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连云北栈述论

◎任 艺

（西北大学 丝绸之路研究院，西安 710069）

清代连云北栈述论

◎任 艺

（西北大学 丝绸之路研究院，西安 710069）

连云北栈，是连云栈道中宝鸡县至褒城段。清代，官方多次对连云北栈进行修整，文章就清代连云北栈的经营维护，管理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简要梳理，认为清代官方对连云北栈进行了多次修缮，随之栈道管理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栈道的修缮对清朝加强中央集权，促进南北交流等方面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对今天的川陕（宝汉）公路的路线有重大影响。

连云北栈；修缮；驿站

川陕栈道中的连云北栈，是连接关中与汉中的重要通道，因其举足轻重的交通地位而备受世人关注。存世的有关连云北栈的文献记载颇丰，学界研究成果也颇多。但过去关于连云北栈的研究，学术界多集中在其起源、路线，以及相关诗歌、遗存等方面，但对于修缮和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不足，故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清代连云北栈的修缮和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进行简要梳理。

一、清代连云北栈的重要修缮

连云北栈，即连云栈道北段之简称。连云栈，指宝鸡县至七盘关之间的栈道。[1]就路线而言，连云北栈，经由宝鸡县至凤县，再折东南方向，经留坝，至褒城段。①《凤县志》记“府志载，栈道由宝鸡进至褒城为连云栈，即北栈也。由沔县进厯甯（宁）、广元、昭化、剑州为南栈”。（（清）朱子春：《凤县志》，卷十，《艺文》，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1969年，95页。）《古栈道》有“栈道由褒城至宝鸡，为连云栈，即北栈也。”(（清）罗秀书著，郭鹏校注：《褒谷古迹辑略·古栈道》，1996年，200页。)关于连云北栈的起始点，学界主流观点有两种：一，凤县草凉驿至褒城；二，宝鸡县至褒城。笔者认可第二种观点。究其源起，李之勤先生认为，这条路线“在唐朝初年它可能已经存在了”[2]，笔者也同意这种看法。研究表明，唐光启年间，唐行在朝廷返回凤翔路线便取道于褒城、武休、凤州。[3]宋时连云北栈逐渐发展成熟，据元代《析津志》载“（宝鸡站）九十入连云栈”[4]。元（蒙）统一南北时，蒙军三次南下皆取道连云北栈，统一南北后，官方将连云北栈辟为官道。明代沿用此官道，洪武、永乐以及弘治年间，都曾组织官方力量修缮连云北栈，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利用连云北栈加强同西南地区的联系，联络藏区。至清代亦然。

清代连云北栈被称“连云栈”“北栈”，“栈道由宝鸡进至褒城为连云栈，即北栈也。”[5]，“栈道由褒城至宝鸡，为连云栈，即北栈也”[6]。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定都北京。随后，英亲王阿济格和豫亲王多铎分别率军进攻陕西的李自成。顺治二年（1645）正月，清军占领西安，图谋巴蜀。顺治三年（1646），尼勘取汉中，顺治五年（1648），阿赖、李国翰驻防汉中都取道连云北栈。康熙年间，为平定吴三桂，图海等攻宝鸡，取汉中、兴安，所走路线就有连云北栈。乾隆年间，平定大小金川叛乱时，清兵主力经连云北栈入川。由此可见连云北栈的重要性。但由于长期战乱栈道毁坏严重，又有夏秋雨季大量降水，使江水上涨，雨水冲刷，道路泥泞，原本艰险的栈道多有损毁，危险之极。又见于连云北栈的重要性“天下一统，而西服朝宗，势必以栈道为咽喉”[7]，所以修缮栈道势在必行。顺治元年（1644）孟乔芳始督陕西，“招抚四方民人，着占田开墾，成熟永为己业”[5]，在史料记载中暂时没有找到对招揽百姓身份的限制要求，而开凿出来的土地“永为己业”，则属开垦人的私田，在当时战乱刚刚平息的年代，这一措施很容易吸引百姓在道路沿线定居，也非常有利于恢复连云北栈沿线生机和交通能力，但是此次并没有在同一时期内开展大型修缮。其后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开展了五次重大的修缮工作。

康熙三年（1664），兵部尚书贾汉复巡视汉南栈道，发现“蜀道梗塞羊肠一线仅供猿狐出没”[8]不便于南北往来，遂贾汉复主持重修“东至黄牛堡（今凤县黄牛铺），西南至南星（今凤县南星乡）凡一百九十里”[5]，“三月而告竣，成功之速，若有神助”[8]。时人党崇雅作《贾大司马修栈道记》[8]：

“修险碥凡五千二百丈有奇，凡险石路二万五千八十九丈有奇，险土路凡一千七百八十一丈有奇，修偏桥一百一十八处，计一百五十七丈，去偏桥而垒石以补之者，自江面至岸高三丈许，共长六十五丈二尺。凡十五处修水渠一百四十五道，煅石三十二处，共一百六十五丈六尺，去当路山根大石二百八十九处，垒修木栏杆一百二十三处，凡九百三十八丈有奇，合营兵、驿夫、民夫、各匠积六万九千八十三工。”

从文献记载来看，此次对三万多丈危险的碥路、石路、土路进行修理，对一百五十七丈偏桥进行维修，将六十五丈二尺偏桥改为垒石而成的碥路，还修有“水渠”“木栏杆”等辅助工程项目。在人力方面，动用了地方“营兵”，驿站的“驿夫”，并且征召“民夫”“各匠”。在凤岭高处煅石开路，由煎茶坪通往鸡头关这一段，舍弃了原有的沿江沿山凿孔建造木栈道的做法，在诸山岭之上开辟新路。经工程完成速度之快，虽然“化险为夷”的目的没有完全达成，但时人称道为“康庄大道”，“昔日百里无人烟，行役更多豺虎苦”“伐木成栋作宇，凤岭鸡关似坦途。”[5]

康熙二十八年（1689），川陕总督葛思泰巡视汉南，发现栈道险要，令参将孙清督工，“重修”栈道，以期使之成为坦途。为了顺利完工，葛思泰“首捐全俸，并移会三省抚，提倡率各官捐廉俸。”[5]但是由于资料缺乏，所以其具体的营建过程及影响，有待进一步考究。葛思泰修连云栈为坦途[9]，得到了百姓的肯定，“民皆感悦”[5]。

乾隆继位不久，清政府发现“川省远在西陲，道路之难甲于天下，其中，栈道偏桥更为险隘”，“每年资藉民力随时修补，未能一劳永逸，行旅艰辛。”于是乾隆三年（1738）下谕令，命四川与陕西巡抚派人勘察，需要修缮路段分南北由两省用省存工银修理。乾隆四年（1739）宝鸡知县乔光烈利用府库之银修缮连云北栈，考虑全程煅山开凿“恐山既不能尽煅，而役费无算，岁月迁延，茫无底止，即不敢悬拟输财多少，然终非数万金所能成就也。”[10]工程没有“全段锻凿剔土石”[8]，可以改桥为路的地方，皆以路带桥，以煅击的方法平整路面，没有完全放弃偏桥，在艰险地方仍以木栈偏桥连接道路，“展拓之处，仍用偏桥接济”[8]。乾隆六年（1741）“栈道工竣，令地方官不时巡察，其存剰各项铁器貯州县库内，以为岁修之用。”“如遇暴雨大水冲塌过多，仍准详报，酌情动公项修整。俾永远坚固，以便行人。”[11]此次修缮栈道，由川陕两省分段完成，而连云北栈由陕西负责，竣工后，令地方官巡察栈道的情况，有利于对栈道的维护修缮的持续性，同时，修缮后的道路为往来使者行人带了便利，方便了百姓。

乾隆二十八年（1793），陕西巡抚鄂弼，“查阅营伍，顺道详勘自宝鸡大散关至甯（宁）羌州之七盘关止”，上奏“请修凤翔、汉中通川栈道”，“请拨经费余银一万两交西南郑十一州县，营运生息，储府库责成汉兴道，总理随倾随修”[5]，随后“随倾随修”被清政府列为定项。乾隆三十年（1765）“请帑大修”[5]，利用府库之资对北栈进行极广泛的整修。①县志中对乾隆三十年修栈道的记载极少，有待进一步研究。这次修整之后接近四十年里，政府对连云北栈不曾有过如此大范围的修缮。

嘉庆十六年（1811），连云北栈沿线“木山林开垦略尽，土浮石松，夏秋雨发淤塞道中，各溪涧，乱石填高，往往水与路平”[5]，道路曲折难行，异常艰险。陕西大中丞董教增，上《重修栈道摺》，呈明“栈道叠被水冲”请求对凤县、留坝、褒城、沔县、宁羌栈道进行修缮。“共估需银九千七百余两”，但是至嘉庆十五年（1810）岁修之项“仅存银一千八百九十两银不敷拨给”，于是请求利用陕西省生息银。[5]这次主要是修缮凤县至宁羌段，其中凤县至褒城段正是连云北栈中的南段。这次修整也成为嘉庆年间对栈道的一次大修整。

以上可见，修缮道路的费用来源多样，即府库之银，官员捐资，生息银等。道路的巡察和主持修缮方又由中央开始转化为地方官员的趋势。这五次修缮为以后道光、咸丰年间的道路修缮提供了范式，使得修缮资金来源以及管理方式等制度逐步开始完善，栈道的路况得到进一步改善，川陕往来更便捷。

二、清代对连云北栈的管理

为了保证连云北栈的畅通，清代建章立制，极为重视栈道管理。清初，驿政由兵部总领，“凡置邮曰驿、曰站、曰塘、曰台，曰所、曰舖”[12]地方驿政由各省布政使司管理，设驿传道，在驿站设驿丞，“掌邮传迎送。凡舟车夫马，廪糗庖馔，视使客品秩为差，支直于府、州、县，籍其出入。”[12]康熙二十一年（1681），“裁驿传道，一切驿务，悉归粮道”[13]，康熙三十三年（1694），中央再设驿传道专管驿政，“併入盐务为粮盐道，雍正十二年（1734）复改为督粮道”。[13]乾隆二十年（1755）主要考虑到西北、西南的军事需要，对驿政做出调整，时驿丞在九品之外，不入流，裁撤驿丞。乾隆四十三年（1778）地方驿政事务“按其所属府、州、县分其事，以按察使总其成”[14]，一直沿用至清末。

清代，就连云北栈而言，设十一处驿站，由北向南依次是：宝鸡县陈仓驿、宝鸡县东河驿、凤县草凉驿、凤县梁山驿、凤县三岔驿、留坝厅松林驿、留坝厅留坝驿、留坝厅武关驿、褒城县马道驿、褒城县青桥驿、褒城县开山驿。为保证驿政工作的开展，各个驿站配有驿马、驿夫、驿车以及扛夫等。

清初，由于对南方的战事以及进一步加强南北管理，促进南北政令统一等原因，各个驿站驿马、马夫等的配额都相对较高。据《（康熙）陕西通志》[15]，从清代正式对连云北栈进行管理至康熙年间，位于宝鸡县的陈仓驿的驿马为最高配额，达到一百匹，其余各驿站皆配额八十匹。草凉驿、留坝驿、马道驿所配马夫人数最高，达六十人，而此三个驿站也是十一个驿站中马夫工料银钱花费最多的驿站。除陈仓驿马夫配额五十五人外，其余皆为四十五人。东河驿的马夫工料银最少，与其他各驿站比大约相差五百至七百两。各驿站根据当地情况雇佣扛轿夫，所花费用算入驿费中。②由于《（康熙）陕西通志》中有关扛轿夫的数据不够完整，有待发现新数据，做进一步研究。可见，清代设置驿站因地制宜（表1）。

到了雍正年间，随着中央政令的调整，宝鸡县陈仓驿、凤县梁山驿、褒城县开山驿在县城内的驿站由知县管理；其他八处驿站皆设一名驿丞。且随着对西南战事的减少，伴随而来的军事运输压力相对减小，驿道主要用于文书传递，为往来人员提供食宿，所以雍正年间人员和马匹配额数较前期减少，工食银远远低于从前。据《（雍正）陕西通志》[13]，雍正前期，除去陈仓驿驿马配额没变，东河驿增加一匹外，其余九个驿站都减少至五十四匹驿马。经过雍正七年的裁减，雍正九年的买补，以及雍正十年的边塘马补额之后，东河驿拥有七十匹驿马，陈仓驿拥有六十匹，剩下的驿站皆要求有五十九匹驿马。就马夫数量而言，东河驿四十一名，陈仓驿三十九名，此外九个驿站皆为二十七名。所以花费工食银额度数据显示的东河驿、陈仓驿皆排一二，其余九个驿站则无差别（表2）。

表1 据《（康熙）陕西通志》统计连云北栈置驿情况

表2 据《（雍正）陕西通志》统计连云北栈置驿情况

雍正年间直至清末，这段时期国家行政制度趋于完善以及形势较稳定，连云北栈沿线的驿政变化也相对较小。据《续修陕西通志稿》[14]，连云北栈沿线驿马数、马夫数以及马夫工料银与清初相比都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而与雍正年间数据相比则较稳定，除去东河驿减少十匹，陈仓驿减少一匹外，其余各驿配额不变，如果驿马配额不够，则采用协济马以补差额，例如陈仓驿从永寿调用五匹。配额马夫除去东河驿、陈仓驿的变动较大，其余都是微小调整。马夫工料银的花费变化也较小（表3）。

由此可见，国家对西南用兵以及政策的变化，影响了驿政。清代驿站驿马、驿夫配额在康熙之后大幅度减少，费用也成下降趋势，而雍正之后直至清末，整个形势趋于稳定。

清代，驿费都必须经过考核才能予以拨款，“原定驿站岁需夫、马、工料，修造车、船、廩给口粮，及棚、鞍屉、柴薪、灯油、药材杂支所有各项钱粮”，由本省“田赋内照数编征”，“有存剩及或有裁減报部充饷。”康熙六年（1667）规定定驿费每年五月内统一奏销。[11]如若有报销不实或私自动用款项者，罚俸禄、降级以至罢免。兵部及相关地方方官员如若监督不利，受相应惩罚。驿夫、舁舆、挑扛、传送公文、兽医、执事及船夫、车夫“所有工食各照定数支领，于驿站钱粮内动用，彚入奏销案内造册送部察核。”工食银不得随意更改，定期造成册，送入兵部进行核实。如若驿站驿夫不够，则可以临时雇佣。至乾隆六年（1741），如本站驿夫不够，可由本站“别项夫通融协济”，“如本站无可协济，或将别项夫已经拨用仍不敷，准其照数雇”，雇佣经费从驿费中支出。驿马数量因地制宜，“或百余匹，以至一二十匹”，驿马数量如有不实，或倒闭之后没及时买补，轻则罚扣俸禄，重则革职追问。如有多取驿马或驿马生病、倒失等情况，则取者与驿站当值者轻则罚扣俸禄，重则革职追问。[11]清初按规定，陕西驿马阙额由茶马补给[11]，康熙十四年（1749）由于茶马停止，“准其报倒弊二分，动价买补”[14]。乾隆六年（1741）把陕西的驿马买补价格定为八两。[11]

表3 据《续修陕西通志稿》统计连云北栈置驿情况

清代，驿道的修理属桥道的修缮，由工部管理。“顺治元年（1644）定，凡直省桥道，令地方各官以时修理”[11]，乾隆六年（1741）川陕栈道修葺竣工后“令地方官不时巡察，其存剰各项铁器貯州县库内，以为岁修之用。”“如遇暴雨大水冲塌过多，仍准详报，酌情动公项修整。俾永远坚固，以便行人。”[11]清代把养路也确定为制，制定了“随倾随修”[9]①根据《留坝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69年)，“随倾随修”应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但根据《凤县志》陕西巡抚鄂弼上奏时间看，“随倾随修”最早也应该是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代道路修缮资金及人员派发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由前文可知，栈道的维修费用除去国家拨发的专项资金外，还有官员的捐资、生息银两等类别。而道路沿线的驿站屋舍的修葺则由各驿站主事官吏负责，如若“损坏不为修理，什物不完”，又或者配置人员不当，则“舖长笞五十有司，提调官吏各笞四十”。[16]

清代“置驿设舖权责分明，马有常给，夫有常廩，陆备驿车，水置驿船，费有定额，禁有详条，驰驿按级，给驿持符，签发有定例，扣减节省奏销有时。”[14]为了更好地管理驿政事务，清朝就递送公文、邀取实封公文，舖舍损毁，私役舖兵，驿使稽程，多乘驿马，多支廩给，文书应给驿而不给，公事应行稽程，占宿驿舍上房，乘驿马齐私物，私役马齐私物，私役民夫抬轿，病故官家属远乡，承差转雇寄人，乘官畜产车船附私人物，以及私借驿马等多项惩处之法于《大清律例·兵律》中进行了明文规定。如私役舖兵，一经发现，“笞四十，每名计一日追雇工银八分五厘五毫入官。”若多乘驿马，则“应乘驿船驿马数外多乘一船一马者，杖八十”，且每增加一匹马，就罪加一等。如果驿馆驿官没有将上下等马分清且按规定分配，则“罪坐驿官”，“枉道驰驿及经驿不换”驿马则“杖六十”，马死罪加一等，买马还于官家。[16]这些规定沿用至清末废驿政。

可见，清代对连云北栈沿线的管理，吸取了历代的统治经验，重视驿站的运转以及对沿线道路的修整管理，并且颁布了相关的详细律例及定制，以确保连云北栈能够畅通，保证南北运输。

三、清代连云北栈营建影响

清代对连云北栈的营建调整在诸多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道路的修缮提高了连云北栈的运输能力，有利于中央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管理，促进了西南边疆地区与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给沿线居民的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清代平定吴三桂、大小金川叛乱，将连云北栈作为首要军事路线，时人有“北栈东西两面均关紧要，必须设法严防”[17]。官员往来于西北与西南，也常选择连云北栈，“文报、行旅络绎不绝”[5]，为清代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的推行实施提供了条件。行旅商人等流量增大，为连云北栈沿线的商业提供了契机，“居民藉旅店营生大非往年幽僻气象”[18]，反映的正是沿线欣欣向荣的景象。连云北栈“直至中华民国24年（1935）前，一直是川陕官道主要通道。当时的过往行旅、客商、成群结队的骆驼队、上百的马帮，来来往往，一片热闹景象。”[9]

其次，清代对连云北栈的修缮，为往来栈道的文书、商人以及行人的增多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对道路沿线的社会稳定以及资源承载能力提出了挑战。为了确保沿线的社会秩序的稳定，清代在道路沿线不仅设有关卡，“驰驿者验邮符”[12]，严格管制，为往来人员提供人身财产等保障，而且对栈道沿线一些聚居点规模及相关功能作出了调整，如留坝本是汉中府水利通判的驻地，加之重要的交通军事位置，乾隆三十年（1765）置留坝厅，管松林、留坝、武关三驿，这样留坝的管辖范围扩大，管理能力得到提高，在整个连云北栈沿线的地位有所提升，同时缩减了凤县及褒城县的管辖范围，防止因范围过大而引起的管理漏洞。这样，使连云北栈一线得到更有效的管理。

然后，清代对连云北栈的管理形成了典范。清代对官道的管理有明确的律例条文保障，包括维持其正常运输的驿马、驿夫、驿费以及修缮资金等多方面的规定。康熙、乾隆、嘉庆年间的修缮进一步完善了栈道修缮资金来源等制度，保证了道路的修理费来源渠道的多元化，不仅有中央直接拨款，也有地方官员的捐资，更有当地生息银保障，这样进一步保障了栈道的修缮工作展开。并且地方官员对道路沿线情况的督查成为及时修葺并保证道路畅通的主要方式。但是清代的驿政管理存在弊病，一是多乘驿马，“使臣乘骑之数，日增一日，有增至数十倍者”。二是假公济私，私役民力蓄力投递私物，舞弊差失。非本站驿马到站，“马夫等以非本站马匹，并不喂养”，马死后，领取支马款项上下分肥。驿站马匹不够则征伐民力“令其（百姓）自行喂养，不准出入给予银钱，方准放走，稍有不服鞭笞”。驿递书信中有官员私信，使得驿站投递量增加，不免有正常公函误期。[14]按规定若公文到舖舍，不管多少，随到即发。[16]但是因为投递夹带有官员私物，公私无从分辨，加之官员相互包庇，遂不得深究。三是沿途盗贼肆意。“图得津贴，有一人而装至六七百两者，自恃膂力方刚”，“夜宿迨至被劫之后”地方官员怕被处分于是代为赔补，“以致盗贼肆无忌惮，竟将摺奏官文全行掠取。”[14]除此之外，还有随从占用房舍、巴结上司等问题。诸多驿政问题，直至清末。但不可否认，连云北栈的修缮及管理调整，也是清代对驿政弊病的整饬。

最后，清代连云栈北栈的修缮，顺应了碥路取代木栈的时代趋势，也为后来的宝汉公路奠定了基础。明代洪武二十五年（1392），朝廷修整栈道，就有“阎王碥栈二百二十间”[19]碥路在明朝时已经成为道路修缮的方式之一，至明末广为采纳。到清代，古代木栈已经衰落。时人有“无复昔日之沿山（崖）架木，而栈道遂废。”[18]故而，连云北栈在清代修缮时，木栈北大量的碥路所取代。朱子春等撰文修志时，有“今之驿站似成里就不变之势，蓋堑山堙谷，易于施功。昔之栈阁，改为石路既省修葺之费，毫无仄险之虞。”[5]这种以碥代栈的做法为民国时期宝汉公路的修建奠定了基础。民国二十三年（1934）经勘测后，国民党决定西汉公路宝鸡到汉中路段，选择连云北栈沿线作为选线，民国二十五年（1936）通车。宝鸡至凤县路段再次成为连接西北、西南的重要通道，并且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联巴蜀以达滇缅，北接陕、甘而通新疆、苏联”的重要军事运输路线，发挥重大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段路被称为“宝汉公路”。[20]

总之，连云北栈在清朝时期作为官道，在交通、政治、军事等多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受到清代重视，被多次修缮和利用，其中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对连云北栈的修缮工作，具有重大意义。这段时期内，栈道修缮的相应机制也在进一步完善，驿政制度也相应变革。连云北栈的修缮对加强南北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交流有很大的意义，也促进了沿线的发展，对当代交通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川陕（宝汉）公路。

[1]冯岁平.美国国会图书馆藏<陕境蜀道图>再探[J].文博，2010(2):33-42.

[2]李之勤.元明清连云栈道创始于北魏迴车道说质疑[J].历史地理，2006（00）:249-261.

[3]王使臻，张建勇，苗玉栋，等.唐僖宗光启三年避难汉中返京行程考[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2014（1）:24-32.

[4]熊梦祥.析津志辑佚[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128.

[5]朱子春.凤县志：卷一、五、十[M].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

[6]罗秀书.褒谷古迹辑略[M].郭鹏，校注.西安：西安美术学院，1996:600.

[7]光朝魁.褒城县志：卷一[M].台湾：成文出版有限社公司，1969.

[8]强振志.宝鸡县志：卷六、十一[M].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

[9]陕西省留坝厅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留坝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388.

[10]高登科.（乾隆）宝鸡县志：卷九[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11]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二十、一百二十一、一百三十五[O].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赵尔巽.清史稿：卷一百一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沈青崖.陕西通志：卷二十三、三十六[M].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1985.

[14]宋伯鲁.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五十三、五十四[M].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1932.

[15]李楷.（康熙）陕西通志：卷十五[M].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1991.

[16]大清律例：卷二十二[M]//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三百三十一册.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

[17]庆桂.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一百零五[O].嘉庆武英殿刻本.

[18]贾中瑊.留坝厅志：卷一[M].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1969.

[19]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2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凤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凤县文史资料：第十四辑[Z].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内部发行）.

（责任编辑 倪玲玲）

On the North Road of Lianyun Road in the Qing Dynasty

REN Yi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Northwestern China of 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China)

K928.78

A

1671-9123（2017）02-0097-07

2016-11-24

任艺（1991-），女，四川洪雅人，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