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王并称之历史建构及其文化意义

吴 戬

(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顾王并称之历史建构及其文化意义

吴 戬

(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顾炎武与王夫之的并称最早由道咸士人提出，并得到同光、清民之际士人的积极回应，其本质在于以顾炎武为典范尺度对王夫之予以定位评价，旨在提升王夫之的学术价值与思想地位，凸显出湖湘士人渴望摆脱边缘处境的文化焦虑。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学术视域不断变迁，顾王并称从相似性建构走向差异性建构，船山学的个性价值逐步得到尊重，并被赋予日益丰富的文化意蕴。

顾炎武；王夫之；并称；历史建构；文化意义

顾炎武、王夫之虽然都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学者，但二人之间并无直接的交往。顾炎武生于江南，交游广泛，声名显赫。王夫之因僻处湘桂，交游绝少，且无有力之门人弟子为之推挽，声光黯淡。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清民士人将王夫之与顾炎武进行对举，并赋予日益宽宏的文化意义，其中过程及其心态颇耐人寻味，惜乎学界对此缺乏必要的关注。

一、晚清士人与顾王并称的提出

考察有关历史文献，顾王并称最早在道光年间提出，王闿运有过这番表述：

船山祖籍维扬，本勋华世胄，遭明社鼎沸，避世隐居，乡人无闻知者。至道光时，始得邓南村表彰之，求其遗书及其族人，则正有居湘潭以商富者，好文学，出重貲聘通人校刻姜斋说经史各种，而船山始显。江南人士好博通，见而信好之，以匹顾亭林。[1]663

所谓湘潭富商，即王夫之七世裔孙王世全。在王闿运看来，船山学受到关注得益于邓显鹤、王世全等对船山遗书的整理、刊刻与表彰，由此得到了江南士人的关注和认同，顾王并称得以实现。王氏所言自有其道理，但也不尽然。

作为湘学复兴之导师，新化邓显鹤整理乡邦文献可谓勤矣。道光初年，他对《楚宝》进行增益考订，并补充了王夫之的传记，首次将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李颙相提并论，高度表彰了王夫之的志节、学问：

船山先生于胜国为遗老，于本朝为大儒，其志行之超洁，学问之正大，体用之明备，著述之精卓宏富，当于顾亭林、黄梨洲、李二曲诸老先相颉颃，而世尟者。其所著诸书采入《钦定四库全书》。案《全书提要》凡当代硕儒纂者多龂龂辩论，独于先生书推崇无异词。乡曲里师，乃不能举其姓名，盖其书之若存若没、湮塞不行久矣。[2]卷十八

邓显鹤对船山的推扬，自有其地域情结和主观偏好，但也有其学理依据，这在于船山的《周易稗疏》《尚书稗疏》《诗经稗疏》《春秋稗疏》《尚书引义》《春秋家说》六部著作被《四库全书》著录，且予以较高评价。《四库提要》的权威性，也足以说明船山思想学术的经典价值。只是船山影响力与其实力严重不匹配，因此尤有表彰的必要。

之后，邓显鹤又在《船山遗书目录序》中再次将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李颙、孙奇逢等明清之际一流学者进行比较，揭示出船山人格、学术之伟大：“先生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顾、黄二先生。”[3]38

邓显鹤虽未直接拈出顾王并称，但已经从人格志节、思想学术方面肯定了王夫之足以抗衡顾炎武等明清之际一流学者。顾王并称之意味呼之欲出了。

有意思的是，邓显鹤还从顾炎武的诗中寻求与王夫之的关联，他认为顾炎武《楚僧元瑛谈湖南三十年来事作四绝句》中的第一首，即“共对禅灯说楚词，《国殇》《山鬼》不胜悲。伤心南岳祠前路，如见唐臣痛哭时”虽未自注，但关涉的是王夫之：

按亭林先生此四诗见《诗集》。次、三两首为陶密翁、杨长苍作，自注甚明。第一首、第四首未注何人。今以诗意观之，末首殆指些公，第一首则船山先生无疑也。录此见当日遗民故老心心相印如此，此天地间气之所以不可少也。[1]520

对于邓显鹤的这种解读，左宗植、郭嵩焘亦有相似的看法。左宗植云：“沧浪魂梦，见亭林集中与楚僧元瑛绝句，或谓此诗为船山作也。”[1]575郭嵩焘云在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五日的日记中写道：“《顾亭林诗》卷五，有楚僧元瑛谈湖南三十年来事，作四绝句……惟收尾二首不著名，首诗乃谓王而农，末诗谓郭些庵也。而农先生时隐南岳之石船山，故其诗云然。”[1]599

由于邓显鹤交友广泛，他将王夫之与顾、黄并论的提法，也得到了江南士人的注意，如桐城姚莹在《南村草堂文钞序》云：

湘皋以诗鸣湖南数十年矣，乃其用心则尤在访罗遗佚、表章文献……其大者尤莫如表彰衡阳王先生久晦之书，与顾、黄诸老并列。[3]1

道光十九年(1839年)钱塘许乃普为湘西草堂题联，有“羁栖南岳，此后名山著述，同心惟许顾亭林”之语，从著述、心志方面将顾王并举的意味更为明显。

与邓显鹤同时参与整理《船山遗书》的邹汉勋、左宗植也都构建了王夫之与顾炎武的关联。如新化邹汉勋将王夫之《噩梦》与顾炎武《日知录》相提并论：“《噩梦》又《日知录》之比”。[1]414

而湘阴左宗植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所作《京师九日同人慈仁寺祭顾先生祠呈同集诸君子》正式提出了顾王并称，认为王夫之在著述上足以与顾炎武抗衡：

吾乡王先生，忠孝乃天宠。间关寇贼中，埋名落瑶峒。计脱父与兄，艰危见智勇。隆武颓残曦，薇蕨采荒茸。楼居三十年，著书七十种。学派得横渠，故训翼郑孔。微言大义炳，百世蓍蔡奉。馀论斥天主，眦裂始作俑。圣朝采遗书，凿楹出圭珙。馀者三百卷，捃束委尘塕。雕版未能半，望蜀财得陇。先生与船山，著述间伯仲。所嗟生并世，姓字不相诵。九京如可作，道谊金石重。讵待歌沧浪，魂梦劳倾动。[1]575

饶有意味的是，这首有关雅集顾祠的酬赠诗，却以揄扬船山的人格坚贞与学问精博为主要内容，以凸显王夫之与顾炎武堪与伯仲的历史地位，实际上饱含了对船山学未显的怅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湘潭王氏守遗经书本《船山遗书》刻成，故左宗植诗中自注云：“《四库全书》仅收船山稗疏四种入经部，余书子孙守遗诫藏弆，今日乃稍稍写刊，故海内尚尠有知之者。”[1]575王夫之实力与影响力的严重不平衡，这也正是左宗植等湖湘士人极力将其与顾炎武并举的重要原因。

善化唐鉴(1778-1861)《国朝学案小识》将顾炎武、王夫之等均置之“翼道学案”，将其视为朱学之流裔，从理学角度对顾、王进行审视。

可见道咸时期，无论是湖湘士人还是江南士人出现了顾王并举的情况。原因约有数端：

其一，船山学虽知者甚少，但在道咸以前，也有一些学者对王夫之的思想学术予以肯定。如刘献廷、陆陇其、潘宗洛、蒋骥、章学诚、余廷灿、钱林、阮元、周中孚等。其中江南士人为数不少。宜兴潘宗洛曾督学湖南，撰有《船山先生传》，对王夫之的思想学术评价甚高。而武进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的采摭书目中就有王夫之的《楚辞通释》，对王夫之的观点时有引用。会稽章学诚、乌程周中孚均对王夫之《诗经稗疏》较为关注。钱塘钱林《文献徵存录》、仪征阮元《国史儒林传稿》均对王夫之的生平和思想学术有简要的介绍。阳湖周腾虎、阳湖赵烈文在咸丰年间即有对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书经稗疏》《尚书引义》的阅读记录，且给予高度评价。这说明在同治金陵节署本《船山遗书》刻印、流行之前，王夫之的著作也得到了部分江南士人的注意甚至认同。

其二，康雍时期的湖南建省、两湖分闱逐渐激发了湖湘士人的区域文化意识。自道咸时期，湖湘人士逐渐崭露头角，出现了一批文化与政治精英，而这批湖湘文化精英与王夫之往往有着不同寻常的机缘和情感。邓显鹤、邹汉勋、欧阳兆熊、罗汝怀、左宗植、左宗棠、何绍基等均参与编纂、审阅、校刻《船山遗书》，魏源《诗古微》对王夫之《诗广传》颇有借鉴。两江总督安化陶澍为湘西草堂题额，并许船山为国朝大儒：“衡阳王而农先生，国朝大儒也。经学而外，著述等身；不惟行谊介特，足立顽懦。”[1]526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二年，湘潭王氏守遗经屋本《船山遗书》刊刻，收书18种计150卷。道光年间湘潭王氏守遗经屋本《船山遗书》的刊刻为船山学的传播奠定了文本基础。

其三，船山的思想学术得到了国家级权威文化平台的悦纳与审视。乾嘉时期，王夫之的六种经学著作入选《四库全书》，四库馆臣给予积极评价。道咸时期的《国史儒林传》在正传中收录王夫之。这不仅说明了船山学术价值之不菲，虽未与顾炎武直接进行比较，但毕竟在同一平台视域内，为顾王并称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咸同以来湘军的崛起，湖南在全国的地位举足轻重，曾国藩兄弟对船山遗书进行重新编纂和刊刻，纂刊除了湖湘士人的参与，还吸收了张文虎、刘毓崧等一批江南文化精英，使其在质量上得到了有效保障。随着金陵节署本船山遗书的刊行，船山学的传播有了很大的推进：

曾文正夙喜顾学，以姜斋多新说，甚为称扬，其弟国荃，亦喜诵之，犹以为未尽刻为憾。会兵兴，湘潭刻板散失。而国荃克江南，文正总督两江，国荃出两万金开局金陵，尽搜船山遗书，除有避忌者悉刻之，于是王学大行。[1]663

曾国藩时常将顾、王对举，揭示其身份、地位、心迹的相似性：“夕堂老人与顾先生同为佚老，同入《儒林》，其眷怀故国，忧愤三叹，心迹尤为大同。既已刊行，似可一例刷行。”[1]557江南士人亦对顾王多有属意。如浙江德清戴望(1837—1873)“喜诵姜斋、亭林遗书，以发扬幽潜为己任。”[1]852

顾王并称在咸同以降渐成趋势，在二人并重的基调下，依然出现了另外的音符，这在湖湘士人的认识分裂中有充分的体现。欧阳兆熊认为“船山先生为宋以后儒者之冠，同时如顾亭林、黄梨洲均不能及。”[1]576而郭嵩焘以王夫之为元明两代第一先生、南国儒林第一人。王闿运颇持异议，认为王不如顾：“船山学在毛西河伯仲之间，尚不及阎伯诗、顾亭林也，于湖南为得风气之先耳。”[1]667“看船山讲义，村塾师可怜，吾知免矣。王、顾并称，湖南定不及江南也。”[1]673曾国藩的态度则比较复杂，其咸丰年间认为王夫之不如顾炎武，其咸丰元年(1851)写给欧阳兆熊的书信中有云：“且《国史》儒林之传，昆山顾氏居首，王先生尚作第二人；他日有请顾氏从祀者，则王先生随之矣。大儒有灵，此等迟速盖有数存，未可率尔。”[1]557又其《圣哲画像记》(1859)中将顾炎武推为清代一人，而王夫之不与。但晚年似乎对二者有不加轩轾之意，其同治七年(1868)写给潘黻庭的信中提到：“来示称王船山先生之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儒惟堂奥，诚表微之定论。观其生平指趣，专宗洛、闽，而其考《礼》疏《诗》，辨别名物，乃适与汉学诸大家若合符契。特其自晦过深，名望稍逊于顾、黄耳。”[1]560

而清民之际，顾王并称方兴未艾，或从民族政治视域切入，如浙江孙诒棫对顾、王的故国情怀颇表同情：“炎武一生无寸土，《黄书》终古有余悲。”[1]805又如胡汉民“十五六岁从旧籍中见顾亭林、王船山诸人著述，深感满洲政府以异族宰制诸夏之无理。适有中日之役，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当时学界为之激昂，辄攘臂而谈时务。”[1]858或从道德风教层面考量，如浙江章炳麟从人格志节角度高度评价顾、王之坚贞：“季明之遗老，惟王而农为最清。宁人居华阴，以关中为天府，其险可守。虽著书，不忘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则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后圣，其材高矣！征辟虽不行，群盗为之动容，使虏得假借其名，以诳耀天下。欲为至高，孰与船山榛莽之地，与群胡隔绝者？要有规画，不得不处都市。王之与顾，未有以相轩轾也。”[1]792湖北甘鹏云则称扬顾王的礼教用心：“近代大儒，如顾亭林、王船山著书，皆以扶持礼教为己任。”[1]765或从思想学术层面予以论衡，如陈士芑云：“本朝诸儒，余所服膺者，凡数人焉。学问精博，体用兼赅，匹夫而可为百世师者，曰顾氏亭林、王氏而农。”[1]780吴士鉴云：“端节发下《儒学传目》，敬阅一遇。顾、王冠首，仍遵阮例，究为允当。此外分并，甚见精心甄综。”[1]951

二、顾王并称与王夫之的价值重估

晚清士人将王夫之与顾炎武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实释放出一个重要的文化信号，即王夫之的历史发现与价值重估，其地位和影响力正在逐渐上升，正试图从边缘走向中心。

由于顾炎武在清代知识文化界享有盛誉，如清初朱彝尊、阎若璩等学者给予顾炎武高度评价。雍乾时期，全祖望大力表彰顾炎武的人格、思想、学术。在乾嘉时期，顾炎武业已确立了清学正宗的地位。纪昀将顾炎武视为清学的标尺，其评价阎若璩云：“博极群书，又精于考证，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之外罕能与之抗衡者。”章学诚亦称：“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汪中《国朝六儒颂》首列顾炎武，并私淑顾炎武。阮元《国史儒林传》以顾炎武居首。晚清时期，顾炎武的清学正宗地位依然不可动摇。张穆云：“念国朝儒学，亭林(顾炎武)之大，潜丘(阎若璩)之精，皆无与伦比。”包世臣、魏源极为推重顾炎武。王国维依然将顾炎武视为国初之学的开创者。其《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云：“国初之学创于亭林，乾嘉之学创于东原、竹汀。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之焉。”梁启超将顾炎武视为清学开山：“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

顾炎武在湖湘士人中具有崇高的声望，如邓显鹤将顾炎武塑造为明清之际的第一大儒：“当是时，海内儒硕，北有容城，西有盩厔，东南则昆山、余姚，而亭林先生为之魁。”[3]38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中收录顾炎武文章最多。何绍基本身就是顾祠的创立者，对顾炎武推崇备至。曾国藩将顾炎武视为清儒之首。因此晚清士人的顾王并称，一方面进一步凸显顾炎武在学术主流的标尺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晚清士人试图将王夫之思想学术经典化的努力。由于晚清士人，在顾王并称中实际上更多地强调王夫之与顾炎武的相似性与对等性，其实在本质上更凸显出顾炎武的主流界碑意义，只有通过接近、类比于顾炎武，王夫之的意义才因而获得合法化乃至经典化的评价。客观上说明，顾炎武在世俗声望中对王夫之的优胜地位，也彰显出王夫之实力与影响力的失衡。尽管其影响力正在逐渐扩大。

民国以来，顾王并称逐渐由相似性建构走向对立互补式的多元差异化建构，王夫之的思想学术性格才得以真正的凸显。杨昌济则将顾、王分别视为汉学通显、宋学通微的代表：

学思之功，不可偏废，而思为尤要。思者作圣之功也。圣无不通，无不通由于通微，通微由于思。汉学通显，宋学通微。顾亭林通显，王船山通微。通显者博物之功也，通微者深思之功也。深则能研万世微茫之几，博则能应天下之万变而不穷于用。[1]809

看似对顾、王二者不加轩轾，但实则对船山学更为措意，毕竟杨昌济的宋学兴味、哲学兴趣更重。

而梁启超不仅认识到了顾炎武、王夫之在人格气节、学问规模、反对王学等方面的一致性，也注意到了二者的差异，将顾王分别视为科学路向与哲学路向的代表：

船山和亭林，都是王学反动所产生人物。但他们不但能破坏，而且能建设。拿今日的术语来讲，亭林建设方向近于“科学的”，船山建设方向近于“哲学的”。[4]87

亭林极端的排斥哲理谈——最不喜讲“性与天道”。船山不然，一面极力提倡实行，一面常要研求最高原理。[4]91

夫之学问之博，和炎武不相上下，但他对于哲学有独创的见解。[1]746-747

这种科学与哲学路向的歧趋，不仅揭示了顾炎武与王夫之的学术差异，而且也是传统汉学与宋学的现代延续，同时也体现了现代学术视域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峙。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

熊十力极为推重顾、王的惇大笃实、体用兼备，但一反顾前王后的传统顺序，将船山置于亭林之前，服膺船山之情溢于言表：

吾看船山、亭林诸先生书，总觉其惇大笃实，与天地相似，无可非议；他有时自承其短，而吾并不觉他之短。[1]998

习斋先生便有惇大笃实气象，差可比肩衡阳、昆山。[1]998

熊十力一生志趣皆在哲学，生平宗尚阳明、船山，且对船山哲学颇能体贴入微、推陈出新。其对船山的看重自然更在亭林之上。

三、顾王并称与湖湘士人的文化焦虑

湖湘地区在近代以前的文化落后是不争事实，随着湘人在政治、军事上的卓越表现，文化发展的严重滞后，成为湖湘士人的隐痛。陶澍在《覆黄花耘孝廉书》中提到：

此时馆中正在纂辑《儒林》《文苑》列传。湖湘自王夫之先生而外，得人者寥寥。弟虽极言之，而亦未能多收，正因无凭据之故。是省志不可不早成送馆，以备采择也。[1]542

可以看出，王夫之是清学视域下湖湘地区仅存的文化硕果，因此颇有推扬的必要。而湖湘在《儒林》《文苑》中入选人数寥寥，一方面在于区域文化的滞后，但另一方面也有整理、宣传不到位的因素。而后者更是湖湘士人尤为措意的所在。

邓显鹤亦云：

近时仪征相国裒辑《国朝经解》，刻于广南，所收甚广，独不及先生，其他更何已。[3]55

阮元的《皇清经解》是清代经学的权威成果，但却未收录王夫之的经学著作，在邓显鹤看来，这并不是因为王夫之经学水平的原因，而在于阮元对王夫之知闻的有限，可见问题还是出在了宣传方面。

湖湘在国家级文化工程中入选人数和著作数量的黯淡，但湖湘士人并不甘于此，除了自身的发愤图强之外，他们的重心更在揄扬时哲、表彰乡贤。郭嵩焘对船山的推重，除了船山思想学术的博大精深外，湖南人情结亦是一大助力，他称生平提携湖南人不遗余力。然他力主船山从祀之事，却在湘省反应冷淡，并在其《湘阴县志》中三致其意。[1]603

郭嵩焘在光绪八年对《国史儒林传》《文苑传》等人物收录情况，并作了籍贯统计，发觉《国史儒林传》入选八十七人，而湖南仅王船山一人。《文苑传》入选七十四人，而湖南竟无一人入选：

通计已入国史者，《儒林》八十七人，《文苑》七十四人，《循吏》三十六人，通一百九十七人。湖南《儒林》列入王船山，《循吏》列入严栎园、钟云卿。其实应入列传者，固不乏人也。[1]606

湖湘人士在《国史》儒林、文苑、循吏中入选数量的奇缺，让郭嵩焘受到了某种刺激，但他并不甘心，以为湖湘符合条件者不乏其人，只是《国史》有所遗漏，省域荣辱感表露无遗。

王先谦在主编《清经解续编》中深感湖湘经学的粗陋，不得已收录了湖湘士人一些并不纯粹的经学著作：

吾在江苏学政内，成《皇清经解续编》千余卷，因是感触吾湘经学之陋，未免见笑外人。当编辑时，仅得船山诸书及魏默深书、诗古微二种，犹未纯粹，乃以曾文正读书日记析其读经笔记，杂凑一家，而生存人如胡元义、胡元玉所著书亦录入，盖不得已也。归田后，遂以提倡经学为己任。[5]28

这也可看出，湖湘士人有着强烈的区域文化意识，他们尽力维护区域文化的颜面，捍卫省域的尊严。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何湖湘士人如此渴望将王夫之与顾炎武绑定在一起，因为王夫之是湖南历史上仅存的文化硕果，但声名不显，而顾炎武则是举国公认的学术典范，只有接近典范，与典范联姻，才能被接受认同，并取得学术界、文化界的合法地位，这是一场区域文化的荣辱之战，如果不能与典范走得更近或者绑定在一起，就会被主流中心所抛弃所忽略。顾王并称的建构虽有多种的因由，但也反映了晚清湖湘士人极力想摆脱文化边缘现状的文化焦虑。

顾王并称既具有一定的内质性(本质性)，又带有强烈的建构色彩。在内质性关联方面，顾王均处于相近的时间历史维度之中，均为明末遗民，有着坚贞的人格气节与政治信仰，希望反清复明。同时也反思明亡的教训，提倡经史经世之学，反对佛教、心学的空虚，注重礼学的价值与功能，学风笃实而气象博大。就建构层面而言，晚清的内忧外患以及满洲政权的腐败，激发了晚清士人的民族情绪，顾王的遗民气节与民族主义成为革命话语的重要思想武器，同时湖湘士人在晚清政局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急切想在文化上摆脱被轻视、边缘化的历史命运，区域文化意识日渐觉醒。这种政治话语到文化话语的争夺，即是湖湘士人所遭遇的窘境，也是湖湘士人极力改变自身形象的自觉意识。湖湘士人对船山著作的整理与以及人格学术的表彰在这方面有集中的体现。

四、顾王并称与思想学术变迁

在顾王并称提出之前，人们习惯上将顾炎武与归庄、黄宗羲、阎若璩联系在一起。但从学术意义而言，顾归并称远不及顾黄并称与顾阎并称那么重要，因为归奇顾怪仅有着行为气质的怪奇以及乡伦友谊的交好。顾阎并称代表清代朴学范式的确立，以及汉学对宋学的诀别与嬗变。洪亮吉云“迨我国家之兴，而朴学始辈出，顾处士炎武、阎征君若璩首为之倡，然奥窔未尽辟也。”[6]192张穆云：“念国朝儒学，亭林(顾炎武)之大，潜丘(阎若璩)之精，皆无与伦比。”而顾黄并称则体现了宋清学术之关联以及地域学术路径的并峙，如章学诚《浙东学术》将顾、黄视为浙西博雅之学与浙东专家之学的代表，本质上是以浙东史学来对抗浙西经学。

顾、阎并称在乾嘉、道咸之学术界具有支配地位，相当于学术尺度，同光时期依然有其影响。无论是纪昀、洪亮吉、凌廷堪、张穆、曾国藩、王闿运等都无法摆脱顾阎并称话语的纠缠。在经学话语的乾嘉时代，船山的某些著作虽然得到肯定，但顾王并称并未有效建构起来。这源自乾嘉学者推尊汉学尤其是郑玄，注重文字音韵、训诂校勘，对思想义理的演绎并不重视。船山虽然学术博大精深，但小学并非其所长。顾炎武由于其对音韵学、金石学、《仪礼》学的提倡，成为清学之开山。但道咸以降的晚清，知识与社会的矛盾日益凸显，汉学无补于忧患丛生、江河日下的朝廷社会。古文经学的地位遭到今文经学的挑战，经学内部分裂，史学等经世之学崛起，顾王学术的经世取向，得到认同与响应。同时船山著作被整理、出版，亦提供了并称的重要前提。清代的文化专制已无力充分展开，思想学术界相对开放宽容，顾、王的民族主义与经世精神亦得到有效传播。在政治革命话语中，船山的民族主义尤其受到推重，影响力波及社会。在民国学术话语的重建中，科学话语与玄学话语展开了拉锯战，衍化成为新汉学与新宋学两条路径，顾、王亦代表了这两种不同路径，但二者之间并非没有交集。相对而言，晚清士人更加注重顾、王的经世精神(民族政治维度)，民国学人开始从学理层面对顾王进行多维阐发。

顾王并称的经典性与深刻性在于，其相似性与互补性的兼备。在历史时间(明末清初)、身份认同(明遗民)、学术目的(经世)、批判对象(王学)、思想资源(宋学)、学术规模(博通、体用赅备、汉宋兼采)等具有相似性与对等性。但同时，顾王并称又具有强烈的互补性，顾长于实证归纳，王长于义理演绎。顾走的是科学化的朴学路径；王走的是哲学化的思辨路径。顾王并称不仅是地域性与超地域性的结合，同时也是社会政治性与知识学术性的融汇。其维度的多元、内涵的丰富，值得后人认真咀嚼与反复回味。

[1]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六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2] 邓显鹤.楚宝增辑考异[M].道光九年刊本.

[3] 邓显鹤.南村草堂文钞[M].长沙：岳麓书社，2008.

[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5] 叶德辉.郋园六十自叙[J].历史档案，2008(4).

[6] 洪亮吉.洪亮吉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1.

(编校 邓胤龙)

On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and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Gu-Wang Combined Name

WUJi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Hengyang Hunan 421002,China)

The combined term of Gu Yan-wu and Wang Fu-zhi was first proposed by the scholars in Daoguang and Xianfeng periods and has been actively echoed in the periods of Tongzhi and Guangxu. The essence lays in the position evaluation of Wang Fu-zhi which taking Gu Yan-wu as the scale,and it aims to enhance the academic value and the ideological position of Wang Fu-zhi. It reflects the cultural anxiety of scholars in Hunan. With the change of the social situation,the combined term of Gu-Wang moved from the similarity construction to the different construction and the personality of Chuanshanology was gradually respected and endowed with increasingly rich cultural significance.

Gu Yan-wu; Wang Fu-zhi; combined term;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meaning of culture

2016-10-27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王夫之与现当代学术建构”(11JD07)。

吴戬(1981—)，男，湖南株洲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学术思想与古典诗文理论研究。

B249.1;B249.2

A

1673-0313(2017)01-003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