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海闻见
———15世纪朝鲜儒士崔溥眼中的江南

文/倪 毅

漂海闻见
———15世纪朝鲜儒士崔溥眼中的江南

文/倪 毅

明弘治元年（朝鲜成宗十九年，公元1488年）正月，朝鲜官员崔溥在渡海返里途中遭遇风浪，漂海13天后，在中国浙江台州府临海登岸。随后沿运河一路北上，再经陆路返回朝鲜，历时135天，成为明代时行经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崔溥回国后，奉王命撰写游历日记，是为《漂海录》。其所录内容，涉及明弘治初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以及市井风情等情形，成为研究明代社会及中韩交流的重要史料。2016年11月16日至2017年2月12日在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展览“漂海闻见—15世纪朝鲜儒士崔溥眼中的江南”是以《漂海录》为基础，通过展陈形式对《漂海录》作延伸性的解读。

与以往的文物精品类展览侧重于展示文物不同，此次展览以崔溥行录为基础，选择《漂海录》（图1）中重要信息作为定位。展陈的重点内容包括三方面，第一是对崔溥踪迹的寻访。寻访崔溥踪迹是筹展过程中的重点工作，也是展览的重要一部分。《2016年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交流合作项目名录》把“跟随崔溥足迹·2016中韩人文纽带构建活动”纳入了中韩人文交流合作项目。以往对崔溥漂海踪迹研究大多集中在京杭大运河段，而本次寻访重点放在三门至杭州，尤其是浙东运河部分。

崔溥在浙江牛头外洋登陆后，最初被误认为倭寇，解送至临海桃渚所。一番审问后，初步排除倭寇身份，并开始由中国官员陪同，“转送赴京，遣还本土”。赴京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两条路线，即浙东运河与京杭大运河。

浙东运河西起西兴跨曹娥江，经过绍兴，东至宁波市甬江入海口，全长239公里。兴建之初主要是为农业灌溉，之后沟通和扩大了内河航运，逐渐成为水上要道。运河最初开凿的部分为位于绍兴市境内的山阴故水道，始建于春秋时期。汉会稽郡太守马臻兴建鉴湖。西晋时，会稽内史贺循主持开挖西兴运河，此后与曹娥江以东运河形成西起钱塘江，东到东海的完整运河。唐代随着浙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浙东运河的商贸运输功能得到了极大的体现。两宋时期，浙东运河成为重要的航运河道。南宋王十朋《会稽风俗赋》描述浙东运河的繁盛景象：“堰限江河、津通漕输。航瓯舶闽，浮鄞达吴。浪桨风帆，千艘万舻。”明代重试治理河道，浙东运河保持畅通。崔溥一行用时7日，从宁波沿浙东运河到达杭州，一路的记载成为我们认识浙东运河的重要材料。

崔溥一行在杭州停留7天，接受了三司官员的进一步调查。调查结束后，继续启程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历时44天，到达北京，成为行走京杭大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崔溥行经大运河的记录是研究京杭大运河的重要史料，为我们了解大运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留存下来的古代运河图则是更为直观的图像信息。现存明代运河全图比较少见，展览中展出的是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清代《京杭道里图》。（图2）现存的清代运河图比较多，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两幅绘制于清康熙后期的《运河全图》，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康熙时期《运河全图》，等等。《京杭道里图》全长达2032厘米。卷首为杭州弯，卷尾止于京城。采用鸟瞰图绘制技法，描绘京杭大运河流经城池及两岸景观。城池、塔寺、桥梁等均用形象绘法一一绘出。重要山峦、名胜等则用泥金蝇头小楷注于图上。全图未标注作者及绘制年代。200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展出一件彩绘《京杭运河图》。全图长2050厘米，与浙博藏画一样，同样不具名及年代。两图从内容、绘法到规模、质地基本一致，可能是同一作者绘制。根据图中绘制的邳州城的方位（康熙七年，邳州圮于水，二十八迁治于艾山），以及靳辅开闸的中河（康熙二十六年，靳辅于清河县西的遥堤缕堤之间开凿中河）等判断，图作表现的运河应在康熙二十六至康熙二十八年之间。此次展览首次将这件二十余米长的《京杭道里图》全卷展出。

第二是对明中期江南风物的展示。明代朝鲜使臣很少到达长江以南地区，因而崔溥对江南的描述尤为细致，展陈中的明代江南地区文物为这些描述提供了更直观的视觉表现。

崔溥对江南的观察与记录，大到城市风貌、地宅建筑，小到饮食起居、穿戴用具，生动描绘了江南市井风貌。

服饰，江南人皆穿宽大黑襦裤，做以绫、罗、绢、绡、匹缎者多；或戴羊毛帽、黑匹缎帽、马尾帽，或以巾帕裹头，或无角黑巾、有角黑巾。（图3）官人纱帽、丧者白布巾，或粗布巾。或着靴，或着皮鞋、䩺鞋、芒鞋；又有以巾子缠脚以代袜者。妇女所服皆左衽。1

明代江南商贸发达，支撑商贸的一大宗即丝织业，崔溥曾记录“天下绫罗缎匹及诸宝货，皆出于苏”。而明人则有更具体的描述，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详细记载了明代苏州府所属吴江县盛泽镇纺织品市场的繁荣盛况：“市上两岸绸丝牙行，

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2除苏州外，杭州、嘉兴、湖州在明代同样以丝织业发达著称。丝织业的发达不仅体现在丝绸贸易的繁盛，也体现在丝织工艺的精巧。崔溥见到的江南人着装多以绫罗绸缎为主，参展品中的嘉兴王店李家坟李湘墓出土丝织品则可作为实证。李湘墓是明万历年间的一座夫妇合葬墓，墓中出土丝织品包括绸、纱、缎、绢等，数量较多。丝织品上的纹样题材丰富，包括花卉、云鹤、凤凰、杂宝、麒麟、芭蕉仕女等图案3，虽是明代后期墓葬出土，但这些丝织品题材在明代前期及中期也频繁使用，可参见常州武进王洛家族墓出土丝织品，王洛家族墓是明代中期墓葬，出土纺织品80余件，其中丝织品居多，包括纱、绮、素绫、花绫、花缎、环编绣等多个品种，其纹饰题材繁多，包括山水纹、几何纹、花卉纹、仙鹤、玉兔、飞马、杂宝，等等。两个墓葬都出土了补子，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出土了织金麒麟补子，缀在松竹梅绸大袖衫上，衫以松竹梅为主要纹饰，麒麟纹补子用金粉装饰，出土时十分华丽富贵。武进王洛家族墓中王洛墓室及其子王昶墓中分别出土了狮子补服与孔雀补服。《明史·舆服志三》中规定“（洪武）二十四年定，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廌。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正德十三年（1518）又有“文臣服色亦以走兽，而麒麟之服逮于四品”4的规定。王洛，以例（灾年输粟）授镇江卫指挥使，昭勇将军，秩正三品。按例应使用三品武官的虎豹补子，却用了二品官之狮纹补服。而嘉兴李湘墓的墓主人李湘因其子李芳而被封文林郎，官级仅七品。以七品之位穿戴仅限四品的官服，显然是僭越之举。这样的僭越之举的背景与明代中后期服饰风尚日趋奢华有关，这般奢华的风尚或许正是在商贸发达的江南地区兴起的。明初王朝制定统一的服饰制度，洪武元年下诏：“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5而民间亦遵循制度，万历《新昌县志》云：“成化以前，平民不论富贵，皆遵国制，顶平定巾，衣青直身，穿皮靴，极俭素。”6至明中期，则开始“绮靡之服，金珠之饰”，“今贵臣大家，争为侈靡，众庶仿效，沿习成风，服食器用，逾僭凌逼，此耗财之尤者也”7。弘治元年来到中国的崔溥也已感受到了这样的风尚，在观察江南江北服饰不同时，敏锐的指出江南服饰“做以绫罗、绢绡、匹段者多”，江北“好着短窄白衣”。

首饰，则宁波府以南，圆而长而大，其端中约华饰；以北，圆而锐，如牛角然。或戴观音冠饰，以金玉照耀人目。虽白发老妪，皆垂耳环。

除了发饰，明代女子头部的另一重要装饰物便是崔溥描述的“虽白发老妪”也佩带的“耳环”。葫芦纹样是明代耳饰中相当通行的样式。它从元代继承而来，至明代，基本形制不变，却加入不同材质及制作工艺，尽显新巧。《天水冰山录》中便记录了“金珠宝葫芦耳环”“金光葫芦耳环”“金摺丝葫芦耳环”“金累丝葫芦耳环”等。展览中展出了嘉兴王店李湘夫妇墓出土的金镶水晶葫芦耳环（图10）、常州武进王洛家族出土的金葫芦耳环、江阴长泾明墓出土的金累丝葫芦耳环（图11）以及余杭超山丁孺人墓出土的金镂空葫芦耳环。崔溥描述江南妇女，“皆不出门庭，或登朱楼，卷珠帘以观望耳，无行路服役于外”，因此他在江南时或许未必能见到这些精心打扮的盛妆女子，但这些历经几个世纪却光彩依旧的出土文物，正生动的描绘出了明代江南女人的精致。

第三是对明代中国与朝鲜文化交流作介绍性的展示。中韩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明朝与朝鲜维持着稳定的外交关系，频繁的使臣往来，加深了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图12）尤其是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由于使臣大多本身就是饱含才学的文士，使臣往来这一外交行为便衍生出更多文化交流的内涵。

使臣往来，在完成外交使命之余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两国文人间的诗文酬唱，由此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诗赋外交”。倪

谦是“诗赋外交”的重要推动人。倪谦，明正统四年进士，正统十四年出使朝鲜，朝鲜特遣郑麟趾等文士接待，两国文臣互作诗文唱和，“倪谦赋诗一篇，赠郑麟趾。麟趾即次韵。自是与麟趾、三问、叔舟倡和无虚日”。11倪谦将还朝时，朝鲜世宗令文臣赋诗送别，辑为一编，赠予倪谦。倪谦回明朝后，将其刊行，名为《辽海编》。此后，明朝遣文臣出使朝鲜，朝鲜即将双方唱和诗文汇集刊行，名为《皇华集》，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到明末。朝鲜英祖四十九年（1773）将分散编辑的《皇华集》进行整合，共成25册50卷。展览展出的《皇华集》由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是1460年—1464年出使朝鲜的明朝使臣张宁、金湜、张珹与朝鲜远接使朴元亨、李克堪等之间的诗文酬唱。张宁（1426—1496），字靖之，号方洲，一作芳洲，浙江海盐人。崔溥在杭州时遇到张宁的外甥王玠，并在《漂海录》中留下了这样的对话：初八日，在杭州。……有一人来问曰：“景泰年间，我国给事中官张宁，奉使你国，做《却金亭诗·皇华集》，你晓得否？”臣对曰：“张给事到我国，著《皇华集》，其中题《汉光楼》诗，‘光摇青雀舫，影落白鸥洲，望远天疑尽，凌虚地欲浮 ’之句，尤称藉。”赞誉之情流于言表。朝鲜人成伣《慵斋丛话》亦评价张宁诗“大抵诗文皆飘飘然有凌云出尘之思，非他俗子所可仿佛也”12。

展品中一件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的《奉使朝鲜唱和诗卷》（图13）尤为重要，诗卷中收录正是倪谦与郑麟趾、成三问的唱和诗文。由于保留下来的朝鲜前期资料不多，而此诗卷生动记录了当时朝鲜与明朝的外交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郑麟趾、申叔舟、成三问等人的亲笔字迹与印章也是朝鲜前期书法研究的重要资料。

这种“诗赋外交”无论对明朝文人还是朝鲜文士都有一定的影响。崔溥在嘉兴秀水驿遇到的小小驿臣何荣，不仅知晓《皇华集》，也知道朝鲜诗人徐居正。“我朝郎中祁顺、行人张谨，曾使朝鲜，著《皇华集》。国人庚和，徐居正居首列也”。 徐居正（1420—1488），字刚仲，号四佳亭。李朝时期文学评论家、诗人。官至大提学，对天文、地理、医学颇有研究。祁顺(1434—1497)，字致和，号巽川，东莞梨川人。明天顺四年(1460)进士。成化十一年(1475)，皇帝赐祁顺一品服出使朝鲜。徐居正以能文充任远接使及馆伴，其文才深受赏识，祁顺评价他说“如公之才，求之中朝，不过二三人耳”。参展的韩国京畿道博物馆收藏的天使词翰真迹（图14）便是收录徐居正与祁顺书迹的册页，是象征朝鲜与明王朝之间文化交流的典型实物例证。

在崔溥的记录中，非常巧合的一件事，是崔溥从北京返回义州途中偶遇了刚结束出使任务从朝鲜返回的董越。董越还告诉崔溥“你国人已知你生到中国”。此时的崔溥尚不知董越何许人也。崔溥返回朝鲜后，奉王命撰写《漂海录》描述中国纪行，而董越回到国内，亦将此次出使见闻撰成《朝鲜赋》（图15），记述朝鲜的民情风俗。1490年，在两人匆匆一面后的第三年，《朝鲜赋》在中国刊行，刊行后两年传入朝鲜，广受欢迎，至壬辰倭乱爆发前为止，该书至少印行了三次。展览展出的《朝鲜赋》是1531年朝鲜人太斗南重刻版本，现藏于韩国高丽大学校图书馆。在此之后，该书又传入日本，清代杨守敬1880年赴日本，收集国内散佚古籍时便曾见到过此版本的《朝鲜赋》。在《日本访书志》卷十四中提到：“《朝鲜赋》一卷（朝鲜刊本），明董越撰。弘治九年，越以右庶子兼翰林侍讲使朝鲜，归而为此赋。初刻于江西泰和，此为朝鲜太斗南重刻者。所载山川风土颇略，文辞亦质实有馀环丽不足。然越留其国仅浃月，宜其不能赅备。且采风问俗，意存征实，固有资于考核，正不必以《三都》《两京》相夸拟也。”而现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朝鲜赋》亦是太斗南重刊版，1711年，日本人宇都宫“得于市”。

《漂海录》是海上丝绸之路东线国家最早、最全面介绍中国情况的一部外国专著。此次展览是浙江省博物馆继“大元帆影—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暨康津高丽青瓷特展” “扬帆南海—华光礁1号沉船出水文物特展”“海上瓷路—粤港澳文物大展”之后推出的又一“海上丝绸之路系列特展”。展览由浙江省博物馆与韩国国立济州博物馆合作完成。两国参展博物馆达26家，共计展品300余件（组）。通过中韩两国博物馆的合作，进一步促进中韩文化交流，助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五百多年前，朝鲜人崔溥漂洋过海到了中国，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明代江南的繁华。今天，两国文物汇聚江南，文化交流碰撞出的火花将带领观众穿越时空，对话历史。

（本文作者任职于浙江省博物馆）

责编/王可苡

注释：

1文中引用的《漂海录》内容皆出自朴元熇校注《崔溥漂海录校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

2明·冯梦龙编著、顾学颉校注《醒世恒言》卷十八，3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一版，1997年第一次印刷。

3吴海红《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清理报告》，《东南文化》，2009年第2期。本文所用丝织品图样亦引自此文。

4清·张廷玉撰《明史》，卷六十七，志第四十三，舆服三，1048—104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5《明太祖实录》卷三十，洪武元年二月壬子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6万历《新昌县志》卷四《风俗志·服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7《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8扬之水《中国古代金银首饰》二，407页，故宫出版社，2014年。

9明·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五十四回，701页，齐鲁书社，1980年。

10明·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七十一回，922页。

11《朝鲜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七，三十二年闰正月条。

12〔韩〕洪万宗、赵季、赵成植《诗话丛林笺注》，58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