿子。”

村长说：“二聋子，你如今连张身份证都没办下来，好意思？派出所现在到了屋门口，千载难逢的机会，还忸怩个啥？抓紧点！”

二聋子磨叽半天，终于道出实情，他听说照相是要摄取人的魂魄，所以才不情愿。是呀，人只有七魂六魄，拍一次少一次，他哪敢！

余所长当即反驳说：“你从哪里听来的屁话？照你这么说，那些大领导天天照相，他们……”

余所长的话很有说服力。二聋子犹犹豫豫地坐在了镜头前面。

这个夜晚，我们借宿在花屋场，可不巧的是，正赶上了当晚停电。我以为是我们运气差，村长解释说：“夏天是用电高峰期，电力部门压负荷，首先惦记的就是我们这偏远山村。”

村长老婆花婶一旁补充说：“我们这儿一年中只在最冷和最热的时候停电，这两种时候最容易让我们记住他们祖宗。”花婶的话冷幽默。

这个没电的夜晚，我们围坐在花屋场最大的晒坪中央聊白话。山里的夜景美啊——仰头望去，四周的大山将天空切割得只剩下我们头顶的这么一小块，静谧的天幕上缀满星星，月亮柔白的光亮撒满大地，到处浸透着水意，我们融入夜色之中，也成了夜的一部分；不知名的虫子潜藏在白夜里，唧唧咕咕地奏鸣，它们和夜鸟的鸣叫成了自然界最曼妙的和声，萦绕在花屋场的夜空——山民有幸，他们不必花钱购买昂贵的门票，搬把木椅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世界上最原生态的天籁之音！在大自然和谐的背景音乐里，我们的话题抛来掷去，烟头的火光明明灭灭，只有声音是清晰的、流动的。

忽然，余所长问村长，疤脸男人是咋回事。我想起来，白天办证时，是有个疤脸男人在花屋场晃了一下。村长介绍说，疤脸叫李贵祥，单家独户住在老山界上。早些年上山烧木炭遭黑熊袭击。“那熊瞎子竖起来比人还高，从背后伸出前爪，一把拍在李贵祥脑壳上，半边头皮就揭下来，再一爪刨去了他右边屁股上的肉。李贵祥当时晕死过去，熊瞎子这才拎着肉走了。”村长叹息一声，“李贵祥还算命大，只可惜破了相。”原来，李贵祥是要照相办身份证的，见屋场上人多，不愿露丑，抛个面又走了。

这个夜晚，我和侯君躺在村长家的二楼客房内。谁家吊脚楼下的牛铃声叮叮当当地传来，敲打着我们的睡意。两个大男人睡一张床上，最撩人的话题绝对是女人！

侯君先挑起话头：“云飞，你和肖嫣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记得肖嫣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我能回答的，他应该去问我父亲。如果不把我调回县城，一切都是空谈。可是，不在梅谷干满一两年，这个要求我是不会向父亲提的，提也白提。

我说：“等我在梅谷大山里修成正果再说吧。”

侯君很坏地问：“你们早就那个了吧？”

都什么年代了，还问这种小儿科的话。肖嫣的父母早就给她购置了一套电梯房，我的钥匙串上就挂着那扇防盗门的钥匙。我心里暗笑侯君的迂腐，开始挖他的老底。我说：“你和白梅到了什么程度？如实坦白！”从表面看来，对他俩关系的进展我还真把握不准。有余所长像防贼一样盯着，侯君和白梅能不能偶尔偷一口，很难说。

侯君说：“我不像你，先上车后补票。我们要是真能成，也要等到走上红地毯的那一天。”

他的话有些酸，我听了不舒服，但我相信他和白梅是纯洁的。

后来，侯君突然冒出一句：“云飞，我不想干警察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很讶异。

我想再问问侯君，可脚头却传来鼾声，伴着谁家的鸡鸣。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侯君被叫起床。余所长和村长领着我们去老山界给李贵祥照相办证，来去花了我们足半天。我说昨夜里余所长怎么惦记着疤脸呢！

三

从县城通往梅谷再延伸至湖北的省道硬化改造工程，经过马拉松式的论证和报批之后，在人们的抱怨声中总算开工了。原来的路面被挖开，过往车辆单边放行。这条省道修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路面不够宽绰，两台车勉强会车而已。现在车辆密度大，单边放行等于让车速减去一半多，如果有司机不按规矩行驶，堵塞后只能望路兴叹！所以，开工的日子里，我不敢往县城去，一直呆在所里，和余所长他们在山里转。

在下村的日子里，我想得最多的人，毫无疑问，只有肖嫣。可进山以后，许多地方没信号，手机成了摆设。我们被阻隔在现代信息文明的盲区，恋爱的热线被无情掐断。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每次都是我下县城去看肖嫣，她却从没提出上山来看看我，这似乎有失公平，就连白梅也曾当着大家的面起哄：“云飞，把你那位肖姑娘请上山来避暑吧，趁便也让我们一睹芳容啊。”

我给他们解释说，肖嫣在人民医院妇产科当护士，三班轮休。她的时间卡得很紧，一个萝卜一个坑，调休不太好办。话虽这么说，我心里对肖嫣还是有想法的，她本来有一次机会可以来派出所，但不知什么原因，她把这难得的机会放弃了。放弃就放弃吧，问题是这件事情她还一直瞒着我，要不是和她一同出诊的医生在一次聚会时当着我妈的面说漏嘴，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那是夏天刚刚来临的时候，人民医院接到梅谷镇一个孕妇的求诊电话，马上安排“120”救护车上山接诊。那天，肖嫣刚好当晚班，急诊科主任考虑到我和肖嫣的关系，特意安排她随诊。到梅谷接上孕妇后，主任特批肖嫣的假，有意让她绕道派出所休息两天后再回去上班，可肖嫣以工作忙为借口，谢绝了主任的美意，甚至连电话都没给我打一个。一开始，母亲并未道出实情，只是在电话里旁敲侧击地问我：“最近和肖嫣联系多吗？”

“不是特别多，正常吧。”

“是吗？你俩没闹什么别扭吧？”

“妈，你这是怎么啦？跟审犯人似的，有话就不能明说？”

母亲这才把事情抖搂出来，她还一再叮嘱我，让我不要同肖嫣说穿。她的意思我当然明白，肖嫣不愿见我自有她的理由，在没摸清底细之前问长问短，显然不是一名警察的作为，我要守住男人的骨气。末了，母亲心事重重地对我说：“云飞，男女之间的事情只有双方心里最清楚，你可要把肖嫣看紧点，千万别弄出什么事来。我会给你爸说，早点调你下山把婚事办了，省得夜长梦多。”母亲挂断电话时一声叹息。天下父母心，我理解！

整个夏天，我们都在山里转。我的双脚已经磨出一层硬茧，早就习惯了草鞋。秋风来了，先把树上的叶子吹黄；秋风紧了，再把树上的黄叶吹落。在成熟的季节里，我们的任务也接近尾声，户口本换发和身份证办理的指标都差不多完成了。

就在我们刚刚松了口气的时候，辖区发生了盗窃案——凉风垭村的治调主任报告说，村里丢了一头大犍牛。听到这消息，余所长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对侯君说：“你回所里与白梅一起应付日常，我带云飞去破案。”

听说去破案，我很来劲。可侯君说：“让云飞回去吧，我……”

不等他把话说完，余所长就翻一个白眼：“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余所长的话呛得侯君面红耳赤，他忙着辩解：“我不是要抢功，是担心云飞吃不消。”

我生怕侯君坏我的好事，说：“谁天生就是破案的料？不都是练出来的吗？”

其实，对我们来说，在大山里破这样的案子易如反掌。深山老林里，哪怕就是进来一只野狗也别想逃过人们的眼睛，更何况是盗牛贼。治调主任领着我和余所长赶到失主家时，一屋人已经方寸大乱，见警察上门，才有了主心骨。失主老陈像抓住救命稻草，他扯着余所长的裤腿要下跪，被余所长吼了一嗓子：“不就是丢一头牛吗？又不是死了人！再说，牛那么大家伙，不是一口针，一根线，还怕找不回？”余所长似有很大把握，把笼罩在失主家的阴霾一扫而净。

安顿好失主，余所长带我看现场。也算盗贼倒霉，山里刚下过一场雨，牛栏门口留着一串模糊的踩压痕迹。从大小上判断，应该是牛的蹄印——显然，狡猾的盗贼用什么东西把牛蹄包裹以后才赶着上路的——这串印子沿着土路向外延伸。余所长的目光落在远处的印子上，对治调主任和失主说：“你们在家里等我电话。”他的话让失主老陈吃了颗定心丸。

我和余所长就像两只嗅觉灵敏的赶山狗追着蹄印往大山深处走去。天快黑的时候，我们赶到湖北一个叫“官地坪”的镇子。镇子从入口处铺了水泥，上了水泥路，蹄印不见了——想起破案的承诺，我真替余所长捏把汗——他这回的牛皮恐怕吹破了！他以为盗贼一定会用蹄印引导我们追上犍牛的，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如果所有的案子破起来都这么简单，那天下的警察就太好当了！所有的盗贼早都改行了！

余所长看起来半点都不心虚，他领着我直奔官地坪派出所。那里的张所长和余所长是老熟人，年相若性相近，见了面相互打趣，哈哈喧天。张所长吩咐一个年轻警察：“通知厨房晚上加两个菜，我要和湖南贵客喝几杯。”

余所长马上摆手：“老伙计先不急，我是来搬援兵破案的。案子不破，没心情喝酒。”余所长把牛案一一说与张所长听，末了，余所长耍赖说：“老伙计，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我那边的牛进了你的辖区，你不给我找到，我就住在你所里白吃白喝。你啥时候给我牛，我就啥时候抬屁股走人。”

张所长一看也是个炸性子，一听这话，他拍桌子下保证：“盗贼敢把赃物销到老子地盘上，他在找死！这样吧，我马上安排弟兄们去查，就是刨地三尺，也要把牛给你找回来。”

余所长说：“找不回来，你也跟着我丢脸。”

张所长吆五喝六，安排手下兄弟去查，然后说：“老余，‘人是铁饭是钢，你就放心喝酒吧。”

湖北同行真还有一套，我们的酒只喝到一半，就有电话来报：已探明，丢失的犍牛销在一个土家寨子。张所长对着电话说：“那还啰嗦个啥？给老子牵回来！”

报告情况的年轻警察说：“人家不给，说他们出钱买的，警察不能白白牵走，要牵牛得先退钱。”

张所长把一口酒倒进喉咙，火炸炸地说：“那是赃物嘛！这道理老百姓不懂，你当警察的也不懂？”

手下说：“人家根本不吃那一套，屋场上全是杨姓大家族，我们干不了！”

“他妈的，简直邪门了。”张所长甩甩袖子，“给老子盯着，我马上带人增援。我告诉你，要是让他们转移了赃物，你就另外选个吃饭的地方待着去。”

余所长和张所长的酒喝得半途而废。

张所长亮开他的大嗓门，几声吆喝就把所内几个兄弟招呼齐了。他命令手下带上所里两把微冲，我们挤上一辆帆布吉普车就出发了。

余所长说：“我看就别带家伙了，又不是抓杀人犯，搞这么大阵仗没必要。”

张所长吐掉烟屁股：“山里人性子烈，没真家伙压不住阵。”

车子只能停在一座水库坝上。犍牛落脚的地方在水库尽头的半山坡，问过得知，到目的地至少有十五里山路。库区的路并不好走，又是月黑头。本来，车上是备有警用手电的，但临时动身，来不及检查，所有手电都没充电。我们只能就着微弱的星光走，行进的速度很慢。途中，余所长还差点出事，他脚下一滑，跌进一个两米多高的土坑，张所长从路边摸索着扯断一节青藤才将余所长吊上来。

我们离杨家屋场还老远，几只狗就张狂着叫开了。屋场上两名年轻警察正和三十多名村民无声对峙着，一头壮硕的犍牛被一个壮汉攥着缰绳，立在院坪中央。事情已经摆明，用不着拐弯抹角。张所长只图当时脱身，把带来的冲锋枪举出来靠在肩上，来个亮相，然后宣布：“公安机关依法收缴赃物，谁敢阻拦，严惩不贷！”

满院子的村民本来做好抗警准备，现在被张所长手里乌黑的微冲枪管给镇住了。看来，张所长在辖区的威信不可小觑，他的霸道和横蛮比余所长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话音甫落，一名老者就颤巍巍地走上前来和张所长交涉：“我们也不是要和警察作对，但这牛人家是拿钱买的，又不是偷来抢来的。你们如果这么白白拿去，跟抢犯有什么区别？”

看样子，眼前的老者颇具族长威仪，说话也不怕得罪人。如果不拿下他，事情可能有阻力。张所长思忖片刻，问：“老伯，你给我说句实话，这牛花多少钱买的？”

“整八百呀。”

“我再问你，以当前的市价，你认为这牛值多少钱？”

老人家上套了。他犹疑着说：“至少也值个一千五吧。可话也说回来，虽是买得便宜点，可这不是‘周瑜打黄盖吗？”

张所长说：“老伯这就把理说偏了。古人说便宜没好货，三岁哭孩儿都明白这是来历不明的货色，只有贪图便宜的人才敢买。”

老人家被噎住了，朝牵牛的壮汉问：“你当时到底怎么想的？你自己跟警察说！我说不清楚。”

张所长说：“老伯，协助销赃本应视为同伙犯罪。我们不予追究也就罢了，但如果不肯交出赃物，就只能依法办事。”

壮汉说：“强盗脸上和牛身上又没刻字，我怎么知道是赃物？”

余所长马上搭话：“当时不知道不要紧，现在警察都给你说清楚了，应该知道了吧？”

余所长的话暴露出湖南口音，事情立马变得复杂起来。老者把张所长拉到一边，明目张胆地说：“张所长，对不起，你要胳膊肘往外拐，就别怪老朽不配合……”

张所长来了个围点打援的战术。他说：“好吧！牛是湖南的，我们不要。但销赃者是湖北的，我们必须带走。”

老者当然知道孰轻孰重，他挡住张所长手里晃荡着的铐子，一连声求情：“给，我们给牛，但人不能带走。”

张所长得寸进尺，坚持要壮汉交出盗贼。他说：“盗贼选择在这里销赃，一定熟悉这里的情况。”

壮汉开始不愿说，他说不想得罪人家。

张所长说：“你怕得罪盗贼，却不怕得罪法律和警察，胆子不小啊。”

老者赶紧开导壮汉说：“他把你害得还不够吗？你这个苕货！谁卖给你的，赶快告诉警察！”他转问张所长，“检举坏人算不算立功？”

被逼无奈，壮汉只得供出朱道尔——梅谷镇凉风垭村的村民，壮汉做山货生意时结交的朋友。

余所长安排我来做壮汉的口供笔录，然后他在一旁给失主打电话，让他们马上租车赶来拉牛。余所长对这一带的路线很清楚，他让失主将车开到水库对面山那边的公路上——犍牛从那里运回去比我们来的路至少近了三分之一的路程。

录完口供，离天亮不远了。担心事久生变，余所长提出早点把牛运过河对面去。

这可是个不小的难题。杨家屋场没有木船，他们平时出行都是绕着水库转，如果这样，至少要多走三十里山路。余所长想出了办法，让壮汉他们从家里背来杉树，扎成木排将犍牛渡过河去。可是，犍牛没乘过木排，前蹄刚刚踩上去，感觉到脚下的摇晃马上就缩了回来，无论大家怎么推拉，死活再不肯上木排。余所长点子就是多，又吩咐大家砍来树枝铺在木排上，然后在树枝上撒上一层土。犍牛终于被蒙住，得以运过河去。

和张所长他们道别时，余所长说：“我还想请张所长帮老兄一个忙……”

余所长的意思是要张所长想办法，从民政或乡财政那儿给牛的买主解决一点钱，以弥补他家的损失。贪便宜没落个好结果，八百元，也不容易。

张所长说：“老哥，我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先记着账，到了梅谷地界上，我加倍还你。”

张所长呵呵一笑：“老余啊，你欠我的人情太多了，还不完的。这些人情都留给年轻人去算吧。”

余所长想到自己和张所长马上都要面临退休问题，张所长的话里既有诚恳，也暗含惺惺相惜的深意，只兀自摇头笑了笑。

两帮人马汇合后，失主老陈高兴坏了，拉着余所长的手摇个不停。我突然来了灵感，觉得有必要拍张照片，记录下这样的瞬间。于是，我掏出手机，牵着耕牛的失主老陈和余所长并排定格在湖光山色之中。

四

把牛交给失主后，我和余所长没有直接回所，而是直奔凉风垭村抓捕朱道尔——牛是找回来了，但朱道尔不抓住，从法律层面上说，案子算不上破了。朱道尔是近十年来梅谷派出所最大的盗窃案犯罪嫌疑人，他不归案直接影响到派出所的声誉。几个月后，余所长就要退休，朱道尔在这节骨眼上给他添堵，这不等于是给他的职业生涯抹黑吗？余所长在梅谷干了大半辈子，还没人敢挑战他的威信。以我对他的了解，余所长是断断不会放过朱道尔的，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把朱道尔抓获归案。

可是，我们扑了空。据他老婆讲，朱道尔销赃后回过一趟家，简单收拾了几样衣物就连夜走了，说是外出打工。余所长给村干部做完布置，又给朱道尔的家人交代了一番法律政策，我们才回派出所。

我和肖嫣的爱情出现了危机。

危机的感觉源自一个电话。

有位高中同学在电话里问我：“云飞，都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怎么回县城也不招呼一声？”

我说：“没回呀，我忙得屁股都在冒烟，哪有时间回县城？再说，回来无论如何都要一起聚聚的。”

“不对吧，我听老婆说，你昨晚上还和肖嫣手挽手在河边散步呢。”

见我许久没回应，同学在电话里哼唧一阵，结巴地说：“不是……可能是她看错人了，嗯，夜里视线也不好……要不，就是我听错了吧。你既然没回来，那就下次再聚？”

同学闪烁其词的话让我起了警觉。我觉得他是在有意给我传递一个信息，抑或是一个善意的提醒。肖嫣可能已经……我真的不敢往复杂里想。

联想到肖嫣上次刻意隐瞒上山的情况，我似乎预感到了什么。

局里得知我们破获了一起盗窃耕牛案件，政工室主任亲自打电话向余所长祝贺，要我赶快写一个稿子过去，说要好好宣传一下。余所长死脑筋地说：“人还没抓住，也算破案？说出去闹笑话嘛。”政工室主任不同意余所长的观点，他说：“赃物追回，嫌疑对象明确，剩下的工作只存在追逃，不影响宣传。”我知道上面一年一度的人民群众满意度测评在即，公安机关太需要这种正能量宣传了。余所长还想坚持己见，政工室主任就亮出尚方宝剑：“这是局党委的意思，局长特别重视，你自己掂量吧。”余所长不再坚持，安排我马上落实。我只好弄了个五百多字的消息稿，连同手机拍摄的那张照片一同发给了政工室。照片上，失主和余所长之间夹着耕牛，一字儿排开。失主老陈手里攥着牛绳，表情木讷，余所长平时上镜不多，破案后心里快活，大嘴巴咧着，露出满嘴烟牙，一张褶子脸笑得像朵盛开的菊花。

没想到这个“豆腐块”居然给所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声誉，尤其是余所长，一下出了名。政工室主任打电话给所里，说文章刊登在市里一张晚报上，要我们找报纸看。我火急火燎地在办公室报刊杂志堆里翻找，终于找到了那张晚报。在第二版头条位置，一行大字赫然入目——“梅谷派出所神速侦破盗牛案”。我一看，傻掉了！内容倒没什么，基本是我的原稿，关键是余所长出了洋相。我后来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编辑女孩儿是个实习生，组版时在照片下面自作聪明地写了一行文字说明：“左三 派出所所长余定宽”。看完报纸，我恨不得打电话给报社发泄一顿才好。什么臭水平！我本来就和余所长不对付，这下让我怎么向他交代？虽然责任不在我，但我发稿时附上照片未经余所长同意，现在让他和牲口一起“排序”，他会以为我借机泄恨吗？

恰在这时，我听到了父亲打电话向余所长表示祝贺。不知父亲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只见余所长高兴得合不拢嘴，好像半点也不在意自己和牲口并列排名。接完电话，余所长对我说：“云飞啊，你小子有两下子啊，我们上报纸了。”我正惶恐着该怎么给他解释，他接着说：“你爸说，报纸上把我夸成了一头老黄牛，还说我身上有一股黄牛精神。你爸还是头一次这么表扬我呢。”

我这才接过他的话头，讪讪地说：“余所长，那不是我爸说的，那是鲁迅先生说的，原话是‘俯首甘为孺子牛。”

余所长大手一挥：“我不认识那位鲁什么先生，我亲耳听见，那话就是你爸说的。你爸有水平！”

一场闹剧就这么糊弄过去了。我不知道余所长是真心认同这个错误，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生活似乎又回到原点，我被一种巨大的孤独攫住。这种孤独不仅仅停留在人际交往上的空间距离，更来自内心深处的某种排斥和隔膜。余所长平时话不多，说话就像“咕嘟”冒泡的水；侯君和白梅明显走得近些，他们有意和我保持距离，连说话都吞吐躲闪；对余所长工作上的那一套，我骨子里嗤之以鼻——就拿抓阄来说吧，我认为二媳妇提出的方案本来不合理，派出所和村里都不应予支持，可余所长硬是糊涂官断了糊涂案。

派出所院子远离喧闹的圩场，背靠一座小山。卧室的后面是菜园，挨着林子。入夜，菜园的虫鸣和夜鸟的啼声跳进窗口，渲染着无尽的寂寥。在这样的寂寥里，我内心的孤独更加不可遏制地生长。我承认，我无法把自己融入到现实生活里去，我的生活在城市灯火阑珊处，在县城某个一百四十平米的电梯房内，在肖嫣飘柔的长发和温婉的呢喃中，在莫扎特的魔笛主题变奏曲里……可是，我越来越感觉到肖嫣对我态度上的变化，这种变化虽然还不能说到了冷漠的程度，但绝对没了以前的一日三秋。我不给她电话，她可以一礼拜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和我联系。一开始可不是这样，哪天我给她电话打迟了，先得做检讨。是什么悄没声息地改变了一切？我当警察错了吗？我在远离城市的山区派出所工作错了吗？如果说有错，那只能责怪我的父亲。不，我的父亲也没有错！我是一块毛铁，需要在炉火里燃烧和锻打。爱情不是温室的花苗，设若经不住一场风雨，它注定也会早早消亡。

我发现和我一样孤独的人还有余所长。我知道他的老家在“神仙湾”，梅谷镇一个偏远的村子。可是，大半年过去，他从没回去看看，也不见有亲人来派出所探望他。是老家已没有至亲的人，还是另有原因？我想等些时候通过别人打听打听。此刻，我才想到，很长时间以来，我沉浸在自己的小我世界里过于自恋，对别人关心、过问得太少。其实，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你只要留心观察，总会发现一些端倪的——比如说余所长。

那天，邮递员送来的报纸里夹着余所长的一封信，寄信人的地址栏写着“内详”二字。但从娟秀的字面看，可以确定写信者是个女人。我知道余所长的老婆故去多年，一直鳏居。老两口恩爱一场却没有生养，接了个族侄当女儿抚养长大，一直送到大学毕业，后来去了南方发展——就连这点信息都是我无意中从白梅那儿听来的。余所长是不是有了相好？好奇心让我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想偷看余所长的私信，揭开这个谜底。我拧着脖子周遭看看，然后从抽屉取出刀片，正要“作案”，白梅像鬼魂一样飘到门口，我急忙将信胡乱塞到抽屉底下。我的反常动作还是让白梅有所觉察，只不过她搞错了方向：“肖嫣来信了吧？这有什么好紧张的？”旋即，她又反应过来，自顾自地说：“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玩书信，古典浪漫的游戏啊！”

我未作解释，顺着她的话语嘿嘿一笑。

后来因为遗忘，这封未及开启的书信一直沉寂在我的抽屉里面，成了一个永恒的秘密。苍天有眼，事实证明，我“弄拙成巧”，做了一件多么正确的事情。

仍然没有朱道尔的消息，我们在一种虚妄的等待里打发着日子。闲得无聊的时候，我突然萌发了写作的冲动。我知道是那篇豆腐块文章激起了我的兴致。当黑夜把我赶进属于自己的空间时，我坐在床边的办公桌前，对着电脑开始构思。我把自己到梅谷派出所大半年的生活捋了一遍，那些触痛我皮肉和灵魂的往事就像赶集一样纷至沓来：草鞋、背篓、血泡、疤脸男人、抓阄、盗牛案……他们一个个张开嘴巴，喊着叫着让我把它们写出来。我也会想，这些土得掉渣的俗事能否登上大雅之堂，那些端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编稿审稿的先生女士们会不会因为山里警察穿着草鞋办案、挥舞着棍棒驱赶看家狗而笑掉大牙？我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因为我只拥有这样的生活，我无法编造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故事！

我由着兴致把文章写下来了，三千多字一气呵成。无需刻意构思，也不必雕琢打磨，敲完最后一个字，我吐出一口长气。大学毕业至今，我还从没如此酣畅淋漓地用文字表达过自己对生活的感受，而读完全文，我又很不自信地纳闷，这是个什么文体啊，有客观叙事，有个人情感表达，有自然景物状写，有风俗人情描述。通讯吗？不像。散文吗？不像。就连标题都毫无创意。我不敢给别人看，翻开报纸上面的公开邮箱悄悄发了出去。

天地良心，我并无好大喜功的初心，仅仅只是把它当成一次练笔，抑或是一个荒诞的玩笑而已！

我和肖嫣的事情终于到了摊牌的时候。

在事先并无告知的情况下，我来了个突然袭击，某天晚上回到了县城。那天，她不当晚班，那扇熟悉的窗口却没有灯光漏出来。我摸黑进了房间，巨大的冷清嘲笑着一颗落满风尘亟待安抚的心。没有开灯，也无心洗漱，我饥肠辘辘地躺在沙发上静等。我想，等到深夜零点，如果她还不回来，我就试着玩一个无聊的游戏。

时间像一根皮筋，在这样无情的夜晚被无限拉长，我感觉它过得太慢，就像有一个世纪那样漫长。在这样的煎熬和等待中，我期待一切都成为虚妄和误解——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肖嫣只是在外面应酬，回来得晚一些罢了。当楼梯间响起“笃笃笃”的声音时，我的听觉告诉我，那不是肖嫣！因为她的脚步声已经融入我的血液和灵魂里去了。尽管如此，我的心跳每次都在伴随着楼道内的脚步声加快，我在心里欺骗自己说，是肖嫣回来了。我的眼前幻化出这样美妙的情景：肖嫣动作优雅地打开手包，掏出钥匙插进锁孔，“咔嚓”，门锁转动，然后换上拖鞋，灯控摁开，客厅豁然大亮，温馨如常。我们充满激情地拥抱在一起，抚慰、热吻，诉说着绵绵相思……可是，当我从梦中回过神来，一切都是那样的落寞和残酷！“笃笃笃”，上楼去了，“笃笃笃”，又上楼去了。那些脚步声不属于这个房间，它们永远不会在这扇门前停下来！

过了十一点，我再也熬不住了，举轻若重地拿出电话，拨出一连串烂熟于心的阿拉伯数字。

电话通了：“干嘛啊，这么晚了还打电话，我好累的。”传来的声音气若游丝，听起来真的很累。

我抑制住自己急促的呼吸，尽量装温柔：“我本来也睡了，可刚才做了个梦，说你还在外面和别人疯，就不由得想给你打个电话。”

“你都想些什么啊！我在家里睡得好好的，呃，睡吧，这时候了，有话明天说。”说完，电话挂断了，再打过去，关机！

直到第二天早晨七点钟，肖嫣一直没有回来。一切昭然若揭，一切无可挽回。说再多的话，做再多的事都是徒然。我留下一张字条，压在客厅茶几上：“谎言的背后必然隐藏着见不得人的秘密，我不需要你的解释。”

五

梅谷派出所迎来了建所以来的最好机遇，余所长也迎来了他人生的辉煌时刻。

中央电视台要上山拍摄“草鞋警察”的专题片，线索来源当然是我的那篇报道。没想到，我发给《人民公安报》的文章激起一片浪花，“山中‘草鞋警”的文题首先吸引了编辑们的眼球。他们居庙堂之高，压根就没有想到在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共和国的卫士们还会面临这样一种生存状态。报纸马上安排头版头条，不仅全文刊发了我那篇拙作，还配发了短评《民警的根在群众之中》——“时代呼唤英雄，平凡铸就辉煌。全国公安需要这样的典型引路！”

对央视的采访，各级都非常重视。按照我父亲的“指示”，只准成功不准失败。余所长把接待采访的任务交给我，我没法推脱。我是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责无旁贷！抓阄的故事是现成的，我给治调主任打电话，让他了解老人的赡养情况，并分别做好兄弟俩的工作，接受采访时要自圆其说，不得露馅。回头，我又给耕牛失主老陈联系，让他多准备几双草鞋做道具——他不是一直想感谢派出所吗？我让他到时候当着CCTV记者的镜头好好互动一下。

就在我们积极为央视采访做准备工作的时候，侯君出状况了。他接到了大学同学的邀请，一位曾经暗恋过侯君的女同学，毕业后南下深圳打拼，几年下来，开了自己的公司。这位事业有成的女孩把自己的婚姻大事搁置一边，当她意识到找到生活中的另一半时不我待时，发现心中空缺的位置仍是留给侯君的。于是，她千回百转打听到了侯君的联系方式，并诚邀他放弃工作，许诺给他十二万元的年薪，这相当于侯君现在三年的工资收入。侯君有些动心，但又拿不定主意，要我帮他“评估”一下风险。通过这件事情，我感觉侯君真把我当朋友了。

侯君翻出手机短信给我看，字里行间浸透着柔情蜜意。微信里还有那位女同学的玉照，照片上的女人婀娜多姿，风情万种。说句良心话，无论从哪方面，她都要胜过白梅。我想，侯君这家伙不是要我帮他参谋，而是在向我炫耀摆谱！不过我相信，他不会因为爱情轻易丢掉警察身份。警察这个职业虽然不来钱，偶尔还会被人揶揄、遭人白眼，但对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来说，已经很说得过去了。还有，据我观察，侯君和白梅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像那么回事，热恋中的年轻人轻易是不会分开的。

侯君似乎窥探到我心中的想法，他说：“云飞，我真的不想干了。”

说话的时候，他脸上不容置疑的诚恳和决绝让我始料未及。我说：“侯哥，千万别冲动啊！你能走到今天多不容易，这一步迈出去再想回头可就难了。”

“我当然想过。”侯君说，“我现在年轻，就算失败一次，生活还可以重来。再说，像余所长这样，在这大山里干一辈子警察能有什么出息？我算是看透了。”

想不到侯君会如此消沉，我试图找另外的突破口。我说：“白梅呢？你走了，她怎么办？”

可侯君说：“家里一直反对我和白梅谈，我父母知道白梅的临聘身份后，要我和她分手，否则……”

我心里一阵难过，摆摆手，示意侯君不用再说下去了。

事实证明，我们挖空心思所做的准备工作全是“瞎子点灯”——枉费心机。央视记者根本不吃我们这一套，他们有他们的套路。编导告诉我们，不用考虑他们怎么拍摄，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平时该怎么工作还怎么工作，记者的镜头跟着我们走就成。余所长成了绝对主角，我和侯君理所当然地跑龙套。

这天天气不好，雨细细密密地下着，风冷硬地吹，山间云遮雾罩，能见度很低。我们抱怨天公不作美，编导却不以为然，他说：“复杂多变的天气环境给警察的工作增加了难度，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挺好！抓紧！”余所长、侯君，还有我都穿着草鞋，腿上缠着绑腿布，背着背篓下村。虽说这是我们的工作常态，但今天明显是在做戏，有记者扛着镜头跑前跑后地忙乎，我们感到颇不自在。编导一直喊：“放松点，自然点，别紧张！”摄像也跟着一旁咋呼：“慢了，后面跟上，跟上！”有时候，为了一个镜头，我们被叫停，得三番五次地重来。一段下坡路上，走前面的余所长不小心脚下滑倒，重重地跌坐在路面上，起来时，屁股上、腿上沾满了黄泥巴，看上去像糊了满屁股的稀屎。爬起来的余所长难为情地对记者说：“不行，换裤子重来！”

记者立即否定了他的提议，而且一直把镜头对准他的屁股。记者操着标准的普通话说：“蛮好！很珍贵的镜头！这才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余所长憨憨地问：“这样播出去，不怕有损警察的形象吗？”

“NO！”编导丢了一句英语，继续他的工作。

我从余所长的笑里捕捉到一丝狡黠，不免对他摔的这一跤产生怀疑。走这样的泥路，我们脚上的草鞋很“把溜”，余所长从没闪过腿脚，怎么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失足”了呢？我推测，他太入戏了。拍完工作外景，记者展开那张《人民公安报》问：“文章好像提到过梅花，我们去补一组镜头吧。”

余所长说：“现在还没到白梅开花的季节。”

记者恍然大悟，不无遗憾地说：“可惜节令不对，要是能拍到盛开的梅花，效果就更好了。”

节目播出那天，我们早早得到通知，守在电视机前。最抢眼的画面无疑是余所长摔的那一跤。余所长搞笑地说：“我就担心摔出骨折。”他这话引起我的猜疑：余所长该不会是故意摔给记者看的吧？

节目的播出迅速引起了强烈反响——全国，至少是公安系统都知道了“草鞋警察”。由我原创的这个新名词代表了一种时代精神，最实惠的效果是省公安厅要求县局呈报材料，准备推荐余所长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知道这个消息后，余所长给我父亲打电话，回绝了“领导的好意”。余所长说：“局长，如果转回去十年、八年，你给我再大的荣誉我都接受，可我都马上退休的人了，还在乎什么？请局长跟上面争取一下，要评先进就给我们梅谷派出所评一个，兄弟们跟着我老余吃过太多亏。”父亲批评余所长说：“老余啊，你一天没退休，就是一名人民警察，警令畅通是必须的。”

话虽这么说，父亲还是尊重余所长的意见，向上面呈报了集体荣誉。随后，“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的奖牌授予了我们梅谷派出所。这是全局建局史上赢得的第一块“国”字号奖牌！送奖牌上山那天，市政法委书记和市政府分管政法的副市长都来了。

早在领导上山之前，我父亲就给余所长打电话，说：“老余啊，你面子大哩。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么大的领导平时请都请不来。他们可不比我这个穷局长，人家手里都是捏着大权的人，你要好好准备一下。戏台搭起来了，戏还得靠你自己演。”

就在那个晚上，我发现余所长房间的灯彻夜未灭，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准备。

第二天早饭后，余所长交给我一份发言稿，说是给市委领导汇报的，内容无非是说梅谷派出所的环境艰苦，公安工作困难重重，再就是一番自我表扬，说山里警察如何无私奉献等等，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领导重视，解决一些资金上的困难，提高民警待遇。余所长要我帮着推敲推敲，不要在领导面前闹出什么笑话。我全文斟酌了一遍，虽说文体不伦不类，但文字还算情真意切，要改动起来也无从下手。我在发言稿的字里行间有了意外发现，纸张似被一种黄色液体浸湿过，几处洇开的字迹模糊不清。这个发现与信中“我饱含泪水给领导写下这些话”的表述相互印证，让人毫不怀疑写作者当时的情感宣泄。可是，余所长是少有的硬汉啊，打死我也不相信，他会在写作时“泪水长流”！

余所长的演技真是一流，我们都小看他了。那天，在给领导汇报工作时，他的情感已经酝酿得足够到位，说到动情处，他的嘴唇连同那些乱七八糟的胡须都跟着喉咙颤抖，喉结像一个乒乓球上下滚动，竟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我实在看不下去，不得不从警服口袋里掏出纸巾来递给他。我们就像双簧演员那样配合默契，把一场未经彩排的节目演绎得天衣无缝。

领导感动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政法委书记红肿着双眼，动情地说：“听了余所长的汇报很受教育，也感到惭愧。不到这里亲身体验，我对山区民警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不甚了解，现在听了，也看了，‘草鞋警察的事迹和精神感人至深啊！梅谷派出所是全市政法系统的一面旗帜，值得学习和弘扬。不过，我的关心和支持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多余的话就不说了。今天，副市长就在这里，物质上的关爱还得刘市长表态。”

刘市长在余所长发言结束后，把稿子拿去又读了一遍。他在掌声里扬了扬手里的纸张，然后满怀深情地说：“这份发言稿是余所长伴着泪水写完的，大家可以看看，字里行间浸透着山区基层民警的辛酸和泪水。我没有想到，在大山里还有这样一群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人民警察，是他们的付出换来了老百姓的和平与安宁。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我们有理由善待他们。”说到这里，刘市长停留片刻，显然是在调整自己的情绪：“这样吧，我看了一下梅谷派出所的吉普车，老旧得快要散架了，用这样的交通工具让民警办案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所以，哪怕资金再紧，我也要从牙缝里挤出二十万，给派出所换辆车。余所长随后把报告给我，我马上签字。”

政法委书记带头鼓掌，然后侧过脑袋，盯着我父亲说：“毛局长，这个钱是刘市长批给梅谷派出所买车的，专款专用，局里就是再紧也不能打这笔钱的主意啊。”

父亲拍着胸脯说：“我哪敢？我再搭上五千元，用于派出所办公设备的更新升级。”

那天晚上，余所长陪领导喝了不少酒。安排领导休息后，我送醉酒的余所长回房间。就在我准备拉灯时，意外发现余所长的办公桌上有一枚锈迹斑斑的铁钉，好像还被磨过！我终于明白了他在发言稿上做的什么手脚了。

六

才入冬，梅谷的天气已经冷得让城里长大的我受不住了，好在这样的季节里，派出所也没多少事情可做，我们就窝在所里烤炭火。所里本来备有烤火专用的电炉子，但余所长说，电炉子烤的火，热气不上身，他不习惯，还说电炉子耗电费，要厉行节约。于是，他不烤电炉子，我们也只能跟着他烤木炭火。其实木炭的价格老贵，并不比烤电火便宜，但派出所的木炭从来都不需花钱买——乡政府每年都要评几个治安模范村，乡长把话语权交给余所长，这荣誉很大程度上就由他说了算。余所长拿权力做交易，得了奖的村从奖金里拿出一部分给派出所无偿供应木炭。

木炭生灰，翻动或遇风时灰尘扬起来，飘忽一阵后落在头发里、衣服上，脏！再就是有的木炭没烧好，燃起来冒烟，呛得我睁不开眼睛，鼻涕涎水直流。所以许多时候，我就躲进房间，把两条腿包裹在被子里，上半截身子靠在床沿上看书，有时候看累了停下来，想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或者干脆倒头睡去。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天天都在期盼着一件事情的发生——下雪！人们说过，只要山里开始下雪，白梅就开了，我们便可以一起去赏梅。这是我和侯君、白梅早就约定了的。余所长承诺让我们一起去赏梅，条件是春节我们三个人必须轮流值班。据白梅讲，这些年都是余所长一个人在所里过春节，余所长说，明年春节他要去深圳团聚，女儿早就安排好了。

这天天快亮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在山里遭遇一头熊瞎子追赶，我没命地朝山下逃窜，后来竟被横在眼前的一条冰河拦住了去路。眼看熊瞎子就要追上我，走投无路之际，保命要紧，我只好纵身跃入冰河之中……

我冻醒了！

醒来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左腿不知什么时候探出了温暖的被窝……起床后推窗一看，咦，外面竟然落了一场薄雪。我想，山上的梅花该开了吧。我兴奋地起床穿衣，然后依次去敲余所长和侯君的房门：“快起来，我们一起访梅去！”

余所长没有随我们一起走。他说：“都走了，所里谁值班？有人报警怎么办？”说老实话，我们邀他同行也只是客气而已，他不去最好！

我们开着所里那辆吉普车向大山深处驶去。狭窄的简易公路上，零零星星地遇到路人，都是当地农民。每次侯君都把车停下来，问着大同小异的问题——您知道山上的梅花开了没有？您晓得通往梅谷山顶的路吗？我们用充满期待的目光注视着站在大山背景下的山民，仿佛嗅到了梅花的幽香。甚至，面对那一张张粗粝黧黑的脸，我心里油然生出一股嫉羡：天地造化竟给了他们如此的宠幸，让他们生长在梅谷之畔。白天，眺望的眸子里全是梅的皎洁；夜晚，萦绕梦乡的亦是梅的芬芳，就连平日的每一次呼吸都是来自深谷不绝的梅香。听说我们是要去山上寻梅，山民们用诧异的目光打量着我们。对于我们的询问，有人摇头，说从没去过梅谷山顶，自然也没有见过梅花，更不知道今年白梅开了没有。也有人说，去梅谷还远着呢，车子开到公路尽头，还要走很远的路，甚至都找不着路。

有个中年男子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问，你们是来做生意的吧？我诚恳地微笑着：“不，我们不是做生意的，是专程上山赏梅的。”男子疑惑地告诉我们，前不久，有人来这儿收梅花树苗，六尺高的树苗，一块钱一根。那阵子，好多人攀上梅谷山顶挖苗子，有人一天能挖上百株，赚百多块钱。

我们把车在路边停好，然后踏着山中的阒寂默默前行。我发现侯君的脸上浮上一层阴郁，遮住了先前那抑制不住的兴奋。而我，洋溢于心中的殷殷期盼仿佛也遭遇不测，正往下缓缓坠落。

在梅谷的入口，我们遇到了两个砍柴的女人。自然，我们询问的还是梅花。

“梅花开了吗？”

“梅树是什么样子？”

“这儿的梅花多吗？”

这次，面对我们连珠炮似的发问，两个女人没有像先前的山民那样用惊疑的目光盯住我们。对于素昧平生的造访者，她们表现出了山里人难能可贵的热情。她们说，今年虽说闰了月，但梅花还没开哩。有个女人边说边举着月牙形的弯刀，朝对面山崖上指：“看见了吗？那长在岩壁下面的，还有黄黄的叶子，就是白梅。”另一个女人怕我们看不清，灵机一动从脚边柴捆里抽出一根棒子：“喏，这就是梅花树！”我们争相接过来，梅花树干糙乎乎的，茎秆上刚刚爆出米粒大小的花苞，凑近鼻子闻闻，还能嗅出一阵幽幽的梅香……女人摇摇头：“可惜还差几天，梅花就要开了。”

这一刻，我们脸上都不约而同地现出惊愕之色。我发现，两个女人似乎被我们的神情弄蒙了，正欲往下说话的女人嘎然收声，另一个脸上的笑容则僵在那儿。不过，这都只是短暂的一瞬，待弄明白我们的惊愕之后，她们释然笑了。不，那笑不尽是一种释然，是对梅的司空见惯，还是对我们的惊愕感到大可不必甚至小题大做？一个女人挥动手里砍柴的弯刀告诉我们：“这儿都把梅树当柴哩，梅树永远也长不粗。它们长在杂树林里，砍柴时就一起砍下来了。其实，梅树是砍不败的，今年冬天砍了，明年春上又会发出新枝……”

“两位大姐，能给我们带带路吗？我付给你们工钱。”

见我们执意要上山访梅，两个女人商量一下，决定把柴捆丢在路边，给我们当向导。我们紧随其后，向谷底的梅河进发。冬季的梅河瘦了，最深处也才没膝，但寒冷刺骨。涉过梅河，我们在女人的引领下开始攀爬。这里到处荆棘丛生，根本就没有给人走的路。两个女人不停地挥动着砍刀，为我们开路。

刀具呈弯月一样古老的造型，因为砍伐日久，刀刃深深地凹了进去，冬日的阳光在刀刃上跳荡。眼前的景象将我带进唐诗宋词，我联想到了梅的意境和风骨，我在心中不禁默默吟哦起那位西方诗人的名句——“人应该诗意地栖居……”此时此刻，我把头仰起来，目光在天地相接的悬崖处一遍遍寻找，希望能看到那些白色的花朵。

不知爬了多久，我们都感到精疲力竭、体力难支，侯君有了打退堂鼓的意思。他说：“下次吧，梅花还不一定开哩，我们可能会白跑一趟。”

白梅抬头望望近在咫尺的悬崖，不忍放弃，反对说：“好不容易走了这么远的路，轻易回头多可惜。”

一个女人也一旁鼓劲道：“快到了，再坚持一会就到了！”

“你们快来看啊，这儿有梅花开了。”惊呼声来自最前面带路的女人。

我们挤拢去，围住那树零星开花的白梅——几枚白色的花瓣卧在树茎上，展露出凌霜傲雪的气质。它有粉红色的花蕊，散发出一缕沉郁的异香，仿佛来自某个遥远的记忆，又好似从早已浸淫的灵魂深处盈盈溢出——这正是我们朝思暮想苦苦寻觅的香魂啊！

我和侯君、白梅都立在梅花树下，举头望梅。我听到白梅在默默地数着，一朵、两朵、三朵……我发现，她那一双望梅的眼睛湿润了……

此刻，许多吟咏梅花的诗词涌入我的脑海。我提议，每人背诵一首与梅有关的诗词。侯君说：“你是学中文的，这是你的强项，你先来。”

我背诵了北宋诗人王安石的《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侯君可能是还没想好，他让白梅接我。白梅马上反对，她说：“你不懂怜香惜玉啊，这种高难度的题目不能女士优先的。”

旁边有位妇女也帮腔说：“是该男同志先来。”

侯君抠抠脑门，背出了王维的：“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白梅再找不出推脱的理由了。我真替她担心，不知道她能不能记住一首和梅花关联的诗词。

白梅说：“你俩背诵的都是古诗，年代久远了。我要来一首现代伟人的词。”说完，她用标准的普通话背诵了毛泽东的那首《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白梅背诵诗词的时候，右手攀住那根开花的梅枝。微寒的风吹拂着她的脸，使她的两边脸颊落满烟霞，与梅的皎洁相映成辉。看得出来，她把自己的情感完全融入到了词的意境之中。此时此刻，她的心属于梅花！

我们继续往上爬。在我的想象里，应该还有开得更盛的梅花，不应该是零星一朵，而是一片。可是，我们差不多快要爬到山顶了，也始终没有再发现第二处开放的梅花。原来，半山腰上的那树白梅才是今冬梅谷的一枝独秀啊。

迷恋在漫天梅香之中，我们竟玩得忘了一切。等我们想起该回去的时候，天早早地黑了。回到街上，我们饥肠辘辘地敲开一家餐馆，点了满桌菜，就着炉火吃得大汗淋漓，饱嗝喧天，回到派出所已是深夜十一点多钟。匆匆洗漱一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无法入睡，不由想起当年曾经热闹一阵的国花竞选。在众多花香中，象征富贵的牡丹获得了国人的一致青睐，而梅花——这个默默隐藏在远山深处和寒冬季节里的花种却备受冷落、无人问津。或许，崇尚富贵华丽乃人心所向，那么，对仅仅只为诗人苦吟的梅花的冷落则是必然啊。尽管如此，我的眼前仍是不尽的梅的花影，心里则有怅然若失的伤感弥漫开来，茫茫的，淹没了我的灵魂。胡乱地想来想去，困意不觉袭来。天亮前，我终于迷迷糊糊睡去。梦中，十里梅谷的白梅全开了，雪一样丰盈的花瓣，云一般浮动的暗香，在纷纷扬扬的梅花中行走，我竟忘了归路……

七

我们是第二天早上才发现余所长不在派出所的。

头天晚上赏梅归来，所里的大铁门没上锁。已近子夜时分，余所长一定是给我们留着门，自己先睡下了。我们都累得不行，谁也没想去惊动他——我们太大意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发现不对头。余所长从不贪睡，每天都是他挨个敲我们的门，可今天我们起床后，却发现他房门紧闭，敲门不见动静，外面也没见他的踪影。打他的电话，总是提示“您所拨打的用户无法接通”。

怎么回事啊？

我和侯君分头上街去找，并叮嘱弄早餐的白梅注意听电话，有什么消息立马通知我们。结果，巴掌大一条街，几乎问遍了所有的商户，都说没见过余所长。回到所里，我在接警记录上找到了答案——余所长是在昨天上午十点多钟的时候接到了凉风垭村治调主任的电话，说朱道尔已潜回家中，然后余所长独自出警再没归来——余所长是不是出事了？朱道尔自从盗窃耕牛东窗事发后一直潜逃，被列为网上逃犯。我们梅谷派出所以前还从来没有网上追逃任务，朱道尔刷新了梅谷派出所的历史，这让我们感到别别扭扭。余所长说过，朱道尔是他的耻辱，他要亲手把朱道尔捉拿归案，不把这个尾巴留给下任。我当时就纳闷，余所长明年三月到年龄退休，前后也就半年时间了，朱道尔会给他如愿以偿的机会吗？现在，这个家伙果然以为大雪封山，警察不会上门抓他，他的愚蠢正好成全了余所长。余所长可不会错失这样的良机！

我马上打电话给凉风垭村治调主任。他听了大为吃惊：“什么？所里没人？不可能吧？他昨天下午押着朱道尔回去的啊！”

果然如我所料！我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什么？请你把话说清楚，别吓唬我啊！”

治调主任再次肯定了一个事实：千真万确，余所长昨天单枪匹马押着朱道尔回了派出所！

我预感到事态严重。余所长啊，你一把老骨头，一对一单挑哪是朱道尔的对手？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我对着电话那边一通吼叫：“你怎么能让余所长一个人押着犯罪嫌疑人回来呢？这是起码的常识，你难道不懂？”

治调主任在电话的另一边极力辩解：“我当时要和他一起走，可余所长嫌天寒路远，不要我送。他说朱道尔双手在后背铐着，不会有事，他还问我要了一把弯刀用来防身。”

我失去理智地说：“别说那么多客观，我看你就是不想送。我实话告诉你，余所长如果有个好歹，你是摆不脱责任的。”说完气话，我把电话“啪”地挂了。

侯君比我冷静。他再次拨通治调主任的电话，让他组织人沿路搜寻，同时找人到朱道尔家中探听消息，如果发现他在家，一定得控制住。我们这边则紧急出动，朝凉风垭的方向赶过去，与治调主任他们汇合。出发后，侯君怕挨批，吩咐我把余所长失踪的情况报告我父亲，他自己则挨个给乡领导报告情况。乡长听说后，马上安排了一辆车和几个干部随后赶来，和我们一道去寻找余所长。

简易公路只通到山脚下。凉风垭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多米，呈东西走向。山越爬越高，雪也越积越厚，北风吹过雪面，到处结着冰。我们费了天大的气力爬上垭口时，发现垭口左侧悬崖的冰面上有明显的剐蹭痕迹。我朝下面一百多米的深渊望去，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凉风垭村的治调主任已经带人赶到那里，一群人正围着什么指指点点。

我们好不容易绕下山，见到的是余所长的尸体。他的头发和胡子奓开，冻成了冰棍，整张脸僵硬得如一尊浮雕，鼻孔里流出的鲜血凝成梅花的形状，右手里的弯刀握得铁紧，双脚的草鞋上包裹着棕片，腰间系着一段棕绳。棕绳的断口整齐新鲜，不像是朽烂受力后断裂的，明显有刀割的痕迹。最令人蹊跷的是身边雪地上，有一个模糊的“摔”字，虽然最后一笔没有完成，但我敢断言，那是余所长的绝笔，是他生命终结之前用刀尖刻意留下的证据。斯时，天地昏蒙，悲催如丧考妣。过山风呜呜吹过，发出如泣如诉的悲鸣声。山白、地白、人白、树白，万物皆白，世界已然戴上重孝。

治调主任证明了一切。就在昨天中午，他和赶到的余所长将朱道尔在其家中擒获。朱道尔的双手被反铐在背后，余所长再用一根棕绳捆住朱道尔的手腕子，就像赶牛那样押着盗贼回所里。“当时，我要送他，至少送过凉风垭才放心，可余所长说天色还早着呢……”没想到……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是朱道尔袭警还是出了其他意外？一切不得而知，只有等抓住朱道尔才能解开谜团。

我们对现场进行了拍照，收拾了所有物件。通过初步查验，没在余所长身上发现明显的打斗痕迹。几个村民找来一把睡椅和两根竹篙扎成担架，我们七手八脚将余所长的遗体弄上去，然后抬回所里。

我的局长父亲对余所长的死高度重视。他亲自带队上山处理善后，高调办理余所长的丧事。因为事发突然，又近在年关，余所长的女儿被冰冻天气阻隔在南方赶不回来，无法参加葬礼。丧葬期间，我父亲安排政工室宣传专干组织材料，要着力宣传余所长。父亲说：“余所长是我局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他的英雄壮举值得大力宣传。”同时，父亲要求政工室按照“因公牺牲”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最大限度地给余所长家属争取荣誉和利益。

然而，父亲的想法和大家的努力全部落空，宣传和“因公牺牲”报批的事被搁置下来，理由很简单，余所长单独押送犯罪嫌疑人是明显的违规行为，难道他不清楚？派出所其他民警当时都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应予追究？所以，余所长的死完全是因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上面不追查他的责任也就罢了，其他一切免谈！再说，已经抓捕到位的嫌疑人脱逃，足以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就是论功行赏也得等抓回朱道尔再说。这样的结果实在令人寒心。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余所长还活着的话，说不定还要背处分。得知这样的结果，我和侯君都替余所长感到不公。我俩商量后，连夜写了封申诉信，准备提交给上级机关。父亲知道消息，把我臭骂了一顿：“你们自己的屁股就不干净，还哪来资格替余所长鸣冤叫屈？”

我顶撞他说：“我们怎么啦？”

“当时，为什么所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余所长抓捕嫌疑人时，你们干什么去了？”父亲的样子很恼火，“上面不往深里追究，已经给足了面子。你难道还要把屎搅起来臭？你和侯君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尽快将朱道尔抓捕归案，这才是对余所长最好的安慰。”

我知道父亲心里是怎么想的。余所长的死让他痛心，组织上的决定更令他难受。可是，上面的理由无可辩驳。

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多月以后。

那天上午，一名中年男子走进派出所大门，他的出现让我愣怔了一下，我感觉这人好面熟。想起来了，他不是朱道尔吗？为了抓他，我把他的相关资料调出来，不知看过多少遍，都快成“老熟人”了。朱道尔显然从我表情上看出了端倪，他自报家门说：“我是朱道尔，我要自首。”

如果不是朱道尔详细交代那天的经过，余所长的死在我们心中永远都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我的双手被反铐在背后，余所长怕我逃跑，还把绳子系在我的手腕子上，我一直走前面。上山的时候，因为滑溜，我腾不出双手用来抓爬，余所长就把绳子捆在自己腰上，在后面推我，他还一再叮嘱我不要摔倒。都快蹬上垭顶了，我突然感到绳子往后一拉，我立马被拉翻倒地。我反应很快，双脚死扣住路边一块石头。等我扭过头去，却不见了余所长——他的身子已经滑出悬崖。我感觉手上的绳子还在使劲往后拉拽，但我的双手压在背部帮不上忙，脚上的力气也越来越弱，眼看快要受不住了，我明白，我和余所长都保不住命了。那时候，我真的很绝望，我就算偷一头牛，也罪不至死。我的儿子才上初中，病重的母亲等着我尽孝，可余所长这个家伙临死还要拉上我垫背，我就这么死去真是太冤了啊。这时候，有声音从悬崖边传来，我听见余所长喊：‘朱道尔，你上去后要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我告诉你，逃是逃不脱的，自首可以减轻处罚。我冲着悬崖下吼他：‘余所长，你要救我啊，我儿子才只十四岁，我还有父母没送上山，我不能死在他们前面。这么说话的时候，我的双脚又松开了石头，只剩脚尖勾住了。我知道自己马上就要随余所长一块坠下山崖。我知道余所长肯定也在想办法，可是，山上的冰面跟镜子一样光滑，他哪儿抓得住什么东西。我只听他说：‘你要答应去自首，我就救你。我当时没得选择，连忙答应他只要我能活下来，我就一定自首。我真是这样想的，坐牢总能保命。后来，我实在受不住了，脚尖离开石头，整个身子开始滑向悬崖。我绝望地朝下面看了一眼，发现余所长举着弯刀，身子像秋千一样晃来荡去，我的半个脑壳已经悬空，心想这次是必死无疑了。余所长还在说：‘朱道尔，你一定要去自首啊！我听见他说话的声音明显小了许多，他一定是撑不住了，我干脆闭上眼睛，心里恶狠狠地骂道，自首自首，我们一起向阎王爷自首吧。就在我感到绝望之极的时候，我听到余所长‘嘿地一声，然后感觉我被绑着的双手突然轻松了，我的身体好像被弹回来一点——为了救我，余所长砍断了绳子……”

朱道尔哽咽着讲完事情经过，我上去一把揪住他的头发，歇斯底里地咆哮：“你为什么不向派出所报告？余所长是为了救你才死的，王八蛋，你还是人吗？”

侯君拉开我，要朱道尔继续交代：“后来，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没有勇气来派出所自首，我怕你们揍我。本来偷牛就给你们惹出麻烦，现在余所长又因我而死，你们还不生吃了我？”

我心里嘀咕：“你这不是来了吗？”

朱道尔的供述在继续：“逃跑的这些日子里，我天天都做噩梦，梦里余所长总在对我喊，朱道尔，你要是不自首，老子做鬼都不会放过你！我想，与其这么人不人鬼不鬼地东躲西藏，还不如到派出所做个了断。余所长连命都赔得起，我一个戴罪之人，活着总比死了好，有什么好逃的！”

“朱道尔，你想过没有，如果及时下去施救，或许可以救回余所长一条命。你这是见死不救，等同于谋杀，应该罪加一等。”侯君终于忍不住了。

“我真的没想过余所长还能有救。那么高的悬崖，下面全是乱石……我有罪啊。”朱道尔哭得一塌糊涂。

我不得不理性地承认，余所长那一摔必死无疑，朱道尔就是下去施救也没有任何意义。

事实已经很清楚，余所长不是遭遇朱道尔袭警牺牲。朱道尔不仅提供了砸烂的手铐和半截绳子，他的供述和现场证据同时印证了一切。绳子的断口整齐新鲜，和从余所长身上解下的半截绳子的断口相互吻合。尤其是余所长来不及写完的那个“摔”字，似是有意要为朱道尔开脱罪责。

就在我们决定将朱道尔送往县看守所刑事拘留的时候，朱道尔提出，他要去余所长坟上磕头……

尾 声

当又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梅谷派出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新所长上任。

新所长是从局机关治安大队教导员任上提拔起来的。同时提拔重用的还有侯君，他被任命为副所长。我本来可以下山，不是一步到位进局机关，而是调到离县城不远的一个城郊派出所。为顾及脸面，我还来不及把我和肖嫣的是非恩怨向家里公开，不明就里的父母仍在一厢情愿地为儿子的前程设计和婚姻铺路。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他们的如意算盘让侯君出人意料地搅了局——侯君果真向局里递交了辞职报告。侯君此举挑动了许多人的敏感神经，他成为建局以来第一个炒公安局鱿鱼的人，也是第一个勇于走出体制敢吃螃蟹的人！除了我父亲端着自己可怜兮兮的局长架子外，从政委到分管局长，再到政工室主任，轮番车轮战做侯君的思想工作，希望他能继续留在警察岗位上。谁都清楚，一名年轻警察的辞职，表面看来只是他个人选择未来生活方式的自由，但实质上牵涉到人们对一种职业归属感的认同，也关乎整个警察队伍的脸面和荣誉！可是，侯君的态度无比坚决，没有半点回旋余地。后来，局里退而求其次，建议侯君以另外的方式办理暂时离岗手续，工作关系继续留在局里，自主创业的路未必好走，等到某一天想回头的时候，还给自己留了条后路。可侯君断然谢绝了这样的“好意”。他说，走，就要干干净净地走，要走出男人的骨气来。

他这一走，我的调离就成了问题——“草鞋警察”的牌子不能砸！梅谷派出所的工作没有一个熟悉环境的人接续不上。余所长走了，舍我其谁呢？这就是我的宿命！

听到侯君辞职南下发展的消息，白梅也决意不干了。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赶在侯君离开派出所之前，悄无声息地走了。至于她去了哪里，我至今都不知道，问过许多人，得到的答案模棱两可。

生活又将开始新的轮回。我需要把办公室清理一下。拉开抽屉，我发现了曾经藏下的那封信，那是别人写给余所长的。当时为了躲避白梅，我就手塞进抽屉，后来竟忘了交还给余所长，简直昏聩之极。余所长啊，你如果在天有灵，请原谅我的过失吧！现在，这封信只能由我替余所长收读，然后拿到坟头上给他烧过去。我打开信封，里头竟然是一份律师函！余所长收养的侄女已经通过法律程序，要求解除父女关系。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事实！余所长如果健在的话，不知会伤心到何种程度。我暗自庆幸，自己无意中截留了一个秘密，它让老人的一颗心因此而没有受到伤害，让一个令人敬重的生命走得坦然安详。年前，可怜的余所长还在我们面前吹嘘，声称自己要到深圳过年，女儿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原来他一直瞒着我们。

新年上班后，忽然有一天，一个女孩来到派出所。她满脸做作的悲戚，口口声声要领回“父亲”的遗物，还拿出户口本，用来不及抹掉的“父女关系”办理余所长住房公积金、抚恤金等领取手续。当我们把余所长所有遗物摆出来以后，她扒拉来扒拉去，似乎是在寻找一件什么特别宝贝的物件，可惜没有找到，表情终归失望。

只有我才清楚，她在寻找什么……

责任编辑：刘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