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为观 明灯高悬
——世界文学视阈下2014年中国文学点评

万明子

镜像为观 明灯高悬
——世界文学视阈下2014年中国文学点评

万明子

运用比较文学方法，以2014年中国文学为对象，探讨了当代中国文学在以西方为镜和以自身传统为灯间游走的现状；通过对中、西回忆录文本的比较，再次正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存在的中、西两个传统；通过对中西文学奖项设置的比较，期待更合理完善的文学生产机制的产生，以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进而指出中国文学不能囿于西方，而要具备世界视阈，也应关注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学，诸如南非文学，以期博采众长，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绽放自己独特的光芒。

2014年中国文学；西方文学；中国文学传统；世界文学视阈；借鉴；创新

中国文学自近代以来就无法摆脱西方的影响。在本国文学式微之际，西方之镜曾是重塑中国文学的灵感之源，直至今天，中国文学也未脱离西方语境。外国文学、西方文论、海外汉学等都参与了此段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然而，我们不能不去思考如下问题：中国文学以西方为镜是否可以在对照中认清自我，还是会因陷入西方语境以至丧失个性？如果当真丧失个性，又会否因自我身份的丧失而最终恼羞成怒，学起莎翁笔下的理查二世，愤而摔镜？观照西方之镜，中国文学是否能点亮自己的明灯？另外，我们也不得不思考，这面西方之镜会否偶蒙尘埃，而我们又当如何拂拭？本文将以2014年度的中国文学为例探讨如上问题。

一、镜像为观：西方文学的印迹

欲以西方为镜鉴必然有赖于译著。笔者翻阅2014年《中华读书报》和《新京报》书评周刊并浏览新浪、凤凰等网站的读书频道，并不吃惊地发现这些主流报纸、网站上介绍的书籍里外国译著所占比重近半甚或过半。《中华读书报》2014年度十大好书中有4本为译著；《新京报》2014年度好书10种有5种为译著，且年度文学好书也为译著，即布罗茨基的《小于一》；新浪网2014年度书榜10种有4种为译著；中国亚马逊2014年最畅销书前三甲中，《追风筝的人》和《百年孤独》均为译著。译著之丰，译著地位之高显示出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化、外国文学的偏好。

中国作家面对读者的这种偏好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一些作家的作品显示出与外国作品在各个层次上的互文。这种互文既见于主题的选择，也见于叙事手法等写作技巧的应用。

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获2014年老舍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在主题上借鉴了基督教的罪感与救赎，在叙事手法上也采用了西方小说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诸多技巧。宁肯称《耶路撒冷》的结构是齿轮式的。作者徐则臣本人也在采访中称这部作品中的人物是相互纠缠的并“既像齿轮一样紧扣，又像蜘蛛网一样蔓延出去”(2014年6月4日《京华时报》第44版)。该书与英国作家米切尔的《云图》有诸多相似。从整体结构上看，二者均以一个中心向开端与结尾展开。《云图》和《耶路撒冷》均有11章并以1-2-3-4-5-6-5-4-3-2-1的首尾相衔的结构呈现。虽有基督教罪感救赎主题的痕迹，《耶路撒冷》与《云图》在主题内容上还是有所区别的。《云图》的6个故事基本毫不相关，只因某种宇宙神秘的偶然性相互勾连。《耶路撒冷》里的6个人物则是一起成长的伙伴，却因处于结构中心的景天赐的自杀而各怀不安，从而向往世界，远离故乡，最终又因对景天赐的追思回到故乡，合力建基金，修葺斜教堂。如果说《云图》是对宇宙神秘轮回的暗喻，那么《耶路撒冷》体现的则是一种回归：回归故乡，回归内心的平静。这也体现出徐则臣向中国文学传统中思乡怀人主题的回归。另外，在叙事手法上，徐则臣不仅借鉴《云图》的叙事结构，还熟练运用多样的叙事手法。他采用了主体故事叙述与专栏文章叙述交叉进行的手法。专栏文章以故事人物初平阳的名义展开，言说内容与故事主体并不直接相关，打破了看似完美对称的主体部分的叙事结构。其中有的专栏文章标题，即《到世界去》直接指涉徐则臣的同名散文集。初平阳这一故事人物也因此显出了多重身份：故事人物、文本叙述者乃至作为真实作者的徐则臣。故事人物在这样的多重身份下与作者本人似乎平起平坐了。《耶路撒冷》也由是显现出了巴赫金笔下复调小说的特性。另有专栏文章直接以《你不是你》为题，暴露文本的虚构性和包容性，显出元小说的特质。当然，这也表达了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即非为某个人立传，而是要书写一整个时代人们的成长历程。

《耶路撒冷》既可见出徐则臣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吸收，也可见到他对中国文学的坚守传承。正如小说结尾言说的那样“掉在地上的要捡起来”。如果说五四时代中国文学面对传统多少有点自戕的意味，如今无论是否带着救赎的心态，我们也应该去正视这段文学史，捡起被丢弃的并非糟粕的传统再次启程。回到文章开始的问题，我们以为，中国文学只有在对本国文学缺乏自信之时，才容易在西方之镜中迷失自我。中国作家大抵没有要摔碎西方之镜的戾气，但同时也渐渐并不会因为一面西方之镜的破碎而陷入惊慌失措的境地。认识自我的途径确可依赖外部之镜，但内观自省也尤为重要。正如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借叶芝的诗行言说的那样：“灵魂要实现自我超越必先自我背叛，由是镜变身为灯。”[1]艾布拉姆斯笔下的浪漫主义不正是在对镜像模仿的背叛中实现了自我超越并彰显了文学的主体性吗？中国新文学不也正在经历此番历程吗？时至今日，中国文学仍在践履之。

二、明灯高悬：中国文学传统的回归

中国文学自五四起，出现了反传统的审父意识。曹禺笔下的周朴园可以算作早期被审视的父亲的经典形象。这种审视至今也没有结束。阿来《尘埃落定》中那个被儿子审视的纵欲的“麦其土司”；韩少功《爸爸爸》中那个被丙崽反复言说却始终缺席的“爸爸爸”；陈珂《烟》中，被儿子“米家柱”仇恨的父亲“盛世钧”等等。儒家传统里被置于权力中心的父亲的高大形象，一再被矮化，甚至被妖魔化，最后成为被仇恨的对象。这一父亲形象与中国文学自身的传统背道而驰并显示出与西方俄狄浦斯情结相类的倾向。如果说在五四时期，这种反传统的父亲形象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语境的，那么时至今日，这种形象是否仍然适时？显然，一些作家已经开始进行反思和改变。

80后新锐作家蔡崇达的《皮囊》重塑了父亲的形象。《皮囊》就书名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米歇尔·法柏的《皮囊之下》及其同名电影。然而此书体现的却是与《皮囊之下》鬼魅惊悚完全相悖的温柔敦厚。书中父亲的形象并不高大，甚至是残疾的，但却如作者在作品中评价的那样：十分可爱。《皮囊》中有儿子对父亲的不理解，但这种不理解很快就被化解。蔡崇达描述父亲面对疾病时略显卑微的抗争，并借此成功重塑了父亲的形象，让缺席的父亲再次闪亮登场。重塑父亲形象的同时，一位可以真正与父亲对话的儿子的形象也渐渐地明晰起来。蔡崇达言说传统，且不避讳传统中的迷信色彩。母亲为父亲安魂的种种最终让儿子也相信神的存在。这里的神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而是人与人之间深深的彼此牵绊。辜鸿铭在评价中国儒学时曾说，儒学之高妙正在其“不是宗教，但能取代宗教；它使人不再需要宗教”[2]。笔者认为在与传统的对话中，人们可以获得血缘的认同感以及胜过宗教的皈依感。母亲对父亲的爱先是通过建楼实体化，再是通过祭神仪式化。儿子则作为建楼以及仪式的参与者渐渐成长为与父亲一样顶天立地的男人。皮囊固然重要，皮囊之下的灵性更可熠熠生辉。

蔡崇达的《皮囊》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由镜至灯的转变。正如作者自己在后记中期望的那样：这本书可以帮助读者“看见”自己，“看见”更多人。书写父辈并非要叙述一个终结的故事。过去和传统正是在叙述的当下实现了自我。当然，回归传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甚至需要披荆斩棘，就好像书中的张美丽最终以死明志，才最终找回她作为小镇姑娘的身份。

《皮囊》和《耶路撒冷》一样，都在中国文学自身的传统中找到了光源，中国文学在前进的路上明灯高悬。

三、东方明珠：文学的记忆书写

论及中国文学借助传统燃起明灯，不得不谈论与传统密切相关的回忆母题。库切说“一切作品皆自传”。笔者认为一切作品皆回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作品和历史一样都在书写个体和集体的记忆。当然，与回忆最密切相关的文类就是各种传记、回忆录。传记文学在中西文坛一直占有较重要的一席之地，近年来甚至呈现出与虚构类文学分庭抗礼之势。

2014年希拉里的《艰难抉择》出版，却因中国出版商拒绝购买翻译版权而被迫下架，一时引发热议。这本前第一夫人的自传让人想到余艳的《杨开慧》。一本自传，一本他传。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书写自我的希拉里和一个被书写的杨开慧。另外，《杨开慧》和《艰难抉择》里两位女性传主背后的男人形象以何面貌出现，也令人心生好奇。

有关集体的回忆，常以相对严肃的形式出现。譬如在《毛主席语录》出版50周年之际付梓出版的Mao'sLittleRedBook。该书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现代史助理教授亚历山大·库克(Alexander Cook)主编，收入多国学者所写的15篇论文，述及《毛主席语录》在中国城乡乃至在整个世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评论肯定道：这部论文集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空白，首次系统地从历史的和世界的角度来考察《毛主席语录》影响。(2014年6月4日《中华读书报》第4版)这本书作为学术论文集自然不属于狭义上的文学，然而它或许可以为文学创作提供新的视角。历史与文学的虚虚实实本身也为阅读平添了几分乐趣。

与此不同，周国平主编的“中国百年个体童年史”丛书则呈现出相对轻松活泼的书写模式。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保东尼称：

“中国百年个体童年史”的9位作者们，为我们展现了北京百年岁月的沧桑与巨变，难得的是，这是中国第一次把百年个体儿童的童年史用经历者的眼和笔，记录在档……时间在这里被书写，儿童在这里成为主要的观察者，这无论对社会学、历史学乃至文学都是一次新尝试。9本个人成长史是9本纪实故事，也是9本时代的见证书。对人类来说，故事有着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它把时间凝固在书写中，使书写的意义战胜了事实本身。(2014年6月4日《中华读书报》第16版)

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则由书写童年回忆转至书写晚年回忆。这部传记正如作者在《强大的时代与弱小的个人》一文中指出的那样：

不仅仅是一个人半生的经历，他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难史……思考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什么样的关系。(2014年5月14日《中华读书报》第3版)

西方对中国的书写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自身历史的新视角。宏观叙事到微观叙事的转向则让我们的集体回忆显出个性化的特征。我们的回忆既包含中国自有的传统，也有西方的熏染。这段中西交汇的历史正是我们有别西方的珍贵记忆。中国文学可以汲取中西所长，彰显个性，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东方明珠。

四、明镜蒙尘：文学评奖机制的缺失

欲以西方为镜，我们不仅要关注西方文学的书写内容和书写方法，也应关注文学本体之外的其他相关要素，譬如评奖机制。正如布迪厄指出的那样：“作品科学不仅应考虑作品在物质方面的直接生产者(艺术家、作家，等等)，还要考虑一整套因素和制度，后者通过生产对一般意义上的艺术作品价值和艺术品彼此之间差别价值的信仰，参加艺术品的生产，这个整体包括批评家、艺术史学家、出版商、画廊经理、商人、博物馆馆长、赞助人、收藏家、至尊地位的认可机构、学院、沙龙、评判委员会，等等。”[3]整个文学奖的评奖机制十分复杂，体现出文学场中诸多因素的较量与妥协。文学奖作为文学活动的重要环节，参与着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如果评选机制存在问题，不能筛选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必会减缓。然而，2014年中国各文学奖的评选，风波迭起。这暴露了中国文学奖评选机制的诸多问题。

2014年鲁迅文学奖的评选出现了方方对柳忠秧的口诛笔伐以及周啸天诗集获奖后各方的调侃戏谑。最惹人关注的则属阿来的《瞻对》被归入报告文学类后以“0”票落选。继而阿来愤而发问，质疑鲁奖。阿来对自己作品的文学价值还是有一定的自信的，因而也只能推测自己作品的落选多半是因为分类不明。如果《瞻对》的落选确因分类不明，那当真令笔者对鲁迅文学奖颇为失望。要知道，2013年布克奖得主莉迪亚·戴维斯收到来自评委会的评价正是：极具原创性，且难以归类。文类难辨本不应成为阻碍作品获奖的缘由。这种难辨的文类甚至可能是文学自我革新的关键所在。若以文类不明为由，将好的作品拒斥在文学奖之外，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鲁奖历年来都颇受非议，甚至有学者提议，应由鲁迅研究会独立评选鲁迅文学奖以不辱鲁迅先生之名。该学者对中国当下文学奖的乱象也颇有感触。[4]2014年横空出世的路遥文学奖的整个评选过程就让笔者大跌眼镜。阎真的《活着》在最后一刻被一位作者本人完全不认识的萧夏林发现并推荐给其他评委。阎真表示，他对“路遥文学奖”的申报过程和评选标准一概不知，但肯定会去领奖，毕竟有10万块的奖金。相比之下，老舍文学奖就没有这般财大气粗，差点半路夭折，获奖人也不再有奖金可领。中国民间的文学奖往往缺乏公信度，评选体制不完善，且存在临时起意、设奖圈钱之嫌，以至于热闹开场后，常难以为继；而中国官方的文学奖则存在评选程序上的不公开不透明，一些评选标准又过于僵化，无法适应变化中的文学实践。

西方文学奖的设置历史悠久，发展相对成熟，可以为中国文学奖的设立与操作提供好的镜鉴。譬如诺贝尔文学奖、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的布克文学奖等都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奖评奖主体的构成、参评对象的范围、评选标准的拟定以及评选程序的设立。再无视西方文学奖机制的优越性，西方之镜难免蒙尘，若不加拂拭，恐难借以明心见性。

五、十方世界：走向世界文学

纵观2014年中国文学，我们看到中国文学置身世界文学的浩淼海洋之中，不再拘泥于以西方为镜，而是明灯悬起，前途看好，但仍存在改进空间。当中国作家把孤芳自赏的目光从西方之镜上挪开，世界才真正向我们敞开，我们关注的焦点才能延伸到更辽阔处。实际上，我们对外国的关注已经不再限于欧美发达国家。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的“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的8本书中，有3本译自南非，即《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断臂上花朵：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和《漫漫自由路：曼德拉主题》。这3部作品共有的关键词是“宽恕”。《断臂上花朵：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的作者萨克斯曾经说过：“若是民主能在南非落地生根，那么代表纯洁和殉道的玫瑰与百合花将从我的断臂上开出，而这就是我温柔的复仇。”南非与中国的历史经历有许多共同之处。面对苦难的记忆，被殖民的创伤，作家的书写却不尽相同，显示出一定的文化差异。需要思考的是，如果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中国作家在书写民族苦难记忆时是否有必要一改略嫌残忍的笔触，学习南非的“宽恕”精神，进行“温柔的复仇”？开放的时代，中国文学的视阈，不仅仅是西方的，还应是世界的。

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身处纷繁人世，中国作家怎样才可以向我们呈现逼真的娑婆世界？这样的作家既要心怀天下，又须无畏独行。正所谓独行愿也，志兮四方。踽踽独行间，有所超脱，方可超越。

[1] Abrams，Meyer.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M].London,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2]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 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M].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76-277.

[4] 李春林.中国鲁迅研究会应独立评选民间鲁迅文学奖——兼谈中国当下文学评奖的乱象[J].文化学刊，2014(2):114-121.

责任编辑：李应青

TheMirrorandtheLamp:AReviewof2014ChineseLiteratureinthePerspectiveofWorldLiterature

Wan Mingzi

Chinese literary scene in 2014 exemplifies the waver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between mirroring the west and being illuminated by its own traditions. This article compares Chinese and western memoirs from 2014 in order to reaffirm the Sino-Western dualities as reflected by Chinese literature of today.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of scrutiny literary prizes in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to showcase how more sound a production mechanism would assist the prosperit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as referred to throughout this article expands to literatures beyond the western domain. Inclusion of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demonstrates the vis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a variety of literatures in order to secure a unique posi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2014; western literature; tradi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horizon of world literature; mutual illumination; innovation

I712

：A

：1673-1794(2017)04-0039-04

万明子，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学与比较文化(北京 100871)。

2017-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