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家庭语言规划研究评述

刘 群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国内家庭语言规划研究评述

刘 群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在国内外研究背景下，语言规划研究进入了宏观和微观并存的时期。作为微观层面的家庭语言规划也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话题。文章从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少数民族家庭语言、汉语方言使用调查和家庭语言、语言教育和家庭语言三方面分析国内家庭语言规划研究的现状及其研究特点。

家庭语言规划；微观语言生活；隐性语言规划

一、研究背景

(一)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语言学家豪根在文献中介绍了“语言规划”这一概念，将之界定为规范正字法、语法和词典的活动，目的是在非同质言语社区中指导人们书面语和口头用语的运用。后来的学者不断充实和拓展“语言规划”的内容、深度和广度，已远远超越豪根强调的正字法、语法和词典，扩展至对语言进行一系列的计划和管理的活动。语言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种形式，一般认为：“语言政策是指人类社会群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对某种或者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措施等等。”语言政策是语言冲突和矛盾的产物。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在概念上没有太大的差异。20世纪90年代，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融合更加全面，逐渐被并称为“语言政策和规划”，简称LPP。国内的学者也惯于并举使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如戴曼纯《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学科性质》、刘海涛《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从定义看学科发展》、陈称福《关于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反思》、王亚蓝《21世纪以来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发展趋势研究——基于语料库的方法》等等。

本文采用“家庭语言规划”的说法。所谓家庭语言规划，即“在家庭领域和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的一种特殊的语言使用模式和语言实践。”也就是说，家庭语言规划的实施空间是家庭，实施对象是家庭所有成员，具体内容是考察语言使用模式和语言实践。

(二)家庭语言生活是微观层面的语言生活

李宇明根据语言生活状况和语言生活的管理体制，将语言生活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级。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和终端组织，其语言生活和个人语言生活一起归为微观语言生活。

库珀提出：语言规划不仅作用于宏观层面，还应该作用于微观层面，即较小的社会群体。他更倾向于认为：“社会学家们已开始构建一些小规模的理论框架，以适用于更为具体的社会层次于单元。”Spolsky所界定的语言政策七个应用领域也回应了库珀的观点，其中国家组织、民族与国家(或政体)是宏观层面，宗教及宗教组织、工作单位、地方政府是中观层面，家庭、学校是微观层面。因而，家庭语言规划作为语言规划研究的微观领域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三)家庭语言规划是隐性语言规划

语言政策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显性语言政策，是指通过法律条文和政府文件等明文规定的语言政策。隐性语言政策，是指通过语言意识形态、语言实践活动等体现出来的语言倾向，以及可能影响到语言生活的其他法律条文或政府文件。[1]比如，美国没有明确的英语官方化的语言政策，而是依靠强大的语言文化背景策略支持英语使用，这就是典型的隐性语言政策。隐性语言政策和显性语言政策相互支撑、相互依存，隐性是显性的基础，显性是隐性的“法规化”。隐性的“遮蔽性”特质使其更具有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所以，巴尔德夫将隐性语言规划和语言规划的层次、语言规划的执行者及其作用、早期义务外语学习规划(尤其是英语)并列为今后语言规划的四个发展方向。

家庭语言规划没有显性的、成文的语言规章制度，只存在基于语言实践和语言信念的语言选择问题。正如Spolsky所说“像许多其他社会领域一样，很多家庭可能根本就没有显性的语言管理，只有一些根据语言实践和语言意识形态而做出的简单的语言选择。”[2]

二、国内家庭语言规划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语言政策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大多数的语言政策研究都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从国家宏观结构入手，然后逐渐渗透到更小的社会群体中。”[3]以跨文化移民家庭为主要观测点的国外家庭语言规划研究包括三个层次的要素：家庭语言实践、家庭语言信念和家庭语言管理，具体涉及到到民族语的代际传承或丧失、儿童的语言转用、儿童语言习得模式的变化对民族语传承的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家庭语言规划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等等。

本文以“中国知网”和“超星发现”两个数字资源库为主要搜索范围来梳理国内家庭语言规划研究现状。同时，考虑到有些学者习惯使用“家庭语言政策”，有些学者习惯使用“家庭语言规划”，故将两者都列为搜索对象。其中“超星发现”搜索结果如表1，“中国知网”搜索结果如表2。

表1 “超星发现”搜索国内家庭语言规划研究现状

以上两表同类合并之后，再剔除两篇国外家庭语言规划现状研究的文章和一篇海外华裔家庭语言规划研究的文章，与国内家庭语言规划相关的文章仅7篇。显然，这个数字无法真实反映国内家庭语言规划研究的现状，当然，这和我们设定的、相对孤立的搜索对象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我们将家庭语言规划和语言使用调查、语言教育等综合起来考察，则可挖掘出国内家庭语言规划研究的更多的实践性成果。

(一)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和少数民族家庭语言

我国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在西北和西南。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的方针政策，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发展、保护和保存得到应有的尊重。除回族、满族全部使用汉语外，其他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的民族甚至有几种语言。在“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的影响下，民族语的代际传承、民族语和国家通用语的协调、和谐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等等，逐渐成为研究者聚焦的热点话题，家庭语言调查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板块。

比如，丁石庆《社区语言与家庭语言——北京少数民族社区及家庭语言调查研究之一》《社区语言与家庭语言及相关分析——北京少数民族社区及家庭语言调查研究之二》呈现了民族混居区域的语言使用现状。这些系列报告以问卷及大量访谈实录为原始依据，调查了北京地区的满、回、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壮、彝、白、苗、锡伯等少数民族社区与家庭的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以及由此而延伸的语言态度、族群认同、风俗习惯保持等诸多内容。如李少虹《单位社区少数民族的语言兼用与语言转用》，以北京蒙古族社区、藏族社区、维吾尔族社区、哈萨克族社区、朝鲜族社区为调查对象，总结了民族家庭代际间语言兼用的差异以及子女语言转用的特点。

周炜《西藏的语言与社会》展现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与社会风貌。该书调查了西藏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家庭语言情况，如家庭成员的单项语言能力和综合语言能力、家庭成员的公共场所语言使用状况、家庭成员的语言使用情况、新闻出版影视、通讯网络与家庭成员语言选用等等。通过调查研究，我们更深入认识到民族和语言的关系：“在民族地区，语言是沟通不同民族的桥梁，同时它还对民族团结、民族和睦相处、民族融合起到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因此，从民族社会学的角度看，某个少数民族对国家主体民族的语言即宪法规定的国家共同语的接受度，可以作为衡量这个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民族关系融合与否的一个指标。另外，民族接触和交往越频繁的民族地区，人们对国家共同语的接受度越高。”[4]

白碧波、[澳]大卫·布莱德雷《母语的消失与存留》关注了西南少数民族语言在家庭内部的使用、变化情况。比如，“大多数白族家庭，白语、汉语是主要交流工具，少数家庭使用白、汉、哈三种语言。”撒都语“使用的平均年龄在不断升高，使用人数随着年龄段的降低在急剧减少。有的家庭受语言态度的影响，出现了母语退出家庭的现象。”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家庭是民族语习得、使用和传承的重要场所。

此外，《家庭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异及思考》(邬美丽)、《论民族语言在家庭语域中的使用与传承》(王浩宇)、《锡伯族家庭语言保持现状透析》(尹小荣、刘静)、《新疆库尔勒市蒙古族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李毅)、《对傣族语言产生影响的诸因素》(赵凤珠)等文章也提出了类似结论。

(二)汉语方言使用调查研究和家庭语言

城市化迅猛发展的最显性标志是城镇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人口的变动和流动也会反作用于家庭语言的使用，比如多方言接触导致家庭内出现多言现象，方言脱离原有语境导致家庭语言转用普通话，等等。“语言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具有与社会共变的可变性特定。”[5]作为语言地域变体和地域文化载体的方言，其地域稳定性较强。在城市化进程和国家通用语大力推广的双重挤压下，方言陷入“被选择”、甚至“被放弃”的尴尬境地，特别是在家庭语境中。

比如，陈章太描述了四代家庭成员语言使用历时性变化，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以多方言为主；第四代则转用普通话。伍巍论述了两个家庭20年间因家庭成员的变动和外部语言环境的影响而导致的家庭语言格局变化，其中有普通话和方言的竞争，也有不同方言之间的博弈。俞玮奇的研究发现，苏州外来人口第二代已普遍转用普通话。语言转用的主要原因与普通话的国家通用语的地位以及与之相关的推广有关，方言习得和使用环境的缺失也是原因之一，本该作为方言习得和使用最佳语境的家庭主动屏蔽了这一职责。许雪亚认为家庭语言背景是方言缺失的原因之一。俞玮奇认为，除了家庭语言环境，青少年的第一语言习得状况、语言使用习惯、语言态度也是影响其方言能力的重要因素。

王立用家长语言期待来解读家庭与孩子用普通话交流的比率高于家长之间说普通话的比率，家长对孩子使用普通话的期望值较高，反之，对使用方言的期望值较低。这样的期望既是国家语言政策的长期引导，也是语言潜在价值的潜在影响。王玲的研究也显示：60%左右的夫妻之间交流语码是方言，与孩子交流时，则选用普通话。父母的语言意识导致孩子对方言的情感认同率不高。因而，家庭语言规划和父母的语言意识有关，父母的语言意识是家庭语言实践和语言规划的基础性力量。

家庭语言规划，应该鼓励家长培养孩子的“多言”能力，树立普通话和方言并存共用的科学语言观，以增强孩子的语言适应能力。

(三)语言教育与家庭语言

“语言教育是人类教育的重要方面，也是人类知识与文化传承和人类自身再生产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国民素质教育、国民生产力再生产的重要方面。”[6]崔希亮提出语言教育是个大概念，涵盖了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诸多概念，和家庭语言教育相关的主要是母语教育和外语教育。

我国的外语教育相对单一，主要是英语教育。重英语教育，轻母语教育，是当下语言教育的重大问题之一。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家庭语言教育的首选对象是英语，家长这种注重语言使用价值的功利性选择主要是和英语国际通用语的地位有关。“对中国人来说，掌握外语尤其是英语，就意味着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权利，拥有了生活甚至是身份上的权力。”[6]198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家长赞同在家庭中开展英语教育，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帮助幼儿学习英语。研究者指出，营造家庭学习环境，配合学校英语教学是家庭语言教育的基本策略，而家长的观念、态度和选择倾向对英语学习及家庭学习环境的营造至关重要。看动画片、阅读故事书、学习识字卡是家庭情景下学习英语的主要途径。

语言教育和语言培养有助于提升幼儿的智力水平、认知发展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家庭成员的语言表达能力又直接影响幼儿语言的发展。由此可见，语言教育也是家庭语言规划的内核之一，特别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开展家庭语言教育，如何指导家庭家长选择语言教育对象，如何在家庭内部平等实现母语教育和外语教育，等等。

三、国内家庭语言规划研究特点

(一)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

国内家庭语言规划偏向于实证研究，采用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即依托一定范围内的调查问卷和个案调查、访谈实录，在信息采集和数据统计的基础上，总结规律，得出结论。比如，王立研究中小学生家长的语言期待，调查了武汉八个城区的30所中小学校，访问对象2400名，回收有效问卷2294份，其中家长为父亲的2231名，家长为母亲的2252名，家长为(外)祖父的327名，家长为(外)祖母的397名。通过数据分析，可以认为家长对孩子寄予一定的语言期望，和祖辈相比，父辈的语言期望值更高。这些结论和作者最初的理论假设是一致的。因此，基于真实数据的实证研究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也为构建国内家庭语言规划理论框架提供了有效的参照资料。

(二)多学科交融对话的研究视角

20世纪下半叶，根植于不同学科的语言规划呈现了方法迥异的研究态势，所以，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的特点之一是“多学科共同参与”。“从不同学科的视角来审视方法和手段是很有益处的，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需要了解并使用多种方法来探索语言现状、语言认同、语言使用以及本研究领域的其他重要问题。”[7]家庭语言规划则从微观层面提供了多学科交融对话的平台，其研究视角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人类学、文化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借助诸多学科的方法和成果拓展自身的研究领域。

家庭语言规划已成为国内外语言规划研究的新兴领域，其研究前景广阔、研究价值重大，“自下而上”的研究模式和宏观层面的研究遥相呼应，又相互印证，从而为宏观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坚实的实践依据。国外的家庭语言规划研究与Spolsky的语言规划理论框架息息相关，国内的家庭语言规划研究在借鉴的同时，也需扩展新的研究空间，比如家庭语言规划和其他语言域的语言规划的相互影响、家庭成员语言的相互作用、家庭成员在家庭语言规划实施中扮演的角色、民族语在家庭内部实现代际传承的机制，等等。

[1] 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三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93.

[2] 博纳德·斯波斯基.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M].张治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2.

[3] 李丽芳.国外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现状分析[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3(7)：87-90.

[4] 周 炜.西藏的语言与社会[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140.

[5] 王 玲.语言意识与家庭语言规划[J].语言研究，2016(1)：112-119.

[6] 陈汝东.论我国语言教育的国家战略意义及发展趋势[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4(3)：197-203.

[7] 托马斯·李圣托.语言政策导论：理论与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29.

(责任编辑：倪向阳)

A Review of Domestic Family Language Planning

LIU Qu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Xiangyang 441053，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language-planning research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macro and micro coexistence. Family language planning， a micro language， is a hidden language and has become a topic of concern to researche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family language planning from the aspects of minority language investigation and minority family language， Chinese dialect usage survey and family languag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family language.

family language planning； micro language life； hidden language planning

2017-04-20

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2015年度科研项目(YB125-186)

刘 群(1972— )，女，湖北襄阳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语法、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H002

A

2095-4476(2017)06-006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