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砚楼读书记》中的序跋特色与文献资料价值

郑华栋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00)



《著砚楼读书记》中的序跋特色与文献资料价值

郑华栋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00)

《著砚楼读书记》所收序跋特色鲜明，且具有较高的文献资料价值。具体地说，其序跋特色主要表现为读书记与藏书记治学记相结合、为报他人所嘱而作之序跋较多、较多涉及晚明史料、各地方志、各家别集等文献、寓情于文言志于“记”四个方面。其文献资料价值则表现为推动版本学发展、记录古籍的递藏源流、指出他书缺漏和记录藏印四个方面。

著砚楼读书记；潘景郑；序跋特色①

《著砚楼读书记》是我国目录版本学家潘景郑所撰504篇序跋题记的汇编，该编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潘氏在藏书与治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著砚楼读书记》中的504篇序跋只是潘景郑所撰众多序跋的一部分，然管中窥豹，研究这部分序跋有助于准确把握潘景郑所撰全部序跋的特色与文献资料价值。

一、《著砚楼读书记》中的序跋特色

《著砚楼读书记》中的序跋特色鲜明，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从序跋内容上看，读书记往往与藏书记、治学记相结合

《著砚楼读书记》中绝大多数序跋的内容都很丰富，它们不只是记录潘景郑读书之所得，除此之外，还常常显示他在藏书、治学方面的诸多信息。如潘景郑在钞本《謏文随笔》的跋语中说：“此书专记有明一代故闻，上自典章制度，下逮闾巷琐屑，随所闻录，其于明王死事之臣，尤多表彰之文，足补史乘之阙遗。此书传本罕见……余特重其为故人遗物，宜当什袭以当缟纻之契……”[1](P431)在这则跋文中，潘氏不仅记录了他读《謏文随笔》后对该书内容与价值的认识，而且记录了他收藏此书的原因。此为读书记与藏书记相结合。又如潘景郑在校本《涉史随笔》的跋语中说：“余从许氏怀辛斋假得弘治本，以校鲍本，间正讹字一二。如《赵公仲连止烈侯赐郑歌者田》章，鲍刊误‘相国’为‘国相’；《杨绾请更贡举之制》章，‘士拘一日之食’，鲍本改‘食’为‘限’……是书随举史事，加以论断，议论得失，亦未中肯……持论虽未尽得要，亦识大体者矣。”[1](P296)在这则跋文中，潘氏不仅记录了《涉史随笔》议论部分的得失，而且简要地记录了其比勘异文的成果。此为读书记与治学记相结合。潘景郑采用这种将读书记与藏书记、治学记相结合的方式撰写序跋，使其内容既富有知识性，同时又富有学术性和故事性，故文献价值不容低估。

(二)从撰写缘由上看，为报他人所嘱而作之序跋较多

许多与潘景郑有往来的文人学者都曾请其为他们所收藏、刻印或编著的图书作序撰跋，如我国著名山水画家吴湖帆就曾请其为己所藏之《梅花喜神谱》作跋。潘景郑说：“己巳岁，余年二十三，忝茑萝之亲，命赘俚句殿焉。”[1](P359～360)这反映了潘氏青年时已颇有才名。潘景郑撰写序跋的缘由不一而足，其中为报他人所嘱而作之序跋较多，《著砚楼读书记》收有28篇。从撰写缘由的角度观之，这当是其序跋的一大特色。从所涉人物上看，此28篇序跋涉及到吴湖帆、顾廷龙、黄怀觉、黄永年、汪孝文、王海珊、董慕节、吴德铎、翁宗庆、沈津等众多文人学者；从所涉文献类别上看，它们涉及到经、史、子、集各部文献。前者体现出潘景郑交游甚广，与其前辈、同辈、晚辈俱有往来；后者则说明其国学根底深厚，诚乃见闻广博、泛览百家的不器之才。

(三)从所涉文献类别上看，序跋较多涉及晚明史料、各地方志、各家别集等文献

《著砚楼读书记》收录的序跋涉及到经、史、子、集各类文献，其中尤以晚明史料、各地方志、各家别集以及小学、目录类文献为多。具体地说，全书序跋涉及到小学类文献20余种，这一数量占所涉经部文献的一半以上；涉及各地方志20余种、晚明史料约40种、目录类文献近60种，三者相合之数占所涉史部文献约65%；涉及各家别集130余种，占所涉集部文献的3/4强。总之，以上所列各类文献为《著砚楼读书记》中的序跋较多涉及，而这与潘景郑在聚书过程中对它们的极力购求密不可分。如光绪末期以后，受民族革命的影响，晚明史料的收藏与研究渐成风气，与此同时，潘景郑亦有撰写南明史之志，故其极力购求此类文献，并在研读过程中为之撰写了大量的序跋。

(四)寓情于文，言志于“记”

《著砚楼读书记》中的序跋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包含了丰富的情感与志愿。具体地说，有些内容感叹古书之湮没无闻。如潘景郑曾得朱仁勋所著《后汉书诸侯王世系考》，他在为该书作跋时说：“惜其书阅百数十年，未获流传，并世且无有知其名字者，士之有幸有不幸，岂偶然耶！”[1](P60)有些内容慨叹书籍之聚散无常。如潘氏在跋郑舒问手校本《燕翼贻谋录》时说：“此书得诸南海康氏，盖数十年中已四易其主，缅怀聚散之无常，抚卷不禁惘然。”[1](P88)有些内容表现了潘景郑对故人和往事的怀念。如潘氏在跋其所借得的故人宗子岱旧藏之宋宾王校本《吴郡志》时说：“回忆曩岁与子岱丈赏析之乐，不可复得，展读遗帙，为之腹痛！”[1](P181)有些内容感慨世守藏书之不易。如潘景郑在《跋刘石庵行书跋阤禅师问生公讲经论墨迹》中说：“予小子谨守遗盍，百不存一二。知聚之难，而守护之尤不易也。今吾老矣，盈膝虽众，守护伊谁？抚兹片羽，不禁惘然。”[1](P329)有些内容表现了潘景郑的治书之愿。如他在跋程穆衡笺稿本《吴梅村诗集》时说：“安得取此与俞本重勘一过，录为校记，俾读此书者得一裨，岂非大快事哉！”[1](P527)又如他在为《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作序时说：“假我余年，得为赓续之业，此则私信切祷，志在不渝。”[1](P249)有些内容表现了潘景郑收藏文献之志。如他在《著砚楼书跋自序》中说：“学艺而外，耽嗜图书金石。才十五六零时，便节衣缩食，有志穷搜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1](P251)潘景郑这种将自身的情感与志愿融入其所撰序跋中的做法不仅使我们感受到了他藏书与治学时的喜怒哀乐，而且使严肃的学术论著变得生动感人。

二、《著砚楼读书记》的文献资料价值

《著砚楼读书记》中的序跋不仅对众多古书的递藏源流及其中的藏印加以记录，而且对于图书内容的缺漏常予以指明。更重要的是，该书鉴定和揭示了大量古籍的抄刻者、抄刻时间、抄刻地点、版本源流、优劣、真伪、完缺、异同等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

(一)推动版本学发展

曹之说：“古籍版本学是研究古籍版本源流以及古籍版本鉴定规律的一门学科。”[2](P11～12)《著砚楼读书记》在这两方面均有一定贡献，故版本学价值不容低估。

首先，《著砚楼读书记》揭示了大量古籍的版本源流。如对于《初学记》的版本源流，其跋曰：“《初学记》宋本不可踪迹。嘉靖十年，锡山安国得宋本重刊，宋本原阙二十一、二十二两卷，安氏以他本补足刊行，自来藏家咸推此本为最善。万历中，徐氏守铭、宁寿堂刊陈氏大科据以重刊，即古香斋巾箱一本，亦自安本出。惟嘉靖晋藩本则别有所据，世并称善……”[1](P411)此外，《著砚楼读书记》对《戏鸿堂帖》《刘子》《吕氏春秋》《金石录》等多种古籍的版本源流均有记录。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古籍版本的演变历程，而且也为鉴定版本优劣提供了重要依据。

其次，《著砚楼读书记》不仅记录了古籍的卷帙、牌记、版式、行款、序跋、字体、讳字、纸张、墨色、藏印、内容完缺等版本特征，而且通过分析古籍的内容与形式鉴定了其抄刻者、抄刻时间、抄刻地点、版本优劣、真伪、完缺、异同等内容。这种描述与鉴定古籍版本的研究方法均肇始于钱曾所撰之《读书敏求记》，而潘景郑承袭之。这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诸多古籍的版本特征有全面的了解，为学者鉴定古籍版本和寻找善本提供重要参考。另一方面也使许多版本鉴定问题得以解决，进而推动了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如元刻本《赵松雪集》的跋语说：“元刻《松雪斋文集》十卷，《外集》一卷，目录一卷，行状谥文一卷，都十三卷，……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二字，版心白口，惟目录行状上下皆黑口……”[1](P481)当我们对该集进行版本鉴定时，即可观察其卷帙、行款、版式等版本特征与跋语所述是否吻合，从而得出结论。又如前人多以为九行十八字之《晏子春秋》定为元刊无疑，然在明本《晏子春秋》的跋语中说：“字体结构全无蒙古遗意……旋阅双鉴楼所藏明刻本，行款与此相同，驰书藏园先生，悉其源流与此相合……固不必沿袭前人之失，徒以元本取重耳”[1](P127)由此可知，潘景郑通过观察字体结构、比较行款与源流，力证《晏子春秋》九行十八字之本为明本。这样就纠正了前人之说，解决了《晏子春秋》的一个重要的版本问题。

(二)记录古籍的递藏源流

私家藏书不会永远都局于一地、归于一家，而是在客观和主观因素的作用下，经常易地易主。《著砚楼读书记》中的序跋非常重视对古籍递藏源流的记录。这对于我们了解许多珍贵古籍的流传轨迹具有重要意义。如汲古阁刊本《忠烈实录》的跋语说：“此为独山莫氏铜井文房藏弆，十年前莫氏书散，故人丁初我先生得之。戊寅乱后，丁书亦倾箧市廛，予偶从松石斋主人获觏斯帙，以贱值得之。”[1](P102)由此，莫棠以后的流传轨迹明晰可知。

(三)指出他书缺漏

《著砚楼读书记》对于图书内容的缺漏常予以指明。这种指缺揭漏之举一方面有助于正确评价相关图书，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研究相关问题。如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是研究我国私家藏书史的一部重要著作。但潘介祉、顾锡麒、陈师简、吴云甫等藏书家并未收录其中，对此，《著砚楼读书记》均予以指明。这样一来，我们既可以窥知叶书之失，又可以更为全面地悉知五代以来的藏书家。此外，它对私家藏书史的研究亦有一定帮助。又如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是治晚明史的重要工具书。但《著砚楼读书记》指出该书未收《甲乙稗史》《桂林留守始末》《延平始末》《舟山始末》《謏闻随笔》等晚明史籍。这不仅点明了谢书收史未备的不足，同时也为治晚明史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四)记录藏印

古代收藏家有印章可上溯至东晋。至明清，由于金石学的发展、刻印材料与制作工艺的改革，藏书印篆刻获得了极大发展。[2](P484～485)由此，古籍中往往有多种藏印钤于其上。《著砚楼读书记》常借藏印以考证古籍的递藏源流。然而对于一部分藏印，潘景郑亦不能考知其所属。虽如此，他对这些藏印的记录却在客观上为后人考证古籍的流传提供了方便。如稿本《桃溪书画录》中的“章氏子柏过目”印、钞本《论古闲眸》中的“安定伯子连玉图书”印和明弘治活字本《古贤小字录》中的“顾明英世雄”、“峨嵋山人”、“善庆堂”诸印，潘氏或称“不详其何人矣”[1](P412)，或称“未详出处”[1](P323)，如果我们可以考得这些藏印的归属，则非常有助于窥知上述古籍的流传情况。故这部分藏印的文献资料价值绝不可等闲视之。

[1]潘景郑.著砚楼读书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2]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吕 艳]

2016-09-25

郑华栋(1990-)，男，河北张家口人，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2016级在读博士，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

G2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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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7077(2017)01-007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