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教育要讲清基本学理问题

人类自从需要运用道德调节社会生活以来，一直将诚与信作为评判社会道德风尚和个体道德人格的第一标准，高度重视关于诚信的道德教育与宣传。这使得诚与信成为最重要的道德范畴，诚信教育成为最重要的道德教育领域。

中国社会实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其中包括人在思想道德方面的巨大进步，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以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为主要标志的“道德领域突出问题”。面对这种情势，思考诚信教育问题不仅有助于更好地开展诚信教育、推动社会的道德治理，更关乎青少年健康成长。道德教育的大量事实表明，有效开展诚信教育需要讲清三个基本学理问题。

一、“诚”“信”本义及其逻辑关系

在各级各类学校的诚信教育中，一些老师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老实人”或“老好人”的意义上讲诚与信的涵义，有的甚至将人应当具备的诚信品德与不善言谈、不苟言笑之类的个性特征相提并论，混为一谈。这表明，诚信教育中存在不能辨析和把握诚与信的本义及其相互关系的学理问题。因此，开展诚信教育应当首先注意讲清“诚”“信”本义及其逻辑关系问题。

讲清这个学理，有必要先简要说明伦理与道德这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摈弃“伦理就是道德”的传统观念。在中国伦理学和道德教育领域，过去长期存在不能区分伦理与道德的学理界限，以为“伦理就是道德”。近十年来，一些学者针对道德教育存在的低效、无效乃至负效的情况，持续反思和辨正“伦理就是道德”这一基本学理问题。其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将人类社会复杂的社会关系划分为“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两种基本类型。伦理就属于一种特殊的“思想的社会关系”，其特殊性表现在伦理之“伦”是反映不同“辈分”（伦，辈也）和“身份”（伦，犹类也）的人们之间的“思想的社会关系”；伦理之“理”则是应维护和优化不同之“伦”的需求而设定的国家意志和社会理性，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准则不过是其中一“理”，并非伦理所需之“理”的全部。除了道德之“理”以外，维护伦理之“理”尚有政治、法律和心理方面的。因此，以为“伦理就是道德”是违背两者之间实存的学理逻辑的。伦理与道德之间，前者是本，后者是用，是为维护和优化伦理关系而被特定时代的人们创设的。任何社会要求人们“讲道德”的目的，其实都不只是为了“讲”道德，而是為了培养“道德人”的人格以维护和优化特定的伦理关系。否则，“讲道德”就易于脱离维护和优化“思想的社会关系”之伦理需求，误入形式主义的“讲道德”企图。诚信教育与其它道德教育一样，旨在促使受教育者具备诚实守信的道德人格，能够在“心心相印”和“心照不宣”“同心同德”和“齐心协力”的意义上维护人们相互之间的诚信伦理关系，使之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精神家园和国际最重要的文化软实力。[1]

立足诚与信的伦理关系讲清诚与信的本义，可以通过三种视角来考察：其一，基于自我（“自”与“我”——“两个不同的自己”之间，意指伦理的自我认知和悦纳心态）的伦理关系来考察，诚的本义是真、实，不自欺、不自隐、不虚妄，对此能“心知肚明”。《左传·文公十八年》为“诚”疏曰：“诚，实也。”今人常说的真诚、实在、诚实等，皆属于此种涵义。在中华文明早期，诚的本义还含有宗教崇拜情绪的意思，与敬相同，意指虔诚、恭敬的道德态度和情绪，故尔《礼记·曲礼》有“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的道德要求。基于自我视角看信，信的本义是守，即《易·革》说的“信，志也”，《易·大有》说的“信以发志也”，主张不卑微、不放弃，属于自尊和自信的道德人格和意志品质范畴。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本义说的就是信。其二，基于人我关系来考察，诚是忠、恳，即忠诚、诚恳之义。信的本义是用，即信用和信守，与人的“第二生命”之信誉与名誉相关。《易传·系辞下》曰：“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其三，基于群（包括国家与社会）我关系来考察，诚的本义是“一”， 即所谓“诚者，一也”，强调“诚是天理之本然”“人道之当然”（《中庸》），特指“说一不二”的立身处世原则，亦即孟子说的“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信的本义是信念、信仰和信奉，具有道德形而上学的特色，指称一种超越现实的伦理精神和道德态度。在中国伦理思想和道德学说史上，诚与信的本义都发生过一些变化，但它们的本义之基本学理精神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遵循了语义学所主张的一贯性原则，由此而成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良的社会道德要求和个体美德。

讲清诚与信的逻辑关系，可以从两种向度展开。一是从语义学的向度，要看到诚与信的语义是相通的，差别仅在于语形不同。《说文解字》曰：“诚，信也，从言成声。”又曰：“信，诚也，从人从言。”二是从做人与做事的向度，要讲明诚强调的是做人要真心实意、表里如一，做事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信强调的是做人要信守诺言、言行一致，做事要注重实效、讲究信誉。概言之，诚强调的是做“道德人”的“里子”之真与实，信强调的是做“道德人”的“面子”之守与用，诚与信合起来就是做人做事要表里如一、言行相顾。正因如此，今人习惯以诚实守信的道德话语形式表达诚与信的本义及其相互之间的学理逻辑。

二、诚实守信的道德价值

所谓道德价值，亦说道德意义，一般是指人们的道德意识现象和实践活动在其展现过程中所产生的有效性。讲清诚实守信的道德价值，可以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知性与行动相统一两个向度展开。

中华民族一贯把诚实守信作为做人做事的基本道德要求，强调人生在世一定要重视以诚实守信自律和修身。从逻辑上看，中国古人的著述有很多关于诚实守信之道德价值的精到见解，都是基于诚实守信的道德价值立论的。如孔子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清代末年名儒蒋大始总结此前著述家的思想，特别强调诚的道德意义：“诚者万善之本，伪者万恶之基。”认为以诚待人是一切优良道德品质的根本，以伪待人是一切恶劣品质的根源。这种逻辑思想的意义指向，宛如强调一座大厦是否合格取决于它的基础是否牢实的道理一样。重视诚实守信的道德价值，是有史以来一切伦理学和道德哲学家的共识，也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公认的传统美德和道德教育追求的价值目标。

讲清诚实守信的道德价值，应特别关注中华传统道德文明发展史上那些褒扬诚实守信之道德价值的文化现象，以给受教育者传递一种厚重的历史意识。例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人提出的道德主张，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它学派包括儒学自身一些人的批评，但诚实守信的道德主张没有这种遭遇。信，在西汉初年经过董仲舒的研究和张扬，还被提上到“五常”大德之一的地位。再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传世佳作所塑造的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凡属正面人物都具备诚实守信的品质，给人以真实、真诚、可信、可爱的印象，而凡属反面人物都具有虚伪的品行，言而无信、巧言令色、狡猾奸诈，让人憎恶。它们作为“文以载道”的代表作，本身都富含诚实守信的道德价值。与此相关，还有那些流传至今的颂扬诚实守信美德的道德故事，其内含的道德价值也是经久未衰的。正面的如《天仙配》《太阳山》《螺丝精》等民间故事，曾子为兑现其妻的承诺而要为儿子宰猪等传说；反面的如《东郭先生与狼》《狼来了》等寓言故事。须知，在芸芸众生的旧社会，“文以载道”的文学艺术作品对于中华民族优良道德包括诚实守信品质的形成和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历史经验值得我们今天开展诚信教育汲取。

讲清诚实守信的道德价值，还应当联系当今社会生活的实际。在当代中国社会市场竞争的环境中，很多企业家因恪守诚实守信的道德原则，说话做事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而取信于消费者和社会，获得诸多发展机遇，赢得竞争激烈的市场挑战，体现了“得道多助”的道德定律；而另外一些人，则因投机取巧、坑蒙拐骗，低估市场法则和消费者的道德智商，而成为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有的还留下了千古笑柄。吴晓波的长篇报告文学《大败局》对此作过十分传神的描绘，揭示了在改革之初曾名噪一时的瀛海威、爱多、巨人、三株、太阳神、科隆等明星企业之所以接连破产，皆因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失败基因”——违背了诚实守信这一市场运行的道德铁律。这部作品出版发行当年便印刷11次，创新当时中国出版发行的记录，表明当代中国人仍然保持着高度关注诚实守信之道德价值的传统风范。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那些被揭露出来的“老虎”与“苍蝇”，他们违法犯罪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欺上瞒下，践踏诚实守信的道德原则。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道德个案比比皆是：能够遵循诚实守信道德原则的人，当他们需要与他者相处和交往的时候，会因“有朋自远方来”而获得他者的关心和帮助，不仅有助于事业的成功，也能从中感受到做“道德人”的精神愉悦，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反之，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要讲清诚实守信的道德价值，还需要讲清诚信缺失的危害性。就国家层面而言，诚信缺失危害国家与民族的生存现状、前途和命运。除了上文提及的“明星企业”和“官场新秀”的垮台，生产经营领域内类似瘦肉精、苏丹红、毒大米等诚信缺失的危害所招致的破产，已为人所共知；就个人层面而言，诸如剽窃、侵权之类诚信缺失导致名誉和信誉扫地、最终葬送个人前途、丢尽颜面的人，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不仅如此，各种诚信缺失的危害还表现在造成人们之间相互提防，毒化健康文明的社會公共生活环境，抵消学校开展诚信教育的积极效果，妨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三、践履诚实守信需要道德智慧

开展诚信教育，要求受教育者践履诚实守信的道德要求，有必要引进道德智慧。当前的诚信教育，对此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所谓道德智慧，指的是道德主体将社会道德的知性要求转变为实际的道德行为，促使道德行为实现道德价值、把道德行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智慧。[2]通俗地说，道德智慧的实质就是要促使道德行为主体的向善动机与向善结果相一致，避免出现“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的恶果。与诚实守信相关的道德智慧，其真谛就是要避免出现“老实人吃亏”“英雄流血也流泪”的不道德后果。这种智慧的道德意义，从反面来看，我们已经可以从时下见义勇为者因遭遇“碰瓷”而身陷道德尴尬的那些案例可见一斑。

道德本是立身处世、安邦治国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作为道德知识和理论内含在道德文本的叙述中，作为道德实践能力则因人而异地体现在道德行为的选择和实践过程中。道德生活的大量事实证明，是否能用智慧的眼光看待、学习和理解道德知识与理论，选择和实施道德行为，其结果是不一样的。

开展诚信教育要引导学生将践履诚实守信的知性要求与道德智慧结合起来。一要讲清关于诚实守信道德文本中的智慧要素，让受教育者能够从中悟到诚实守信的“实践理性”，既能“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二要讲清历史上诚实守信的道德故事，说明其中折射的道德智慧之光。如讲“司马光砸缸”，要在讲砸缸与否的矛盾关系中阐明砸缸的道德意义及其选择智慧。三要联系道德生活实际，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诚实守信的道德智慧问题。为了激发受教育者对道德智慧的兴趣，还可以考虑进一步提出“投鼠忌器”“熊的服务”等“道德悖论”话题，不仅让受教育者懂得“讲道德”和做“道德人”的重要性，而且明白善于“讲道德”和做“道德人”的必要性。

要讲清践履诚实守信需要道德智慧，必须改变道德教育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路径。具体来说，就是要改变依赖“形式哲学”进行逻辑推理的方法。毋庸讳言，我们的道德教育一直存在脱离实际、从书本到书本的本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问题。如进行乐于助人的“爱心”教育，常用“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的逻辑推理，殊不知道德生活世界的实际情况是：总会有一些人不愿或不会“献出一份爱”，还有一些人专门坐享别人“献出一份爱”的“讲道德”成果。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受教育者不加分析地践履诚实守信，实则是在助长、鼓励“自私鬼”的不道德行为，纵容坑蒙拐骗的恶劣行径，与诚实守信的道德要求本身是背道而驰的。不仅如此，避开道德智慧讲诚实守信，还会挫伤受教育者讲道德的积极性，甚至“刺激”他们放弃诚实守信，走向“讲道德”的反面。须知，现实生活中一些不能按照诚实守信道德原则做人做事的人，并非当初没有接受过学校对他们进行的诚信教育，而可能是从自己或他人“做老实人吃亏”的经历中吸取了“经验”。须知，面对色彩斑斓的道德选择情境，关于诚信道德的文本知识毕竟是“灰色”的。

道德干预和指导生活的指令是“应当”，但道德教育传授“应当”之“道”不可以局限于“应当”，而要同时传授“本当”之“道”，授予受教育者以贯通“应当”与“本当”的道德智慧之“道”。因此，开展诚信教育必须运用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用“实践第一”的观点来帮助受教育者理解和接受诚实守信作为一种道德实践智慧的社会要求。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对社会道德生活自然也应作如是观。视诚实守信作为一种道德生活的实践，就要求诚信教育不可以局限于道德文本，要着力引导受教育者学会适时观察、把握诚实守信的伦理情境，做出道德选择时要能体现意义判断与事实判断相结合的道德智慧，真正实现诚实守信的道德价值，不至于落入“事与愿违”或“好心办坏事”的“道德尴尬”窘境。

道德生活世界是复杂多变的，人作为道德实践主体在践行诚实守信的社会道德要求时，要具备审时度势的判断力，如此才能真正实现诚实守信的道德价值。质言之，诚信教育的根本宗旨是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擅长践履诚实守信之道德要求的“道德人”，而不是要把他们培养成为“道德书生”或“道德宝贝”。

讲清上述三个基本学理问题，也就是要讲清什么是诚实守信、做人做事为什么要诚实守信和怎样践履诚实守信的问题。如果说，第一个问题属于道德知识论范畴，第二个问题属于道德价值论范畴，那么第三个问题则属于道德方法论范畴。因此，唯有实现“三论”相统一，才能促使诚信教育收到应有的效果。而要做到如此，关键是教师要具备相应的道德知识和理论素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演绎能力。

参考文献：

[1]韩升.伦理与道德辨正[J].伦理学研究，2006（1）：90-92.

[2]钱广荣.关于伦理道德与智慧[J].哲学动态，2003（2）：17-2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钱广荣，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赵 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