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体学视角下译者性别身份对译文的影响
——以《飘》两种译本为例

余 珺 文 宁 席思宇 欧冰睿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语言与文化】

女性主义文体学视角下译者性别身份对译文的影响
——以《飘》两种译本为例

余 珺 文 宁 席思宇 欧冰睿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文体学的发展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目前鲜有将女性主义文体学与翻译研究相结合来分析文本。本文从女性主义文体学的视角出发，结合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飘》两种由不同性别译者翻译的译本为例，对比分析译者性别身份对译文词汇选择和及物性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译者由于没有形成系统的女性主义翻译观，在翻译过程中流露出不固定的性别意识。若要彰显原文的女性主义色彩，还需译者采用女性主义文体学的理论分析原文，将女性主义翻译策略落实到翻译实践中。

女性主义文体学；译者性别身份；女性主义翻译；《飘》

作为美国经典小说，《飘》在世界范围内畅销不衰，其中含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特色。自1940年引入中国以来，先后有十余种翻译的版本，不同的译者对作品中的性别问题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虽然中国译者还不具备自觉的女性主义翻译观，但在译文中依然会自然流露出不固定的性别意识。本文拟从女性主义文体学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出发，运用女性主义文体学理论分析原文文本，用女性主义翻译观对比分析不同性别译者的译文中所流露出的性别意识，以求更好地忠实原文并保留其中的女性主义色彩。

一、女性主义文体学

社会历史和社会文化文体学，作为文体学派别之一，近些年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派别的开创者伯顿(D. Burton)认为，文体分析是了解通过语言构建出来的各种“现实”的有力方法，是改造社会的工具。[1]社会历史和文化文体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和批判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并试图改造社会上诸多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现象。[2]

而社会历史和社会文化文体学的分支之一——女性主义文体学——把社会性别概念引入了文体学研究，旨在分析暗含在语言中的“关于性别角色和性别身份的意识形态”。[3]女性主义文体学的领军人物塞拉?米尔斯(SaraMills)于1995年出版了《女性主义文体学》(Feminist Stylistics)一书，为女性主义文体学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在《女性主义文体学》的引言中，米尔斯指出了女性主义文体学的研究目的、依据和方法：“女性主义文体学不仅描述文本中的性别歧视，而且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审视文本，揭示叙述视角、能动作用、隐喻及物性系统等是如何出乎意料地与性别问题相联系。”[4]女性主义文体学以批判性语言学和话语分析为理论基础，对文本语言进行分析，弥补了传统女性主义文本批评仅关注文本内容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女性主义文体学已成为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工具，它揭示了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和女性所受的压迫和性别歧视，批判了父权制意识形态，使读者从性别视角重新审视文本语言。

二、文体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随着文体学研究的发展，基于文体学视角的文学翻译研究逐渐深入。1958年，法国学者让·保罗·维内(JeanPaul Vinay)和让·达贝纳(Jean Darbelnet)出版了《英法对比文体学——翻译方法论》(Comparative Stylistics of French and English:A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一书，开创了文体学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先河。进入21世纪以来，翻译的文体学研究日渐兴盛，有从综合视角出发谈论文体形式在翻译中的对等实现，也有采用特定文体学视角审视原、译文文体对等情况，或讨论某具体文体形式在翻译中的再现情况。[5]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学者开始逐渐认识到文体学对翻译的重要意义。我国文体学研究领军人物申丹教授指出：“文学翻译中的遣词造句常常涉及文体元素，因此理应与文体学研究结合甚密。”[6]现有研究绝大多数以英语文体为研究重点，对汉语文体关注较少，且研究主要集中在将翻译与功能文体学、叙事文体学相结合，而鲜有基于女性主义文体学的翻译研究。[7]

三、《飘》两种译本对比分析

(一)译者的性别身份与翻译

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和女性主义研究的深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兴起并日益成熟。它强调了女性译者在文本翻译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将性别视角带入翻译研究者的视线。然而，由于中国没有经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运动，译者还不能自觉地将女性主义与翻译实践结合起来，译文中所表现出的性别意识大多为自然流露。受社会环境和背景等影响，译者的性别身份不仅基于生理基础，也就不一定与其性别定位相符。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男女译者也会在译文中表现出性别差异。下面选取《飘》两种中译本(分别为男性译者陈良廷所译《乱世佳人》和女性译者李美华所译《飘》)中的译例，从词汇和及物性等层面对比分析译者性别对其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探讨译者在面对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作品时，是否能在译文中保留或突显原文的思想风格。

(二)词汇分析

1.爱称的翻译

当双方关系平等时，爱称的使用可以体现亲昵和喜爱，但爱称也可视为权力等级关系的象征。许多爱称的对象通常为女性，以物化女性的形式揭示出不平等的父权制权力关系。

“Why，honey， of course there’s going to be a war，” said Stuart.[8]

陈良廷译文(后简称“陈译文”)：“咳，宝贝儿，仗是当然要打的，”斯图特说。[9]

(李美华译文(后简称“李译文”)：“哦，亲爱的，当然会爆发战争的，”斯图尔特说。[10]

原文语境下，女主人公的玩伴和调情对象斯图尔特使用爱称称呼她为“honey”，对比两种译文，男性译者将“honey”译为“宝贝儿”，而女性译者则将其译作“亲爱的”。相比温和的“亲爱的”，“宝贝儿”明显带有挑逗、戏谑的意味，结合后半句，斯图尔特认为女主人公天真任性、不谙世事，这是站在男性立场上以居高临下、爱怜而本质上是瞧不起的态度看待女性。虽然男性译者作为说话者的同性，能更好地还原出原文人物的心态、态度和语气，但女性译者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干涉到原文，隐去了原文体现出的不平等关系。

“Sugar， you don’t need any more sawmills!” cried Frank， appalled.[11]

陈译文：“我的宝贝儿，你不用再买什么木厂了！”弗兰克吓得大声喊道。[12]

李译文：“亲爱的，你不需要更多的锯木厂！”弗兰克吃惊地叫了起来。[13]

在英语中，“sugar”多用来称呼女性，原文中女主人公的丈夫称她为“sugar”，这又是一个男性将女性物化为美味的供消费食物的爱称。这里，男性译者将这个爱称翻译为“我的宝贝儿”，而女性译者依然将其处理为普通的“亲爱的”。“我的宝贝儿”更加突出了女性的男性附属品身份和弱势地位。

2.性别歧视语的翻译

性别歧视语是性别歧视在语言中的具体表现，既存在女性歧视语，也同样存在男性歧视语。长久以来，由于男性语言被看作是语言体系的标准和主体，女性歧视语言较男性歧视语言更多地涉及到了生活的各个层面，所以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都是男性歧视语言不可比拟的。[14]性别歧视语的翻译，可以看出中国译者性别身份的不稳定性和自然流露的性别意识。

“I couldn’t risk being a wallflower just waiting on you two.”[15]

陈译文：“我可不能专门侍候你们两位，甘冒当墙花这份风险啊。”(原译文脚注：墙花指舞会中没有舞伴、坐在墙边的单身女子。)[16]

李译文：“我才不想为了只伺候你们俩而把自己变成舞会上受冷落的小可怜虫。”[17]

这里，男性译者对于“wallflower”特意加了注，补充说明了该词语指单身女子，而实际上“wallflower”一词同样可以用来指男性，牛津高阶词典中对该词的解释是：“a person who does not dance at a party because they do not have sb to dance with or because they are too shy.”即指那些在舞会上因无舞伴或腼腆而待在一旁的人。这个词语本身没有明显的性别歧视成分，但男性译者所加的注释突出了性别歧视的含义，而女性译者将“wallflower”译为“受冷落的小可怜虫”，更大程度上贬低了女性的身份。中国女译者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了传统价值观念和父权思想的影响，并不能有意识、系统地将女性主义翻译思想落实到实践中。

很多词汇一旦与女性身份相关联，就会成为贬义词。舒尔茨(Schultz)称之为“女性的语义贬低”(semantic derogation of women)，此类词汇的含义往往“约定俗成”，这种认识角度使得其他认识角度无从谈起，并且很难创造其他的意义表达不同的观点。[18]

If I couldn’t catch a better beau than that old maid in britches![19]

陈译文：我找不到比那个老处男更好的情人才怪呢！[20]

李译文：我要是找不到比那穿着裤子的老处女更好的男朋友，那才怪呢！(原译文脚注：因弗兰克年已四十，又像老处女般婆婆妈妈，所以思嘉戏称他为“穿裤子的老处女”。)[21]

“old maid”是典型的女性语义贬低词汇，充满了排斥和贬损，而针对男性就没有类似的表达。在原文中的这种女性歧视语言经男性译者翻译后，转变为了男性歧视语言，而女性译者却保留了原文语言中对女性的歧视色彩，甚至还增添了注释强调这一点。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译者对文学和翻译中的性别问题还不够敏感，不能恰当地驾驭文本、实施性别操控。

3.及物性分析

运用女性主义文体学分析文本，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使用韩礼德的及物性系统理论。及物性系统理论是语言三个元功能之一——概念功能的核心，它将人对现实和内心世界的经验语法范畴化，划分为物质过程、心理过程、言语过程、行为过程、关系过程和存在过程，并分析各过程的参与者和情景成分。及物性选择涉及到“在何种程度上人物是环境的被动受害者，或在何种程度上人物积极地控制环境，做出决定，采取行动”。

She wavered irresolutely and he was at her side， his hand on her arm in a grip that hurt. He gave it a slight wrench and she hastily sat down with a little cry of pain... He looked down at her for a long time， so long that her defiant gaze wavered and fell， and the he slumped into a chair opposite her and poured himself another drink. She thought rapidly， trying to lay a line of defences. But until he spoke， she would not know what to say for she did not know exactly what accusation he intended to make.[22]

陈译文：她刚摇摇晃晃地站立起来，他已走到她身边，一把抓住她的手臂。他只轻轻一拉，她便痛得哎唷一声又坐了下来……他低头盯着她看了很久，直把她看得双目低垂，败下阵来，他才颓然坐回她对面的椅子上，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她迅速思考着，竭力想筑起一道防线，可是她并不知道他打算怎样指责她，所以在他开之前，她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23]

李译文：她犹豫不决的，不知怎么办才好。他却已经来到她身边，手抓住她的胳膊，把她都弄痛了。他只轻轻地一拧她的胳膊，她便颓然坐了下去，痛得低声叫了出来……他低头看着她，看了很久，看得她那挑战性的目光游移不定，继而垂下了眼睑。然后，他跌坐在她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她思绪急速地运转着，试图筑起一道防御的战线。可是，直到他开，她也不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因为她不知道他具体要指责她的是些什么事。[24]

女性主义文体学强调“在何种程度上人物是环境的被动受害者，或者在何种程度上人物积极地控制环境，做出决定，采取行动”。[25]这两段集中描写了男主人公的物质过程。原文中用了诸如“gave”“looked down at”“slumped into”“poured”等动词来描写男主人公，且基本上有动作目标；而描绘女主人公物质过程的动词如“wavered”“sat down”“fell”“thought”“trying”等，大多没有动作目标。男性角色为施动者，是物质过程中的积极角色，其行为展示了绝对的统治领导地位；相比之下，女性角色消极被动，处于弱势。

这里，女性译者将“wavered irresolutely”由物质过程转换为心理过程，翻译为“她犹豫不决的，不知怎么办才好”，较男性译者的“她刚摇摇晃晃地站立起来”而言更能真切地反映出女主人公紧张、不知所措的心情。对于“his hand on her arm in a grip that hurt”，女性译者将其处理为把字句“手抓住她的胳膊，把她都弄痛了”；而对于“her defiant gaze wavered and fell”，男性译者使用了把字句翻译为“直把她看得双目低垂，败下阵来”。把字句的使用能够更好地突显男性施动主导、女性被动承受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四、结语

以上通过列举《飘》两种不同译本中的译例，从词汇选择和及物性层面对比分析了男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不同方法。译者虽然不时流露出流动的性别身份和不固定的性别意识，但还缺少系统性。在翻译过程中，如果用女性主义文体学理论剖析原文，更加关注文本的语言分析，就可以更加全面地解读原文；如果运用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就可以在译文中彰显原文的女性主义色彩。

[1][3]Burton，D.Through Glass Darkly；Through Dark Glasses.[M].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2.195.329.

[2]申丹.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00.

[4][18][25]Mills，Sara.Feminist Stylistics[M].New York：Routledge，1995.2.106.114.

[5][7]吴建.基于文体学视角的文学翻译研究：三十年回顾[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2014，(3)：95.99.

[6]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

[8][11][15][19][22]Mitchell，Margaret. Gone with the Wind [M].London：Pan Macmillan， 2014.5.607.8.91.888-889.

[9][12][16][20][23]米切尔.飘[M].陈良廷，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09.4.672.7.90.993-994.

[10][13][17][21][24]玛格丽特·米切尔.飘[M].李美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6.631.9.98.1004-1005.

[14]王栋.也谈语言中的性别歧视[A].吴友富.外语与文化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94.

【责任编辑：周 丹】

汉 马

2017-01-03

本文系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女性主义翻译视角下的译者性别身份流动性研究——以《飘》为例”(项目编号：201610533226)的研究成果。

余珺(1996-)，女，安徽芜湖人，主要从事英语翻译研究。

H315.9

A

1673-7725(2017)03-02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