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小说中的汉水故事母题及其当代重构

2017-04-13 08:14费团结
关键词:母题知音小说

费团结, 陈 曦

(陕西理工大学, 陕西 汉中 723000)



宋元明小说中的汉水故事母题及其当代重构

费团结, 陈 曦

(陕西理工大学, 陕西 汉中 723000)

宋元明小说中的汉水故事,如知音故事、痴情女子负心汉故事、易妻型故事、文人智者故事、野兽求医型故事等,大都是一些著名的故事母题或类型。在当代作家的重构或改写下,这些故事母题中增添了许多现当代的生活内容,也加入了作家独特的人生思考和审美追求,焕发出新的艺术魅力。这些汉水故事母题,既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遍性、典型性,也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色彩。

宋元明小说; 汉水故事; 故事母题; 当代重构; 典型性; 地域性

本文所谓的“汉水故事”,是指故事的发生地点在汉水流域,或故事较多地叙及汉水流域内某一地方的小说。这样的小说在宋元明小说中不是太多。这与汉水流域、尤其是汉水上游地区环境比较闭塞,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有关系。尽管如此,宋元明小说中数量不多的汉水故事却常常是一些著名的故事母题。所谓“母题”,借用美国学者汤普森的说法,是指“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主要包括故事中的角色、情节的某种背景和单一的事件三类[1]499。在汤普森看来,作为单一事件的母题由于可以独立存在,因此它们也可以用于真正的故事类型,事实上也构成了为数众多的传统故事类型。本文论及的汉水故事母题,也可称为故事类型。这些故事母题或类型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们多是民众喜闻乐见的流传了千百年的民间故事,也是古今中外作家经常写到的文学题材。通过对这些汉水故事母题及其当代作家重构或改写的论析,可以认识到宋元明小说中的汉水故事数量虽少,但往往具有跨越时空的文化内涵与艺术魅力。

一、 知音故事

知音故事讲的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见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一卷《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在入话部分,小说写朋友相交相知的“几样名色”:“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总来叫做相知。”[2]1可见,知己、知心、知音虽名称不一,实际上都是说朋友相知的。小说入话部分简述的管夷吾和鲍叔牙的故事,即是朋友相交相知之一例。正话部分主要讲述的是俞伯牙与钟子期相交相知的故事。这一故事的本事来源,据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见于《列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新序》和《说苑》等古籍。据谭正璧引述古籍中文字,仅《列子》一书提到俞、钟故事发生的地点在泰山。而在小说《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俞、钟故事发生的地点却在汉阳江口,即汉水入长江口处。小说中提到钟子期住在离江口不远的马安山集贤村钟家庄,今武汉汉阳靠近汉江岸一侧确有钟家村,另有古琴台、琴断口、碎琴山和钟子期墓等地名或古迹。这些名迹似乎证明了知音故事是发生在汉水流域的武汉汉阳的。知音故事的核心母题当属俞伯牙弹琴其意在高山流水而钟子期“道着了伯牙的心事”,与钟子期死后俞伯牙因知音难觅而断弦摔琴、不复弹琴。古人很重视人与人间的结交,知音故事褒扬的正是朋友间的信义与友情。

除本篇外,冯梦龙编撰的“三言”中《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说》)第七卷《羊角哀舍命全交》、第八卷《吴保安弃家赎友》,也都是朋友相交相知的著名故事。“三言”作者讲述这些交友故事,也是感慨于所身处时代人们真心结交的不易。《吴保安弃家赎友》入话部分所引述的《结交行》一诗,正显示了作者的这种伤感。从中也可看出从春秋时期至明代后期人们交友态度的时代变迁。

那么,现代以来人们又是如何结交的呢?如果说汪曾祺的小说《鉴赏家》所写的大画家季匋民与果贩叶三的交友故事,还类似古代的知音故事的话,那么方方的中篇小说《琴断口》讲述的生活于当今市场经济时代的几个男女青年的结交故事,则意蕴要复杂得多。小说中,米加珍、蒋汉和马元凯是从小一块玩到大的朋友,后来米加珍成了蒋汉的女朋友,三人都进入蒋汉叔叔创办的铁艺公司成为同事。外来的杨小北的加入,使得米加珍移情别恋,爱上了他。一天早晨,杨小北为了米加珍而约蒋汉提前半小时到公司外的白水河边做一个了断,当他骑摩托路过白水河上的桥面时,因桥垮塌他掉进了河里,但仅受了点轻伤,他一瘸一拐去了医院。杨小北离开不到五分钟,接受邀约的蒋汉也骑摩托掉进了河里,他的头扎在杨小北掉下去的摩托车把手上,当即昏迷过去,沉入水底身亡。第三个掉下去的人是开桑塔纳上班的马元凯,他被甩出车外摔断了腿,他挣扎着爬上路中间,拦住了后面的车辆。事情过去后,米加珍还是和杨小北结了婚,尽管他们也想忘掉过去、好好生活,但因为内疚、责任和朋友、同事的舆论压力,最终还是离婚了,离婚后的杨小北到南方去开创自己的事业。与小说主要人物故事相伴随的,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的知音故事,因为小说人物生活的武汉汉阳正是俞、钟知音故事产生的地方。小说中提到了钟子期家住的钟家村、琴断口和碎琴山等地名,小说文本前后也时时可见关于知音的议论文字。因此,《琴断口》的主要人物故事也是一种知音故事,当代社会的知音故事,与古代知音故事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关系,也可以说是对古代知音故事的重构。

那么,小说《琴断口》所写的当代知音故事与古代知音故事相比较,有何不同呢?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古代知音故事,或古代其他写朋友相交相知的故事,都写的是男性之间的交往,而方方的当代知音故事却把人际交往的范围扩大了,也把女性包括进来。男女之间也可成为知音,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美好的爱情关系。二是古代知音故事,往往宣扬的是儒家的信义、仁义等观念,而方方的小说除了揭示当代人际关系的复杂多变外,更主要的是表达了一种存在主义式的思想。在小说《琴断口》中,作者借人物之口说:“两人相距遥远,不知根底,才会成为知音;如果住得近,哪能成为知音?只会成为敌人。”[3]306又在另一处写道:“隔得远,对方活在自己的想当然中,才有可能成为知音。距离近了,人人都是你的敌人。越近越是。所以这世上,并没有真正的知音。”[3]310这些关于知音的议论文字,直接消解了人们对知音的传统的美好想象,也让我们联想起西方存在主义那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狱。方方不一定完全认同西方存在主义的思想观点,但她对当代社会人际关系中是否存在知音似乎抱有怀疑态度。这是她的小说引人深思的地方。

二、 痴情女子负心汉故事

《警世通言》第三十四卷《王娇鸾百年长恨》讲述的是一个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小说写河南南阳卫中所千户王忠的女儿王娇鸾才貌俱佳,清明时节在后花园打秋千时,被籍贯是苏州府吴江县的美少年周廷章看见并捡拾起她遗落的香罗帕,在回来寻找香罗帕的侍婢明霞的帮助下,两人在互赠诗歌的一唱一和中产生了爱情。后来周廷章为了接近王娇鸾,以借卫署后园看书为由而拜认王娇鸾母亲周夫人为姑,住进了王家。在王娇鸾姨母曹姨的见证下,二人私下写了婚书、拜了天地,成就了一对夫妻。后来周廷章回吴江探亲,得知父亲已为他议婚于一富家女,他慕财贪色,遂忘了与王娇鸾的婚盟。王娇鸾因思念周廷章而多次写信给他,但他已与富家女结婚,因此统统置之不理。王娇鸾终于知道了周廷章对她的负心,在悬梁自尽前,把自己以前与周廷章的唱和之词,最近写的《绝命诗》和《长恨歌》,以及合同婚书等皆封入官府文书内发往吴江县。在吴江县官员的主持公道下,周廷章被乱棍打死在公堂之上。

痴情女子负心汉故事是常见的故事母题或类型。《王娇鸾百年长恨》入话部分所讲的杨川与廿二娘的故事也是此类故事。《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喻世明言》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及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第十一卷《满少卿饥附饱扬 焦文姬生仇死报》等,都属于痴情女子负心汉这一故事类型。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大概最早始于《诗经》中的《谷风》、《氓》等诗作。后世作家对此类故事母题的书写不绝如缕,如唐传奇《莺莺传》、《霍小玉传》等,宋元戏曲《赵贞女蔡二郎》、《琵琶记》、《王魁负桂英》、《张协状元》等,皆是此类作品。许多现当代作家也热衷于叙写此类故事,如小说有鲁迅的《伤逝》、许地山的《商人妇》、张恨水的《金粉世家》、路遥的《人生》、周大新的《湖光山色》等,戏剧有欧阳予倩的《回家以后》、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曹禺的《雷雨》等。痴情女子负心汉故事也是著名的世界文学母题。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剧作《美狄亚》,是外国文学中较早讲述此类故事的作品。此后,像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屠格涅夫的《幽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森鸥外的《舞姬》等小说,都写过这一故事母题。

中国当代作家池莉的中篇小说《小姐你早》,是一篇比较独特的当代社会的痴情女子负心汉故事。说它独特,是因为它不仅写了男子对痴情、忠诚妻子的背叛,更是重点叙述了遭背叛的妻子对不忠丈夫的报复。以往的痴情女子负心汉故事,结尾总是写负心男子遭到冥冥中神秘力量的惩罚,从而彰显佛教的善恶报应思想。《王娇鸾百年长恨》一篇结尾是女主人公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报复了薄幸情人,这是较少见的。仅从艺术上说,《小姐你早》显然继承了这一唯物主义艺术传统。小说中,身为粮食储备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戚润物,为了借离婚给腰缠万贯的不忠丈夫王自力以狠狠打击,她与丈夫派来照料自己和患病儿子的李开玲,及在一次饭局上结识的年轻漂亮的艾月,共同建立了女性主义所谓的“姐妹情谊”式的关系,并谋划出了一个对付王自力的办法。故事结尾是王自力中了艾月的美人计,加上与戚润物离婚的巨款赔偿,他一贫如洗,身陷无比凄惨的境地。在报复负心男子的方式上,《小姐你早》与《王娇鸾百年长恨》都主要是痴情女子借助自己的聪明才智完成的,古今并没有多少区别。比较特异的,是《小姐你早》所蕴含的强烈的女性主义思想,这显然是它鲜明的时代性所在。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女人的事业、爱情、品质与友谊的议论文字,如下面这一段:“女人是一种水做的物质,她要滋润,光鲜,饱满,她要无污染,无噪音,无暴晒,她要与宇宙同大的空间,因为她是曲线,要逶迤而去,要摇曳而来,她要奔流和跌宕。她是大地,她需要天,她是苔藓和所有的植物,她需要雨露和充足的阳光。女人所需并非金钱!金钱太狭隘太有限并且总在散发臭气。但是,男人的准则是金钱。所以,你必须首先重视金钱然后升腾自己,让一切都是新的,你们明白吗?亲爱的。”[4]138-139对女人的怜惜之情,与把女人和男人相对立的思想倾向,都溢于言表。女人怎样才能避免男人的负心、背叛?《小姐你早》似乎告诉我们:女人必须成长成熟起来,要结成姐妹情谊,要有女人的品质,如此才会避免悲剧的命运,甚至避免时间无情的伤害。

三、 易妻型故事

《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小说开头即点明了主旨:这是一篇劝人戒色的道德训诫故事。但从故事母题或类型的角度说,这也是一篇易妻型故事。因为小说所引诗句中有“两妻交易”的说法,所以把此类互换妻子、也就是俗话说的换老婆的故事,统称为易妻型故事。蒋兴哥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在湖广襄阳府枣阳县,正处于汉水流域,因此这是一篇典型的汉水故事。故事讲述枣阳县商人蒋兴哥撇下恩爱妻子王三巧,到广东去经商,经月不回。在此期间,貌美的王三巧偶为俊俏的徽州商人陈商所见和吸引。在陈商请托的薛婆的精心设计安排下,他终于如愿所偿,得到了王三巧及其真爱。陈商还乡时,王三巧竟把蒋家祖传的宝物珍珠衫送给了他。在苏州贩卖货物的蒋兴哥巧遇返乡的陈商,见到了自家祖传宝物珍珠衫,并知晓了妻子的奸情。回家后,蒋兴哥立即休掉了妻子,因为对她还有爱情,所以在王三巧再次嫁人时原封不动地退还了她十六个箱笼的嫁妆。后来陈商再次回到枣阳县与王三巧相会,不料路遇强盗折了本钱,当他得知王三巧嫁人后竟一病不起,只好写信向家里讨要盘缠。他的妻子平氏赶来时,陈商已经死去多日了。当仆人偷了银两首饰逃走后,走投无路的平氏不得已只好嫁人,没想到嫁给了蒋兴哥。当蒋兴哥见到了平氏衣箱中的珍珠衫,才知道他娶了陈商的妻子。故事结尾是:蒋兴哥在广州做买卖时,因为一场官司而巧遇已是县官之妾的王三巧,在她的恳求和坦白下,县官不仅出脱了蒋兴哥身上的官司,还把王三巧归还给了他。小说通过蒋兴哥、陈商互换妻子的故事,告诉读者:假如有人蓄意破坏他人夫妻的恩爱关系,他是会受到老天的报应的。这正像小说开头引述的诗中所写:“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凌濛初《拍案惊奇》第三十二卷《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写的仍然是一个劝人戒色、不可淫人妻女否则会遭报应的故事。小说所引的诗与《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诗类似:“我不淫人妻女,妻女定不淫人。我若淫人妻女,妻女也要淫人。”可见,小说表现了同样的道德训诫主题。但此诗也暗示了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易妻型故事。小说正话部分主要讲述了处于汉水的沔州有一大家子弟铁镕,娶妻狄氏,姿容美艳,名冠一城,在到处夸妻美色的汉沔风俗中,他认识了也娶得美妻门氏的胡绥,两人相互羡慕,彼此交厚。当铁镕每每想要奸淫胡妻而不得时,他的妻子却与胡绥勾搭成奸。后来胡绥生病期间,铁镕终与胡妻门氏成奸,在胡绥、铁妻先后病亡后,铁镕娶了门氏,并受了五戒,戒了邪淫。本篇小说与《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相比,虽然都是易妻型故事,但少了许多人生悲喜交集的复杂意味,却增加了许多佛教报应的内容和思想,艺术成就显然不如后者。

《警世通言》第十二卷《范鳅儿双镜重圆》入话部分,讲述了一个“交互姻缘”的故事,尽管故事发生的地点不在汉水流域,但其实也是我们所说的易妻型故事。所不同的是,这篇“交互姻缘”故事因战乱而起,不像前两个故事的易妻,主要源于人物非分的情欲。

互换妻子,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在其中篇小说《鸡窝洼人家》中,就叙述了一个当代社会的易妻型故事。《鸡窝洼人家》写的是作者贾平凹的故乡商州(商州属于汉水流域)的一个故事:不肯安分守己的禾禾与麦绒离婚后无处可去,只好暂时住在同学回回的家里;回回是一个本分、传统的农民,而禾禾却企图走一条与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不同的道路;后来由于误会,回回和他老婆烟峰也离婚了,而因为观念相互接近,回回和麦绒、禾禾与烟峰先后重新组建了家庭。贾平凹笔下的这个易妻型故事,它的发生表面看来是因为一次误会,但实际上根源于农民观念的分歧。1980年代初,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但进一步的发展问题却摆在了农民面前,以禾禾为代表的致力于副业致富的新型农民,显然与回回为代表的只知道种地的传统农民不同。农民观念的根本分歧,必然会引起人际关系的重新调整与组合。因此,禾禾与回回的换老婆故事,看似偶然,实际上有着时代生活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贾平凹显然给易妻型故事这个陈旧的故事母题,重新涂上了一层鲜亮的时代色彩。

四、 文人智者故事

仅从故事发生的地理空间来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可以说是最多写到汉水流域的古代小说。这里仅谈谈诸葛亮的故事。诸葛亮的故事既是一个君臣知遇的故事,更是一个文人智者的故事。在民间社会,从古到今流传着许多文人智者的故事,如解缙的故事、徐文长的故事等等。如果说解缙、徐文长等文人智者故事主要讲述的是这些文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智慧故事的话,那么《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故事,却主要写的是他在历次政治、军事斗争中的智慧故事。《三国演义》中的回目,如“孔明用智激周瑜”、“诸葛亮智算华容”、“诸葛亮智辞鲁肃”、“诸葛亮智取汉中”、“诸葛亮智取三城”,都明确地突出了诸葛亮的智慧。另外,一些回目虽没有明言诸葛亮的智慧,但实际上仍表现了他的智慧,如草船借箭、巧布八阵图、七擒孟获、空城计、造木牛流马、死后以木像吓退司马懿和计斩魏延,等等。因此,鲁迅论及《三国演义》写人时曾说它“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5]129,注意到了小说对诸葛亮智慧的夸张表现。鲁迅批评《三国演义》的写人之失,如果从民间文艺的角度看,这正是其艺术特征之一。学界普遍认为,《三国演义》是在民间说话、传说、戏曲等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普通民众似乎更乐意谈论诸葛亮的智慧故事或智慧性格,诸葛亮也逐渐成为智慧的代名词。

河南南阳作家秦俊的长篇历史小说《混世奇才——庞振坤外传》,写的是清代文人庞振坤的人生故事。秦俊在小说“后记”中说:生活于清代雍乾年间的邓州文人庞振坤,“酷似北疆阿凡提”,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秦俊的这部小说,正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加工创造出来的。如果说庞振坤的故事还类如解缙、徐文长等传统的文人智者故事,那么南阳另一个当代著名作家二月河的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其中的清代文人邬思道,则是一个与诸葛亮有更多相似之处的智者形象。小说中,邬思道也是才识非凡,得到雍正的重用,在雍正谋取皇位的过程中,他出谋划策,立下许多功劳。他的智慧也体现在功成身退、得以善终的人生选择上。邬思道与雍正手下另一个得力大臣年羹尧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让人们对他智慧的人生选择叹服不已。邬思道常常料事如神、智慧近妖,这与诸葛亮是一致的。但这一人物虽有历史记载可查,虚构的成分却更多。在他的身上,寄寓着作者对传统的政治文化的深刻思考,也表达了作者关于传统士人的“理想”。有论者指出:“在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中,作者用浓墨重彩塑造了以伍次友、邬思道为代表的布衣名士,使中国传统士人的政治理想得到了彻底实现。二月河先生在《康熙大帝》和《雍正皇帝》中塑造的伍次友、邬思道这两个识穷古今、胸怀天下苍生而又不畏强权的书生,既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士人形象,也代表了他对天下治乱的终极关怀。”[6]可见,邬思道这一人物形象,既承续了传统文人智者的文化内涵与艺术特征,又带有作者很大的主观创造性,是一个光彩夺目的文学形象。

文人智者属于民间故事中的机智人物类型,以机智人物为主人公的民间机智故事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据祁连休、冯志华两位学者研究,机智人物故事,“这一个门类的民间故事,中国极其丰富,迄今为止已在汉族和40个少数民族中发现了规模不等的700多个机智人物故事群。包括中国在内,亚洲、欧洲、非洲许多国家都有机智人物故事流布,其中最为集中的是中近东机智人物故事带和东亚、东南亚机智人物故事带”[7]。他们把机智人物分为劳动型机智人物和非劳动型机智人物两大类,非劳动型机智人物是指不以体力劳动谋生的各种类型的机智人物,包括官宦型、文人型、才媛型、小吏型、讼师型等。文人智者不只存在于中外民间故事之中,也是中外作家经常描写的人物形象或故事母题(依据汤姆森的定义,故事中特定的人物角色也是一种母题)。如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小说《奥格斯堡灰阑记》和剧作《高加索灰阑记》中智判二母争子案的法官多林格尔与阿兹达克,就是这样的文人智者形象。因此,上文所论的中国文学中的文人智者形象,不管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还是当代作家笔下的庞振坤、邬思道,在打上了民族文化烙印的同时,无疑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性因素。

五、 野兽求医型故事

以上所谈汉水故事,仅限于宋元明时期的白话小说,下面再介绍一篇同时期的文言笔记小说作为补充。野兽求医型故事大致是写一位医者或懂医术的乡民被请至兽穴中为病兽疗疾并得到厚报(有的医者因此惹祸,经过一番周折才脱干系)的故事,这一故事类型最早见于宋代洪迈的笔记小说《夷坚志》[8]776。《夷坚志》中的《猿请医生》一篇,写的就是这样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商州,因此此篇笔记小说正属于本文所谓的汉水故事。据学者祁连休的研究,此类故事在后代文人、作家笔下不绝如缕,时时可见,如南宋马纯《陶朱新录》中的“医治猴疾”,元代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二《精怪门·猴劫医人》,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十二《毛大福》,及清康熙《钱塘县志》卷三十“郭文举救虎”等,讲述的都是野兽求医型故事;不过,求医的野兽不限于猿,还有猴、狼、虎等;这一故事类型,至今仍在民间广泛流传[8]777-780。

野兽求医型故事往往宣扬的是野兽所具有的报恩思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反映了古代人与野兽所象征的大自然处于一种浑然、和谐的关系。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对于自然资源遭到极大破坏、所剩无几的当代人来说,不啻为一个丢失已久的美梦。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许多作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大自然中的山水、动植物等,引导读者深入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思考人类未来的命运。就中国当代作家来说,新世纪以来,贾平凹的《怀念狼》、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叶广芩的《老虎大福》、姜戎的《狼图腾》等小说,都具有这样的思想倾向。这里仅从野兽求医型故事的当代改写或重构的角度,谈谈贾平凹的小说作品。

也许因为贾平凹生于商州长于商州,对产生于商州的野兽求医型故事早有耳闻,所以他早在1980年代初创作的《商州初录》中就改写过这个故事。在《商州初录》第二小节“莽岭一条沟”中,作者写了一个接骨老汉被一条狼请去给另一条更老的狼治病,之后狼将许多吃掉的小孩脖子上戴的银项圈、铜宝锁等饰物叼来送给接骨老汉,以报答他的看病之恩,接骨老汉感到了自己的罪恶,就疯跑掉下悬崖而死,两只狼也被沟里人联合起来打死。在这里,贾平凹笔下的狼求医故事显然与传统的野兽求医型故事不同,除了表现狼的知恩图报,还表现了狼的凶残与恶,狼具有了人性的复杂性。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怀念狼》又一次写到了狼求医故事。小说中,两只狼先后找红岩寺的老道士给它们治病,之后狼叼来金香玉送给老道士作为回报。小说中,狼既凶残又仁义,是一种复杂的生物。但在老道士给狼治病的故事中,作者却主要褒扬了狼的知恩图报,并在人、狼对比中,批判了以村长为代表的人类的贪婪与不义。贾平凹笔下的狼求医故事,其核心母题,如狼求医、狼回报医者,与传统的野兽求医型故事并无二致。但是,贾平凹在赋予狼以人性的复杂性的同时,更是思考了人与狼、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在小说《怀念狼》中,当猎人无狼可打时,他们皆得了怪病,当狼无人猎杀时,它们自己也不行了,常常会生病;猎人与狼互为敌手,两者缺一不可,如此才能建立互利互赢、共同发展的良性的生态系统,否则的话,当有一天真的没有狼了,像小说结尾所写,人也会变异为狼,成为“人狼”。贾平凹曾说:“人是在与狼的斗争中成为人的,狼的消失使人陷入了慌恐、孤独、衰弱和卑鄙,乃至于死亡的境地。怀念狼是怀念着勃发的生命,怀念英雄,怀念着世界的平衡。”[9]尽管贾平凹在《怀念狼》中文繁体字版序言中说这篇小说“绝不是在说生态和环保”,但小说无疑可以从此角度解读。这种生态主题,显然是贾平凹对传统的野兽求医型故事创造性的当代重构。

六、 汉水故事母题的典型性、普遍性与地域性

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特别看重,因此在这方面多有规范和论述。如《孟子》推崇的人际关系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文学是人学,其表现人必然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18上文论及的宋元明小说中的汉水故事,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王娇鸾百年长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及《三国演义》所写的诸葛亮故事,正好反映了古代社会人们在朋友之间、男女情人或夫妻之间、君臣之间人际关系的重要侧面。中国古代人也很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是古代社会主流的哲学观念之一,这种人与动物所象征的自然的一体和谐的美好关系,在《夷坚志·猿请医生》这篇汉水故事中得到了生动的表现。因此,宋元明小说中的汉水故事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们在表现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等关系方面,却无疑具有某种典型性。

无论古今,人生在世都需要面对和处理人与他人、与自然等关系。因此,宋元明小说中的这些汉水故事所写的故事母题,必然会为当代作家所关注,并重新书写。当然,当代作家在重新书写这些故事母题时,会融汇自己身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与精神特征,并加入自己的文学观念与审美追求。因此,当代作家笔下的这些故事母题,必然会显示出强烈的时代性与主观性特征。比如野兽求医型这类人与动物的故事,在传统故事中,弘扬的往往是儒家的仁义思想和佛教的报恩思想,但当代作家更看重的是其中蕴含的生态主题。这当然与近现代以来生态环境普遍恶化的现状有关。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作家的加入,这些故事母题必将会常写常新,不断焕发出新的艺术魅力。

最后,也需要注意到,这些故事母题在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典型性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如《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对“汉沔风俗”的描写:“那汉沔风俗,女子好游,贵宅大户,争把美色相夸。一家娶得个美妇,只恐怕别人不知道,倒要各处去卖弄张扬,出外游耍,与人看见。每每花朝月夕,士女喧阗,稠人广众,挨肩擦背,目挑心招,恬然不以为意。临晚归家,途间一一品题,某家第一,某家第二。说着好的,喧哗谑浪,彼此称羡,也不管他丈夫听得不听得。就是丈夫听得了,也道是别人赞他妻美,心中暗自得意。便有两句取笑了他,总是不在心上的。”[11]471小说的主要人物故事,正是在这一充满地域特色的风俗背景中展开的。又如《夷坚志》所写的“猿请医生”故事,像其他野兽求医型故事大多产生于山区一样,它也产生在商州山地地区。包括商州在内的汉水上游地区,山高林密,多有野兽出没,这一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好孕育滋生了野兽求医型故事。从另一角度说,野兽求医型故事也只能产生于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否则的话,自然环境不好,山林破坏殆尽,野兽无处藏身,怎么能期望看到人类与野兽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呢?总之,宋元明小说中的汉水故事母题,除了具有普遍的艺术魅力外,也具有较强的地域性色彩。

[1]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M].郑海,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2]冯梦龙.警世通言[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

[3]方方.琴断口[M]//万箭穿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4]池莉.小姐你早[M]//致无尽岁月.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5]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屠青.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对理想士人形象的建构——以伍次友和邬思道为例[J].名作欣赏,2016(10):149.

[7]祁连休,冯志华.中外机智人物故事大鉴·前言[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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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建科 责任校对:王建科 陈 曦]

2017-03-06

2017-03-13

费团结(1970-),男,陕西咸阳人,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地域文化;陈曦(1978-),女,陕西汉中人,陕西理工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与区域历史文化。

陕西省教育厅基金项目“元明清小说中的汉水流域历史与风俗研究”(16JK1130)阶段性成果。

I207.41

A

2096-4005(2017)02-0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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