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中和思想资源的现代知识性转化研究

岑孝清

（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4）

文化资源是人们从事文化生产或文化活动所利用的各种资源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②程恩富：《文化经济学通论》，上海财经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思想文化属于精神文化资源的内容，然而无论是其现代转化的特征还是规律及其意义，目前都还缺乏研究。作为非遗资源重要内容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其中那些优秀思想文化，对于当代科学与哲学体系所起的作用，同样也还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因此，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道教中和思想源远流长，是中华传统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是当代和谐文化建设的资源，而且还可以成为建构当代科学与哲学体系的资源。本文对后者进行研究。

一、非遗资源与思想文化资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资源，源于历史，载于历史性物质载体，活跃于当代文化活动中，具有精神性的特征。当这一资源以某种认知、知识、观念、信仰等精神性文化因素作用于当代人们的种种文化生活时，它也就取得了当代的“合法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中的那些认知、知识、观念、信仰等精神性文化因素称之为思想文化资源。资源，作为沟通历史与当代的概念，还只是表象的，其更深一层的概念是转化。对于非遗来说，转化同样也属于沟通起历史与当代的概念，它是指历史性因素通过一系列的变化或发展，实现了其自身当代性的过程。思想资源的转化，远比一般文化表象的转化更为抽象，更为复杂，更为深刻。这种抽象、复杂和深刻，不但体现于其作为传统的、历史的存在本身是丰富的，或者还是特异的，还体现于高于传统存在的，比传统存在更为复杂的现代性，尤其是这一现代性的认知形态如何会通、容纳和扬弃传统从而实现新形态的过程。总之，这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问题。

就道教中和思想而言，首先，它归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文化传统，以传统元素的方式影响着当代人们的文化生活。其次，它也存在于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形式中，并通过这诸多形式，或保存，或活跃于今天人们的文化生产和文化生活中。最后，是目前人们还未自觉的，还未重视的，即它是能够对当代哲学与科学认知起作用的。不过，无论是作为一般文化现象影响当代人们的文化生产及其文化生活，还是作为有待揭示的对当代认知系统所起的作用，都首先需要对这一思想文化资源的内容给予揭示。

确实，在思想史上，道教中和思想内容丰富、义理深湛，精神特异而富有生命力。它有着自身的源与流，有其自身确立和演化过程。道教中和思想的渊源有老子提出的“冲气以为和”思想，有庄子提出的“环中”思想，有《周易》“中正和谐”思想等百家的中和思想，更有源自道教自身经典《太平经》的“太平中和之道”，以及道教灵宝派“思善舍恶名为中和”与“中和之科”的传承和发扬。到了元初，它取得了相对独立的义理形态，这就是李道纯开创的道教中派，其基本命题就是“中也，和也”（李道纯《中和集》卷10），确立的是以“虚和”为本体的思想形态。此后，道教中和思想经历了两次演变：一是，明代张宇初提出“心也，道也，和也”（张宇初《岘泉集》卷1）命题的阶段；二是，清代刘一明提出“信也，心也，中也，总一气也”（刘一明《周易阐真·河图》）命题，以及清末中派代表人物黄元吉所倡的“守中之法”“元气即性”（黄元吉《乐育堂语录》卷4）的阶段。张宇初所阐扬的中和思想，继承多于创新，是以心为本的中和哲学，故可谓之演变；而刘一明所阐扬的中和思想，实是以气为本的中和哲学，这是一次真正的转变，只是还处于启蒙阶段。

二、道教中和思想资源的现代转化如何研究

历史决定逻辑，内容决定形式。道教中和思想现代转化的研究，可以分解为几个步骤：思想史的逻辑必然—时代性的根据使然—转化途径的科学性要求—转化途径的文化性表征—中国传统宗教哲学思想现代化的特点及规律。这几个步骤的相应内容如下。

第一，道教中和思想的历史进程。此研究揭示道教中和思想的渊源、阶段性特征及规律。首先，是道教中派之前的道教中和思想。其次，是三次转化：由粗略的太平中和之道到精致的个体修炼中和丹道，这是第一次转化；由中和丹道到虚境心和丹道的演进，这可视为第二次转化；由心和丹道到神妙气和丹道，这是第三次转化。第三次转化至今还未完成，故当代道教中和丹道的转化属于第三次转化所必需。据此，按时间顺序，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依次展开：（1）道教中和思想的渊源和传承，重点研究以《太平经》和《老子想尔注》为代表的太平中和之道的内容；（2）李道纯道教中和思想的主体性开创阶段；（3）张宇初为代表的道教中和思想的“心和”演进；（4）刘一明为代表的道教中和思想的“气和”转化。

第二，道教中和气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及其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会通。虽然当代道教中和思想的理论转化，在历史上属于中和气学的延续，但由于现代科学体系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建设的要求，尤其是科学理性和时代文明的要求，它已经有了不同的定位、概念形式和知性内容。据此，应当从三个方面研究其转化的时代性根据：（1）当代道教的现状及其义理发展的情况，人学的发展的需要；（2）辩证唯物主义与道教中和义理内在契合点的问题；（3）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人学的地位和内容，以及这一地位和内容与道教中和义理体系的契合之处。这一研究的指导思想是：当代哲学的建设离不开思想史的丰富资源，传统哲学思想的现代化离不开当代人类哲学的科学和理性。

第三，道教中和思想的人学理论形式的转化。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由天人合和之道向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形式转化问题，此方面要着力的是中和之道抽象内涵的分析；（2）由中和太平之道向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形式的转化问题，此方面要着力的是中和丹道具体内涵的分析；（3）由中和丹道向人的个人生活、人的社会生活的理论形式的转化问题，此方面要着力的是心和丹道具体内涵的分析；（4）由心和丹道的道教义理向人的精神学的理论形式的转化问题，此方面要着力的是气和丹道抽象与具体内涵的分析。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对道教中和哲学思想而言，将贯穿着其基本的主导的两个范畴“虚静通和”与“冲气合和”的辩证问题。从人学理论来说，将要处理的是如何在人的精神科学之中转化和诠释该两个基本范畴及其关系。无论如何，这些研究的根据在于：无论是当代科学的人学，还是历史上宗教性的道教中和义理，均在关注和回答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个体与社会生活的问题，并且有着自己相应的本体论根据。

第四，道教中和思想的文化形式转化：由向内的人的精神科学向向外的宗教文化表现的转化。主要根据是，宗教是一种文化，道教是一种文化，道教中和思想可以通过文化形式的转化，从而使之在当代有着相应的载体，并发挥着与时代相适应的功能。具体应当考察其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以及所涉及的道教中和思想资源的开发，主要是公共性文化事业的开发，以及产业性文化的开发。

第五，道教中和思想转化的特征与中华传统宗教优秀思想现代化的一般特征。这个研究主要着重于人的心灵意识或意识问题，属于人的精神科学。从整个人类的认识水平看，目前，心灵哲学已成为西方最流行的哲学，在中国，“哲学的第三层次是精神哲学或意识哲学”（黄枬森）已经提出，可惜还没有系统研究。这方面，中华传统道家道教有着丰富的宝贵的资源，非常值得深入挖掘。对其研究，可以聚焦三个方面：人的精神科学的资源宝库，人类认知的特殊的灵异的试验，以及对人体认知的曲折探索。

三、道教中和思想资源现代知识性转化研究的意义

道教中和思想的现代转化研究，既涉及当代道教思想的合理性问题，亦涉及传统道教中和哲学思想的基本性质问题；既涉及现代科学技术体系问题，亦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既有精神科学新领域的探索，亦有新概念和旧概念的转化、不同学科理论的相互诠释等复杂理论问题。因为如此，它产生的观点可能是新的，它取得的成果可能是丰硕的，它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

第一，可以肯定当代道教思想及其文化发展的合理性根据。通过向人学理论的转化后，道教中和思想在理论形式上具有了现代科学的特征，据此，道教中和思想可以在当代宗教文化建设中返本开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思想营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文化事业乃至文化产业做出独特贡献。这里，公共事业是指道教自身所做的社会公益贡献，文化产业是指中和思想作为一种资源，可在养生保健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关于道教中和思想资源的开发和当代运用，已经有大量的实践和研究，但一般都是直接运用，未曾通过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转化，这也正是其要深入研究的价值。

第二，显示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诠释和转化优秀传统思想资源的范式意义。中国传统宗教的优秀思想，其义理的现代化，应当通过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转化，从而实现返本开新；反过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只有吸纳传统优秀哲学思想资源，才能焕发特质，增强生命力。（1）道教中和思想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人学的重要内容，即能转化为人学各分支学科重要内容，可惜这一观点还未为学术界明确提出，亦未曾给予科学定位。这里，人学的分支学科是指：人的自然科学、人的社会科学和人的精神科学。①黄枬森：《人学的科学之路》，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2）道教中和思想的内容与人学的内容有相通之处，可以契合，这种契合需要理论转化，其转化不但是可能的，且有着实际途径。这里，可能是指中和思想具有人学的理论内容，实际途径是指人学作为一门科学已经建立。这些也是已有研究未给予辨析的。

第三，促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融合发展，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将研究对象定位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中，因此可以取得两方面的预期成果：一是继“哲学的科学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之后，提出“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新概念，指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等重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概念终将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概念。二是可以说明，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即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两个方面，不但可能有深远的哲学意义，还可能有当下的现实意义。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是举世瞩目的，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称之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学术研究也是最热闹的。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化的研究，相对来说，是一种衡门深巷的现象，甚至不少学者回避“哲学科学化”概念，更不敢提“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事实上，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最高指导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等重要的。如果说，前者是一个彰显时代性的概念，则后者可谓是一个彰显民族性的概念。但无论如何，二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伟大事业的建设之中，亦即统一于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伟大事业之中。

（2）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重要成果，也有伟大成就，这是不能忽视的。一是20世纪下半叶钱学森院士提出并率领科研团队为之做出重大贡献的、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二是基本同时，北京大学黄枬森教授提出并率领科研团队为之做出重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两个贡献，使得当代中华民族哲学思想能够居于世界哲学的高端和科学的前沿，使得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有了最持久的精神动力和最先进的指导思想。可以展望，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终将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合而为一，这可能会在21世纪为中华民族所实现。在此背景下开展道教中和思想现代转化的研究，将是以滴水之珠汇入伟大时代精神海洋中的努力与担当，所谓“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以具体之力，推动科学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

第四，试探人的精神科学的方法。由于研究对象为思想资源，不但有历史性，还涉及现代性，其更是一种复杂独特的认知系统，所以除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外，还要探索新的方法，这就是人的精神科学的方法。这个新方法，首先是建立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即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基本方法论，综合运用历史学、文献学和文化学等方法。其次，就是要进一步探索与研究对象性质相一致的方法，此方法概括起来就是“通情之默应，理性之沟通，科学之呈现”。后者，是与道教中和思想的特异性相适应的，与既有研究主要运用的“道教人学”方法不同，亦与以“新道学”原理运用于道教思想的方法有所不同。总之，在中华传统宗教哲学思想中，探求属于人学的精神科学的内容，从而探索人的精神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新尝试。当然，这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