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獠牙崇拜摭谈
——兼议兴隆洼文化牙形玉器

范 杰

牙形玉器在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发现1件，出土于M109居室墓，色呈灰，状若弯状，底部双面内向上敛成薄片状，片端略呈齿牙状凹凸，其下钻有圆形小孔，端部呈尖状，器体断面作椭圆形（图一：1）。[1]巴林右旗博物馆也藏有一件兴隆洼文化牙形玉器，称为玉璜[2]，形制基本一致。与之风格制类似的，还有黑龙江饶河小南山出土的两件牙形玉器，原报告称之为玉坠饰（图一：2）。器身呈弧状，截面呈现圆角方形，一端较粗，一端渐细。[3]西梁文化中也曾发现有此类玉器[4]。

一、牙形玉器非璜

史前遗址，尤其是东北史前遗址中，均会发现很多半环或者半壁式的器物被定名为璜。但理清了璜的发生发展的脉络之后便会发现，很多器物都只是在形态上类似于璜，与璜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

谓之璜，《说文解字》谓：“璜,半璧也。”这是对于璜的最早解释。璜的初文为黄，而甲骨文写作，像一串用于佩戴的玉饰[5]，这可能就是璜的最初的形态和解释。从“璜”的构字法便可以看出，应是对称的玉饰。在三代中均出土大量的璜，基本形态都是对称的弧形，横置，上凹下凸，并在两端都钻有一个孔。《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苍璧礼天......以玄璜礼北方[6]。《礼记》郑玄注：璜、琥，爵也。天子酬诸侯,诸侯酬天子,以此玉将币也。《礼记·明堂位》：“大璜......天子之器。[7]可见璜的佩戴和形制皆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的模式，而这便是三代礼制文化的一个缩影。而纵观商代之前各地，在距今7000多年的跨湖桥遗址中就出现了璜。璜首先在长江下游地区流行，随后璜在长江中游和黄河流域相继出现[8]，成为龙山时期重要的玉器类型。璜在黄河流域的生根和发展壮大，使得其跻身“六瑞”，成为三代礼天祭地的重要礼器。长江下游地区是璜的滥觞应当无疑。反观东北史前玉器，虽有呈对称弧形的各类玉器，但皆钻单孔，实为残断环、镯、璧类玉器改制的弧形坠饰。像牙形玉器那样一端较粗一端较细且只有一个钻孔者和璜相距甚远，其产生和发展当和璜有着截然不同的轨迹，应另寻源头。

二、牙形玉器的产生机制

牙形玉器的诞生与当时人们的生业方式密不可分。北方草原地带的细石器传统，从小河西文化一直到小河沿文化，都表明渔猎一直都是这一广阔区域的重要的生业方式[9]。兴隆洼文化时期，虽然农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渔猎仍然占有相当的比重。动物既是当时人们渔猎的主要对象，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一大威胁。这种又敬又畏的心理，使得当时的人类对其有所祈求[10]。动物崇拜是自然崇拜的一种表达方式，而自然崇拜深植于旧石器时代以来数万年的时间中，是人类社会中最为漫长的阶段。而对动物的认识——从整体到部分，獠牙崇拜无疑是动物崇拜的进一步升华。獠牙作为各种野兽最为突出的标志，顺理成章的成为动物崇拜最重要的载体。

在兴隆洼遗址以及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牙形玉器的同时，各类牙饰、牙质工具也是大宗。这些牙饰很多都是用野兽的獠牙，在较粗的一端钻孔。有的则是使用兽骨加工成相似的形状然后钻孔。在兴隆洼文化白音长汗遗址中出土了一件人面石饰，人面用叶腊石制成，呈椭圆形片状，正面有一对形似月牙的凹槽，代表眼睛。其下横向一条和纵向上下交错四条凹槽，用蚌壳镶嵌其中，代表交错的獠牙（图一：6）[11]。此外还出土用蚌壳制成形似獠牙的蚌饰（图一：2）。以骨、蚌等当时易得的材料模仿制作獠牙形的饰品或者是在人面上极力突出夸张的獠牙，似乎表明形似獠牙的饰品在当时已经是一种广泛被接受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并呈现出不同的姿态。

早在兴隆洼文化之前的小河西文化中便已经开始出现了以玉斧、玉球、玉管、玉环为代表的玉器群。从房址、陶器、石器分析,兴隆洼文化继承了小河西文化的主要文化因素,小河西文化是兴隆洼文化的主要源头。[12]虽然在玉器数量上小河西文化不及兴隆洼文化，但在玉器类型上，兴隆洼文化玉器与小河西文化玉器一脉相承，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这不仅为兴隆洼文化玉器找到了源头，同时也是辽西地区玉文化的滥觞。深厚的玉器传统是牙形玉器产生的重要基础。

兴隆洼文化牙形玉器制作精细，尖端圆润，并无使用痕迹。如果说獠牙饰尚可以作为牙锥、牙刀之类的工具或者装饰品，牙形玉饰则不应是简单的工具或者装饰品。兴隆洼文化的玉匕形器——一般为长条状，上端比下端稍窄，上端对钻一孔，整体两侧向内微弧。在白音长汗遗址就发现了用骨制成的匕形器，除了没有钻孔之外，整体都很类似。更为典型的例子是玉斧和与锛，是我国最早的礼神玉器圭。

在原始社会，玉料来之不易，加工更为艰难。相对于数量庞大的石、骨、牙、蚌器，玉器在兴隆洼文化中只占到极小的比例。兴隆洼文化玉器多见于墓葬中，房址中则几乎不见，可见玉器在兴隆洼文化中已经和普通的生活工具区别开来。兴隆洼文化的工具类玉器是祭祀时送给神的，因而这类早期玉器是礼器而不是实用工具[13]。它们已经脱离了工具的范畴，属于祭祀礼神用品。

牙形玉器就是在渔猎经济为主导的背景下，动物是主要是食物来源，由此各类牙制品在生活中的广泛使用，同时在玉文化这一传统的不断发展，牙形玉器经过多方催化，最终得以在兴隆洼文化中诞生。牙形玉器是兴隆洼文化对于獠牙崇拜集中体现，反映了8000年前原始信仰。

三、獠牙崇拜的表现形式

纵观中国史前不同阶段的不同文化，皆可以发现獠牙的痕迹，其中是否为獠牙崇拜还需进一步分析与考证。但是在东北地区、黄河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发现有明确的獠牙崇拜现象。

1、东北地区

辽西地区，仰韶时期的赵宝沟文化猪的鹿鹰三神兽尊形器，将猪鹿鹰三只动物的头部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以下则是用类似云雾的卷曲线条并且相互缠绕，显得极为神秘。从赵宝沟文化开始，动物崇拜逐渐取代了獠牙崇拜。在海金山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勾形玉器，翁牛特博物馆馆藏一件红山文化青玉勾饰件[14]，两件玉器形态几乎一致，并且同巴林右旗博物馆藏兴隆洼文化牙形玉器相近。红山文化众多动物形玉器以及女神庙中出土的泥塑熊、鹰等动物，印证了当时人们相信万物有灵的精神世界。其后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也出土了同样的牙形玉器[15]，可见这一传统一直在辽西延续。

黑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仍旧出土大量的獠牙制品。新开流遗址距今6000年左右，墓葬中均出土或多或少的牙刀、牙饰，甚至在M6中出土几十件牙制品[16]；杜尔伯特李家岗遗址距今5500年左右，墓葬出土精美的野猪牙环饰一件[17]；吉林白城靶山遗址距今5500年左右，墓地几乎每座墓葬都有牙饰出土[18]。吉林省的通榆县腰井子遗址，出了一件钩形玉坠，顶部较宽斜直，身部弯曲，尾部呈勾状，靠近顶端出钻一小孔（图一：4）[19]。器形较辽西的牙形玉器有所差异，是一端宽一端尖的，宽的一端钻有一小孔的基本形制依然没有改变。在遗址中也出土大量的牙制器物[20]。

牙形玉器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也经常发现，朝鲜半岛称这类玉器为曲玉，日本称勾玉。在朝鲜半岛一些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考古遗址皆有发现，常见墓葬中作为陪葬。韩国学者认为在牙形玉器诞生时象征着所有生命起源的过程，而到后来逐渐成为权力和名望的象征[21]。以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牙形玉器在日本最迟至少可追溯至绳文时代。日本学者认为勾玉是从动物牙齿穿孔饰品发展而来的（图一：5）。[22]不仅如此，勾玉在日本神话中更是天照大神升天和创造生命所用“瑞八坂琼之曲玉”。[23]

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牙形玉器在形制上不仅与腰井子出土的牙形玉器近似，与兴隆洼牙形玉器也有可比之处。这两个区域与中国东北地区在文化上有诸多交集，因而这种巧合应当是文化交流的又一力证。

在以玉器为特色的东北新石器文化中，獠牙崇拜有着明显的变化。牙形玉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且分布区域较广，其后则不复出现，但是牙制品仍大量的存在，是当时人类不可缺少的工具。动物形玉器较晚且为红山文化所独有，可见在辽西地区獠牙崇拜逐步让步于动物崇拜，而獠牙崇拜归根到底也是动物崇拜的一种表达方式。东北地区在红山时期的动物崇拜以辽西和黑吉为分野，呈现出不同的认识并趋于多元化。

2、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在前仰韶以及仰韶时期，黄河流域广泛流行牙饰和牙制工具，其中以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中的“握牙”、獐牙勾形器、象牙雕筒以及佩戴牙束发器等（图一：7）[24]传统为代表。其中以手握獐牙最为流行，而象牙雕筒则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墓中的重要器物。以獠牙主体的习俗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可分为不同的层次，由可见獠牙在大汶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而在这其中又以手握獐牙这一风俗最为独特也最具代表性。“握牙”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便已开始出现，中期普遍流行，晚期更是成为大汶口文化葬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部分大墓中甚至出现了随葬多枚獐牙以及獐牙勾形器的现象，似乎獐牙也成为了身份和财富的代名词。“握牙”产生的根源应该是对于獐或者动物的崇拜，以期获得动物的力量或者是原始宗教信仰的体现[25]，可见其地位已经上升到了礼俗或者崇拜的地位。

长江流域则以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为代表。前仰韶时期，在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中都可以见到出土众多牙饰和牙制工具。在北阴阳营文化墓葬中出现了富有装饰色彩的刻纹猪獠牙[26]。在仰韶文化晚期与龙山时期，良渚文化继承了松泽文化在太湖流域迅速发展起来，在各类玉器上均可见到人面獠牙纹饰，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文化内涵。其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则出现了人面獠牙玉人像[27]，同时也出土了众多动物形玉器。人面獠牙形象在龙山时期则普遍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地区，邓淑苹女士称之为祖神面纹[28]。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地区是古代文献上所称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古代民族的活动范围，这种巧合似乎意味着夷人群体应是有着共同图腾或者信仰的不同部落的集合体。

3、小结

综上所述，可以将仰韶以及仰韶之前的獠牙崇拜分为三大区域，其中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为一个大区，或可称为东北区。该区域以牙形玉器为主要表达方式，又可以分为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两个亚区。长江流域为第二个大区，该区先民将獠牙与人面结合，成为形式各样的人面獠牙、兽面獠牙的玉像，表现出浓厚的崇祖尚巫色彩；黄河流域则作为第三个大区，以佩牙、握牙以及商周时期的佩觹等形式延续着这一传统，彰显身份和地位。龙山时期的獠牙崇拜，由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同化，两者可合并成为一个大区，而东北区则延续着仰韶时期的传统。

四、獠牙崇拜的流变

从目前观察到的獠牙崇拜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人面獠牙纹饰或是人面獠牙玉饰，一般认为商代青铜纹饰应当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和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29]。商代青铜器普遍使用兽面作纹饰，其中不乏描绘有獠牙者，应受良渚文化影响。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30]、陕西沣西西周墓葬[31]均出土过相似器物，国外博物馆也收藏有类似的玉器。这类人面獠牙玉饰与石家河文化出土玉饰形态基本相同，应是同源。可见这类獠牙崇拜一直仍以人面獠牙形态存在。

另一类则是牙形玉器或牙形饰，以兴隆洼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为代表。辽西的牙形玉器与大汶口文化的各类獠牙制品均是当时自然崇拜的产物，反映的是对动物獠牙的进一步认识，而这种认识则已经融入到当时的礼俗和崇拜之中。从考古材料来看，商代就已经出现了称之为觹的牙形玉器。商代的觹形制不丰富，主要是对獠牙的直接模仿，数量较少，皆单个出土，器身以光素无纹为主，雕刻工艺较古朴[32]，这与牙形玉器的主要特征都极为吻合。其次，《说文解字》曰：佩角，锐耑可以解结，从角巂声。诗曰，童子佩觿。《说文》认为觹为古代解结之用，而从造字的角度观察，觹字的出现则应当是与角牙相关。这与牙形玉器作为牙制工具的起源是契合的。辽西地区牙形玉器一直到夏商之际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仍有发现，可见牙形玉器在辽西地区的深厚传统。而商文化汇聚多方文化因素，尤其是辽西文化因素的观点已经被广泛的承认，因而商代玉觹应是辽西古文化与商之间文化交流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黄河流域的獠牙崇拜经历了从仰韶时期的典型獠牙崇拜到龙山时期的人面獠牙形象的转变。分析其原因，一方面长江流域史前发达的玉文化在此时北上，两者逐步结合而产生，玉文化已经从点状交流发展到全面扩张；另一方面则是黄河流域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渔猎采集经济已经居于次要地位，由农业经济产生的祖先崇拜逐渐成为主流，在两种经济形态转换的过程中，獠牙崇拜与祖先崇拜逐渐融合，形成了人面獠牙形象。而这一形成机制也应当适用于稻作农业发达的长江流域。

五、结语

东北亚地区包括中国东北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皆为筒形罐文化系统，而该系统的重要特征便是发达的渔猎经济。稻作农业大概在距今4000年左右传入朝鲜半岛，因而史前朝鲜半岛大部分时间都是渔猎为主的生活，而日本整个绳纹时代都以渔猎采集为主。大量的野兽兽骨，众多的渔猎采集工具，可见渔猎采集经济黄河与长江流域都占有重要地位。巧合的是，东北地区以及长江流域也是中国史前两大玉文化区，渔猎文化和玉器的产生之间应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不同的区域内产生相同的文化传统，相同的生业模式——渔猎，应该是决定因素。

在这种背景下，獠牙成为人类的肉食来源——野兽最为显著的标识，同时也是重要的工具和装饰品，是当时人类不可或缺的器物。当玉器成为当时人们通天、礼神、祭祀的载体，动物或者动物某一要素——獠牙，出现在玉器上，其文化内涵必然与玉器相关的各种礼俗是一致的，因而牙形玉器与璜并不相关。以玉器姿态展示的动物形象或者獠牙，其根源应当广泛并且深刻影响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的野兽密不可分，而这一根源的形成发展机制则是积蓄数千年的狩猎经济在人类宇宙观上的反馈，獠牙崇拜则成为狩猎经济的集中体现。

獠牙崇拜不是孤立的存在，各地的表现方式也不相同，演进程度也有明显的差异。东北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作为獠牙崇拜的三个大的区域，形成牙形玉器和人面獠牙两种獠牙崇拜的表现方式。三大区域和两种变现形式各自发展又互相影响、融合。在这样的趋势下，龙山时期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獠牙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构成了东北地区与“两河流域”并行发展的局面。獠牙崇拜的各种因素最终成为商周时期青铜纹饰、玉器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一支发展成为商周时期的玉觹。

图一 史前各地獠牙崇拜遗物

1.兴隆洼文化牙形玉器 2. 饶河小南山牙形玉器 3.兴隆洼出土牙饰 4.通榆腰井子钩形玉坠5.日本绳纹时代勾玉 6.白音长汗人面石饰 7.大汶口文化牙束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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