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叔同近代语言文字改革观

张 浩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1131)

论李叔同近代语言文字改革观

张 浩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1131)

李叔同是近代关注和倡导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先驱者之一。在晚清语言文字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李叔同认为语言文字改革关乎民族振兴、国家强盛，规范统一刻不容缓，齐一之法应由“听诸自然”走向“假诸人力”；语言学习在教育体制上应重“蒙学”，在教学方法上应切合实际，讲究循序渐进，这些观点客观上对中国近代语言文字改革起到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李叔同；语言齐一；语言文字改革观

李叔同是近代关注和倡导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先驱者之一。1905年，李叔同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中国语言齐一说》一文，集中阐述了他的语言文字改革观。他认为，语言文字改革关乎民族振兴、国家强盛，规范统一刻不容缓；齐一之法应由“听诸自然”走向“假诸人力”；语言学习在教育体制上强调应重“蒙学”；在教学方法上应切合实际，讲究循序渐进。这些观点对中国近现代语言文字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1.语言当齐一。李叔同在《中国语言齐一说》开篇即指出中国各地方言众多、分歧严重的现状：“国语歧异，每不相埒”虽“邻毗之间，家各异言，室人告语，他人闻之，辄为瞠目。”[1]方言分歧，一方面直接影响到各区域间的沟通与交流，妨碍公务行政，影响经济交流，导致各地出现“各守疆界”“对面无言”的保守与封闭；另一方面影响国民情感，不利于国民团结。1903年，直隶大学堂学生王用舟等在给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信中写到：“夫国人所赖以相通相接者，语言也”，“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各省语言不一，隐然互视为异族”说。[1]李叔同忧虑语言歧义“既靡合群之力，无复爱国之想”。[1]在这里，李叔同将中国语言文字规范统一的意义和重要性已上升到事关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高度。

“(国家)澌灭之原，实基于是”，事实上，李叔同的隐忧并非多余，晚清以来，西方列强因为殖民需要，积极对华语言输出，而被动与西方交流的清政府，研习西方语言进行政治外交，推动了西方语言在华迅速传播。甚至出现了“负床之孙，乳臭未脱，辄能牙牙学西语。趋承彼族，伺其颦笑，极奴颜婢膝之丑态。及闻本国语言，反多瞠目不解者”的现象，李叔同从英国殖民印度、俄国吞并波兰“佥以灭绝国语为首务”的历史教训中，清醒地认识到语言文字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语言文字关系到一个国家精神与文化的根本，关系到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文明之进步系于是，国家之安危亦系于是”，[1]因此，他大声呼吁改良齐一，未可缓也！

2.语言齐一应诉诸教育。李叔同对语言变革的方向与趋势有着十分准确的预见，在对中国古代南北方语言变迁、日本东京与地方语言变迁的轨迹进行分析后，他断言，语言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语言变迁是由“日趋变异”到“由异而同”的过程，而造成中国语言参差的重要原因，在于各地交通不便。过去区域间彼此封闭，各地语言“日趋于异”；如今舟车交驰，千里俄顷。交通之利，邃古所无，语言有“由异而同之势焉”。随着交通之便捷，交往之频繁，“世界言语必有大同之一日也”。[1]

然而，在自然的状态下，语言统一太过漫长，在追求“近效”的李叔同眼中，“齐一之法，夫何可缓！”事实上，普教育、开民智、富国民当以统一语言为先，早已成为晚清有识之士的共识。“无已，其假诸人力乎！”[1]既然自然的变迁无法取得近效，那只有靠人的力量来推行，即诉诸教育，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统一。

3.语言学习应重蒙学。李叔同极力呼吁语言文字改革，并提出具体的措施和方法。首先是教育体制，即学制方面，他认为教育之道有二，一是设立语言学校，即官话学堂；二是在学堂里设官话学科，两相比较，后者为优。李叔同认为，在蒙学设官话学科比在中小学更适合，因为四岁是儿童学习语言的最佳年龄段。在蒙学学习官话有四个好处：一是年愈稚，习语言愈易；二是教育普及；三是习此可以兼通文法大纲；四是蒙学毕业入小学，即一例用官话，凡寻常应对，课堂授受，无须再用土白。

李叔同遵循语言学习的规律，从儿童识字教育出发，循序渐进地开启民智。与如今我国推广普通话，使用汉语拼音方案的诸多措施，以及语言学习从中小学抓起，从教师抓起的做法完全符合，可见是科学有效的。

4.语言教学应循序渐进。在教学方法上，李叔同提倡四种教授之法：其一，设官话师范讲习所，即建立专门的官话师资培训机构，选择那些既能通晓国文，又能讲纯正北京官音的人，入堂讲习，授以教授之方法，此建议与今日开设师范院校中文系科之法无异；其二，官话教科书当因地制宜，提出“宜专订教科书。教授官话，必用土音为之比较也”。[1]主张各地应根据自身方言特点，联系实际，编写推广普通话教材，教学时注意当地方言与普通话的比较。其三，教科书编辑法。李叔同提出“大纲凡二：(甲)区别。区别为三类：一曰异音，即字同而音异者。……二曰异字，分两种(意同而用字异者和用字反背者)。三曰异文法，即句法微异者。……(乙)次序。每课次序，如英文法程式，最便初学。”[1]其四，练习法。他指出学习官音应该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练习既久，自能纯一。

二

李叔同语言文字改革思想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他是晚清社会变革与国民启蒙的时代产物，是维新改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更是李叔同自我人生价值追求的体现。

1.晚清语言文字改革运动的推动。李叔同对中国语言同一化问题的关注，绝非偶然，客观上受到清末语言文字改革运动的影响，这一点在《中国语言齐一说》中有所体现：“晚近以还，踸踔之士，佥稔语言歧异之为我国大谬也，于是有改良语言之议。”[1]晚清许多有识之士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积极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一批文字改革家意识到“国家强盛需开发民智，开启民智需教育，普及教育需有易识之字，需统一国语”。[2]于是，从1892-1911年，中国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字改革运动，即后人所谓的“切音字运动”。消除方言分歧，统一语言，是“切音字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当时中国的一剂救国良药。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朝以日本为师，试行改革，凡事皆“规仿泰西，步武日本”。一些知识分子从百日维新失败的教训中，意识到政治改革之难，而独立于政治制度之外的文化教育则较易推进，这成为他们新的改革阵地。在梁启超等近代思想家大力宣传“开民智”和普及教育的舆论引导下，众多知识分子开始将文字改革作为着力点。

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员吴汝纶受命赴日考察教育，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向他建议：“察贵国今日之时势，统一语言尤其函巫者。”“语言之不一，公同之不便，团体之多碍。种种为害，不可悉数。”[3](P27)吴汝纶回国后，把考察见闻和思考写成著述介绍给国内，其中包括统一语言的问题。同年，吴汝纶上书张百熙呼吁统一语言，使天下语音一律。自此，统一语言，消除方言分歧的呼声和舆论不断，在清末逐步形成社会的普遍共识。

晚清轰轰烈烈地社会变革，尤其是语言文字改革引起李叔同的关注，但关注的背后是深深的担忧，语言改革兹事体大，若“谋之不臧”必然“获效靡自”，这是促使其写作《中国语言齐一说》的重要原因，即为中国统一语言指明方向和思路，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法。

2.“康梁”文字改革思想的影响。戊戌变法期间，语言文字改革运动获得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大力支持。康有为对文字改革的认识来自他倡导的大同思想，他认为统一语言是文字改革的最终目的，他提议“但当定一万国通行之语言文字，令全地各国人人皆学此一种以为交通”“则人人但学本国语言文字及全地通行语言文字二种而已”。[4](P77)从历史的角度看，康有为的想法是进步的，但是在当时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统一世界语言虽然无法实现，但对南北方语言歧异严重的中国自身来说，语言统一是有必要的，因此，当时的文字改革家们将改革重点放在消除南北方言不通上。在维新领袖中，梁启超是对文字改革运动影响深远的一位，他通读文字改革家卢戆章、沈学等人的著作，对他们提出的重视提高国民素质的思想大加赞赏，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参与到文字改革运动中去，但作为晚清文化界的权威和意见领袖，他公开支持卢、沈等人的观点，引导了社会舆论，客观上对晚清的文字改革运动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戊戌变法时期，李叔同表现出强烈的改革诉求，他认为，中国社会非变法无已图存，只有像康梁那样行动起来，大声疾呼，改革政治，实行变法，中国才有前途，他对维新派由同情、支持进而崇拜效仿，甚至刻了一枚“南海康君是吾师”的印章来表明自己的景仰和决心。[5]戊戌政变后，维新派人士受到迫害，为了避祸，李叔同奉母携妻移居上海。可以说，李叔同早年在思想上深受康梁思想的影响，他的关于语言文字改革，特别是语言统一的思想，更是对康梁语言文字改革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3.救亡图存的社会政治责任感使然。李叔同一生身份转型从留学生到艺术教育家，最终成为律宗高僧，其弟子丰子恺认为他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典型。[6]其丰富的人生轨迹在人生价值取向的变化上有清晰可寻的脉络：前期人生以政治为本位，中期人生以艺术为本位，后期人生以人生为本位。“其内在逻辑可以用一个图式来表示：救亡图强—启蒙新民—艺术教育—纯粹审美—道德追寻—人生本位。”[7]

有学者对李叔同现存的诗文资料进行研究发现，1905年之前(即25岁之前)，李叔同思想上最大的关注在政治，救亡图存的政治渴求驱使他接受启蒙新民的理念，他积极关心时事，不断探寻国家的出路，表现出强烈的改革诉求。他身经帝国濒于崩溃之际，痛感民族自尊心的丧失，面对“惟我祖国，语言杂遝；外人著述，颇有以是相讥讪者”和“语言歧异，为国之羞”的现实，[1]他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语言文字改革的成功经验中获得启示，希望通过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方式，开启民智，增强民族自尊心，唤起国民奋发图强的爱国精神。

综上所述，李叔同在《中国语言齐一说》中，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重大意义，清醒地认识到近代中国消除语言歧异，统一语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对中国语言变迁的可能性和趋势做出科学的预见和细致的分析，对中国语言的齐一之法，也即早期的推普之法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为后来的国语运动以及延续至今的推普工作做了理论和舆论上的早期准备，今天重温他的一些观点仍发人深思。李叔同在近代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史上，为统一祖国语言文字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李叔同.中国语言齐一论[J].东方杂志，1905.

[2]李宇明.清末文字改革家的方言观[J].方言，2002，(3).

[3]清末文字改革文集[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4]康有为.大同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郭长海．李叔同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6]丰子恺．丰子恺文集：第六册[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7]朱兴和.李叔同人生转向的价值探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

责任编辑：思 动

Li Shutong’s View on the Reform of Modern Language

ZHANG Hao

(Anhui Business Vocational College，Hefei 231131，China)

Li Shutong is one of the modern pioneers of Chinese linguistic reform.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late Qing linguistic reform，Li Shutong believed that linguistic reform was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sperity. To standardize language and writings was an urgent task where “policy” was more effective than “natural development”. In terms o education system，language learning should focus on “enlightening education” with practical teaching methods. These ideas make great value of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 reform.

Li Shutong；standard language；the views on linguistic reform

2016-10-09

2016年度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SK2016B008。

张 浩(1982-)，男，安徽六安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改革与传播研究。

1004—5856(2017)07—0115—03

H109.3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7.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