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伦理小说繁盛的原因分析

杨润生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春，130032

清末民初的伦理小说繁盛的原因分析

杨润生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春，130032

为了厘清清末民初伦理小说繁盛的主要原因，从文化因素、政治因素、伦理因素三个维度分析论证了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由于人们的文化观念受到中西文化交流的碰撞带来的对传统观念的突破；由于政局动荡、饿殍遍野的社会现实，表现出乡土意识与改良精神之抗争；由传统的伦理道德层面向提倡平等、自由的主题突围的特征。可以说，对清末民初伦理小说繁盛原因之探究，从更深层窥见当时的社会矛盾以及民情百态，对研究我国伦理小说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清末民初；伦理小说；伦理关系；政治环境；文化背景

清末民初时期的伦理小说不仅原创作品数量骤增，而且小说的传播范围和读者的层次范围都空前扩大，以至于当时小说的影响力也大大的加强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这是前期伦理小说不能比拟的。正是由于清末民初小说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与跨越性，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链条。

随着清末民初商品贸易的迅猛发展，商业精神不断渗透到人们生活中，渐渐形成了一个以商人为轴心和以商品观念为依据的价值体系。商人地位的逆转不只是金钱至上商业准则的确立，更重要的在于使得传统尊卑有序的伦理观念失去了根基，为世俗越礼越戒的僭越风气打开了缺口，进而为众人平等这样具有现代内涵的伦理思想的产生准备了条件[1]。作为伦理的载体形式之一，文学叙事具有一定的超越性质，但它在本质上是被某种价值观念渗透的话语叙事。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和伦理关系都处在急剧的变动之中。清末民初的伦理小说的兴起与上述诸多因素密切相关。下文结合这一时期伦理小说的代表作品，对清末民初伦理小说兴盛的原因进行分析论证。

1 清末民初伦理小说繁盛的文化因素

在清末民初的特殊背景下，梁启超发起的女权运动对当时的伦理小说的创作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许多西方文学作品在这个时期进入到了我国人民的生活当中，并被广泛传阅，很多清末民初的中国小说家深受西方文学中烈女形象和女权运动所构造的侠女形象的影响，新女侠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当时对女子的礼教制约还是很严格，但许多作品里描写的女子形象打破了常规，使女性具有独立人格和反抗精神，女性爱情观开始在文学作品中成为主题[2]。而且，由于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很多进步青年和有志之士选择走出国门，接受西方先进的文化教育，在西方，他们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从中他们不仅学习了外国文学的艺术特点，也掌握了外国文学的表达方式。在回国后，他们的文学创作经常会在形式和风格上模仿西方的文学作品。

轶池的《新女侠》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故事主要讲述了赵姓女子仰慕广西陈生，嫁给他不久之后，夫君被仇人杀害，因为赵氏女子颇有几分姿色，被张永生所相中，此人好色，妻妾成群，喜新厌旧，赵姓女子不为权势和金钱所动，朱其香为张永生出谋划策，从女子的母亲入手，其母以死逼迫女子嫁给张永生，女子为了母亲跟了张永生，但张永生时间一长就厌倦了她，继而母亲生病去世，女子也算为母亲养老送终，她报仇之后自己也自杀了。作品表现出了女子不希荣达、不畏权势、贞洁刚烈的性格，但是在对待母亲的时候也表现出了她的屈服和无奈。通过这部作品，了解到当时的许多伦理小说有意打破传统的封建礼教，让女人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以改变传统的封建礼教对女人束缚的状况。而伦理小说本身也对当时的女性思想有启发作用，让女性意识到应当解放女性权利，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而是有血有肉的独立的个体。由此，清末民初的伦理思想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重新评估了女性真正的价值，重新树立了女性形象的表现。

在古代，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很少，虽有花木兰、樊梨花、穆桂英这样的女性英雄，但凤毛麟角，在清末民初时期，在女权运动兴起之下，提倡女性解放，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也骤然增加，由此在文学创作中把女性形象推上了前台，小草的《武侠鸳鸯》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一部作品。故事以外国人的视角讲述了一段女子救父的事迹，其中亨利是一个英国商人，在墨西哥经营矿产生意的富商，因墨西哥内讧，居住在合众国边境，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函，问他要军需一百万英镑，他要求当面谈判，结果却被抓走了，丽斯是亨利之女，因担心父亲安危，跟踪并发现父亲被抓走后，就跑到合众国边境驻屯所求救，副官欧利克中尉起初因涉及多国外交没有答应帮助营救，丽斯就独自前往墨西哥救父，欧利克不放心就以个人名义跟了上来，两个人一路上互帮互助，齐心协力，成功营救了亨利，半年后两人结婚。故事中欧利克是一个侠情高义、聪敏机智的男性形象，而丽斯是一个仁义又孝顺，勇敢又美丽的新女性形象，这种新女性形象是受女权运动的影响所产生的，普遍出现在当时的文学作品当中。这类伦理小说突破了传统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再以男子为英雄人物，而是把女性形象放大，将女性的价值提高，并且这类伦理小说打破了传统的创作模式，开启了描写外国人物故事的先河，丰富了清末民初伦理小说的内容和形式[3]。同时，这部伦理小说也打破了旧有的传统的婚恋观，借用外国人的身份倡导自由恋爱。

2 清末民初伦理小说繁盛的政治因素

在清末民初时期，我国社会动乱，地区政局动荡不安，政治腐败，西方列强也不断地对我国进行侵略，自然灾害频繁，造成大饥荒，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不得不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远赴异地，走上一条逃荒路；加之，在对外战争中的频繁失败，强烈震惊了一直骄傲自满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在惨败中很快的意识到与西方列强的差距，开始寻求救国图强的道路。知识分子们从政治意义上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良主义文学运动，企图通过文学的方式来唤醒沉睡的国民，让人民看清楚清政府无能的真实面目，希望通过文学来改造中国。

世界一尘的《哀鸿》就是基于此背景讲述了当时的百姓在逃荒时发生的故事。故事以第三人称教师余某的同事某君的口吻讲述了当时的江淮以北，土地贫瘠，百姓贫苦，民不聊生，即使年老多病，襁褓婴儿也都不得不走上了逃荒之路，主人公刘龄，头发斑白，妻子已是五十多岁的老妇人，还有16岁的女儿阿丽，当时正值饥荒，逃荒已经成为了当时的风俗习惯，无论贫富都穿着补缀的破旧衣衫，扛着锅碗，打扮成乞丐的样子，成群结伴前行，如果仅仅呆在家里，不一起逃荒，就被看作是陋俗，刘龄家产丰厚，本无须衣衫褴楼，打扮成乞丐的模样乞讨，经受风雪之苦，但竟被当时的风俗习惯驱使，没有自主意识，仍随着大众一起前行，在逃荒之路，天气恶劣，路程遥远，刘龄一家三口不堪风餐露宿，身体枯瘦，途径某县，刘龄病重，不能继续随大队伍前行，暂且在一破庙养病，阿丽担心父亲安危，日日祈祷神灵保佑父亲身体痊愈，一老人了解情况后，深感同情，接济他们，老人在集市上开有店铺，老人经常派铺中的学徒张生庚带着财物接济刘氏母女，并关心刘龄的病情，久而久之，与刘氏母女熟悉起来，他对阿丽的孝心很敬佩，刘氏非常喜欢张生庚质朴又聪慧，有意将女儿嫁给他并资助张生庚开一间店铺，刘氏夫妇不愿继续居住在盐城那个陋俗之地，刘龄病愈后回到盐城，整理家产后都交给女婿，最终在女婿家乡养老。故事中刘龄家产丰厚，本可在家乡安稳生活，但被当时社会大多数百姓中普遍流行的民众意识所支配，受群体逃荒的乡土意识所迫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险些病死途中，与乞丐同命。从作品中透射出来当时社会激烈动荡，乡土意识支配着老百姓的思考方式和行为准则。作者通过文章展现出农村固有的陋习和旧思想，与传统伦理道德抗衡，不再死守乡土的意识，也给世人留下了警醒。

3 清末民初伦理小说繁盛的伦理因素

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造就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缺乏平等意识。在这样的环境下，孕育出了更明显的奴性，直接反应在人的尊严甚至人格等方面。但由于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了我国的国门之后，也将先进的思想文化带到了我国，西方所主张的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加之，许多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意识到了闭关锁国的危害，选择睁眼看世界，愿意接受西方思想中好的部分，剥除传统思想中的糟粕。这些进步人士也希望将沉睡的国民唤醒，因此有不少小说家在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思想之后，试图用文学作品传达其中的道理。所以，在清末民初时期有许多伦理小说是以提倡平等为主题的[4]。

阮有壬的《义仆》就是当时一部提倡平等的小说。故事主要讲述了俄国官员携夫人及女儿驾车旅经俄罗斯北部荒凉平原，行程中仅带了一名侍从干仆，长途跋涉后寻觅一旅馆休息，但官员因公事在身，不便停留太久，决定踏月前行，旅馆主人告诫有狼患，官员以为老板借此伎俩留客，不听劝告，执意启程，不想果真遭遇一群饿狼追击，主仆二人用枪击毙几只狼后，并未幸免于难，余狼嗅血腥气味后越加凶猛，追逐猛烈，枪弹已尽后，仆人见狼势之凶，于是决定殉其身以保其主，报答主人抚养之恩，但主人情深意切，把仆人看做兄弟，并不同意干仆之举，群狼攀援车尾之时，干仆跳车而下，血肉相搏，而后主人平安到达驿站，主人感激仆人义举，于是收养其妻儿。官员和干仆虽为主仆关系，但二人在长时间的相处中，已然成为了朋友家人，干仆在关键时刻能够舍身救主，官员也并未因为干仆是仆人而低看他一等，二人均是有情有义之人。通过作品表达了主仆的友谊与忠诚，提倡重义不重利，从中可以窥见当时人们伦理思想变化的轨迹，更加了解清末民初的文化思想。这个故事打破了我国传统的等级观念，讲求人人平等。作者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让当时的人们意识到，人人生而平等，人的地位可以有高低之分，但人格没有贵贱之别，人和人之间应该懂得互相尊重。

而景缄的《义丐记》更深刻地论述了这个道理。故事的内容是主人公叶君是一个盐商，傲富而尊贫，曾因吕氏在叶君困难时留他吃过一次饭，叶君铭记于心，当叶君发达以后，常常馈赠吕氏金钱，吕氏之子不务正业，好赌，败光家产后沦为乞丐，但叶君仍待他为上宾，并且叶君尊重乞丐，经常施舍钱财、衣物、食物给乞丐们，在乞丐们有困难时，他都会伸出援手予以帮助，乞丐们常会在深山里劫财，一次打劫之时，见是叶君，立刻道歉并护送叶君前行，而当叶君离世时，乞丐们都跑来悼念叶君，而后也常常有乞丐去坟前祭拜。叶君并未因乞丐身份低微而歧视他们，乞丐虽身处社会底层，但乞丐的重情重义之举，恐怕许多高贵之人也未必能够做到，乞丐表现出的有血有肉之情，值得赞扬。这个故事更加鲜明的驳斥了传统的等级观念，作者意图通过这篇文章让世人看清人的尊严和人格与人的地位并没有关系，希望人们能够一视同仁，能够平等地对待世上的每一个人，真正做到人人平等，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下，想要富国强民，铲除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才是根本[5]。

4 结 语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的伦理小说繁盛原因大致归纳为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和伦理因素。清末民初文学作为连接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桥梁，其文学价值不容忽视。它在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中介的作用，为现代文学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也使中国文学更加具有历史的概念。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清末民初的短篇伦理小说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无法像长篇小说那样同时展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线索，往往将精力集中于一个线索上面，但是“五四”作家却在这方面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于对横断面式的叙事手法已经运用得比较娴熟，因此可以利用对比的手法展现两个线索的故事[6]。新小说家们在使用限制叙事时，经常跳离叙述者限制的有限范围，过多地参与其他人物的心里活动，但“五四”作家却将这种外来借鉴的手法使用得更加得心应手[7]41。清末民初伦理小说这一文类的出现表现出了新一代的人民代言人内心的焦虑。不过，清末民初的伦理小说由最初的消遣娱乐的小作品到成为背负社会职责的上乘之作，可以看出是受到了很大的期望和要求的。新小说家们在抛弃了骄傲自大的心理之后，一方面依附于传统文学的精华，一方面大胆借鉴西方文学，无论从作品内容的整体构思还是写作的叙事方式，都进行了创造性的改变，也为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8]。

[1]马兵.从“朝圣者”到“经济人”：论晚清民初通俗小说的伦理维度[J].齐鲁学刊, 2010(6):131-135

[2]马航飞.在情欲与伦理之间：论清末民初小说的情爱叙事[J].江苏社会科学,2010(3):191-195

[3]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215

[4]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M].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3

[5]袁健，郑荣.晚清小说研究概说[M].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76

[6]王旭川,马国辉.中国近代小说思想[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192

[7]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伦理卷[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41

[8]程翔章，丘铸昌.中国近代文学[M].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05

(责任编辑：武艳芹)

10.3969/j.issn.1673-2006.2017.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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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3-2006(2017)11-0052-03

2017-10-13

杨润生(1990-)，满族，吉林通化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