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叟牌词》写作时间新考

○邓江祁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长沙 410016)

《石叟牌词》写作时间新考

○邓江祁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长沙 410016)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谭人凤的《石叟牌词》写作于“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亡命日本期间。但这种说法不无问题。笔者根据有关史料考证，《石叟牌词》的写作时间应为1917年春至1919年春。

谭人凤； 《石叟牌词》； 写作时间； 辛亥革命

谭人凤(1860—1920)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石叟牌词》是谭人凤所写的一部自传性质的作品，对于研究谭人凤及辛亥革命史均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石叟牌词》写作于“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亡命日本期间。然而，这种说法不无问题。笔者根据有关史料考证后认为，《石叟牌词》的写作时间应为1917年春至1919年春。

一

关于《石叟牌词》的写作时间，在我们现在所见的此书中，谭人凤并未交待。但此书稿的发现者陈浴新1949年在为经他整理后的《石叟牌词》所作的序中说：“此书为新化谭石屏先生自撰，历述其参加革命之实事，至第二次革命后为止，皆所亲历之事，确为信史。石屏先生逝世后，曾伯兴先生整理原稿，倩人汇钞，尚未装订，此稿流落书肆中。余以重价购归，重加整理。”他还说：“此书为其再度亡命，居日本之营公庙避地时所作，抑郁无聊，借牌词以抒其怀抱。”[1](P16)这里，陈浴新将谭人凤《石叟牌词》的写作时间做了明确的交待，即谭人凤于“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亡命日本，居日本之营公庙避地时所作。

自此，学者在介绍《石叟牌词》的写作时间时，都沿用陈浴新的上述说法。例如，1983年，经湖南师大饶怀民先生校点、加注的《石叟牌词》正式出版时，林增平先生在《介绍〈石叟牌词〉》一文中，对于该书的写作时间，基本沿用了陈浴新的说法：“《石叟牌词》是谭人凤于二次革命失败后，又一次亡命日本，隐寓福冈县太宰府町营公庙时所撰(1916年返国后可能稍有补辑)。”[1](P1)又如，1985年，石芳勤在编《谭人凤集》时，收录《石叟牌词》，并加注说：“《石叟牌词》是谭人凤于二次革命失败后，又一次亡命日本，隐寓福冈县太宰府町营公庙时所撰。”[2](P301)因此，201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湖湘文化辞典 (2)》在介绍《石叟牌词》的条目中也说，此书是谭人凤“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隐居于福冈县筑子郡太宰府町营公庙时所作”。

由此可见，迄今为止，学界一致认为，《石叟牌词》是谭人凤“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期间所作。

二

然而，据笔者查考，《石叟牌词》不应写于“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亡命日本期间。主要理由有三：

第一，谭人凤亡命日本期间缺乏相对适合的构思和写作环境。我们知道，谭人凤逃亡日本后，虽然曾避居九州福冈县筑子郡太宰府町，但他并非悠然事外，而是先为协调孙、黄矛盾，经常往返于东京与福冈之间。后来为反袁下南洋筹款，又经常往返于日本、新加坡等地之间。这样生活动荡不定，长年奔波在外，谭人凤不仅难以静下心来思考和写作，就是写了，稿件也难保管。

第二，此书中涉及第“二次革命”之后的事件比比皆是。试举几例说明：

1.在第一组的“评”中，有评论梁启超“反复无常，甚至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近康有为对人言：‘愿世人毋以我与某(指梁启超，下同——引者)并称，我有所不为，某无所不为也’”[2](P302)之句，其中提到康有为“近”有公开指责梁启超一事。经查，1913年1915年之间，均无康、梁之间激烈的冲突而致使康有为公开指责梁启超之事。倒是1917年2、3月间，康、梁二人因在中国参战问题上观点严重相左而发生过公开决裂之事。梁启超极力主张对德宣战，而康有为则于3月13日致电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表示坚决反对中国对德宣战，“否则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也”[3](P978)。对于梁启超极力主张对德宣战，康有为甚为愤怒，不仅“切责”梁启超“病狂”，并声称一年后德军进北京，要拿梁启超做元凶惩罚。[4](P731)在这场参战之争中，谭人凤与康有为观点一致，坚决反对中国对德宣战，并致书康有为，指责梁启超不顾康有为的意见，“为所欲为，毫无忌惮，是不特开罪于国，亦开罪于先生(指康有为——引者)”，要求其“电请政府放逐梁氏”[2](P204-205)。所以，这里的“近”字，在时间上显然不应指谭人凤亡命日本期间，而应是指康、梁在中国参战问题上观点严重相左以致决裂的1917年2、3月间。

2.在第二组的“叙”中，谭人凤写有与李燮和等人密谋响应长沙起义之事，但在此组的“评”中，谭人凤对于以上“订交诸人”后来的所作所为亦有所评叙，其中“或冀作洪宪功臣”[2](P305)之句，显然系指李燮和于1915年8月与杨度发起筹安会之事。

3.在第十三组的“评”中，有胡瑛“假面揭开，降志辱身，遂与李燮和同降于袁皇帝”[2](P321)之句，显然亦指其1915年8月与杨度发起筹安会之事。

4.在第二十九组的“评”中，有“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旋而大总统，居然命世之英。而察其前后事功，汉口由其犹豫而烧，赣、宁由其反对而败，国会由其违法怕死而解散”[2](P357)之句，其中黎元洪当大总统在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在张勋的逼迫下解散国会则在1917年6月。

5.在第四十组的“评”中，有“克强死矣，吾不知黎元洪对此，其亦有何感想否”[2](P384)之句，黄兴逝世于1916年10月31日。

既然《石叟牌词》有这么多处涉及1915、1916乃至1917年发生之事，这就表明，《石叟牌词》并非写于“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亡命日本期间。林增平先生对这种现象似有所察觉，所以他在《介绍〈石叟牌词〉》一文中，在沿用陈浴新的有关说法时又特别附上了一句不太确定的话：“1916年返国后可能稍有补辑”[1](P1)。对于陈浴新的上述说法略有怀疑的表示。

第三，谭人凤在护法运动期间还说此书尚未完成。1918年6月30日，谭人凤在协助陈炯明开展护法军事活动后，从广东返沪途经香港之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昼晴夜雨。购传奇各书披阅，盖因余有《革命词评》，撰句未竣工，意思有所取材。披阅之余，皆系儿女私情，无所资益。惟《桃花扇》一书，复社诸贤意气用事，排挤阮大铖不遗余力，卒至翻云覆雨，党祸蔓延，国亦随之而灭，事与今日适相仿，能无慨欤?”[2](P295)谭人凤的这则日记说明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谭人凤为这部“自叙平生事状”[1](P14)的自传性著作所取的名字原为《革命词评》，其中至少有词、有评等内容，况且这部著作的名称在“词评”之前冠以“革命”二字，说明其内容是有关自己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显而易见，谭人凤所说的这部《革命词评》就是后来被石广权题名的《石叟牌词》(为叙述方便，如无特别说明，以下对谭人凤所说的《革命词评》，仍以《石叟牌词》名之)；其二，到1918年6月30日，谭人凤的这部著作“撰句未竣工”，因此还想从一些传奇的诗词中“有所取材”，以作为自己写这部著作中“词”的部分的参考。这同时说明，林增平先生先前的“1916年返国后可能稍有补辑”之说也不太正确，因为所谓“补辑”是指作品已经完成之后，再在个别地方略作补充或修改。谭人凤既然于1918年6月30日还明确地说这部著作“撰句未竣工”，也就说明当时还未写完，正在写作之中。

综合以上三点理由，我们认为，关于《石叟牌词》写于“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亡命日本期间的观点显然与史实不符。

三

《石叟牌词》既然不是写于“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亡命日本期间，那么它写于何时呢？笔者综合考查有关史料后认为，谭人凤开始写作《石叟牌词》的时间应在1917年春。主要理由有二：

第一，此时有一个相对稳定、宽松的环境。护国战争爆发后，谭人凤于1916年4月由日本返沪[5]，与续配卞氏及卞氏所生之长子德揖住法租界霞飞路，而且当时德揖尚幼，给晚年的谭人凤带来些许快乐。1917年1月，他在致冷公剑的信中说：“消闲之法，惟有小儿调笑。”[2](P172)另据章太炎回忆，此时谭人凤“寄居上海，督诸孙读书，时应人亟，亦他往，率不过二三月归”。1917年6月，张勋复辟后，章太炎随孙中山南下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稍后又奉孙中山之命赴滇、蜀劝说唐继尧护法，因此其在上海的“弱妇稚子”，得到与之“相去才百步”的谭人凤“时时来问燥湿”。章太炎返回上海之后，谭人凤亦与之“常相过道公私事”[6](P68)。可见，这一时期，谭人凤生活较为稳定，时间也较充裕。

第二，如前所述，谭人凤在《石叟牌词》的开篇，即第一组的“评”中，有评价梁启超“反复无常，甚至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之语，并说：“近康有为对人言，愿世人毋以我与某(指梁启超——引者)并称，我有所不为，某无所不为也。”[2](P302)其中对梁启超的评价与其在1917年3月29日为反对梁启超鼓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指责梁启超“卖友事仇，借权黩货，行事反复，变诈无常”[2](P201)一语的用词相似。谭人凤所说康有为“近”因指责梁启超而与之反目，显然是指康、梁1917年2、3月间在中国参战问题上观点严重相左而公开反目一事。这个“近”字就足以说明，谭人凤开始写《石叟牌词》之时，正值1917年2、3月间中国为参战问题争论之际。

谭人凤开始写作《石叟牌词》的时间确定了，接下来就是完成写作的时间。关于这个问题，谭人凤的宝庆老乡石广权在为《石叟牌词》所作的“弁言”中做了明确交待。他说：“己未之春，续游申江，石屏一见留饮，出所作牌词一大帙，授余曰：‘此我奔走二十年来心血之所涌溢，而不禁流于楮墨间者，一字一血，非复坊间所行牙牌词之类也，愿勿以小品相视，幸为我整齐其文字焉。’”[1](P15)他还说：“不图沪上匆匆一别，而石老千古矣！怃怀逝者，凄怆人琴。岁月不居，未知年复一年，而人之谓石屏者何？此牌词一卷，亦当代征石屏轶事者所必取也。因为题名曰：《石叟牌词》，其义则有章炳麟、邹代藩之序词在。”[1](P15-16)

石广权(1872—？)一名建勋，字一彦，号蕴三，邵阳人。清末，石广权曾与樊锥一道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后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及政法大学，归国后曾与禹之谟创办邵阳中学堂，之后历任上海群治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代校长、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员，湖南船山学社政学科社长兼船山中学校长等职。石广权“弁言”中所说的“己未之春”就是1919年春，“申江”即为上海。这就说明，1919年春，石广权与谭人凤相会于上海，谭人凤请他为其所作的《革命词评》“整齐其文字”之时，谭人凤的《革命词评》刚好完成，并已经请时在上海的章太炎、邹代藩审阅并作序。谭人凤逝世之后，石广权在为谭的《革命词评》“整齐其文字”并为之作弁言时，就将其定名为《石叟牌词》。

综合以上的考证，我们不难作出以下结论：谭人凤《石叟牌词》的写作时间不是“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亡命日本期间，应为1917年春至1919年春。

既然谭人凤的《石叟牌词》写于1917年春至1919年春，那么陈浴新为何又要说它写于“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亡命日本期间呢？ 分析相关史料后，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就是陈浴新所发现的此书仅为谭人凤原稿中的一部分。其理由主要有二：第一，我们现在看到的《石叟牌词》只有49组，最后一组，即第四十九组的“叙”结尾时说：“此予初至日本之大概情形也”。从这句话的意思看，第四十九组显然不应是谭人凤《革命词评》整个原稿的结尾，后面应该还有其到日本以后等内容。而且这一组和上一组(第四十八组)均缺“评”的部分，邹代藩为之所作之序不见踪影。陈浴新也说，他在书肆中发现此稿时，此稿“尚未装订”。由此可证，陈浴新发现的《石叟牌词》只是谭人凤原稿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包括第四十八、四十九组中“评”的部分和邹代藩所作之序，都因“尚未装订”的原因早就散失了。第二，1919年春，谭人凤将此稿交石广权，并请其为之“整齐其文字”时曾说：“此我奔走二十年来心血之所涌溢，而不禁流于楮墨间者。”[1](P14)这不仅说明此稿此时已完成，而且说明此稿的内容应为谭人凤20多年革命活动的回顾和总结。既然这样，谭人凤《革命词评》原稿的内容不应仅止于1913年。而况后来发生的中华革命党成立、反袁护国战争、参战之争、溥仪复辟、护法运动等重大事件，谭人凤也都是重要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这些重要经历，都是谭人凤20多年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被排除在谭人凤这部总结自己20多年革命活动的自传性著作之外。此外，谭人凤原稿完成后曾送好友章太炎、邹代藩、石广权审阅，他们都为之作了序。章太炎在序中说：“石屏所作牌词，自叙平生事状可也。”[1](P14)石广权在序中也说：“此牌词一卷，亦当代征石屏轶事者所必取也。”[1](P16)这也说明，谭人凤《革命词评》原稿既然是其“自叙平生事状”的自传性著作，自然也就不会仅仅写到1913年。所以，陈浴新根据其发现的谭人凤残稿中只有“历述其参加革命之实事，至第二次革命后为止”[1](P16)的内容，进而推导出《石叟牌词》写于“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亡命日本期间的结论也就在所难免了。

[1]谭人凤.石叟牌词[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2]石芳勤编.谭人凤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3]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 (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邓江祁.《谭人凤生平大事记》考误[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24.

[6]章太炎.前长江巡阅使谭君墓志铭[M]//卞孝萱，唐文权.辛亥人物碑传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A New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Writing Time of Tan Ren-feng’s Autobiography

DENG Jiangqi

(Hunan Provin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Changsha 410016, China)

For a long time, Tan Ren-feng’s Autobiography has been widely considered as being written in the period when Tan Ren-feng went into exile in Japan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Second Revolution”. But it has been questioned.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 it is supposed to have been written from the spring of 1917 to the spring of 1919.

Tan Ren-feng;TanRen-feng’sAutobiography; writing time；the Revolution of 1911

2016-12-12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课题“谭人凤研究”(16C0863)

邓江祁(1956—)，男，湖南江华人，教授，博士，湖南省教育厅副巡视员，湖南三一工业职院党委书记兼督导专员。

K257.9

A

1672—1012(2017)01—00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