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江淮分水岭地区休养生息政策论析
——以明初农业生产与城隍崇拜为例

周梦柯，李应青

明初江淮分水岭地区休养生息政策论析
——以明初农业生产与城隍崇拜为例

周梦柯，李应青

明初，江淮分水岭地区农业生产水平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这与朱元璋采取的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是紧密相关的。其中，在发展经济方面巧妙地发挥了民间农神崇拜的作用，利用城隍崇拜加强地方控制，不仅推动了民间城隍信仰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明初农业的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从明初农业生产的时代背景，城隍崇拜的表现形式，明初城隍崇拜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三方面展开论述，探讨城隍崇拜与明初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

明初；江淮分水岭地区；休养生息政策；农业；城隍崇拜

江淮分水岭，又称江淮丘陵，为秦岭、大别山向东延伸部分，包括安徽省合肥、巢湖(2011年8月22日，安徽正式宣布撤销地级巢湖市，原辖区县分别划归合肥、马鞍山和芜湖)、淮南、六安、滁州5市14个县(市、区)100个乡镇，是我国最重要的南北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分界线，位于长江和淮河之间，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宋元以降，江淮分水岭地区战乱不断、灾害频发，农业生产落后，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元末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使明初统治者认识到了稳定民心，巩固其统治的重要性。明朝初年,人口减少，田地荒芜。明太祖常警告群臣：“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奇摇其根，要安养生息之。”[1]1051。明初政权建立后，开始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其中，朱元璋在发展经济方面巧妙地发挥了民间农神崇拜的作用——将城隍列入国家祀典，“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封在京都以外的五位正一品城隍，江淮分水岭地区就有两处：临濠(今安徽凤阳)和滁州(今安徽滁州)。以正统的国家礼仪带动非正统的民间信仰，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的发展，江淮分水岭地区农业生产水平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关于农业信仰方面的问题，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研究，但多是从节日礼俗的角度出发，对于农神崇拜在农业生产中的特殊作用仍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因此，本文以明初农业生产为出发点，以城隍崇拜为界点，从明初农业生产的时代背景，城隍崇拜的表现形式，明初城隍崇拜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尝试探讨城隍崇拜与明初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

一、明初农业生产的时代背景

(一)灾荒、流民等问题突出

元末，土地高度集中，贫富分化日益加剧，贵族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人民却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矛盾最终激化，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连年征战使本就匮乏的土地更加贫瘠，耕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灾荒问题、流民问题等也日益突出。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军事管辖区田赋的征收办法是设置营田司，并由营田司在清理田地的基础上确定赋役的征收，这是明代田赋制度化的开端。[2]明朝建立之初，国家政局尚不稳定，同时各方面的恢复与建设又要耗费大量的物资。朱元璋即位之初虽秉持勤俭节约的治国理念，但国家政权的运作仍需巨大开支，如定都建城、军费开支、百官俸禄等都是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而这些费用的来源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农业税收，但此时刚经历过战争的百姓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赋税征收乃明初统治者的一大难题。

(二)明初统治者采取的系列恢复农业生产措施

首先，丈量土地，核实户籍，定其赋税。《明史·食货志》记载了洪武元年太祖朱元璋派遣周铸等164人去浙西核实田亩，为制作鱼鳞图册作准备的事情，“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明太祖即帝位，遣周铸等百六十四人，核浙西田亩，定其赋税。复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而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产寄他户，谓之铁脚诡寄。”[3]1881

其次，将无地或少地的民众迁移至地多之处，大力开垦荒地。移民开垦的规模相当庞大，据史料记载，洪武三年，从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地移民四千户至凤阳一带，又从江南移民十四万户于凤阳。洪武九年十月、十五年九月分别从山西及其真定一带，广东番禺、东莞、增城移民数万至凤阳屯田，期间从江浙迁来的富商巨贾定居于天长、定远、全椒、凤阳等地。政府给予这些移民满足温饱的粮食，以及耕作的种子和工具，且免征他们三年的税收。《明太祖实录》中写到“洪武三年六月辛巳，上渝中书省臣曰：‘苏、松、嘉、湖、杭五郡地狭民众，细民无田以耕，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给，临濠(今安徽凤阳)朕故乡也，田多未辟，土有遗利，宜令五郡民无产者汪临濠开种，就以所种田为己业，官给牛、种、舟、粮，以资遣之，仍三年不征其税。于是徙者凡四千余户。’”[1]1053对此，《明史·食货志》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可考,“其移徙者，明初，当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馀户，往耕临濠(今安徽凤阳)，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其移徙者，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初亩税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馀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3]1879-1884正是在外来移民的大量开垦荒地，以及军队在凤阳屯田的共同作用下使得曾经荒芜的凤阳，一度出现出现了桑麻遍地，粮储万石的繁荣昌盛景象。“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於农，其法最善。”[3]1877

再次，停建了耗资巨大的明中都。“洪武八年四月丁巳，上还自中都，诏罢中都役作。初，上欲如周汉之制营建两京,至是以劳费罢之。”[3]1684-1685明太祖以大局为重，为避免奢侈浪费停建了耗资巨大的明中都。

最后，颁布了一些与农事相关的祭祀礼仪。在具备了上述一定的物质条件后明太祖还颁布了一些与农事相关的祭祀礼仪，从思想上带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将城隍列入国家祀典就是其中一项较具代表性的内容。传统观念中城隍可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护一家利益。明初城隍已趋于人神化，往往以深受本地敬仰或和与本地有关的历史人物充当各地城隍神，故各地城隍神也各不相同。有明一代人们不仅把城隍当做保护农作物丰收的神，更把他当做是家庭的守护者，可保家人无病无灾，福运绵绵。更甚者，还有把城隍当做惩恶扬善的冥界父母官。[4]可见城隍在明代农民的心目中地位之高，这也正是和明初统治者的农神崇拜政策密不可分的。《明史》中记载了明初皇权对于城隍崇拜的亲睐。朱元璋是明教起家的，深知宗教的蛊惑力，所以登基以后取消了一些宗教(如明教、白莲教等)并视为非法，但是对于城隍却亲睐有加。一方面城隍的信仰可以吸引绝大多数的民众，使之不受其他宗教的蛊惑；另外一方面城隍对城市的保护也正是统治者需要的。

明太祖对城隍特别崇敬，曾亲诏刘三吾：“朕设京师城隍，俾统各府州县之神，以鉴察民之善恶而福祸之，俾幽明举，不能幸免。”[1]755明太祖更册封京都、府、州、县四级城隍，各级城隍神都有不同爵位和服饰，各地最高官员需定期主祭。明代城隍神信仰趋于极盛。洪武二年正月丙申朔(1368年2月7日)，“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当时的京都(南京应天府)的城隍神被封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开封府(朱元璋特别考虑把开封作为首都候选地)的城隍神是“承天鉴国司民显灵王”，临濠府(朱元璋的出身地，今安徽凤阳)的城隍神是“承天鉴国司民贞佑王”，太平府(1355年渡江后最初的根据地，今安徽当涂)的城隍神是“承天鉴国司民英烈王”，和州(渡江前的根据地，今安徽和县)是“承天鉴国司民灵护王”，滁州(1355年冬，朱元璋形成自己集团后攻下的第一个城市，并作为根据地，今安徽滁州)是“承天鉴国司民灵佑王”。京都以外的五位城隍，都是正一品。这一都五府州以下，府城隍“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被封为正二品，州城隍“鉴察司民城隍威灵侯”为正三品，县城隍“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为正四品。[5]朱元璋敕封城隍的用意，据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载，太祖谓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洪武三年，朱元璋又定庙制，府州县城隍庙与各地官署正衙高广相当。并命各级官员赴任时，在城隍庙里宣誓就职。《大明会典》卷九三载：每岁仲秋祭都城隍神，“遣官诣庙致祭，国有大事则告”。明代府州县新官到任，必先宿斋城隍庙，以与神誓，请求城隍爷一起协助地方政治事务。

二、明初城隍崇拜的表现形式

由于城隍地位的特殊性，故在许多地方每年都要举行集会型的祭祀活动。明初在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日之类的祭祀活动中，城隍主要是作为地方上祭祀鬼神的主祭出现，与当时的农业生产活动之间的关系看似还不是十分明确。而人们在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劳作中却隐含着许多城隍崇拜的思想。以下主要从官方和民间两个方面探讨明初城隍崇拜的表现形式。

(一)明初官方城隍崇拜

1.建城隍庙、百万仓等。明初朱元璋曾大规模建设中都凤阳，故中都的许多农用建筑或神庙建筑的建造记录比较详备。城隍庙和百万仓在建凤阳城时设立。乾隆《凤阳县志》说：“明中都城隍庙，‘洪武初建，殿庑门楼极宏敞，中多明人修庙碑”。柳增荣《中都城隍威灵王纪略》说：“诏曰‘封杨某为中都城隍威灵王，敕工部于中都南门外择地建庙。庙中殿陛、门殿、阶级，仅次天子一等’”[6]可见，当时的城隍庙建筑规格之高。从仅次于皇帝一等的待遇中可以看出朱元璋对于家乡凤阳的城隍崇拜是极其重视的。另外，就是百万仓的建立。《中都志》：“广储一仓、二仓、三仓、五仓俱在府治西北二里。洪武五年，立百万仓。十一年，改为广储仓。广储四仓，在旧城涂山门内。”[7]

2.定祭祀城隍礼制。“二年二月，帝建先农坛于南郊，在耤田北。亲祭，以后稷配。器物祀仪与社稷同。祀毕，行耕耤礼。御耒耜二具，韬以青绢，御耕牛四，被以青衣。礼毕，还大次。应天府尹及上元、江宁两县令率庶人终亩。是日，宴劳百官耆老于坛所，十年二月，遣官享先农，命应天府官率农民耆老陪祀。二十一年，更定祭先农仪，不设配位。”[3]1271从史料可知，皇帝要亲自参加籍田礼，且要使用一定规格的器物作为配置。用青绢装饰耒耜，耕牛也是身披青衣。皇帝亲自扶着劳作工具举行祭祀四时，表示春耕的开始，向神灵祈求好收成。

(二)明初民间城隍崇拜

我国古代民间祭祀农神的活动历史悠久，农事祭俗主要涉及农业生产、岁时节令以及二十四节气等环节。明初民间与城隍崇拜相关的的民风民俗更加完备，比较常见的有：鞭春牛、丰收祭、祭社、庙会等。

1.鞭春牛。即所谓的开犁仪式，目的是为了使耕作顺利、祈求丰收，在春耕之前举行。活动环节一般包括点香、烧纸钱、叩拜、打碎土牛等。祭祀结束后，村民们要坐在一起吃饭饮酒，意在同心协力争取丰收。另有一些地区选择糊春牛图，其用意与鞭春牛有异曲同工之处。

2.丰收祭。即丰收之时举行的感谢神灵保佑收成的仪式。因我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各种作物成熟的时间各不相同，故明初各地举行丰收祭的时间也各不相同。人们通常会准备丰盛的酒食瓜果，载歌载舞，场面较为喜庆。

3.祭社。包括春祭与秋季祭两种。春祭与鞭春牛相似，秋祭与丰收祭相似，但社祭的活动内容要相对丰富，有备社食酒肉、村民不分贵贱共同祭神、祭祀后共同分享食物、击社鼓等。

4.庙会。因区域不同，各地举行庙会的时间也有所差异，较为常见的有三月、五月等。有学者考证，“庙会”的名称是明中后期才形成的。[8]暂不考虑其考证是否存在纰漏，单从民俗形成的长时段性与传承性而言，推测明初各地确有城隍庙会形式的活动是无容置疑的。明初的城隍庙会不但有祭祀神灵祈求福泽的功能，也开始逐渐向市场型转变，可谓是明中后期庙会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原始因素之一。滁州城隍为正一品，每逢四月十五城隍庙会期间,乡绅社首，善男信女顶礼膜拜，祈求城隍老爷保佑。.

除了以上祭祀活动外，还有祈求风雨、祈求晴天、祈求避免虫害等与农作物生长息息相关的求神活动。同时，二十四节气的变化也与农祀活动紧密的联系了起来。比如，立春、清明、立夏、立秋、冬至等也会相应的举行一些农祀活动。

综上所述，可以将明初的农业产生与城隍崇拜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农事祭祀的主题由国家和民间两部分组成。两者在形式上各不相同，在本质上却又相互影响，彼此渗透。其二，农事祭俗已成为农业生产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始终。而且，明初的农事祭俗受生产环节与岁时节令的双重影响。其三，农事祭俗的仪式纷繁多样，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的特色。

三、明初城隍崇拜的影响

明初农业虽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工具并没有多少创新和改进。犁、锄、镰、锹等工具，仍然沿袭着古老的类型。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是凭借社会环境的安定和农业政策的推动。大片土地的开垦利用，农田水利的兴修，使耕地面积扩大，农作物生长有了物质保障。农神崇拜的推广使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一定的精神寄托。土地神是民间信仰的地方保护神，为历代汉族人民所供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祭祀土地神多为祈福、保平安、保护收成。土地神的神祗地位虽然很低，却是与下层民众的生活联系最紧密的。明初的城隍崇拜无论对当时社会还是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政治上以农立国，巩固根本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农业是最根本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既关系到民生问题，也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政局走向。正所谓“以农立国，巩固根本。”元末农民战争使朱元璋深刻认识到农业生产对于国家安危的影响，他极其重视对农民耕织务本的劝导，城隍崇拜成为朱元璋用以强化农本意识的一个手段。为了强化教化作用，朱元璋亲身力行，率先示范。建国之初朱元璋亲自参与的籍田礼就是代表性的农业祭祀活动。农业祭祀一定程度上能使百姓安于现有生活和秩序，对于明初尚不稳定的政局而言很有积极作用。同时，给人以精神寄托，从而有助于政策的推广，继而解决一些与民生相关的问题，比如明初的流民问题等。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方式途径却各不相同。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使百姓能在一种相对轻松愉快的环境下服从自己的管理，从而达到国家政局稳定的局面，可称得上是一个上上策。既有强化皇权功能，又有社会整合功能。

(二)经济上提高农耕积极性，富国强民

“《记》曰：‘取财於地，而取法於天。富国之本，在於农桑。’……而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给边军，餫饷不仰藉於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3]1877可见，明初的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速度之快。而农业作为传统经济的主要来源，它的发展与停滞都与劳动人民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往往又与民间农神崇拜息息相关。

(三)文化上维持秩序，教化乡里

文化符号学观点认为,符号是构成文化意义的要素和密码，符号系统是联结主体意识与对象世界的桥梁。不妨将农祀看作是联结农民的主体意识与农作的实际状况之间的符号。古人尊天而亲地，报答大地之恩赐而奉土祭社。农祭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不仅满足着人们的各种现世需要，也对民风有着一定的教育引导作用。民间农祭活动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百姓向淳朴、感恩、团结、向上的方向发展。比如祭祀礼仪结束后的集体宴饮环节，人们不分贵贱，不论尊卑，一律平等的享用祭祀后的食物，寓意共同努力、团结协作的取得丰收。

四、结语

农业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中国是一个有着上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家，农事信仰的历史也十分悠久。农事信仰的背后始终贯穿着先民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理解。从祈农到种植宜忌等可以窥见先民在农事活动中驱疫辟邪、祈丰纳吉心理。农业是封建社会的立国之本，是维持整个封建政权运作的物质基础。希冀农业丰收是统治者所期盼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各项农业税收，才能充裕国库。明初的城隍崇拜是封建国家神灵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朱元璋的政策取向，使得城隍崇拜在国家官方祭祀中占主要地位。城隍崇拜与封建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相适应。同时，城隍崇拜也并非全部是政治化的产物，它同时也是一种民俗文化，一种基层百姓的心灵寄托，一种神灵思想的传播与积淀，是我国传统农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俗信仰与农业文明共同成长。

[1] 明太祖实录[M].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2] 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黄超.城隍信仰初探[D].湘潭:湘潭大学,2011：11-16.

[5] 滨岛敦俊.朱元璋政权城隍改制考[J].史学集刊，1995.

[6] 王剑英.明中都研究[M].北京：青年出版社，2005：134.

[7] 柳琰.中都志[M].南京：南京图书馆藏明弘治刻本：182.

[8] 吉发涵.庙会的由来及其发展演变[J].民俗研究，1994(1).

责任编辑：刘海涛

TheAnalysisoftheRecuperatingPolicyofJianghuaiAreainEarlyMingDynasty——takingtheagriculturalproductionandtheTownGodworship
inearlyMingDynastyasanexample

Zhou Mengke,Li Yingqing

In early Ming Dynasty,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Jianghuai watershed area was improved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dynasty,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a series of recuperating policies adopted by Zhu Yuanzhang.Among them,in ter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the folk Farm God worship has been cleverly put into full play.This worship had been used to strengthen local control;it not only promot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folk belief in the Town God,but also played a very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This paper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early Ming Dynasty,the forms the worship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impact of the Town God worship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own God worship and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early Ming Dynasty.

early Ming Dynasty;Jianghuai area;recuperating policy;agriculture;Town God worship

F812.9

：A

：1673-1794(2017)04-0005-04

周梦柯，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安徽 淮北 235000)；李应青，滁州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编审，研究方向：历史文化(安徽 滁州 239000)。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SK2017A0420)

2017-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