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学者的船山学研究

李相勋

(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韩国学者的船山学研究

李相勋

(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王夫之，湖南衡阳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宋明儒学史上的著名的思想家，他对中国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研究。

王夫之；船山学；李氏朝鲜；韩国学者对船山学研究

一、近现代以前的韩国学者对船山学的认识与研究

本文旨在研究韩国的船山学研究情况。船山学即王夫之学问的总称，包括哲学、史学、文学在内。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人，明末清初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衡阳县西部曲兰乡的石船山，故人称之为“船山先生”。[1]1他是伟大的思想家、爱国主义者、唯物论者。在明末清初的“天崩地坼”[2]736的历史环境下，王夫之投身反清复明运动，起义于衡山，后又躲避清朝的追捕，辗转于南方各地。他曾对南明永历政权很是期待，但对于后来亲眼目睹到的政治的现实他感到十分的厌倦与愤懑。尔后“转徙苗瑶山洞中，艰苦备尝，到处拾破纸或帐簿之类充着作稿纸。著作极多。”[3]4到了晚年回到石船山，构几间茅屋隐居其中，至临终之时，穷尽学问研究，留下了100余种、400余卷的宝贵遗产。其代表作有《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读通鉴论》《张子正蒙注》等书。

明清之际是基于社会转型的思想文化蜕变的大转折时期，也是与周秦之际相媲美的黄金时代。[4]1王夫之与其同时代思想家顾炎武和黄宗羲，人们称他们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一般来讲，王夫之崇尚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的学问，集大成于前时代的气学。清代中期，王夫之的学问湖湘地区的很多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等思想就产生了很重大的作用。

而顾炎武一边继承朱子学，一边开清代考证学的先河。顾炎武的学风影响了清代浙西学者，他很注重博学，这些学风被浙西学者们所继承。黄宗羲批判的继承了陆九渊和王守仁的心学，被视为浙东史学的鼻祖。黄宗羲很注重对历史、金石学等的研究，尤其是在学术史著作方面，成就比较显著。

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亲自参加了反清复明运动。青年时期的他们在经历了明朝的灭亡后，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反思了前时代的学术风气，从而构筑了自己的学问体系。经世致用与实事求是他们学问的共同特点，这种学风一直延续到了清代。王夫之在贫困潦倒之中不断地进行著作，到了清代中期，曾国藩以《船山全书》为题出版了他的著作。

虽然王夫之可以说是明末清初三大儒，但他在世的时候，他的名声与学问传播的并没有那么广泛，这便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他拒接了清朝的官职，为躲避清军的追捕而隐居山村僻壤，仅带几个学生研究学问，培育弟子，因此，他的著作在当时流通的很少，但也留下了中华文化的种子。他的部分著作被乾隆年间编篡的《四库全书》所采纳。而真正关心王夫之的著作，并把它整理出版的人是清代中期的曾国藩。在复兴船山学研究方面，曾国藩功不可没。

相对而言，朱熹的著作，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传播到韩国，而王夫之的著作对当时的韩国影响甚少，甚至到了近现代也少有韩国学者研究船山学。据我所知，至少清代的韩国学者当中无人关心王夫之的著作，更无人购得到他的著作。

相反，到元朝末年，朱子学传播到朝鲜半岛之后，很多学者们热衷于朱子学研究，甚至李氏朝鲜(1392—1910)以朱子学为官方哲学。李氏朝鲜的宫殿建筑按照《周礼》建成，宫殿的名称相当部分都来自儒家经典。李氏朝鲜也遵照《大明律》制定法律法规。即使李氏朝鲜时代的儒学产生了一些弊端，但是总体来讲，李氏朝鲜是比较忠实于儒学，尤其是忠实于朱子学的国家。

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是宗藩关系。壬辰倭乱发生之后，李氏朝鲜朝廷派遣使臣们到明朝求兵。壬辰倭乱结束之后，李氏朝鲜士大夫们认为明朝于朝鲜有“再造之恩”，从而使李氏朝鲜士大夫们在慕华、事大感情中更增加一种强烈的感恩思想[5]71，并继续保持事大政策。

清朝建国之初，清朝政府与李氏朝鲜关系比较紧张，不过到了康熙年间两国关系便恢复了正常。清代初期清朝对李氏朝鲜使臣团的检阅比较严格，但是到了清朝中后期，对李氏朝鲜使臣团的态度放宽了很多。举例来说，清朝初期实行的‘馆禁’政策，在清朝中后期便被解除，而且清朝中后期的李氏朝鲜使臣们可以离开自己住的使臣馆，自由的观光北京，于清朝人士进行交流。

如前所述，李氏朝鲜是以朱子学为立国之本的国家，因此李氏朝鲜的使臣们对明朝与清朝的朱子学很感兴趣，并有使臣拜谒国子监，与国子监的监生们交流。清朝建国之后，在李氏朝鲜的使臣们看来，顾炎武是朱子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朱子学的正统继承人。他们一旦抵达北京便会去参拜顾炎武祠堂，以表达他们对朱熹与顾炎武的人品和学问的敬仰。这跟当时的李氏朝鲜的学风与华夷观有密切的关系。而且由于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都亲自参加了反清复明运动，李氏朝鲜的士大夫们都对此十分赞赏和尊崇。

清朝建国之后，李氏朝鲜国王与士大夫们企图反清复明。如李氏朝鲜国王孝宗与宋时烈企图“北伐”，北伐论出现之后，朝鲜“小中华”意识大幅增强。[6]47虽然因准备的不够充分，计划在中途便夭折了，但从这个角度看，王夫之与李氏朝鲜士大夫之间存在共同点，那就是维护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的责任感。清朝建国之后，李氏朝鲜的士大夫们以“小中华”自诩。这种意识，虽然到了北学派时代，变得有些淡薄，但是相当部分的李氏朝鲜士大夫们的心理仍然受到“小中华”意识的影响。

据笔者所知，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中，王夫之的影响力之所以没有顾炎武的影响力大，可能也是几乎没人关注王夫之的缘故。因当时的交通环境和书籍的流通不太方便，所以造成了信息的封闭性。王夫之重视的是张载的气学传统，而李氏朝鲜视程朱理学为儒学正统，王夫之的学问自然不会受到注重。虽然在李氏朝鲜学者当中，有徐敬德、任圣周等人认真研究张载的气学，但他们并没提起过王夫之及其学说。

李氏朝鲜时代有四个学派(党派)，即以李滉为首的南人，以曺植为首的北人，以李珥为首的老论，以及以尹拯为首少论。李滉为代表的南人，他们非常关注朱子学，也注重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此派可谓主理学派。曺植为代表的北人，他们对先秦经学、老庄哲学、阳明学都感兴趣。北人的学风比较自由一些，他们更注重实践。李珥为代表的老论也很注重朱子学，不过他们对现实问题更感兴趣，而且他们同南人一样也注重朱子学，只是他们对气的概念更感兴趣，此派可谓主气派。壬辰倭乱之后由老论来执政，在李氏朝鲜中后期他们跟中国的学者们进行了频繁的交流。丙子胡乱之后他们强调对明义理，试图北伐。以尹拯为代表的少论对阳明学比较感兴趣，他们主要是以家学的形式来研究和继承阳明学。其中，郑齐斗为韩国阳明学鼻祖。

上述四个学派当中，壬辰倭乱以后主要是由老论来执政，并主导了李氏朝鲜中后期300年的政治与学术，他们为了巩固政权的稳定而强调朱子学，除朱子学外，其他学问都被置之度外，从而缺少学问研究的多样性和研究学问的动机。他们抑制佛教，把阳明学看作异端，把朱子学视为官方哲学。后来，一群李氏朝鲜的使臣在看到清朝的繁荣与昌盛后，反思了朝鲜国内的诸多问题，并他们主动跟清朝的士大夫们进行交流，从而把清朝的考证学学风传播到朝鲜半岛，由此形成“北学”学派。他们注重现实，强调学问的客观性和有用性，但并没有对当时的朝鲜社会产生大的影响力。当时，李氏朝鲜的大部分士大夫们为了科举考试，不断地研习朱子学和儒家经典，很少有人能摆脱科举考试的枷锁。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很难形成适于船山学在朝鲜半岛成长发展的土壤。至20世纪，朝鲜半岛的学问从政治脱离之后，韩国学者才有机会研究船山学。

二、韩国的船山学研究现状

1.韩国的船山学研究者

韩国的船山学研究者有权重达、金容沃、李圭成、李哲承、李润和、金珍根、陈晟秀、安载皓、林亨锡、赵成千、曺芋珍、林瑞玲、李皊昊、林玉均、金东敏、金载京、李相勋等人。他们之中，有的人读了博士学位，有的人写了专著，有的人翻译了船山的著作。

2.韩国的船山学研究团队

在韩国的船山学研究团队当中，最有名的应数韩国“王夫之思想研究会”。该研究会于1992年在韩国成均馆大学以“东洋思想研究会”为名设立，从1993年开始研读王夫之的《读四书大全说》。每月第一周和第三周召开研读会，先有发表者来发表，然后互相讨论其中的哲学思想和翻译文的准确与否。通过此研读会，学者们可以互相切磋，并表达自己对王夫之的研究观点及成果。其中，《大学》部分的翻译文已于2005年在韩国出版，其书名为《王夫之论〈大学〉》《中庸》部分的翻译文已于2014年在韩国出版，其书名为《王夫之论〈中庸〉》。

韩国学者对船山学的研究成果大致有为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研究论文、专著、翻译书之类。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哲学、史学、文学等各个方面。虽然韩国船山学研究成果比起先秦儒学、朱子学、阳明学等的研究成果少了很多，但是目前也已经积累了可观的有学术价值的成果。那么，以下将对韩国的船山学研究成果进行考察。

3.韩国的船山学研究成果

为了推动韩国学者们船山学研究的进一步展开，现将近几十年来船山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做一综述。

3.1 哲学研究

对王夫之哲学思想的研究是韩国学者对船山学展开研究的主要领域，对王夫之易学的研究又是韩国学者对船山学研究的主要领域。相比史学与文学方面,韩国学者对王夫之哲学思想方面的研究要丰富一些,这说明当代韩国学者们很重视王夫之的哲学思想。韩国学者的王夫之哲学思想研究成果大概可以分为经学、易学、气哲学、历史哲学、礼学、老庄哲学等领域。

林亨锡说：“在韩国学界，对王船山的哲学研究的起源，应以金容沃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之后，撰稿发表文章为真正的开始。……虽然有零散的文章在以前的学术杂志上出现，但是除了作为历史学科的明清之际的一环，没有对船山哲学的真正研究。”[7]39

3.1.1 对经学的研究

在经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首先当数由“韩国王夫之思想研究会”通过轮流发表翻译得到的成果，即《王夫之论〈大学〉》《王夫之论〈中庸〉》这两种书。这两本书的译者都是韩国的中国哲学研究者当中的佼佼者。这本书是通过互相讨论而整理出来的结晶，也是王夫之的经学著作在韩国的第一次翻译出版。这在20余年的研读历程中的里程碑式的意义。众所周知，王夫之著作颇繁富，其内容也非常深奥，有时在一本著作里面文白参杂，文风变化比较大，这对不太了解早期白话文的韩国学者来说，便增加了研读这类作品难度。林安梧说：“因为船山的表达方式极为诘诎聱牙，文字性格极为艰涩，常令人望而却步。”[8]5能够克服这些困难，把用自己母语翻译王夫之的著作并在韩国出版，与韩国读者共享，也是很令人欣慰的事情。

韩国成均馆大学人文韩国教授李皊昊也翻译了王夫之的《读四书大全说》的《论语》部分。此书在2013年于韩国成均馆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书名为《读四书大全说1》。译者以经学研究者的客观立场凭着对王夫之经学的热情，独自一人把王夫之的《读四书大全说》的《论语》部分翻译成韩文出版了。在韩国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完整的《读四书大全说》翻译本，这些翻译本的出版促进了韩国学者船山学对船山学的研究，翻译者也功不可没。

3.1.2 对易学的研究

在易学方面金珍根于1995年在延世大学以《王夫之易哲学研究》为题目获得博士学位。

林亨锡于2000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以《王船山〈周易内传〉研究》为题目获得博士学位。

陈晟秀于2005年在韩国成均馆大学儒学系以《关于王夫之易学的研究》为题目获得博士学位。

曺芋珍于2010年在韩国全南大学哲学系一《王夫之器中心易学体系》为题目获得博士学位。

3.1.3 对气哲学的研究

张立文先生说：“气体学以‘理一分殊’的形式，强调分殊的价值，颠覆理本气末，以气体学来完成对理世界的安顿。由罗、王、吴逐渐深入的探索，到明末终由王夫之而集其成。”[9]1395

韩国学者对王夫之的气哲学研究成果先数李圭成的成果。李圭成于1989年在首尔大学哲学系以《王船山气哲学体系》为题目获得博士学位。此论文可以说是韩国学者对王船山研究的正式开端，具有里程碑意义。

3.1.4 对历史哲学的研究

韩国学者对王夫之历史哲学研究首推安载皓先生，他1999年获得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的学位论文即是《王船山历史哲学研究》，该作是韩国研究王夫之历史哲学领域的先锋之作。

3.1.5 对礼学的研究

韩国学者对王夫之礼学的研究成果先数李相勋的研究论文。其题目为《王夫之之礼与政治和合相契何以可能》。李相勋在该论文中阐释了礼与和合的关系。

3.1.6 对老庄哲学的研究

在船山学里，老庄哲学也占据重要的位置，于是韩国学者们也对王夫之的老庄哲学研究方面比较关注，在此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陈晟秀的《〈老子衍〉与王夫之的〈老子〉理解》《阳明学》第21号，韩国阳明学会，2008年；金珍根，《王夫之注解〈庄子〉的“无待”概念考察》《东洋哲学》第36辑；赵汉锡(音译)，《17世纪东北亚〈庄子〉注释的现实对应论—以王夫之与朴世堂的〈齐物论〉“明”解释与现实对应论为中心》《韩国哲学论集》第49辑，2016年；赵汉锡(音译)，《王夫之〈庄子解〉〈逍遥游〉解释的思想史的意义》《东洋文化研究》第13辑，2011年。

3.2 史学研究

王夫之对史学的主要著作有《读通鉴论》《宋论》。

3.2.1 对《读通鉴论》的研究

韩国学者们对王夫之的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但研究成果并不多，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王夫之史学相关的研究方面。如：黄元九的《王夫之的史论》，此文刊登于《史学会志》第9辑。此文为对王夫之史论的研究论文，有向韩国学术界介绍王夫之史论的意义，虽然此篇论文篇幅不长，却促成了韩国学术界对王夫之研究的关注并有了新的契机，其具有开创性意义。另外还有关王夫之史论研究论文的翻译文，如：邓嗣禹著、金衡钟译《王夫之的史观与史论》(闵斗基编《中国的历史认识》下)，《创作与批评》，1985年。

王夫之晚年专注写作历史评论著作，《读通鉴论》便是具有最有代表性的他的史论专著。[10]22因此，韩国学者对王夫之史学方面主要是对《读通鉴论》进行研究的。主要学者有韩国中央大学名誉教授权重达和韩国安东大学史学系教授李润和。权重达写了《王夫之的史论》，该论文于1975年刊登于《中央史论》第二期。此篇论文可谓开了韩国学者对王夫之史论研究的先河。李润和也有几篇有关《读通鉴论》方面的论文。其论文为李润和《〈读通鉴论〉卷末〈序论〉的初步理解》，刊登于《历史教育论丛》第22辑；李润和《关于〈读通鉴论〉〈秦始皇二世〉条》，《庆北史学》第21辑；李润和《王夫之(1619—1692)的对晋宋交替期的理解》《中国史学史》第21辑；李润和，《关于〈读通鉴论〉三国条史论》《中国史研究》第45辑。

3.2.2 对《宋论》的研究

截止目前，韩国学者对王夫之《宋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一篇论文，如李瑾明的《王夫之〈宋论〉的王安石改革的批判》《中国史研究》第91辑，2014年。

3.3 文学研究

王夫之对文学的研究主要有诗论与文论方面著作。

3.3.1 对诗学的研究

韩国学者对王夫之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的诗学与史论方面。赵成千于2003年在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的博士论文《王夫之史学的研究》的博士论文。他关于王夫之诗学的前人和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3.3.2 对《姜斋诗话》的研究

韩国乙支大学教授赵成千，于2008年出版了《姜斋诗话》编译本。此书为韩国学者在韩国出版的对王夫之诗论的编译本。还有林瑞玲于2011年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造型艺术学部的博士论文《人中有景形象表达—以王夫之〈姜斋诗话〉为主》。

3.4 其他研究

评传和介绍册子之类可以归属于其它类别。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尚未有由韩国学者写出有关王夫之评传或介绍册子之类的书。

我觉得对于这点，今后韩国船山学研究者应该予以更多的关注。笔者看来，之所以在韩国尚未有由韩国学者写出的王夫之评传或介绍册子，在于韩国学者研究船山学的动机和目的只是研究王夫之的学问，和阐释船山学在宋明儒学和近代启蒙哲学之间的位置。

4.今后研究课题

在韩国哲学史上，曾经有了非常注重气概念的学者，如：徐敬德、李珥、任圣周等。虽然这三位没提过王夫之，但是对这几位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也是有必要的，他们都非常关注社会和自然。中韩两国的气学是同源的，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各自的气学有了各自的特色。另外，研究中韩两国的气概念如何反应当时的现实问题也是必要的。

据了解，截止目前，尚未有由韩国学者写的王夫之评传，这也是船山学研究的遗漏。为了船山学的推广，尚需韩文版王夫之评传。如果有通俗易懂的普及本小册子来介绍王夫之的生平与思想会更好。一般来讲，韩国的船山学研究者比较注重“王夫之其学”，相对来讲比较疏忽对“王夫之其人”的研究。为了船山学的国际显学化，尚需对船山个人的生平与人格魅力方面的研究。如果我们能够认同船山思想，能够找得到切合点，会加大推动研究船山学。为此，中韩两国船山学研究者之间需要进行更多的交流与沟通。

[1] 张齐政. 船山研究新视野[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

[2] 何建章. 战国策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国书店，1985.

[4] 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 孙卫国.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J].南开学报，2002(4).

[6] 王元周. 论“朝鲜中华主义”的实与虚[J].史学集刊，2009(3).

[7] 林亨锡.王船山《周易内传》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 林安梧.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M].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87.

[9] 张立文. 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0] 刘荣. 王夫之《读通鉴论》写作宗旨考[J].船山学刊，2016年(1).

(编校 邓胤龙)

Korea Scholar's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on Wang Chuan-shan Study

LeeSang-hoo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Hengyang Hunan 421002,China)

Wang Fu-zhi,born in Hengyang,Hunan,famous thinker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and famous thinker of 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has a very broad and deep research about the Chinese literature,history,philosophy and other fields. The paper comprehensively overviewed the status of the research on Wang Chuan-shan study in Korea. Generally speaking,Wang Chuan-shan study in Korea started late and the achievement is not rich. On the whole,it started in the 1960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has obtained considerable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1980 of the 20th century. However,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Wang Chuan-shan study in Korea are always less than the rich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pre-Qin Confucianism,Zhu Xi and Yang Ming Study. In my opinion,in order to popularity of Wang Chuan-shan study and research,we should also have the Korean version about articles and critical biography of Wang Fu-Zhi to increase Wang Fu-Zhi's influence in the world and let Korean readers to understand Wang Fu-Zhi as soon as possible.

Wang Fu-zhi; Wang Chuan-shan Study; Korea scholar's research of Wang Chuan-shan

2016-10-23

李相勋(1975—)，男，韩国庆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韩哲学与文化研究。

B249.2

A

1673-0313(2017)01-0021-05

文章对韩国的船山学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总体来看，韩国学者对船山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其成果也并不丰富。大体来讲，韩国的船山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60年代，截止了20世纪80年代才有了可观的学术成果。然而，相对先秦儒学、朱子学、阳明学来说，韩国的船山学研究成果始终未及前者丰富。

总体而言，韩国学者对船山学的研究既有成就，又有不足，尚需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笔者认为，为了普及船山学且方便研究，还需有韩文版王夫之评传之类的文章，以便提高王夫之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使韩国读者也能尽快了解王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