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彭玉麟在晚清时期的吏治整饬

肖宗志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论彭玉麟在晚清时期的吏治整饬

肖宗志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晚清吏治腐败，社会风气不良。面对这种局面，彭玉麟一方面恪守和践行儒家信条，忠君爱国，实心为民，尽心职事，不图名利，而对公益事业则慷慨大方，毫不吝啬，生活异常朴素，企图以自己的言行表率官场，扭转日益败坏的官场风气和吏治状况。另一方面，彭玉麟采用恩威并重的手段，大力整肃纲纪，特别是借奉旨查办参案之际，惩处不法官员，整饬吏治，对官场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仅凭一人之力，难以改变晚清吏治颓废的状态，彭玉麟所起的作用又是十分有限的。

彭玉麟; 吏治; 整饬; 表率; 作用

从语义学上讲，吏治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吏治就是指整个行政事务，如江西巡抚李兴锐在1901年的一个奏折中，将织布、缫丝、种植、垦矿、保甲、团练、劝农、听讼等，都统称为“中国吏治”[1]907-908；或指封建朝代的人事制度，包括官员的铨选和管理。狭义的吏治则是指封建社会中官吏的行为、作风和治绩[2]1。一般情况下，从狭义来把握吏治的内涵。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官至兵部尚书的彭玉麟长期混迹于官场，对晚清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心知肚明，对吏治腐败痛心疾首。他一方面试图通过以身作则，带头垂范，来表率官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士为四民之首，人心风会因之转移”[3]226；另一方面，又用铁腕手段整肃官场，恩威兼施，以期澄清吏治，促使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的好转。

一、以上率下端士风

在晚清40年活动中，彭玉麟的官方职事主要集中于两类：一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即他所说的讨贼杀贼；二是创建和巡阅长江水师。彭玉麟对自己份内的职事都尽心尽职，勇于任事，自我要求也十分严格，对恢复和稳定清朝统治做出了卓越的功绩，为官员们也树立了好榜样。所以，在咸丰、同治年间，因为平叛有功，彭玉麟不断得到军功保举而被超擢，后成为主政一方的安徽巡抚(未到任)。当太平军被镇压下去后，朝廷论功行赏，彭玉麟“著加恩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加太子少保衔”。[4]361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彭玉麟去世时，又加“太子太保衔”。世爵和官衔是专制时代中最尊贵、慎重的名器，由朝廷直接授予。这些名器不轻易授人，只有作出特别贡献的，才有可能获得。由此可见晚清朝廷对彭玉麟的看重和对其事功的肯定。特别是将湘军水师改建为经制长江水师，彭玉麟抱病担纲，与曾国藩一道，草创军制军规。他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使长江水师成为纪律严明的内卫外防军队，保证了五千余里长江在相当长时间内的安稳。有人赋诗说：“长江处处怒潮鸣，鼓报黄昏续□更，一路水师当十面，万家生佛颂千声，直令渔者皆宁肃，岂止将军不夜行，净似镜磨平似砥，从兹海国庆澄清”[5]3。相对那些“不肯实心任事”者，彭玉麟一心为公，是要为官场开生面；整饬官场，首先自己作表率，“故在上，必以身作则，身似碑帖，人则临写者也”。[6]63

晚清官场追名逐利，士风不良，官绅奢靡之风盛行。彭玉麟身居高位，但淡泊名利，不尚浮华。从咸丰到光绪年间，彭玉麟“杀贼”立功，不断被授予高官后禄，但屡辞不受。李志茗根据岳麓书社2003年出版的《彭玉麟集》上册统计指出，彭玉麟实际辞官8次，请开缺9次，请开除差使6次。[7]100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漕运总督官缺为著名的肥缺、美缺，是许多高官托关系、走后门希冀谋取的官缺。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朝廷谕令彭玉麟署漕运总督，但彭玉麟在该年三月前后两次请辞，同时还提出请开兵部右侍郎缺。他说：“曾国藩谬采虚誉，屡次寓书，强令入营。臣勉应其招，墨绖从戎。初次谒见，即自誓不求保举，不受官职。历数自知府而擢至巡抚，由巡抚而改补侍郎，并未一日居于其位。且从前每转一阶，即具察督臣曾国藩，请其代奏恳辞开缺。……而臣则始终不敢以实缺人员自居，历任应领养廉俸银，从未具领丝毫。诚以恩虽实受，而官犹虚寄也。”[3]141-142彭玉麟屡辞官职，公开理由是“才力不逮”，实际上是兑现“臣以寒士始，愿以寒士归”的诺言。另一方面的考虑是，以此扭转官气士风，因为“士大夫出处进退，关系风俗之盛衰”。[3]199

彭玉麟深受中国儒家传统道德的影响，重义轻利，是典型的儒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湘军军饷短绌，曾国藩设三省督销局，招商领票，由彭玉麟主持其事。在十多年时间里，彭玉麟亲自造册征收，未发生中饱私囊、侵吞公款的事情，还盈余60多万两。彭玉麟“一不私取，以五之一取息，助水师公费，且备外患仓猝之需。余分解云贵助饷二十万，甘肃助饷二十万，以十万广本县学额，而以盐票犒诸将有大功者”。所以，彭玉麟说“治军十余年，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以庇妻子”[3]199是符合实际的。他还将同治元年到同治五年(1862一1866年)期间应得的两万多两养廉银如数捐纳。曾国藩曾就此事上疏予以说明：“臣查彭玉麟带兵十余年，治军极严。士心畏爱，皆由于廉以率下，不名一钱。”[8]4108他不谋私利，廉洁节俭，在湘军将领中为独一无二者。其“廉以率下”，遏制逐利之风和奔竞之风，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无论是在公的职事，还是在私的生活上，彭玉麟都异常节俭朴素。如吃穿住行这些日常生活，他对自己都十分苛刻。他对其弟说：“余在军中，不茹荤，但嚼菜根。”[6]53有一次在朋友处吃饭，“见珍馔，必蹙额，终席不下箸，惟嗜辣椒及豆豉酱”。有人到“退省庵”拜谒他，只见他“衣茧绸袍，加老羊皮外褂，已裂数处，冠缨作黄色，室除笔砚外，竹篦二事而已”。招待客人，“园蔬数种，中置肉一盘。饭已，出，或告之曰：‘此已有待君矣！’”[9]145作为钦差长江水师巡阅使、二品大员，彭玉麟出巡公干时，不讲排场，随身只带一个仆人，以节费用，“彭刚直衣服朴质，类村叟，偶出行，一奚奴随之，亦村童也”。彭玉麟力崇简朴，布衣草履，“状如村夫子”。[19]144-145与那些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发财回家，大兴土木、广置田产的湘军将领不同，彭玉麟在杭州和衡州各建有三间名为“退省庵”的草房，以便巡阅长江后在此轮流度岁。这种简朴几乎无人可及，即使是公而忘私，十分节俭的诸葛孔明，也难以达到象彭玉麟这样的程度。“其所需费，自总师以来，积有银五千两，放在某典生息。一身及仆从，惟取其息，以供日用。予尝见其衣，一羽毛马褂，有虫蛀孔数十，非止三十年物。所食多蔬菜，少肉昧。其俭如此．诚无所需。昔诸葛公在军，虽无私积，尚仰给于公，刚直则并此俱无矣”。[10]78对自己的至亲，彭玉麟也严格要求，强调“勤敬两字，为立身要道，为治家良法，甚至为国为民，莫不取是以作则”，[6]70告诫亲友要勤俭持家，对建房等花费过多，对其子予以严厉批评。[6]61

但是，对于公益事业，彭玉麟慷慨大方，毫不吝啬，热衷于积善行德事。有人说他将“所应得公费，悉出以佐义举”，并给他算了一笔账，“凡出资助本县学田银二千，宾兴费银二千，育婴公费二千，修县志书独供笔札刻资银五千，独建船山书院银万二千，衡清试馆银一万两，其濂溪墓、昭忠祠、京师各直省湖南衡永会馆，凡募助公举者，动以千计，所部有功者，凯撤时及疾笃时，均举赠各万金，凡费银十万两。族中老者岁有馈，又计丁口遍资给之，凡数万金”。[11]81彭玉麟自掏腰包，义举之数达到十多万两。他说：“守财不施，谓之钱奴。……当此世乱年荒，每思节用以利民生，俸禄所入，除奉甘旨外，每移赈民间。”其义举“非如冯瑗市义，但求吾心所安而已”，[6]53既是他对乐善好施社会风气的坚守，也是对这种风气的促进。所以，官绅如果都有正确的公私观、名利观，那么，“人心日归于正，风俗日趋于厚”。[3]226

二、恩威并施饬官常

对晚清时期动乱不已，国弱民困的根本原因，彭玉麟有自己的解释逻辑。他认为造成这种腐败和混乱局面，背后的根源是官方、官绅本身，是由于官方吏治、士风败坏所导致的。“兵燹以后，民生多困，实由吏治多疏。……从此官常愈坏，百姓之受祸愈酷。从前叛逆滋事之地，非地方官贪酷逼迫，即地方官宽纵颟顸。此中消息甚微，关系甚大。”他认为，官绅士大夫无礼义廉耻，不一心为公，只顾个人利益，甚至损公肥私，最终势必造成民心不顺和天下大乱。“夫天下之乱，不徒在盗贼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进无礼而退无义。”[3]200反之，要天下治，士大夫要身先士卒，有道德，讲礼义。他指出，不得人是导致吏治败坏的根本原因，“苟不得人，即为地方之害”。因此，“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得其人则理，不得其人则否，由邃古至今未有以易也”。[3]423得人用人是专制时代政治的核心，他认为，清朝经过几十年长期的动乱后，自强自立，要达到国家强、天下治，其关键是吏治清明。“吏治一清，天下何患不治”。[3]224还说：“官清民安，天下幸甚，祸乱不萌矣”。[3]358

基于整饬晚清吏治和官场士风出发，彭玉麟十分重视得人、知人和用人。在他看来，官清、民安、国强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盖必能知人而后可以察吏，能察吏而后可以安民，能安民而后可以治内，能治内而后可以攘外。此正本清源之道也。”[3]356他确定的得人、知人和用人“至公至严”的基本原则是“公则不可干以私，严则无所容其弊”。[3]360对选人用人，他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如选择水师将领，“窃谓能当其任者约有三等，智识阂远、天资忠亮，其上也；秉性刚方、威克厥爱，其次也；操守清廉、敬慎畏法，又其次也”。[17]209他告诫任职州县的弟弟，选择的委员，首先要具德行操守，“以四者为最要：‘一曰习劳苦以尽职，一曰崇俭约而养廉，一曰勤学问以广才，一曰戒傲情以正俗。’有此四德，可以膺重任”。[6]76

要吏治清，就要得人；要得人，其中的主要手段是恩威兼施，奖惩分明。保举超擢官员是朝廷大员施恩的重要手段，不过，彭玉麟对拥有的保举权十分谨慎，不轻易保举。保举时，一律按规则办事，以德能为本，认真甄别，不使冒滥，这与当时多数大员滥保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彭玉麟说：“余不敢轻于任用，恐保举太滥，因余一人而乱政也。然不轻用人，甄别必严，亲故之不明事理者，或恐背后怨尤。但想及保举时欢笑，一旦辞退，何尝不要怨尤？同此怨尤，宁不任用而怨尤，怨只一人，及一身，或所举徇一时之私情，而害及万民，则怨尤且出万民之口，丛集于一身，此罪不亦大矣夫！”[6]74但为了宣示楷模，引领风尚，彭玉麟或奉诏或主动保举，明荐密保交相为用，向朝廷推荐了一批优秀的官员。如同治十一年(1872年)，彭玉麟巡阅长江水师，“统计五省之中，上下五千余里，周历二十四营，考核官弁七百数十员”。[2]208八月初一，保举李成谋、彭楚汉为长江水师提督。认为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结实朴诚，认真办事；直隶大名镇总兵彭楚汉，正直无私，束身诚朴，刚毅慎勤，精明强干。……熟习江面，卓著战功，实为水师中杰出之才，畀以重任，必能称职”。[3]215彭玉麟在巡阅中，留心访察，“或臣见未敢自信，询诸众论而无疑；或人言稍有不同，必证诸实事而始决”。在光绪六年(1880年)五月初一，一次性保举文员16人、武员17人。他为此还特别说明，“臣昔年从军，进接多系楚人，故所举将弁，楚人为多，未敢存避嫌之见，但就其才具切实胪陈”。[3]246-248

与此同时，彭玉麟还以参革诛杀的严厉手段，惩处官员，以儆效尤，以期达到重振纲纪、澄清官场士风、“振起人心”的作用。同治十一年，彭玉麟巡阅长江水师过程中，对大量不合格的水师官员进行参劾。如“查篺州营都司记名总兵蒋振元，任性妄为，擅离汛地，著即行革职，拔去翎支，撤销勇号，永不叙用。荆州营守备、尽先副将陈照惠纵兵殃民，讹索规费，著革职永不叙用……”。[4]393仅仅该年这一次就将116名不合格的将官去职，[4]442-452还迫使时任长江水师提督的黄翼升借病主动辞职。

彭玉麟整肃纲纪，其严厉在当时是出了名的。《清史稿》说“每出巡，侦官吏不法辄劾惩，甚者以军法斩之然后闻”。[12]3079流传至今的记述清朝人事的一些私人笔记、稗史也多有存证。“每年巡哨，必戮数人，所至之处，将弁士卒咸有戒心，其兵额常缺，自揣不能蒙混者，多夜遁，佥呼之为‘活阎王’。”[9]143彭玉麟惩处官员，还有一些不落俗套的做法，但惩处的都是证据确凿，所诛者罪当至死，如杀胡开泰就是一例。“安庆候补副将胡开泰召娼女饮而使妻行酒，其妻不可，遂抽刀剖其腹，街巷讻讻。事闻院司，方聚议谋所以处。公适至，闻之，曰：‘此易耳！’遣召之来，但询名姓居止，便牵出斩之，民大欢”。[11]82湖北忠义前营营官、总兵衔副将谭祖纶诱劫其友之妻，随后又谋杀该友。“彭刚直亲讯，谭祖纶伏罪，当即军法处置”。所以，彭玉麟威名远扬，老百姓都信服、敬仰他，而贪官污吏也十分惧怕他。“故公之所至，老幼瞻迎，长江闻其名字，肃然相戒”。[11]83还说：“刚直所至，访知文武官吏贪恶者，非杀即参，人呼之曰‘彭打铁’。故闻其至者，无不头痛。而其至也无常，无—人知之。自奉巡江之命，不独水师整顿，即东南数省大小吏，亦未敢过于贪酷，真国家不可少之人也”。[10]79

对一些官员损公肥私，敷衍塞责，欺压百姓，他是深恶痛绝的。一次，彭玉麟“至安庆，命府县限三日内将闾巷所贴伪示剔除净尽。届期首府据知县之禀上谒销差。彭公弛马通衢视之，果无伪示。及入穷街偏巷，则见伪示张贴者如故，且多悖逆之辞，彭公大怒，其犹是官场敷衍旧习。召首府擢发骂之，复奋拳殴之。明日值衙参之期，大小官员无一至者，皆曰恐遭殴骂”。[11]84广东地处沿海，商贸发达，物产甲于天下，但光绪年间，全省厘金收入仅仅相当一个中等省份，其原因是“以当局者不肯实心任事，剔弊厘奸，半归中饱也”。他向朝廷提出整顿广东厘金的具体办法，有奖有罚，奖罚分明。厘金局员“能每月比较有赢者则记功，每年有赢者则留办，有不足而太短少者则立撤。若查有实弊亏空则参办”。[3]358-359彭玉麟作为晚清时期著名的“酷吏”，黜革、诛杀贪官污吏，以整顿官常。“为官视民若鱼肉，而吾为刀俎者，直可杀。余巡查江南，必廉访吏治。有贪婪者，未尝肯稍事姑息，黜者应黜，株者应诛，自问不为包孝肃，亦当为李[赵]清獻”。[6]73

三、查办参案尚道义

在清代，如有御史等人向皇帝奏参官员，朝廷常常会令部尚书和侍郎、督抚、驻防将军等多位从二品以上的高官，或者专门派遣钦差大臣去查办参案，然后上报朝廷处置。如果涉及到督抚等本人，则派遣别省督抚、驻防将军等处理该参案。朝廷选派的查案高官具有钦差性质，且有严格标准，不仅要求品行端正，还要求廉洁奉公，有才干。[13]35-36这些奉派查办参案的官员都是朝廷所倚重的。彭玉麟多次受朝廷之令，带着病体之躯查办多起参案。“朝廷有大政，及疆吏重案，辄谘询，命按治。”[12]3079正是彭玉麟的德行和能力，他得到了西太后的高度信任。具体来说，一是彭玉麟不为名，不为利，不畏势，不畏权，诚实正直。正如他自己信守的那样：“夫人不可为名所驱，为利所驱，尤不可为势所驱，终须为正义作前驱。”[6]57二是在官场没有盘根错节的各种社会关系，彭玉麟“不通权贵，而坦易直亮，无倾轧倨傲之心”。[12]3079与多数官员热衷于拉关系相区别，他“刚介绝俗”，不搞请托，也不攀援权贵，对“当轴要人无一字之问，十金之遗，以孤洁无援自喜”。[11]81所以，办理公事尤其是查办案件时，可以不受或少受外来因素的干扰，能保持一个比较公正客观的立场。三是朝廷历年来对彭玉麟的深刻了解和朝野对其的高度评价。无论是京察，还是重用他时的评价，对他的肯定都是高度一贯的，褒扬之词溢于言表。如同治七年(1868年)，彭玉麟请求开兵部侍郎缺时，朝廷评价他“战功卓著。近年办理善后一切事宜，悉臻妥协，朝廷倚畀甚深”。[4]285光绪七年(1881年)，朝廷称他“威望素著，向来办事，任劳任怨，具见体国公忠”[4]911，谕令其署理两江总督。光绪八年(1882年)和光绪十一年(1885年)两次京察，朝廷以他“宣力有年，任劳任怨”、“保障宣劳”，均著交部从优议叙。[14]873在彭玉麟光绪十六年去世时，朝廷对他一生的评价是“忠清亮直，卓著勋勤”。[14]780晚清朝野也都认为彭玉麟“处事明断”，整个社会舆论“翕然无微词”。[6]62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

彭玉麟奉旨查办参案，扶病亲往实地秘密调查。在处理查案时按照律例，做到依法，严格严肃和公正公道。根据李志茗对岳麓书社2003年出版的《彭玉麟集》上册统计，从光绪四年到十二年(1878—1886年)，彭玉麟奉命单独或会同其他高官查办奏案有14次之多，[7]100这里仅举两例来说明问题。光绪七年(1881年)，御史李士彬上折奏参江西水师统领记名总兵万重暄、江西南赣镇总兵王永胜，以候补各员入局聚赌为由奏参江苏候补道朱麟成等9人。[14]891-892朝廷谕令彭玉麟密查。经过一个多月实地的严加访察，彭玉麟回奏复命。他认为记名总兵万重暄扣勇减饷，收受规礼，查无实据，“惟出门乘舆，系属实事，却非绿呢大轿，并无前呼后拥。查哨所至，盛饰厨传，供帐亦所不免”。至于开局聚赌，“每值年节，逢场作戏，则诚有之”。认为江西南赣镇总兵王永胜不自检束，不知远嫌，“姬妾时倩民间女子入署作绣工，在署时日，久暂不等，……始遣出署”，而收买贩卖女子“实无其事”。他调查后认为，候补各员在新年佳节聚会时，“皆间时入局，偶然聚赌，尚无彰明昭著，大开赌局，一唱百和，举国若狂之事”。基于以上事实，彭玉麟请旨奏参，“将记名总兵万重暄、南赣镇总兵王永胜、记名总兵萧福均革职，永不叙用”，各候补官员“亦一并革职。已革知县章澍、柯荣，均勒令回籍”。[3]263-266朝廷同意了彭玉麟严厉处分的建议。但所不同的是，彭玉麟对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西巡抚李文敏没有追责，而朝廷认为，该督抚对所属各员种种劣迹漫无觉察，决定将其“交部议处”。

御史李鸿逵则奏参两江营务处道员王诗正等官员招权纳贿之事。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廷谕令彭玉麟确切查明。经一个多月的调查，道员王诗正“浪游押妓，招权纳贿”,查无确据。但言语举措失当。柳葆元是两江总督文案，“偶尔闲游，事亦有之”。彭玉麟调查还得知，李鸿逵御史参奏的道员张自牧、知府郭庆藩，均在湖南本籍，故奏参失实。在调查中，彭玉麟还发现该案有关而没有奏参的官员和诸生。广西候补知府、保升道员张崇澎，奸巧营谋，收无本之利。武巡捕参将柳国瑞，被左宗棠派充巡捕，“与稿案门丁唐钧，阳为谨慎，阴肆鬼蛾”。他指出“原奏所谓押妓浪游、内外串通渔利者，实皆张崇澎、柳国瑞诸人之所为”。彭玉麟为此提出了处分建议：道员王诗正暂行革职，撤去营务处差使；知县柳葆元应屏出督署，仍至甘省候补；知府张崇澎均应革职，永不叙用，附贡生王代英、附生蔡熙霖应革除附贡生，蔡熙霖革去附生衣拎；门丁唐钧“已经左宗棠严办，逐解回籍”；两江总督左宗棠用人不察，承担一定责任。彭玉麟建议朝廷谕令他“广求贤才以为辅佐，采纳直言以通下情，凡僚属、仆隶、游客，有似此类者，皆屏斥勿用”[3]288-291。朝廷给予这些不法官员的正式处分是：王诗正“著即行革职，勒令回籍”；柳葆元以府经历县丞降补；张崇澍、柳国瑞均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告诫左宗棠“嗣后左宗棠惟当遇事虚衷，屏除成见，于一切用人听言，尤当加意详慎，抉去壅蔽”。[14]120-121朝廷基本采纳了彭玉麟的建议，但比较起来，对王诗正、柳葆元处分较重，而对两位诸生未深究。

从以上查办的两例参案来看，彭玉麟在查案中，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律例为准绳，客观、公正、严格，是为“道”。彭玉麟一方面否决了对一些官员的奏参和误传，还这些官员尤其是重臣大员的清白，另一方面也如实地对一些官员的不法行径进行了确认，还未使参案中没有被奏参的不法官员漏网，并相应地提出了处分建议，为朝廷的最终处理奠定了事实基础和参考据依。不过，也要看到，彭玉麟在一些无关原则的问题上，为涉事大臣做了一点开脱，“以保全其颜面和声名”。如对两江总督左宗棠只是做了劝勉，甚至没有给予申饬的处分；对一些有功的官员或官员子孙给予了照顾，如上述案件中的王诗正，为已故湘军将领王鑫之子，为“忠荩子孙”，建议给予特别开恩，是为“义”。可见其并不是个只知除暴诛悍的峻吏，而是个识大体、重情义、能见机行事的询询儒者，对疆吏大臣是本着儒家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原则来区别对待的。这与彭玉麟在处理时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问题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说，李志茗的这个解释是有些道理的。总体来看，朝廷对彭玉麟查办参案是比较满意的，也经过了历史检验。“历奉命按重臣疆吏被劾者，于左宗棠、刘坤一、涂宗瀛、张树声等，皆主持公道，务存大体，亦不为谿刻。”[12]3079同时，通过奉旨查办参案，或者仅仅只是到场，以彭玉麟的威望、威信和办事作风，“官吏皆危栗”，就能震慑官场，就使一些不法官员有所收敛。这对整饬晚清吏治，树立官场新风，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结 语

彭玉麟作为高官，一心为公为民，节俭奉公，严厉惩处不法官员，企图澄清晚清吏治，而且，在晚清污浊的官场中出污泥而不染，独善其身，确实难能可贵。他德行高尚，知行合一，爱憎分明，是晚清时期的“奇男子”。在吏治建设和吏治整饬上，也留下不少值得我们警醒的名言，如“此身已许国，吾身便为国所有”“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不求保举，不求官职”“臣以寒士始，愿以寒士归”“守财不施，谓之钱奴”等。他以一种苦行僧的精神，一生恪守和践行儒家的信条，仅凭一己之力，扭转官风士风，对当时的官场和吏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1890年彭玉麟去世时，朝廷封其谥号，为“刚直”。谥号是朝廷对官员品质、功绩的概念性褒扬，“刚直”就是刚正和耿直之意。清代著名学者俞樾高度并公正地评价彭玉麟，称赞他是“咸丰、同治以来诸勋臣中，始终震服人心、无贤不肖交口称之而无毫发遗憾者，公一人而已”。[15]3

彭玉麟深知“夫官吏举动，士民趋之；绅士举动，愚民趋之”。[16]72他企图以自己的言行、作风表率官场社会。但是，在晚清时期，官场风气不正，弊端丛生，吏治腐败已积重难返。由于清政府治理乏术，吏治呈整体性腐败态势。正如费正清所说：“官员们靠我们今天称之为‘系统化的贪污’行为来谋生，而这种行为有时变成了敲诈勒索。……在历史上的官僚体制中，中国式官僚制的突出点是勒索和任人唯亲，这是彼此起加强作用的孪生制。”[17]107只靠彭玉麟个人的作用，难以撼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难以改变晚清官场腐败不可逆转的走向。因此，彭玉麟整饬晚清吏治，垂范官场的实际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改变一个社会，除非大众的力量。因此，面对当时的腐败官场和吏治，人们只能发出无助的感叹和无限的怀念！“一代中兴将，三朝直谏臣。哀时心未已，看剑泪沾巾。忍见长城坏，难留大树春。千古遗疏在，犹望靖边尘”。[18]174

[1] 张寿镛.清朝掌故汇编内编：卷6吏政六·考课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3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2] 谢世诚.晚清道光、咸丰、同治朝吏治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 彭玉麟.彭玉麟集：一[M].梁绍辉，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08.

[4] 同治实录：卷107：同治三年六月戊戌[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 长江水师纪律严明，上下数千里，行者无虑，悉彭宫保之赐也，所此颂之[N].申报.1880-04-20.

[6] 周维立(校).清代四名人家书：林则徐，彭玉麟，张之洞，李鸿章[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6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7] 李志茗.彭玉麟：兵事之外的才识操守[J].史林,2014(1).

[8] 曾国藩.彭玉麟报捐历任养廉片[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9] 徐益棠.清代秘史:初辑[M].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45.

[10] 欧阳昱,见闻琐录[M].恒庵,标点[M].长沙:岳麓书社,1986.

[11]小横香室主人.清代野史大观:卷七:清人逸事[M].上海:上海书店,1981.

[12]赵尔巽等.清史稿：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3]张晶晶.清代钦差大臣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14]光绪实录：卷132：光绪七年七月戊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5]俞樾.彭刚直公奏稿序.彭刚直公奏稿[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四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16]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

[17]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18]释敬安.挽刚直诗：八指头陀诗文集[M].梅季,校.长沙:岳麓书社,1984.

(编校 贺 琤)

On Reorganization of Official Management of Peng Yu-li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XIAOZong-zhi

(School of Marxism,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engyang Hunan 421001,China)

There was corrupt bureaucrac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meanwhile there were bad social surroundings.Facing such situation,Peng Yu-lin,on the one hand,abided by and practiced Confucian doctrine,being loyal to the empire and the country,devoting him for surviving the people and his duty,not searching for the fame and fortune.And he was generous to the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s,however his life was simple.He tried to show officialdom by his own words and deeds,reversing increasingly corrupt officialdom culture and management conditions.Peng Yu-lin,on the other hand,by means of tough love,purged justifications,especially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the case from the capital,which punished the illegal officials and overhauled management,which played a good effect in officialdom.But with only his efforts,it is difficult to change the decadent situation of bureaucrac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refore,Peng Yu-lin's role was very limited.

Peng Yu-lin; official management; reorganization; model

2016-06-21

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官保举与晚清政治变革研究”(11BZS057)。

肖宗志(1964—)，男，湖南常德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K252

A

1673-0313(2017)01-003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