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事变”中的李济深
——李济深信札解读

◎李 崴 郑蔼娴

“两广事变”中的李济深
——李济深信札解读

◎李 崴 郑蔼娴

近期，笔者从有关拍卖会、文物展上收集到一些有关民革的主要创始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济深先生在 “两广事变”期间与国共两党及社会知名人士往来的信札图片。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李济深等对蒋介石采取的消极的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主张武力抗击日本侵略者。1935年7月下旬，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香港成立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简称 “大同盟”）。1936年，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粤系，利用抗日名义，发动 “两广事变”，逼迫蒋介石抗日。正在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主动地开展对两广地区的统战工作，先后派出胡鄂公、宣侠父及一些民主人士如陶行知等与李济深等联系，并联络了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

笔者选取了其中几封具有代表性的信札、结合有关事件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解读，从一个侧面如实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 “两广事变”的发展，展现了李济深与中共之间紧密的联系与合作，同时从这些信札的字里行间，也可以体味到李济深抗日爱国、忧国忧民的情怀。

第一类：李济深与胡鄂公等人的频繁往来

在这些信札中，有一些是李济深写给胡鄂公的。胡鄂公 （1884-1951），号南湖，湖北江陵人。早年曾参加过武昌起义，后在湖北参加组织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福建事变”前后，曾任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 “两广事变”前后，胡鄂公受中共中央的委托，赴两广联络各方、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因此与李济深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往来频繁，并在李济深领导的 “大同盟”任秘书长。李济深对其也热忱相待。这从李济深写给他的几份信札 （见图1-图2。图片来源：西泠印社2015春季拍卖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文物——胡鄂公上款名人书札专场》网站链接地址 http://www.xlysauc.com/auction5.php?ccid=751。下同，不再另作说明） 可看出。

图1 1936年2月11日，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欢迎胡鄂公到梧州拜访）

图2 1936年5月9日，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告知国内外联络情况）

南湖老先生赐鉴：向承指导，纫感至深，前接确生函电，悉大驾南来惠教，适晚以他故离港，未及迎候，方以为歉也。胡兰畦女士来，接颂惠示，知拟枉驾敝里见教，至所欢迎，惟间关数千里，足见为革命之热诚，尤令晚惭悚而感奋耳。承教在迩，谨肃寸笺，以表下怀，敬候旅安。晚李济深谨肃，二月十一日。

该图片结尾处有缺失，笔者查询相关材料，认为该信应写于1936年2月11日。

“南湖老先生”指的是胡鄂公，李济深在信中一般称胡鄂公为 “南湖老先生”或 “南湖先生”。信中提到的 “胡兰畦”，四川成都人，中共党员，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战士。她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女生队，参加过北伐战争，20世纪30年代初赴德留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德团结旅德华侨和留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与宋庆龄、何香凝结识。1935年，胡兰畦前往香港从事抗日统战工作。李济深还曾请胡兰畦捎上他亲笔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亲笔信，请吴玉章转到延安。 “两广事变”前后，根据李济深安排，胡兰畦到了广西梧州。

从信札可知，胡鄂公这次到香港拜访李济深时，李济深恰好回老家广西梧州去了。因此，胡鄂公通过胡兰畦告知李济深，他将专门择日到广西拜访李济深。李济深得知消息后，回信给胡鄂公，表示将在广西敬候胡鄂公到来，共商革命事宜。

南湖先生道席：数奉教言，敬悉一切。宣君来，陶先生继至，出手示亦经拜悉。德公回桂，事前曾着人到舍，约会于梧州。先生所示各节均经谈及，国际方面云苏方已经由胡派人进行，而法方亦在进行中，国内武力亦在进行云云。谈至此，适陶知行先生来谈，故未详询其实现方法与步骤也。弟拟日间再去密电一询，催其究竟，想先生亦同意也。或者他尚须与白一商，故去电一并使白同商，或有较确实消息也。如何？后再详报，不尽缕缕，托由宣君面陈，专肃，敬叩道安。弟李济深上，五月九日。

这封信札是 “两广事变”爆发前二十余天，李济深写给胡鄂公的，介绍了与各方联络接触的情况。信中的 “德公”指的是李宗仁， “宣君”指的是中共党员宣侠父， “陶先生”指的是著名民主人士陶行知。陶行知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对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开创性的贡献；他同时还是一名投身救国救亡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运动家，后来受中国共产党 “八一宣言”的感召，曾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等发起组织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是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国际方面云苏方已经由胡派人进行”所指为1936年初，李济深派陈铭枢偕胡兰畦等一行六人访问莫斯科，与中共驻苏代表团商讨大同盟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合作事宜。而中共则通过胡鄂公、宣侠父等地下党员与陶行知等民主人士联系，开展反蒋抗日的活动。

通过信件内容可知，早在事变之前，李济深等已经在寻求与各方联络合作，准备反蒋行动。而联络的情况、其中一些思考及想法，李济深也与胡鄂公进行了商议，可见二人之间密切、信任的关系。

第二类：李济深接受胡鄂公等所托，积极联络各方势力

由于李济深积极响应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并且在桂系等各方势力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故而中共委派胡鄂公通过李济深，联络了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又让云广英拜会了李宗仁、李济深，建议最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与蒋介石的争端，改 “反蒋抗日”为 “拥蒋抗日”。受胡鄂公所托，李济深积极联络各方势力，这从一些信札（图3-图5）中可见一斑。

图3 1936年3月17日，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告知联络白崇禧情况）

南湖先生道席：前后三教均拜悉，弟曾电邕白君，如赴粤，约其到舍一晤，未接其覆电也，南宁之行未定，长者能再来梧教益，至所愿也。专肃，敬颂道祺。晚济深上。三月十七日。寿堂先生均此敬候。

这是李济深在梧州时致胡鄂公信札。信中提到的 “粤”和 “南宁”，分别为陈济棠和李宗仁部队驻扎的地方， “梧”为李济深家乡梧州料神村，在当时是联络陈济棠、李宗仁以及中共和民主人士的重要地点。李济深此信告诉胡鄂公，已电约白崇禧，但尚未得到白崇禧响应。从前后文可推断出，应是胡鄂公拜托李济深联络白崇禧，因而李济深写此信告知联络情况。

图4 1936年6月21日，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敦促两广各势力一致反蒋）

南湖先生道席：铁吾兄来，敬悉种种。陈总司令函已另书就，得便照致为祷。据宣兄谈，港方已向其部下作了不少工作，则彼或至以此意见为可异也。昨李任仁先生又奉白公意，向弟陈其联苏之切与决心，并盼此事急成，且如不能整个西南办，必欲单独先办，且欲晚为其负责。晚以为先生必已到粤，故书函交彼到粤谒先生，是则先生应从速赴粤晤彼为至要也。赴北之使，彼又不谈，或因弟无意于此，故不便再说，未可定也。日间或去电一询，亦无不可。近日阅报，似粤中有退缩妥协之倾向，是则大上蒋分散各个击破之毒计，到粤务与陈之左右譬陈利害而匡正之，至祷，至祷。又桂方已有走上革命之路之趋向。吾人务善为诱掖，真心爱护之，至为感祷，并盼转中共方面同志为要，余容后及，肃此，敬叩道安。晚深上。六月廿一日。

该信写于 “两广事变”爆发初期。 “陈总司令”指陈济棠。 “李任仁先生”指的是李任仁，字重毅，广西临桂人，20世纪30年代曾应白崇禧电邀任广西教育厅厅长，白崇禧尊其为老师。抗战时期，李任仁响应中国共产党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力主团结抗日。写作此信时，粤桂两军已出动30万人马、100多架飞机、20多艘舰艇进行反蒋。为了增加胜算，两广地方实力与原十九路军合作，同时亦寻求苏联和中共的支持，也就是信中提到的宣侠父在香港所做的统战工作，以及白崇禧 “联苏之切与决心”。但是，在蒋介石的军事压迫下，广西、广东以及香港地方势力的步调和决心并不一致，如信中就提到 “粤中有退缩妥协之倾向”，甚至有被分化、各个击破的危险。是以李济深希望通过胡鄂公，游说各方，共同反蒋。

图5 1936年6月30日，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广东势力顿缓，白崇禧请与商议）

南湖先生赐鉴：李重毅先生来商连合战线事，健生先生之意甚决，粤方究如何？弟意如一时无望，吾人或先从一方进行，以应时机，如何？请与重毅先生一详商，进行准备一切，余俟面详，专肃，敬叩筹祺。晚李济深上，六月卅日。

信中所提 “李重毅”即李任仁， “健生先生”为白崇禧。当时，虽然广西李宗仁、广东陈济棠共同起兵，但步调并不一致。相对而言，广西势力更为团结和坚决，而在广东方面，由于多人已经被蒋介石收买，使得陈济棠举棋不定。尔后，广东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及数十架飞机叛投蒋介石，致使粤军实力大损，形势急转。为此，白崇禧专门请李任仁找李济深等人商量对策。李济深即在信中向胡鄂公谈及了自己的想法： “或先从一方进行，以应时机。”

第三类：李济深资助胡鄂公筹集革命经费

胡鄂公长期奔走于两广之间，但由于家族庞大，经济收入主要依赖胡鄂公个人，是以常受经济所累，经费不足，有时延误了胡氏的行程。李济深在积极响应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倡议、积极联络两广势力同时，还体谅胡鄂公的困难，向李宗仁、白崇禧等求取经费，自己也慷慨解囊相助。这在一些信件中亦有所反映 （见图6-图7）。

图6 1936年6月2日，李济深致李宗仁、白崇禧信札 （为胡鄂公求取经费）

图7 1936年7月12日、7月22日，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 （资助革命经费）

德公健兄仝勋鉴：胡南湖先生自京沪来，于各方政情有所报告，及今后进行办法，亦有所陈商。胡先生富于经验，广于交游，至可借重。惟彼久于革命，不事家人生产，于行旅往来之资，至望有以助之为祷。兹因胡先生来桂之便，顺致区区。专此，敬颂勋祺。弟深上。六月二日。

这是1936年 “两广事变”刚爆发时李济深写给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信札。其时，胡鄂公受李济深嘱托，前往拜访桂系领袖，希望达成联络各方、一致抗日的目的。李济深代胡鄂公向李宗仁、白崇禧求取经费，阐明胡鄂公 “久于革命，不事家人生产”，故经济状况欠佳，请给予帮助。

（右图）南湖先生：大示敬悉，奉上桂币贰百元，请查收，专复，即叩旅祺。晚深上。七月十二日。 （左图）南湖先生：昨夜外出回，得大教，如命在舍候各位先生临便是。桂币贰百元奉上为暂用，希察收，肃此，敬叩晨安。弟深，七月廿二早。

这两封信札反映的是李济深自掏腰包资助胡鄂公活动的情况。为便于理解，笔者做了个对比。在20世纪30年代，根据 《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讲师的月薪大概在260元到160元不等，约合今天人民币10000至15000元。同期，北京一所四合院 （房屋二十余间）每月的租金不过二三十元。可见李济深资助的 “桂币贰百元”并非小数目，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李济深慷慨解囊、资助革命活动的壮举。

（李崴，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郑蔼娴，民革广东省委会宣传处干部/责编 金绮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