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生态福利绩效研究综述*

亓 朋，徐昱东，邓丽娜

（鲁东大学 商学院，山东 烟台264025）

【管理与实务】

国内外生态福利绩效研究综述*

亓 朋，徐昱东，邓丽娜

（鲁东大学 商学院，山东 烟台264025）

当前国际发展理念强调，好的发展应该是在生态规模一定的情况下社会福利持续增加。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还受生态资源社会福利产出效率的制约和影响，即生态福利绩效。从生态福利绩效指标构建方法、指标设计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为中国问题导向的后续研究提出若干建议。

生态福利绩效；社会福利；生态消耗；经济增长

依照绿色经济理论，生态福利绩效也被称为生态福利或生态绩效，是社会福利的价值量和生态资源消耗的实物量比值，可以反映单位生态消耗的福利产出效率。Daly（1974）最早提出要通过计算单位自然消耗所带来的福利水平的提升来评估各国的可持续发展状况［1］，并将其表示为服务（人类最终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效用或者福利）与吞吐量（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低熵的能源和物质以及最终向生态系统排放的高熵的废弃物的总和）的比值，即生态福利绩效（诸大建等，2014）［2］。但 Daly并没有据此提出一个在实践中可以量化和对比的指标。同时，生态资源吞吐量没有明确的测算方法，以至于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一直得不到广泛应用。直到Rees（1992）提出了生态足迹的概念，并被认可为衡量人类自然消耗或者生态环境影响的重要指标之后，生态福利绩效的研究才得到发展，但目前仍处于萌芽和起步阶段（臧漫丹等，2013）［3］。

国内最早研究生态福利绩效是诸大建团队，诸大建等（2006、2008［4］、2013［5］、2014［2］、2015［6］）、臧漫丹等（2013）等围绕生态福利绩效从概念、内涵、指标构建、意义以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多个层面的研究。上述研究发现，之前由于离生态承载力边界较远，可以通过增加人造资本以及提高其效率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当前世界各国相继面临着生态资源边界的约束越来越大的状况，同时面临着“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问题”（诸大建，2014）［7］，因此需要转变发展观念，其指导理论也应由新古典经济学向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转变，在强调生态资源生产效率的基础上，更强调在物质规模为一定情况下实现较高的福利水平，而生态福利绩效衡量的就是人类社会是不断向这个目标靠近还是远离。

一、生态福利绩效测度方法及指标构建

在如何衡量生态福利绩效的问题上，目前主要有两类方法。一类方法是采用比例算法。如国内学者何林等（2011）［8］、杨爱婷等（2012）［9］、臧漫丹等（2013）、诸大建等（2014）、刘国平等（2011、2013、2016）［10－12］、付伟等（2014）［13］、冯吉芳等（2016）［14］均采用这一方法，分子为用人类发展指数或其他指标来衡量的社会福利水平，分母为生态足迹或者衡量生态消耗的其他指标。国外的部分学者如 Prescott（2001）、Marks等（2006）、NEF（2006）、Common（2007）、Yew（2008）［15］、Abdallah等（2009）、Jorgenson等（2014）［16］也采用了较为常见的比例算法来构建生态福利绩效指标，分子为社会福利水平（国外大多数研究均采用包含主观福利和客观福利的综合指标），分母为生态资源消耗程度（国外研究基本上采用生态足迹作为生态资源消耗的代理指标）。

第二类方法则区别于常见的比例算法来构建生态福利绩效指标。如Dietz等（2009）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来构建生态福利绩效指数［17］，Knight和Rosa（2011）则采用方程（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生态足迹为自变量）回归结果中的非标准化残差项作为各国生态福利绩效的指标［18］。国内学者如诸大建、何芳和霍佳震（2014、2015）、刘国平等（2014）［19］、龙亮军等（2016）［20］等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来计算相对于生态投入（全要素投入）的福利产出的福利绩效，以评估可持续发展水平。

上述两种方法虽各有优劣，但上述研究都涉及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用哪种指标可以较好地衡量一个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和生态消耗水平。之前对如何更好地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学术界的争议较大。客观福利指标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GDP以及在此基础上改进的指标（包括ISEW、GPI、GS等）；第二类是出生时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等单一指标；第三类是综合指标，其代表性指标为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由于该指数集成反映了人类发展的基本内涵，既包括经济福利又包括非经济福利（臧曼丹等，2013），因此被广泛采用。正如《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16）提到的，“自1990年该指数发布以来，不乏关于人类发展测量改善的批评和建议”，但“这些研究所得的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高度相关”，因此虽然指标中仅包含了收入、教育和健康三个维度，但是“由于指标精炼，这一指标具有更好的操作性，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实际影响”。除了上述客观指标外，部分国外研究也采用主观福利指标来衡量各地区的福利水平，如Knight和Rosa（2011）的研究中，将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Gallup World Poll）中微观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平均值作为衡量一国福利水平的指标。Bjornskov（2010）［21］以及 Helliwell等（2009）对此也有共识。Veenhoven（2002）认为，主观福利指标提供了比客观指标更综合性的评价，客观福利只是人们实现高福利或生活质量的投入指标，而主观福利更好地反映了人们的真实福利感受［22］。Stiglitz等（2010）也指出，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指标均提供了生活质量方面很重要的信息。本文认为，社会福利是由社会共同体中每个人的福利组成的，是微观个体福利的“加总”，尤其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良好生态环境和福利水平提升的偏好更强烈，因此需要充分考察微观主体的福利感受。

对于生态消耗指标，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两类指标。一类是生态足迹①生态足迹通过计算人类所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来衡量人类对生物圈的需求，包括可再生资源消耗、基础设施建设和吸纳化石能源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扣除海洋吸收部分）所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2））。，国外大多数研究采用了这一指标。类似地，由于国家层面的生态足迹数据可以从“全球生态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中查到，因此国内学者在针对国外样本的研究中也基本采用了生态足迹指标，这类研究包括臧漫丹等（2013）、诸大建等（2014）、付伟等（2014）、刘国平等（2016）等。另一类是其他指标。由于我国省级层面的生态足迹数据缺乏，因此现有研究更多地是采用其他指标来测度一个地区的生态消耗水平②龙亮军等（2016）和冯吉芳等（2016）采用生态足迹作为生态消耗水平的替代指标，以此来测算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这两个研究生态足迹的数据主要是利用其他学者的现有数据或进行简单处理得到。，如龙亮军等（2016）的研究对象是上海市，生态足迹数据来自姜绵峰和叶春明（2015）对上海市生态足迹的测算数据，冯吉芳等（2016）的人均生态足迹数据是根据《2010年中国省市区生态文明水平排名报告》（2012）中的数据计算得到。这类指标主要包括碳排放量（刘国平等，2013、2014）、资源消耗指数（诸大建等，2014、2015）、污染排放指数（诸大建等，2015）、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综合指数（Dietz等，2012）、人均 CO2排放量（Ng，2008）等。

二、利用生态福利绩效评价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

部分研究测算各地区的生态福利绩效，并以此作为评价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针对中国样本的研究包括张军（2009）［23］、樊雅丽（2009）［24］、何林等（2011）、刘国平等（2011［25］、2014）、刘国平和诸大建（2013）、诸大建等（2014、2015）、刘应元等（2014）［26］、龙亮军等（2016）、冯吉芳等（2016）［27］。上述研究表明，我国有相当数量省份的生态福利绩效呈下降趋势，且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

在针对国外样本的研究中，付伟等（2014）发现，有7个国家（巴西、尼日利亚、埃及、墨西哥、越南、苏丹和乌干达）的人类发展指数和资源消耗呈增长趋势，但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人类发展指数的增长速度，从而生态福利绩效在下降；其余17个国家的生态福利指数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但只有中国的生态足迹呈增长趋势［13］。刘国平等（2016）针对APEC国家的研究表明，智利、越南、日本等国的碳排放福利绩效水平较高，而新加坡、秘鲁等国的碳排放福利绩效增长较快。臧漫丹等（2013）针对二十国集团成员的研究表明，1996—2007年生态福利绩效呈下降趋势的只有中国、巴西和墨西哥，其中中国的下降速度最快，其他国家均呈上升趋势，表明福利增长与生态资源消耗之间以绝对脱钩为主。

三、探讨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影响因素

1．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让人们福祉发展得更好的能力”，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环境治理的关键推动力（York和 Rosa，2003；祝爱民等，2011［28］），政府提供持续增长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提高福利水平的根本保障（诸大建和徐萍，2010）。然而，生产跑步机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环境恶化的主要推动力（Knight和Rosa，2011；Gould等，2004），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源密集型投资和高污染技术驱动的，而这些投资和新技术需要更多的能源以及化学物质代替早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程序，因而它所导致的生态恶化比以前更严重（陈涛，2011）。

从实证角度看，这方面的研究包括：Common（2007）、Rice（2008）［29］、Knight（2011、2014［30］）、Dietz等（2009、2012［31］、2014［32］）、臧漫丹等（2013）、诸大建等（2014）、Jorgenson等（2015）［33］、刘国平和朱远（2016）、邓小乐等（2016）［34］。具体而言，Common（2007）利用2001年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生态福利绩效随着经济增长递减，越富有的国家生态福利绩效越低。类似地，Rice（2008）通过皮尔森相关性分析，发现自然消耗的边际福利效应在落后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依次递减。Knight（2011、2014）和 Dietz等（2012、2014）利用跨国截面和面板数据研究得出的结果一致，即发现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是倒U形关系，该结论与何林等（2011）和陈欣（2012）对陕西省的研究、诸大建等（2014）利用124个国家和地区横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以及臧漫丹等（2013）利用二十国集团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基本一致。然而，Jorgenson等（2014［35］、2015）利用近 40年106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导致生态福利绩效降低：对亚洲和中南美洲，经济发展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为正且在不断增加，对北美洲、欧洲和大洋洲地区经济发展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较为稳定。与上述研究结论较为一致的是刘国平等（2016）对1990—2011年APEC成员国的研究，该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福利绩效之间为U形曲线关系，即经济增长一开始不利于碳排放福利绩效的提升，但当达到一定阶段后对碳排放福利绩效能起到促进作用。

2．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因素

刘国平等（2013）利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将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的因素分解为技术效应和服务效应，结果表明推动中国省域碳排放福利绩效的主要力量是技术效应，服务效应对碳排放福利增长有抑制性作用。诸大建等（2014）、彭鹃等（2015）［36］、冯吉芳等（2016）等也采用类似方法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刘国平等（2014）的研究发现，城市化率、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文化程度、政府规模、贸易开放度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生态福利绩效。除此之外，现有研究表明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的因素还包括能源排放比率（彭鹃等，2015）、气候（van de Vliert，2009；Knight等，2011）、社会资本因素（Manno，2002；Seyfang，2009；Knight等，2011）、不平等（Rice，2008；Knight，2014；Jorgenson等，2015）、民主（Murphy，2000；Knight，2011；Jorgenson等，2015）、人力资本（Dietz等，2009）等。

四、结 语

综合看来，虽然上述文献已经就不同样本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多个层面的研究，但在指标选取以及具体研究方法上仍有改进空间。本文认为，以解决中国自身问题为导向的后续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1．构建横纵向比较的省级层面的生态福利绩效指数

虽然已有针对中国省级层面的研究，但研究对象、具体指标设计以及处理方式等要进一步优化。例如，诸大建等（2014、2015）的研究对象是我国35个大中城市，而各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但并不能完全代表该省的情况。在冯吉芳等（2016）的研究中，对各省区人类发展指数的处理方式是直接采用历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公布的省级层面的人类发展指数作为各省的福利水平，但由于历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公布数据的测算标准是不一致的，尤其是人均GDP指数的测算基期不一致，因此进行纵向比较就存在难度。虽然刘国平等（2011、2014）在利用《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公布的数据时按照统一年份的价格对各省份的人均GDP进行换算并重新计算，但在数据处理时应考虑到省级层面的购买力平价问题，因为地区间物价水平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的名义收入存在被高估或低估的现象，需要用更合理的真实收入指标来衡量区域收入水平（闫梅和樊杰，2016）［37］。因此，后续的研究可以以《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测算人类发展指数的方法为基础，将各省历年的人均GDP按照空间价格指数（Space Price Index）且以某一地区为基准进行纵向和横向的修正，同时在标准化处理过程中为所有年份的指标设定同一个标准，以便得到可以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的人类发展指数。

2．从投入端和输出端多个角度准确衡量省际的生态消耗水平

虽然现有针对国际样本的研究中大多数采用生态足迹作为生态消耗水平的测度指标，然而本文认为该指标存在一定缺陷，尤其是针对我国省级层面的研究。按照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首先需要计算各省各类产品的人均消耗，然而对我国的一些地区而言，商品生产量很大但消费量并没有同比例增加，因此以人均产品消费量测算的此类地区的生态足迹会存在低估现象。Knight等（2011）以及 Rees（2006）对生态足迹指标存在的诸多缺陷均提出了很多讨论。同时，基于现有数据条件，完全按照生态足迹模型对中国各个省份计算生态投入不具有可行性①在利用国家生态足迹账户（national footprint accounts，NFA）计算方法时涉及的资源类别超过200种，“隐含能源”（embodied energy）包含了超过600种产品（Kitzes等，2007）。（诸大建等，2015）。另外，上述研究中，如刘国平等（2011、2014）利用IPCC方法计算了各省的生态消耗指数②计算方法是先通过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地区能源平衡表获得各省各种能源的终端消费量，然后分别用能源的终端消费量乘以各自的碳排放系数，最后在获得碳排放总量后除以人口总数得到人均碳排放量。，但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可以发现，我国一些省份，如山西、内蒙古等能源生产量非常高，但终端消费量占比却较低，如山西省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其生产的能源中仅有22．8%③利用《山西统计年鉴2014》中的数据计算得到。（2013年）供本省终端消费使用，另一些地区则相反，因此采用此种方法测算各省的生态消耗存在偏误，对部分地区存在低估和高估现象，且上述研究没有考虑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消耗问题（Wackernagel等，2002）［38］。由于不同省份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单从投入端或消费端来测度省级层面的生态消耗会存在一定偏误，为了更好地反映省级层面的生态消耗水平，可以从投入端和输出端两个层面构建生态消耗指标，以便准确测度各省的生态消耗水平。

3．着重考虑经济开放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效应

虽然现有研究已经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个角度的研究，但较少涉及经济开放因素，如对外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等。然而理论研究表明，贸易开放、FDI等对生态福利绩效会存在一定影响。例如，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利于突破资源瓶颈而推动一国经济增长和提高收入水平④在近期对中国的研究中，唐宜红等（2007）、包群（2008）、杨汝岱等（2008）、李锴等（2011）、谢杰等（2012）、彭云等（2012）、李娟等（2014）、Hao（2014）等基本上均得出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的结论。，也可以通过技术外溢而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⑤相关的研究包括许和连等（2005）、魏下海（2009）、盛斌等（2011、2012）、余淼杰（2010、2011）、毛其淋等（2013）、杨玲（2014）、何雄浪等（2014）、于燕（2014）、戴觅等（2014）等。，从而提升单位资源消耗的经济产出，同时国际贸易的发展有助于扩大优势产业规模，从而提高东道国的就业水平并优化其产业结构⑥在贸易与就业关系的研究中，被广泛引用的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有助于增加就业（Krueger等，1995；Melitz，2003；Feenstra等，2007；Dutt等，2009；Stone等，2011；Görg等，2011；Felbermayr等，2012）。国内学者如盛斌等（2008、2009）、邵敏等（2011）、刘志成等（2014）等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对外贸易也会通过其他的渠道，比如国外征收碳关税、较高的环境规制或者较高的国际排放标准等，使东道国企业主动或被动地减少单位资源消耗的污染排放（Jorgenson等，2014）。同时，伴随着有形货物尤其是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东道国直接或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资源和自然资源，从而导致对自然资源的高度消耗和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贸易开放可能是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的重要因素（Jorgenson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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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ecologicalwell-being performance study home and abroad

QIPeng，XU Yu-dong，DENG Li-na
（School of Business，Ludong University，Yantai264025，China）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hilosophy stresses that the good development should be the continued increase in social welfare w ithin a certain limit of the ecological scale．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epends not only on labor productivity and capital productivity，but also on the efficiency of social welfare outputof ecological resources，namely，ecologicalwell-being performance．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s are combed and reviewed from the aspects of construction methods of ecological well-being indicators，indicators design，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follow-up study of Chinese problems．

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social well-being；ecological resources consumption；econom ic grow th

C 939

A

1674－0823（2017）06－0521－06

10．7688／j．issn．1674－0823．2017．06．08

2017－03－0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0307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5YJC790079）；山东省自然科学规划基金项目（ZR2015PG002）；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6CJJJ33）。

亓 朋（1981－），男，山东潍坊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证等方面的研究。

* 本文已于2017－07－13 16∶15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170713．1615．040．htm l

（责任编辑：张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