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协调发展理念的多维审视

范 霞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210023)

新时期协调发展理念的多维审视

范 霞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210023)

协调发展理念作为新发展理念之一，在我国致力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时期的协调发展理念是在正确认识现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旨在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并根据国内外发展经验，继承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而提出的;新阶段，协调发展理念作为党的战略政策的延续，不仅适应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而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协调； 发展理念； 多维审视

新发展理念产生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并指出，“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1]。党和政府将协调发展理念提升到战略高度，旨在补齐发展短板，以实现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同步和谐发展，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新时期的协调发展理念，是党和政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并结合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结果。

一、国情新特征：基于对现阶段国情的精确定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史”。[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历程所遵循的重要的基本经验之一，是一切从现实出发，坚持客观规律。中国的国情是历史造就的客观现实，实事求是则要求我们首先认清这一实际，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重要的第一步，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现理论创新的第一步。协调发展理念之所以被提上日程并贯彻实施，与党和政府从实际出发，对现阶段国情的准确定位密切相关。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协调发展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3]。

(一) “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中等收入陷阱”即一个国家到达中等程度的收入水平后，因没有掌握发展要领，处理发展中不均衡问题不当而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致使整个国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形势没有变，但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在增长速度和节奏上发生了新变化。这种经济换挡现象最可能导致发展中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的发生。因此，党和政府对新阶段的具体特征进行了准确的评估和分析，指出在“十三五”时期，协调好各方面矛盾是当前的重要任务。协调发展理念，旨在准确定位我国阶段性特征的前提下，针对各方面不协调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方针政策施并加以贯彻实施，从而在不平衡中尽量做到相对平衡，以顺利渡过这道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4]。可以说，协调发展理念的贯彻实施是冲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径。

(二) 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

李克强曾指出，当前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要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下，全面深化我国各领域的改革。自此，“全面深化改革”被提上日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快、整体国力也极大地增强。但是，社会矛盾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持续增多。例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的问题，已成为当前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由于以往发展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试图在短期内使多数人脱贫致富，因此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粗放型的发展方式，给资源和环境造成破坏，也给以后发展带来压力。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使诸多问题凸显，使全面深化改革迫在眉睫。然而这些问题是伴随改革和发展同时产生的，尽管在经济运行中采取了种种措施，但依然没有处理好这些矛盾，致使我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因此，协调发展理念是党和政府综合诸多因素对具体国情的准确定位，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推动力。

二、实践新要求：旨在解决发展中的突出矛盾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遵循这一规律，经济建设中的出矛盾促使协调发展理念被适时提出。现阶段，我国的主要矛盾依旧没有变，但矛盾双方发生了变化。自党的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对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准确判断，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多年实践，主要矛盾的双方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表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一种均衡中存在差别的关系。而这种差异关系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多样特性，主要是城乡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之间、“两个文明”之间以及经济和国防建设的不协调问题依然突出。

(一) 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需要

以城乡协调发展为例。近年来，“乡村弱”、“城镇挤”已成为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的无奈。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例。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表明，自2009年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有所下降，到2015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比例缩至2.73∶1。按照国际标准，人均年收入城镇居民一般是农村居民的1.7倍，但目前中国该项指标远超世界普遍标准。同时，虽然比例有所降低，但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绝对值远高于农村居民且呈不断增长趋势。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虽然表面上是经济问题，但实际上关乎老百姓对中国的大政方针是否能够继续认同。同时，现阶段我国有7 100万贫困人口，其中有高达80 %以上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革命老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形成了“一个中国，四个世界”[5]。因此，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是统筹发展的关键。

(二) 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和谐，突出表现在经济滞后于社会发展。一方面，在经济的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而两极分化致使新的利益分解，造成了社会阶级的普遍流动与急剧分离;另一方面，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人们之间的竞争会日益激烈。市场的恶性竞争和政府的“寻租”行为也因此而屡见不鲜。协调发展理念的提出，即是为了扭转这种尴尬的社会局面。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即是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

(三) 解决“两个文明”失衡的关键

长期以来，我国在着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多关注GDP总量及其增幅，以及城市建设等，而对文化培育、国民素质教育等相对重视不够。虽然高科技发展提高了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但是现代市场经济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使人们的行为受利益牵绊，社会生活中弥漫着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消极文化。如何避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这种悖论，是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就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方面而言，不仅要增强国家的硬实力，还要注重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增强文化建设的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加快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建设进程，实现“两个文明”的协调统一。

(四) 推进经济与国防建设融合的基石

经济与国防建设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是经济大国地位与军事实力的不相称。当前我国地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各自构成独立的系统，其结果就是导致军民二元的分离结构。融合经济与国防建设，就是要统筹推进、整体布局，实现两者的协调与平衡发展，做到兼容并蓄。在加快军民协同发展的前提下，推动军民产业融合发展，密切军争军民之间的团结，以保障经济建设成果，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努力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进一步做好军民融合式发展这篇大文章，坚持需求引导、国家引导，努力形成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居民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

总之，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各种不平衡、不协调以及不可持续的问题，已严重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也说明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破解失衡问题的关键，在于补齐发展短板，优化发展结构，破解制约、整体推进，从而增强发展的包容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实现各领域的协同与均衡发展，为实现小康社会、最终达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铺路。

三、理念新拓展：对国内外协调发展思想的一脉相承

习近平同志指出，“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6]。协调发展理念的产生是在对中国与世界发展经验和大势充分认识基础上，在世界经济复苏低迷的情况下，为中国经济发展“开出的良方”。

(一)海外借力：协调发展理念产生基于国内外协调发展经验

协调发展理念借鉴了外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在现社会进步的进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一例外遭受着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矛盾和问题。而世界各国对协调发展的认知也是伴随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深入的。20世纪60年代，多数国家片面追求经济增速，认为经济增长即是发展。但是，不注重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会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社会两极分化等严重的问题。此后，虽然以满足人的需要为中心的发展观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片面强调人的地位，其他方面如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的发展必然会出现失衡的状态。自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学者提出可持续发展观，其目的是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虽然可持续发展观比之前的发展方式更科学，但依然没有将社会各方面的和谐生长包含在内，最终对社会不利。

综合国外发展经验，要圆满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就面临如何解决全面协调发展的现实问题，这也启发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绝不能走其他国家经历的歪路。因此，协调发展理念是基于对国外经验总结而提出，为我国在“十三五规划”的关键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实现发展的整体性、协同性并重提供新思路。

(二) 理论创新：协调发展理念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注入新内容

毛泽东同志曾谈及理论创新：“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循，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7]。理论创新是社会实践变革的先导。只有理论不断创新，才能在实践道路上行稳致远，从而为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谋划新思路。

20世纪中期，毛泽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应正确处理十大关系。但是因受“左”倾错误等因素的影响，致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严重失衡，甚至出现“大跃进”以及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最终这一主张遭受严重挫折。改革开放初，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8]。而且，他还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协调发展理论。江泽民也曾重点论述十二大关系，其中包括区域之间、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 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相互协调推进[9]。尽管不同时期协调发展思路被提出，但只有理论没有行动，必然导致不平衡和不协调日益严重。为此，党的十七大强调指出，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来全面推进各方面的建设，以促进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协调，最终实现五个统筹，以实现经济社会健康持续的发展。基于此，十八届五中全会着力从推动区域、城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掌握了当前与今后协调发展的基石，是党关于协调发展理论更系统化的论述。

四、结语

纵观不同时期协调理念的发展历程，继十六大提出我国的小康是不协调、不全面、不可持续的，十七大提出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这些理论无疑构成了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其中，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而协调发展理念不仅是对这一根本要求的延续和具体体现，而且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新时期的协调发展理念，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发展方向的正确把握，是党和政府关于协调发展理论的又一重要成果，提升了协调发展的新境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1] 聚焦发力贯彻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N].人民日报，2016-01-19(001).

[2] 尹德树.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

[3] 向春玲.协调发展与增强发展的整体性[J].科学社会主义，2016(1)：15-19.

[4] 习近平.中国肯定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N].新京报，2014-11-11(001).

[5] 胡鞍钢.中国人类发展的地区差距和不协调——历史视角下的“一个中国，四个世界”[J].经济学，2006(3)：803-816.

[6]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1-01(001).

[7] 本书编委会.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9.

[8] 本书编委会.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0.

[9] 本书编委会.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017-04-14

范霞(1992-)，山西长治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电话：18801599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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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4733(2017)04-013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