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精神与川陕苏区精神比较略论
——基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视域下的解读

唐正芒， 王昕伟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长征精神与川陕苏区精神比较略论
——基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视域下的解读

唐正芒， 王昕伟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长征精神和川陕苏区精神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境况下所铸就的伟大精神形态。长征精神是中共首次在动态环境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它与时俱进、历久弥新，在中共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而由红四方面军所熔铸的川陕苏区精神，则是中共在苏区进行自身建设、局部执政等的又一经验总结和价值凝练。长征精神与川陕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比较和分析其个性，梳理其共性，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对于更好的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川陕苏区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和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

长征精神； 川陕苏区精神；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从事革命斗争或建设等伟大实践中所形成和积累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成立迄今，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岁月中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继续前进中，先后铸就了五十余种广为人知的精神形态，其中有影响深远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也有局域性的川陕苏区精神、沂蒙精神；有因人命名的张思德精神、焦裕禄精神；也有因事件闻名的抗美援朝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这些众多的精神形态虽然基本内涵不尽相同，但它们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即高度统一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其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而不懈奋斗的伟大历史实践之中。其中“长征精神充分反映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是我党我军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1]。川陕苏区精神则是整个苏区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是具有“川陕”地域特色的苏区精神的集中体现。川陕苏区人民及红四方面军对于中央红军长征的有力策应，则更使得川陕苏区精神与长征精神紧密联系起来，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后，川陕苏区精神就同井冈山精神等精神形态一起成为了孕育长征精神的精神准备和文化积淀。可以说，长征精神与川陕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链条上极其重要的两个环节，它们薪火相传，既有属于各自的特点，又饱含着共性，它们和其它革命精神一起成为不断指引马克思主义者开拓进取、努力前行的明亮灯塔。

一、 长征精神与川陕苏区精神的基本概况

(一)长征精神的形成及其科学内涵

1934年夏末，中央苏区在蒋介石的重兵包围和猖狂进攻下，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随时面临着被全部消灭的可能，中国革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考验。为此，中共中央被迫决定开始实施战略转移。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红六军团奉命作为西征先遣队，于8月7日离开湘赣革命根据地，向湖南中西部地区进发，并于10月底与黔东的红二军团会合，揭开了红军万里长征的序幕。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八万三千余人不得不撤离江西革命根据地，于10月10日前后分别从江西瑞金等地相继出发，试图与进入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然而在博古、李德等人“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指挥下，沿途经过惨烈的战斗，中央红军损失惨重，12月1日强渡湘江后仅剩三万余人。在这种危急状态下，通道会议、黎平会议、遵义会议先后召开，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挽救了党和红军。此后在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中央红军历时一年之久，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的吴起镇，率先完成了长征，行程达二万五千里；红四方面军，为了战略配合并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于1935年3月间发起嘉陵江战役，并在5月初彻底放弃川陕苏区，向岷江地区西进，几经磨难，后终于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其中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作为最早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它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出发，于1935年9月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行程近万里。红二、六军团则于1934年10月底在湘黔边界会合后，创立了湘鄂川黔苏区，在当地坚持战斗，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等地誓师突围，挺进湘中，转战南北，冲破层层封锁，于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的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可谓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困难之艰、环境之险，在世界军事史上绝无仅有。胡锦涛同志指出：“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2]长征精神的形成伴随着红军长征的全过程，离不开党对军队的正确领导、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艰苦创业的革命实践、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以及革命队伍的亲密团结[1]。

毛泽东、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先后对长征及长征精神进行了明确表述。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7月18日在宁夏考察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时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这些都是长征精神的内涵。”[3]另有诸多研究长征及长征精神的专家学者，如邬家能、孙志清、李平、杨迎春、王淼生等也先后从不同的方面和视角对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进行了概括①邬家能、孙志清在《坚持信念，逆境奋斗——解读长征精神》一文中将长征精神的内涵概括为：无私奉献、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艰苦奋斗、实事求是、顾全大局、集体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等八个方面，并认为其核心是坚定信念、逆境奋斗；李平在《简论长征精神》一文中，将其概括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集体主义精神、革命现实主义精神、革命全局主义精神等五个方面；杨迎春在《发扬长征精神，走好新的长征》一文中将其概括为：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无所畏惧的革命英雄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四个方面；王淼生则在《红军“长征精神”研究》一文中认为长征精神体现在实事求是、顾全大局、坚定信念和奋勇拼搏的精神等三个方面。此外还有众多类似概括。。长征精神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不同人对长征精神的表述和概括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核心内涵却是一致的，即：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不怕牺牲的英勇精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顾全大局的高尚情怀。可以说正是这些核心内涵使得长征精神与时俱进、历久弥新，始终焕发着耀眼的光芒，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犹如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二)川陕苏区精神的形成及其内涵

1932年5月起鄂豫皖苏区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迫于战事不利、敌众我寡(国民党30万军队)的强大压力，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决定放弃鄂豫皖苏区实施战略转移。除留下部分队伍坚持游击战外，红四方面军所部主力共两万余人在徐向前、陈昌浩、张国焘等人的指挥领导下转战西进，于12月底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北，建立了根据地，并在1933年1月占领通江县城。在当地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位于川陕边界的川陕苏区得以创立，并不断巩固和发展起来。1933年8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乘川军部署“围剿”准备之际，主动出击，发起仪南、营渠、宣汉三次进攻战役，攻占了仪陇等五座县城。1933年底红四方面军与王维舟率领的川东游击纵队会师，使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一片。后又从川北军阀手中解放了大片地区，使得根据地扩大到四万二千多平方公里，人口六百万。并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共有绥定、巴中两道，仪陇、阆南、嘉陵等二十三个县，以及巴中特别市[4]30-33。至此，川陕苏区成为了当时中国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区域性苏维埃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又一伟大尝试，有力的支援了中国革命事业。毛泽东曾评价川陕苏区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5]3。

在川陕苏区，徐向前、陈昌浩等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集合，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通过扩红运动，发展壮大工农武装，红四方面军由入川之初的一万五千余人扩大到八万余人，同时赤卫军、游击队、妇女独立团、少先队、童子团等地方人民武装，也迅速发展到十万余人[4]28-29。川陕苏区认真执行党中央的各项命令和指示，开展各项工作，进行了必要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法制建设等，建设有自己的兵工厂、造纸厂、印刷厂、被服厂、造币厂等军需及经济设施，有力的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并初步探索总结了地方执政经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军民英勇作战，多次击退国民党及四川军阀来犯之敌，反三路围攻作战、反六路围攻作战，保卫了川陕苏区，使得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创造了辉煌的革命业绩。

在这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川陕苏区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同红四方面军一起用鲜血和生命，诠释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不懈追求。红四方面军所带来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追求真理、为民服务”的红军精神，同川陕人民“坚韧不拔、勤劳朴素”、“自强不息、乐观豁达”的大巴山精神相结合，在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和宗旨理念的感召整合之下，凝聚成特定的“川陕苏区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又一原创性精神形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整个苏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尽管“川陕苏区精神”的内涵目前尚无定论，学术界研究也相对较少，但仍旧取得一定的共识，其基本内涵可以粗略概括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为民服务、作风优良、顾全大局”等。正是这种精神鼓舞着川陕苏区军民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多次击退来犯之敌，粉碎敌人的种种封锁，保障了川陕苏区各方面建设和工作的顺利开展，开创了苏区建设新局面，并深刻影响了川陕苏区的走向，它是川陕苏区官兵群众的精神支撑，深深地植根于每位共产党人的内心深处[6]。这种在川陕苏区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战胜各种困难，不断由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 长征精神与川陕苏区精神的差异比较

任何革命精神作为独立的精神形态一经形成，就具有了区别于其它革命精神的特质。长征精神和川陕苏区精神是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地理区间、革命形势下所形成的革命精神，具有各自鲜明的特色和个性。其形成的特殊环境、所表现的特殊形式，以及精神内涵的侧重等方面都成为它们的显著特点和标识。

(一)实践基础不同

伟大的革命实践铸就了崇高的革命精神。长征精神和川陕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阶段，面临不同考验时成功应对后的精神产物，有着不同的实践基础。长征精神的形成根植于堪称人类历史奇迹的长征，正是“伟大的长征给党和人民留下了伟大的长征精神”[7]。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左”的错误的干涉下遭受巨大挫折陷入极其被动和危险的境况下，在数万红军将士浴血奋战、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的惨烈作战中，在千里奔驰、万里跋涉、异常艰辛的行军中，在战胜沿途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各种艰难困苦、追求真理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凝聚起来的。可以说长征精神的形成长时期处于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和危险的“动态环境”之中，而这种长时期的“动态环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历史上可谓空前，正是这种“动态环境”构成了长征精神的实践基础，也是它区别于川陕苏区精神和其它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最为显著的特质。而川陕苏区精神则是川陕苏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川陕苏区建设的革命实践中所孕育的优秀作风、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和反映。川陕苏区精神从其产生之始，就深深的打上了“川陕”的烙印，有着浓厚的“地域性”特色，它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四方面军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局部执政并在领导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等各方面建设，在捍卫苏维埃政权、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可以说川陕苏区的革命实践和斗争是川陕苏区精神的本体和源泉。

(二)内涵侧重各异

不同的革命精神有着区别于其它精神的不尽相同的内涵侧重。长征精神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精神形态，贯穿于红军长征的全过程。在长征中，广大红军战士必须时刻面对着数十倍于我的敌军的围追堵截，面对着严寒酷暑、饥饿、疾病、缺医少药、流血牺牲等艰难困苦的威胁，但这支钢铁之师却并未退却，相反却机智灵活、一往无前的冲出包围，战胜了强大的敌人。他们所依靠和凭借的正是那对革命事业的极端热忱和对马列主义的崇高信仰所凝聚成的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正是这种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坚定信念，使得无数共产党人及红军战士在面对各种艰难险阻和形形色色的敌人时，毫不畏惧，一往直前，表现出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和实事求是的高尚品质，冲破敌人围追堵截，克服千难万险，最终胜利完成了长征。可以说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对于整个长征精神起着引领作用，是长征精神最为重要的核心和灵魂。而川陕苏区精神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川陕苏区在“围剿”与“反围剿”，“封锁”与“反封锁”的激烈较量中，领导川陕苏区进行政权、经济、文化和群众等方面建设的过程中，所凝聚而成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川陕苏区的精髓之源是党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谋福利和苏区人民对党的彻底奉献精神”[8]。它集中展现了川陕苏区干部的优良作风和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风貌，是又一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思想艺术的深刻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所积累的执政经验的高度总结和浓缩，为之后陕甘宁边区乃至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思路与方法。

(三)形成状态差异

长征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遭受严重挫折，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形成的，而川陕苏区精神则是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进行各方面建设的相对稳定的形势下形成的。这也就决定了长征精神和川陕苏区精神形成状态的差异。具体来讲：1.时间节点不同。长征精神的形成伴随着红军长征的全过程，从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地区进发，揭开了红军万里长征的序幕。到1936年10月间，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的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历时两年之久。而川陕苏区精神则始终伴随着川陕苏区的革命实践，从1932年12月底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草创和发展根据地，到1935年5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完全放弃川陕苏区西进岷江，前后达两年半之久。2.地域空间不同。长征精神的形成伴随着红军长征的足迹遍及近半个中国，“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结果”[9]150。而川陕苏区精神的形成则只是在川北及陕南局部区域内的苏维埃政权和根据地之中，具有着浓厚的川陕地域特色。3.历史地位不同。长征是人类军事史上的一次伟大奇迹，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象征事件，更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挫败走向胜利的历史记录，伟大的历程孕育出伟大的精神，因而长征精神也就备受关注和重视，并不断赋予它新的时代内容，成为指引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而川陕苏区精神尽管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具有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但是由于川陕苏区存在的时间较短，在精神体系上还并不完善，加之张国焘等历史问题，其光辉极易被同类的苏区精神、延安精神等所掩盖而显得相对默默无闻。

三、 长征精神与川陕苏区精神的共性分析

长征精神和川陕苏区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共领导下的伟大历史实践中的宝贵精神财富的积累、凝练和总结。因而在其形成过程、精神实质、历史演进等方面具有诸多的共性和相似之处。

(一)形成过程的统一性

长征精神和川陕苏区精神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地域、不同背景下所形成的两种独立的革命精神，有着不同的实践基础和形成状态，但是他们的形成过程却是统一的。即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伟大历史实践之中，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之中，统一于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革命先烈为了理想信念而浴血奋战的不懈奋斗之中。同时，也统一于传统的中华民族精神与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表现出的价值追求、优良作风、崇高品质等不断结合、互相交融之中。长征精神和川陕苏区精神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初步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重要历史时期。川陕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充分展现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局部执政、治国安邦的初步经验，以及面临困难挫折时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坚强决心和毅力。川陕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及这一时期的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精神等，一起共同诠释了这一伟大历史实践下中国共产党人所凝聚的伟大精神力量。长征精神、川陕苏区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链条上的其它精神形态纵然形成的具体条件会有这样或是那样的差异，但是归根结底都是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伟大历史实践中铸就的，一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和价值取向。

(二)精神实质的同一性

长征精神和川陕苏区精神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虽然内涵侧重不尽相同，但它们的精神实质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它们既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又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其他精神一脉相承，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6]。长征精神和川陕苏区精神作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熔铸起来的革命精神，共同体现出了“信念”、“奋斗”、“求真”、“为民”等价值取向，诠释出了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不怕牺牲的英勇精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为民服务的高尚情怀等科学内涵，打上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深刻烙印，并贯穿始终。可以说，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崇高信仰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无限向往及追求是长征精神和川陕苏区精神的核心灵魂，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驱动下，红军战士以及川陕苏区军民才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觉的努力奋斗、英勇作战，谱写出一部部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不怕牺牲的英勇精神也正是这种理想信念的进一步升华和具体表现。在红军长征中，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敢于坚持真理，扭转了党和红军的命运，并开始独立自主的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而在川陕苏区建设中，党领导广大军民深入细致的开展土地革命等各方面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都源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贯彻和执行，这也正是长征精神和川陕苏区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无数共产党人的执著追求。这种崇高品质自然也在红军长征中和川陕苏区的建设中得到了体现，“军民鱼水一家亲”，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去正是其最好诠释。

(三)历史演进的延续性

长征精神和川陕苏区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链条上的两个重要环节，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实践之中。它们向前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创造和蕴育的红船精神、北伐精神、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等，向后可以涉及到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等。它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及繁荣富强的伟大实践中，为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懈努力的奋斗之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它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反映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军民优秀品质、优良作风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与升华，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从长征精神和川陕苏区精神的内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重叠的内容，正是这种延续性的直接体现。可以说，长征精神正是在对其之前的各种革命精神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继承当然也包括川陕苏区精神。川陕苏区精神是长征精神形成的重要精神源泉之一，特别是川陕苏区精神的创造主体红四方面军及广大川陕军民参与了伟大的长征，成为了长征精神的创造主体之一，这也就将川陕苏区精神的特质熔铸到长征精神之中，并根据现实的需要在长征精神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作为革命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继续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历史实践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长征精神和川陕苏区精神所体现的这种内在的延续性，不仅是它们自身形成演进的延续性，也是整个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链条上各个精神形态形成发展的延续性。

四、 长征精神与川陕苏区精神的时代价值

长征精神和川陕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留给人民群众的宝贵历史财富和精神力量。其丰富的内涵为我们今天“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断开拓进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科学的方法论断，成功的经验总结和具体而生动的工作方法，为我们在处理各种问题上提供了指导和方向。

(一)为推进“四个全面”提供思想武器

“四个全面”是新的历史时期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局出发，逐步提出并形成的战略布局[10]。学习和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次艰苦卓绝的奋斗，也是一次英勇豪迈的进军。它责任重大，工作繁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的新构建，也是实现“中国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更是一场时代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的大考验。现阶段我国改革由“摸着石头过河”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切入到制度层面、利益调整层面等深层问题，触及了转变政府职能等一系列“硬骨头”问题，越往后难度越大，越需要啃“硬骨头”。如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关乎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终目标的完成。川陕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先进性的集中体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长征精神和川陕苏区精神凝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的坚定理想信念。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本色，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导向，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种伟大的理想信念、高尚的思想境界、开拓的精神风貌，在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依旧是不可或缺的，为我们推进“四个全面”提供了思想武器和智力支持。

(二)为实现“中国梦”注入精神动力

以长征精神和川陕苏区精神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延续，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的强有力支持与保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竭精神动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不知有多少出人意料的困难正悄悄等待着我们，也不知有多少隐患潜伏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要知难而上，要勇往直前，必须要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情，要有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正是长征精神的一大特质。同时，继续秉承和发扬川陕苏区精神所诠释的优秀作风和良好传统，才能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密切联系群众”，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追忆革命历史，传承革命精神，不断学习以“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为民服务、作风优良、顾全大局”为内涵的川陕苏区精神，不断学习长征精神中所体现的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不怕牺牲的英勇精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顾全大局的高尚情怀，有利于增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有利于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保持中国共产党人民公仆的政治本色。从而形成坚定的政治信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从而保持我国政治局势和社会局势的和谐稳定。

(三)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思想保障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先进文化可以培养人、塑造人，推动人的自身发展，进而转化为物质力量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以长征精神和川陕苏区精神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出发点，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落脚点，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凝结成的特殊的观念意识形态，它们“融古今中外文化精华于一体，集中体现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1]28-29。它们在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不断熔铸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旗帜与灵魂。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与实践创新。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要求我们必须头脑清楚，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化过程中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把握时代潮流、引领历史方向，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弘扬这些革命精神，坚定信念、凝聚人心、开拓进取、合群奋斗，只有这样才能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可以说，长征精神和川陕苏区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保障。

[1]张小军.论长征精神的形成[J].政工学刊，1996(11).

[2]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6-10-23(1).

[3]习近平.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EB/OL].(2016-07-19)[2016-10-10].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

[4]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5]川陕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征编委员会.川陕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选编[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

[6]王延.川陕苏区精神的特质及其时代价值[D].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013.

[7]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6-10-23(1).

[8]林莉.红军精神与川陕苏区精神辨析[J].天府新论，2008(6).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唐正芒,徐功献.“四个全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新常态[J].理论探讨,2016(1).

[11]王继平，阎友兵,等.红色旅游与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曹 骥]

2016-10-31

2016-12-12

唐正芒(1953-)，男，湖南衡阳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等研究；王昕伟(1994-)，男，陕西汉中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2016年湖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专项研究重大项目(2016ZDAM03)

K264.4

A

2096-4005(2017)02-0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