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如何在人民政协发挥作用
——邵鸿常务副主席访谈

◎张 栋

民主党派如何在人民政协发挥作用
——邵鸿常务副主席访谈

◎张 栋

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协商渠道和协商平台，民主党派是人民政协的重要参与者。如何通过人民政协平台积极高效参政履职，促进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献力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民主党派要长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我们专访了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请他讲解阐释相关问题，为民革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提供借鉴和参考。

记者：十八大以来，在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大背景下，人民政协的工作发生了哪些变化？

邵鸿：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政协工作改革创新的脚步明显加快。其中比较突出的，首先是进一步明确了政协工作的定位，提升了政协协商的地位。中共中央印发的 《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成立 6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都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政协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定位。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这种提升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现在全国政协的年度协商计划都是要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

第二，进一步强化了平台建设，强化了政协作为多党合作和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全国政协恢复了双周协商会，增加了常委会和重点协商的场次和内容，尤其着重加强了议政协商。第一次增开的议政性常委会主题就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直接针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课题。

第三，进一步创新了工作方式。四年来全国政协在民主监督和协商方式、提案工作等方面做了积极探索，成效显著。比如压减提案数量，提高提案质量。全国政协的大会提案数量一度达到 6000多件，去年压到了4000多件，质量明显上升。再比如从这一届政协开始，政协常委会中央领导同志例行的报告增加了现场提问环节，常委们每次提六到八个问题。领导同志直面问题，沟通解答，把报告会变成了沟通协商的平台。

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已经十五年了，我的感受是，多年来一直是地方政协的改革创新更多，全国政协动作很少。但最近四年倒过来了，全国政协改革创新明显加快，越来越多地带动地方政协仿效追随，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变化。

记者：从民主党派的角度，我们的工作发生了哪些改变？

邵鸿：政协的变化肯定要带来民主党派工作的变化。政协工作的改进创新，增强了民主党派工作的动力，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比较直观的是，工作量增加了很多。协商平台、协商任务的增加带来调研工作量的显著提升，从事参政议政工作的同志对此感受最深。更重要的是参政议政工作标准提高了，俞正声主席多次说，民主党派的议政建言应该 “比较专业”，这实际上对各党派的提案、大会发言、调研报告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年，韩启德主席亲自撰写九三学社中央的政协大会发言，这是前所未有的。在调研工作的组织上，我们九三学社中央的重点调研，都要组织集中全社几个甚至十几个省的力量共同参与，务求深入、全面地把握情况。现在各个党派都要领受双周协商会任务，每年要与全国政协联合承办一个主题的协商。 要把这项工作做好， 需要大量的努力。去年，民革担纲的主题是 “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和相关法律问题与对策”、民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九三学社是“大力开展科普教育”等等。 这些都是切口小、专业性强，社会关注度高，对经济社会发展比较重要的具体问题。准备筹划需要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要求很高，压力也是很大的。

总的来说，最近四年全国政协改革创新步伐很大，更加强调参政议政和协商监督的实效。这种变化传导到民主党派，给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强了工作的动力，也带了更大的压力。

记者：您既是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也参加全国政协的工作，在您看来要使民主党派在政协发挥更大作用，政协有哪些工作需要改进和完善？

邵鸿 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监督委员会主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邵鸿：政协是政治协商的平台，议政建言也好、民主监督也好，大量工作都包含在协商之中。因此，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强化协商的实效性。协商有四个环节，首先是什么问题应该纳入协商；第二是什么时候协商， 决策之前还是决策之后； 第三，以什么方式进行协商；第四，协商之后怎么办，协商成果如何纳入决策过程。协商要提升实效性，必须制度化、规范化，而关键就在这四个环节。

2015年，中共中央制定下发了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和 《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这两个重要文件都对上述四个环节做出了相应的要求。按照文件的要求，全国政协做出了重要改进。比如在协商议题的确定上，先定年度协商计划，经过政治局讨论后开始实施。在协商与决策的先后关系上，在决策之前和决策过程中开展协商的原则在实践中也得到了较好的落实。在协商形式上更加注重平等和有效协商，比如双周协商会的开展，党派、专家、部委负责同志就一个主题，当面表达协商意见、充分沟通交流，真正具有了实质协商而非形式互动的效果。而在会后，政协将意见以报告的形式上送党中央、国务院。俞主席亲自督促协商意见的落实则使协商效能得到了明显提升。

但我想还有继续改善的空间。比如，目前政协协商的议题主要由党委和政协来确定，民主党派和政协界别能否提出协商议题，应以何种程序提出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协商议题的纳入标准也有待进一步明确。很多重大问题纳入了协商，但也有不少重要立法和决策没有纳入协商。在协商的形式上也有待改进的地方。协商是党派、团体、政协委员和党委政府、决策机构协商，政协委员之间不需要协商。所以，政协小组讨论和界别联组讨论，就需要各部委的代表到场。很多时候部委没人到场，协商的内容要通过简报反映。但是，一则简报经过编辑，很多发言内容尤其是尖锐的意见会被删省；二则简报作为报道，沟通是单向的，相关部委的同志看了没有、回应了没有、回应了什么都无从知晓。很多时候政协的小组讨论更接近于一种内部交流，而非协商。

记者：在民主监督的领域，政协有哪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邵鸿：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的重要职能，但一直以来是政协工作中较弱的一环。监督职能常常是通过协商的渠道来实施的，协商实效不强监督成效也就不彰。同时，民主监督也需要专门的机制，比如全国政协目前着力推动的监督性视察，就是一个机制创新。它不同于普通的视察，目的就在于发现问题，开展监督。

在民主监督领域，地方上有很多探索。比如有些地方引入了政协委员评议机制，政协委员给政府职能部门工作打分，作为部门考评的一项内容；有些地方在决策过程中设立听证环节，邀请政协委员展开问政活动；政协委员一般不就个案开展监督，但政协委员如果发现违规违纪的错误行为，也应有监督的渠道，如目前深圳尝试设立政协委员社区工作室，定期接受居民走访，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可贵的探索，值得借鉴。

记者： 《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中提出要提高提案质量，增加集体提案比重，您怎么看待当前提案质量问题，以及提案数量和质量的关系？

邵鸿：我曾在全国政协提案委担任副主任，每年我都会着重阅读教育科技方面的七八百件提案。总的情况是提案的质量在不断提高，但也还有很多低水平重复的提案，情况不准、调研不深，对策不当者不少，有的甚至还在提一些已经解决的问题。所以全国政协提出提案要压数量、提质量，我认为很正确， 很必要。

当然数量也是有意义的。十多年来，经常能见到在一定时期围绕特定问题集中了很多提案，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论场。政协委员高度关注、反映强烈的问题和众多提案汇集到有关部门，有关部门会更加重视，改革动作就会大一些、快一些。比如教育经费要在GDP中占比4%的问题、取消农业税的问题、进城务工人员的权利平等、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等等，都曾是提案集中的领域，相关问题也在众多提案推动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但就目前而言，更重要的还是提高提案质量。推动改革，产生实效，要靠提案质量取胜；在政协平台上开展多党合作、推进协商民主，提案是重要载体。如果提案质量不高，既是行政成本的浪费，也是对政协平台的虚置。

记者：民主党派提高提案质量应当从哪些角度着手？

邵鸿：首先在观念上要提高标准，不能只是自己跟自己比，更要从国家的需要、改革发展的形势需求来要求自身。

总的来说，我认为参政议政工作要做好“三个三”。

第一要具备三个品质：有调研、有见解、有胆量。有调研，是指我们的提案要基于来自深入调研的真实情况，包括把握以往提案的办复情况以及有关政策法规的瓶颈和问题；有见解，这是一个更高的要求。改革行至今日，容易解决的问题已经不多，医改、教改、户改、社会保障和分配制度改革等等都是系统性问题，关联广、矛盾深，要抓住问题的关键，拿出具体可行的对策，非长期、深入、系统的研究不行；有胆量，要敢于直面人民群众关心的、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有些问题不敢碰不敢摸，是做不好参政议政的。

第二要侧重三个方面：一是要侧重具有党派特色、特殊优势的领域，扬长才能避短，针对最有优势、最熟悉的领域和问题入手，才能使意见建议既深且准；二是要关注民主、法制建设，这是我们政党性质的基本要求；第三是要关注政府部门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在确定公共政策过程中，管理部门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往往就是问题的难点和瓶颈所在。

第三是要用好三支力量：配齐用好我们机关专职干部的力量；整合用好党派成员的力量；整合用好社外专家、大学、智库等社会研究力量。在具体的做法上，要点是体制机制的构建。比如怎样完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机制，怎样和社会智库建立起合作机制，怎样完善调研机制，怎样积极参与有关部委和社会智库的研讨。我对九三参政议政部的同志也提出，不只是要自己去做参政议政工作，更重要的是如何组织全社力量攻关，如何整合社会力量为我所用，我们既要当原创者，也要当转送者、整理者和改造者。近年来，民革在这方面的工作创新就很有成效，通过研究中心吸收社会上的高水平专家参与，把专委会和研究中心的力量叠加，每年给经费，给任务，出成果。在中共中央和民主党派的高层协商活动中万鄂湘主席的发言水平很高，体现了民革工作机制创新的成效。

记者： 您曾经说 “选好题目， 成功一半”，对于完善参政议政的选题机制， 您怎样看？

邵鸿：一般来说，选题可以来自公共资讯，把在一定时间内舆论比较集中的，热点的公共问题纳入我们的选题视野；我们的地方组织和专委会、信息工作系统等每年也能够提供众多选题；再一个是党委、政府出题，其往往也是党委、政府重点关注的问题，这些是我们选题的重要来源。

但实践证明，只依靠这些传统的机制是不够的，一些应该关注的问题没有被纳入我们的视野。我认为在选题机制还有不少改进空间，其中至少三个方法要着重强调：

第一个方法，是要真正扎根基层。我们现在的调研，跑马观花的情况还是比较多，要深入基层，更接地气。我们有必要借鉴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经验，比如费孝通的江村调查、李景汉的定县调查，都是长期的持续性的调研，定点解剖麻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可能深入把握第一手资料，也发现不了深层次问题，出不了好成果。

第二个方法，是要整合党派不同领域的工作。比如参政议政部的同志到地方，看到的往往是成绩，是最好的情况；社会服务的同志去，看到的往往又是最穷的地方、最差的情况，因而更容易发现问题。有一次九三中央的社会服务工作，负责这一工作的主席没有时间，由负责参政议政工作的主席带队去了。参政议政的视角加上社服工作看到的情况，立刻发现问题，形成了调研报告。李克强总理马上就予以批示。所以，打通工作领域，综合各项工作得到的信息，往往更能抓住真问题，真情况。

第三个方法，是要广泛联系社会智库、研究机构以及社会组织。2015年和2016年，我一直在做自闭症问题的调查。期间接触了中国残联下属孤独症工作委员会和一些NGO。他们在这一领域都有10多年工作经验和研究积累，通过和他们交流，牛鼻子很快就抓住了，关键问题有三：早期筛查、政策的整体配套、大龄养护。社会智库和社会组织经常对特定领域的具体情况有长期研究和深入把握，和他们交流合作，往往事半功倍。

记者：民主党派和社会智库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契合点在哪里？

邵鸿：我曾经多年研究智库问题，民主党派的研究能力与高水平智库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但是随着接触日渐增多，我也意识到我们也有很多优势，可以成为与社会智库合作的契合点。

民主党派最大的优势就是渠道，而智库最需要的也是渠道。智库研究成果出来，要形成政策影响力，需要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把成果送到党委政府，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手上。而这种渠道在我们党派这里是现成的，我们可以把好的报告直接送到国家领导人手中，还有高层协商、专题协商、信息和政协提案的渠道，这对智库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其次，民主党派的广大成员和各级组织也是一个突出的优势。九三学社有十六万社员，分布在众多领域，在很多具体的领域我们都有众多学有专长或者从事一线工作的社员。即使是高精尖的领域， 比如航天航空、人工智能，我们也能很快组织起一大批专家，马上开展议政建言调研工作。又或者全国性的协同项目，或是到地方做课题调研，我们的地方组织也可以提供很多便利。社会智库和党派合作，也可以借助我们系统和力量获得很多资源，得到研究上的便利。

（责编 刘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