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全球化”：表现、原因与中国应对之策

李 丹

“去全球化”：表现、原因与中国应对之策

李 丹

去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全球化动力削弱,世界经济增长疲软，贸易萎缩，保护主义抬头；一体化政策受阻，英国脱欧，欧洲难民危机严重，右翼势力上升；全球化旗手易帜，特朗普当选后全球化意愿减退，美国实力下降导致领导力弱化。去全球化现象的根源来自全球化本身：全球化症结在于贫富分化，全球化失速缘于动力转换，全球化乱象是由于体制失效，全球化反复是历史常态。在全球化去留的十字路口，我国正在积极作为，中国力量成为推进全球化的重要引擎，中国担当发出捍卫全球化的明确信号，中国方案阐述全球治理的清晰路径，“一带一路”预示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图景。

全球化；去全球化；中国应对；一带一路

继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期间爆发的“反全球化运动”(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2011年由华尔街蔓延的“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后，“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思潮和现象方兴未艾。“去”的字面意思是去掉全球化过头的一面，实际上是要收紧全球化措施、减弱全球化影响。也有人称之为“逆全球化”(Reverse Globalization)，即要逆转、扭转全球化进程，转身掉头或倒车后退。两种说法在程度上略有不同：“去全球化”指降低相互依赖和一体化的程度；“逆全球化”则是要对现在的全球化措施反其道而行之。显然后者的语气和程度更甚，考虑到目前的实际情况，本文拟采用“去全球化”一词，着力分析“去全球化”的表现、原因，并提出我们的应对之策。

一、“去全球化”的表现及其与“反全球化”的不同

我们首先描述“去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在此基础上再与“反全球化”进行比较。

(一)全球化动力减弱

有学者指出：“2008—2009年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引发了这种去全球化时期，这一危机始于美国和欧洲，并在全世界蔓延。虽然一些富裕的世界经济体，如美国，已大部分从危机中恢复，但经济衰退的影响在数年后依然能感觉到。”[1]一方面，危机重创资本主义中心地带。从1980年到2007年，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约145%，即每年平均增长约3.4%。2008—2015年，世界平均GDP增长率仅为2.19%。[2]欧盟一些国家陷入了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还严重的经济衰退，西班牙失业率是德国失业率的4倍，意大利工业生产退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另一方面，贸易萎缩已经成为全球化弱化的一大表现。20世纪

8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增长一直高于全球产出增长，其中1991—2011年间贸易增长大约是GDP增长的两倍。但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贸易增速急剧下降，近5年增速持续低于世界生产增速，2016年更是创下金融危机以来增幅最小的纪录(见图1)。

图1 1981—2016世界商品贸易增长与世界实际GDP增长(比率%)

资料来源：WTO 2016 Press Release(PRESS/779), “Trade Statistics and Outlook”, 2016-09-27,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16_e/pr779_e.htm.

① 自2008年金融危机到2016年12月，WTO成员方共制定了2 978项贸易限制性措施。见“Highlights from Last Report—Discussed by the WTO Members on 9 December 2016”,http://tmdb.wto.org。

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鲁杰罗曾形象地称全球化是一列被贸易发展推着走的高速列车。贸易快速增长是全球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和动力来源，如今贸易增长停滞，令一些人质疑全球化是否引擎失速、动力枯竭。

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重要杀手。①作为自由贸易旗手的美国而今已成为限制自由贸易的头号国家。《瑞士商报》2016年7月2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从2008年到2016年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多项歧视性措施，相当于德国、英国以及中国的两倍多，G20的其他成员方没有哪个像美国那样设置那么多壁垒。这个被公认为全球自由贸易捍卫者的国家正在以各种借口为其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辩解。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竞选时就多次攻击自由贸易导致美国工资下降、失业上升、不平等加剧，他一上台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还威胁对中国等征收高额关税。两党与民众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率也呈下降趋势。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调查，共和党及其支持者中68%的人认为自由贸易是坏事，认为它是好事的只有24%；民主党及其支持者中56%的人认为自由贸易是好事，与前两年相比也出现了下降趋势。[3]人们普遍担忧特朗普上台可能意味着全球化正处在一个行将终结的节点上。

(二)一体化进程受阻

欧洲难民危机对欧盟的一体化政策产生了极大冲击。面对来势汹涌的难民潮，欧盟有心无力、难有作为，它出台的政策、公摊的配额与建议的措施应者寥寥，成员国之间各行其是，相互推诿，有的阳奉阴违，有的强烈抵制，有的甚至诉诸法庭(如2015年12月，匈牙利向欧洲法院递交诉讼状，反对欧盟按照配额强制分摊难民)。难民政策的失败使欧盟一体化典范、全球化先锋的形象大打折扣，也使欧盟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价值观受到空前挑战，其长期以来苦心经营的不同于美国的“欧盟民事力量”(Civilian Power Europe)、“规范性权力”(Normative Power)及“尊重人的尊严及国际承诺”的角色定位受到质疑。一些成员国一改原来的“人权面孔”，主张设“马其顿防线”，踩下“移民急刹车”，德国右翼政客甚至扬言“必要时应向偷渡入境者开枪”。难民危机成为考验欧盟一体化政策的试金石，正在撕裂欧盟的整体形象，损害政治一体化的理想。

英国脱欧是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的另一重大挫折。英国脱欧宣告一体化政策在与民族主义的拉锯战中败下阵来，脱欧派人士打出的一大口号就是要“重新夺回主权”和“夺回边境控制权”。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欧盟第二大经济体和预算贡献大国，英国的离开对欧洲统一进程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认为，英国脱欧引发了对欧盟方向、凝聚力和未来的质疑，其震撼力堪比“9·11”恐怖袭击对美国的影响，是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大的政治风险。英国《卫报》2016年7月28日发文称，即使英国脱欧并不意味着欧洲或全球经济的解体，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表明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英国脱欧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虽然已进行60年，但民族主义依然凌驾于区域主义之上，这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欧洲民粹势力不断上升是反一体化、去全球化的又一重要表现。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相继爆发，欧洲多国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在民众“保工作、反移民”的呼声中异军突起。英国极右翼政党独立党，高举反欧盟、反移民大旗，号称要“夺回控制权”，是英国脱欧的重要推手。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扬言“法国比英国多一千个理由脱欧”，党主席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指责全球化为威胁法国的“极权主义”，声称“要把法国从欧洲控制和世界主义中拯救出来”。德国右翼政党“选择党”主张排外、退欧、反主流，抨击总理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卖国”，宣布要重新选择德国的未来，该党已成为柏林议会的第三大党派。荷兰自由党在2017年3月15日进行的选举中，赢得19个众议院席位，仅次于执政党自民党的31席。自由党领导人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的竞选口号是“把荷兰还给荷兰人”，这一反伊斯兰、反移民、反欧盟的民粹主义政党给欧洲政治生态带来了新的挑战。意大利五星运动党、丹麦人民党、瑞典民主党也吸引了大量选民。中东欧的波兰、匈牙利等国家更是成为极右翼主要阵地。“法国国民阵线的崛起表明极端民族主义在欧洲发展的‘深度’，瑞典民主党的异军突起则表明极端民族主义在欧洲发展的‘广度’。”英国BBC广播电台称：“欧洲政治图景正在被极端民族主义重塑。”[4]法国、德国等国的大选在即，任何一个国家的右翼政党胜出，都将助推反自由贸易、反移民、反一体化的逆流。

(三)全球化旗手易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作为自由贸易的鼓吹者和推动者，一边为其全球生产、贸易、投资鸣锣开道，一边为其利益最大化制定全球金融、贸易、投资规则，成为当仁不让的全球化掌舵者。而今最有力的去全球化言论却出自美国领导人之口，这被视为全球化改弦更张的重要标志：其一，经济上推行保护主义、本土主义。特朗普认为美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北美自由贸易协定(TPP)为“史上最大的盗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掠夺美国”的举措。他因此要求美国跨国公司撤回本土，退出TPP，甚至扬言要退出WTO，重谈全球贸易规则。其二，政治上信奉孤立主义、保守主义。特朗普标榜“美国优先”，以“购买美国货、雇用美国人”为执政准则，宣布将减少对盟国的长期军事义务，减少对外援助，不再花费大量经费为他国安全充当国际警察，内顾自保倾向十分明显。其三，社会政策上的排外主义、民粹主义。特朗普把美国的问题归因于外部因素，认为移民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直言要将1 100万非法移民赶走，修建高墙以阻挡墨西哥人，上台后不久就推出了举世震惊的“禁穆令”。这一系列言论与举措标志着全球化旗手易帜，美国领导人对全球化下达“刹车令”。

美国实力走衰是其全球领导力弱化的客观原因。近十年在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美国GDP比重呈不断下降之势，尤其是美中经济差距急剧缩小(见表1)。

表1 2007—2016年美国与中国GDP总量比较 (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2007—2015年数据来自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2016年数据来自http://statisticstimes.com/economy/projected-world-gdp-ranking.php.

据著名经济咨询公司普华永道(PwC)报告，若以购买力平价(PPP)作为计算标准，2016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GDP位居榜首；若以市场汇率(MER)计算，2030年中国的GDP也将稳超美国。到2050年，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简称E7，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的经济总量将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G7只占全球经济总量的约20%。[5]特朗普时代，随着TPP、TTIP等国际贸易协议失效，美日欧经济纽带作用降低，“一带一路”建设中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系加强，G7这一经济调节平台越来越不具有代表性、权威性和合法性，而G20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平台作用更加凸显，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越来越不容忽视。美国主导的西方全球化不足以独领风骚，全球化或许进入了主场易位、主帅换人的新时期。

总之，全球化这列火车的发动机出现故障，动力不足；偏偏又在欧洲遭遇坎坷，步履艰难；此刻驾驶室换人，扬言要调转方向……这就是目前“去全球化”面临的窘境。

(四)“去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比较

对于全球化列车已经出现的减速信号，除了“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说法，国外媒体还出现了全球化“中止”“断裂”“逆转”“倒退”“终结”“死亡”的言论。从词义上看，这些词汇偏重于描述全球化自身状态的变化，主语就是全球化本身，而“去全球化”“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则另有主语，侧重点不同。从含义上看，“去全球化”“逆全球化”与全球化“中止”“断裂”“逆转”“倒退”“终结”“死亡”等指的是同一类现象，均与全球化背道而驰，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方向，而反全球化则代表了另一种现象，它与全球化相向而行，指向同一个进程(图2)。

图2 “去全球化”、“反全球化”与全球化坐标

与世纪之交流行的“反全球化”运动相比，目前的“去全球化”并没有上升到运动层面，而是以社会思潮为主。虽然“去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在反对贫富分化、反对不公正分配、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精英主导方面有一定的承接性，二者在内在逻辑上是相通的，都是全球化内在矛盾冲突升级的结果，也是全球化调整转型的过渡，但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去全球化”的确是反对全球化本身，而“反全球化”只反对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并不反对那种作为客观趋势和自然历史进程的全球化，因此又被称为全球公正运动、全球民主运动、超越全球化运动或替代全球化运动。“去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在基本含义、兴起背景、表现形式、主体力量、观点主张、性质目标方面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如表2所示。

二、“去全球化”现象的根源

“去全球化”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全球化危机深重的结果。

(一)全球化最大症结在于两极分化

全球化改变了过去二三十年的世界面貌，使资本成为最大赢家，让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产生了1%大于99%的对立，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美国中产阶级人口历史上第一次成为

表2 “去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区别

资料来源：“反全球化”内容参见李丹：《反全球化运动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少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1971年美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1%，2011年下降到51%，2015年首次跌破人口总数的50%。[6]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现在是“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1%的精英拥有最好的房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生活方式，但只有一件事似乎没法办到：那就是理解他们的命运是与另外99%的生活密切相关的”[7]。2017年1月，国际非政府组织乐施会(Oxfam)发布报告称，全球最富有的8个人拥有的财富已相当于最贫穷人口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8]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引起了政治上的极化现象。英国脱欧中，白领精英、成功人士、伦敦等大城市居民、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轻人大多主张留欧，蓝领、贫困、失业者及依靠福利的老年人则主张离开欧盟。美国大选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希拉里的支持者集中在美国北部和西海岸，受过良好教育，年轻白人、黑人和拉美裔选民及女性选民是其主要“粉丝”，而美国传统工业区、乡村的工人农民、没受过大学教育的、45岁以上白人男性则是特朗普“逆袭”的依靠力量。在政策主张上，除了反对TPP协定等少数议题，希拉里与特朗普水火不容。有人概括了美国大选中的多重二元对立：“民主党VS共和党，建制派VS反建制派，主流VS非主流，精英VS大众，女权主义者VS男性沙文主义者，最有经验的政客VS最没有经验的门外汉，进步主义VS民粹主义，自由主义VS保守主义、白人美国VS多元美国，美国强盛论VS美国衰落论，开放VS封闭，全球化VS反全球化，自由贸易VS反自由贸易，沿海都市带VS内地城市……每一种标签都从不同角度折射出本次大选的分裂和对立特征。”[9]不仅两党政治极化现象突出，政党内部也呈极化态势，更有甚者，民众、新闻媒体也都出现了选边站队的极端化反应。

经济、政治上的两极分化撕裂了人们向往的全球一体、四海一家、公正民主等价值观念，劳资矛盾、城乡对立、精英与民众的对抗、本国人与移民的冲突甚至上一代与下一代的隔阂正在欧美蔓延。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认为全球化是富人和当权者的游戏，是穷人和普通人的噩梦。从反全球化运动到占领运动再到去全球化，人们一直在抗议全球化不公正的一面，但是这一状况至今没有改变。以前作为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不复存在，“中产阶级再无产阶级化”不断加剧，许多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和社会地位大幅下降，幻灭感严重，但精英统治者却无视也无力解决这些问题，民众只好求变求异，这是反贸易、反移民、反建制、反全球化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英国特雷莎·梅领导的保守党在上台后日益向右倾斜，美国民众则最终选择了特朗普。难怪有的学者分析，美国大选无论谁当选，都会进入特朗普所能代表的历史阶段，即美国民意求变心态迫切、政治思潮混乱、社会矛盾频发、强烈反对全球化、“内顾倾向”明显加剧的所谓“特朗普时代”。[10]

(二)由于动力转换导致全球化失速

近年来，贸易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同步走低，贸易火车头的拉动作用不断下降，造成全球经济增长的“硬伤”。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是周期性因素。全球金融危机后，生产下降，欧洲国家复苏有限，新兴市场国家增长乏力，全球商品价格下降，尤其是大宗商品的需求减少对贸易交易量产生了直接影响。另一方面是结构性因素。最突出的是全球价值链扩张倒退，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成本差异缩小，自动化、数字化都使产品在不同地点生产的差别优势减少；关税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增多、技术创新因素也是贸易下降的重要因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这些都给经济全球化赋予新的内涵。”[11]因此，目前全球化不是在“终结”，而是在转型，新一轮全球化正在破茧而出，一些新的特点正在形成。“全球贸易不会再以过去的速度增长”，“预计在过去推动贸易发展的结构性因素——运输成本降低、贸易自由化、全球生产链条扩张和金融发展——不会再在中期内起到推动作用。”[12]

贸易放缓是全球化减速的硬伤，但并非致命伤，因为“贸易决定论”已经不适合目前的全球化阶段。以往贸易是全球化列车的引擎，但现在开始让位于投资和其他增长点。中国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认为，国际贸易增速的下降并不代表全球化见顶，而是出现了新的趋势。全球化是否走到尽头不能以短期的贸易量减少来评判。二三十年以后，投资就会成为全球经济更重要的推动力量。贸易不是决定全球化的唯一因素，甚至也越来越不是最主要的因素。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展开，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大合作大开发将带动新的一轮投资热潮，这将带动全球投资回升。面向全球的自贸区战略，也可为全球投资贸易注入新的动力。中国正在推动全球化以新的形式向前发展，以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为目标推动结构调整，在保持国内稳定增长的同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大力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这些都为经济全球化注入强大动力，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不可能逆转，只是当下面临动力转换抉择，新动力将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13]。

(三)由于体制积弊导致全球化失效

在欧洲，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冲垮了半个多世纪的一体化工程，金融救助引起南北欧对立，移民问题触发东西欧对抗，“欧洲梦”面临破碎。在美国，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蔓延，收入下降打破“美国梦”神话，“大熔炉”效应减退降温，中下层和移民相互仇视，劳动者和精英渐行渐远，各个族群之间的不信任在加深。欧美经济危机、政坛异变、社会乱象轮番上演。这些现象折射出深刻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经济失衡。欧美的经济模式是否适应时代发展？能否将全球化引入正途？金融危机给出了答案。虚拟经济比例过大、实体经济日益空心、金融资本过度逐利是造成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贷款多储蓄少、福利多盈余少、进口多出口少等一系列失衡是造成欧债危机的直接原因。欧美危机的导火线都在内部，一些政客却将其归咎为一体化的错、全球化的错、外国移民的错，特朗普甚至向伊斯兰国家、墨西哥和中国等开炮，其实都是在避重就轻、转移话题。

其二，政策失误。从国家角度看，欧美都是全球化的赢家，但亲资本轻劳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并未使其国内的中下层民众从全球化中受益，反而让他们首当其冲地受到福利减少、产业外移、移民涌入的冲击。危机一来，普通民众又成为替罪羊，勒紧腰带为精英犯下的错误买单，而危机的制造者、金融大亨照样坐享红利。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弱者，这是造成社会底层甚至中产阶级迁怒于全球化的重要原因，反抗政治流行、右翼势力抬头莫不与资本主义政府奉行“利润高于人民”(Profit before People)的政策立场有关。

其三，民主失灵。全民公决被称为“最彻底、最直接的民主”，然而英国的“脱欧”公决却投出了令很多民众后悔的结果。公决结果尘埃落定的第三天，就有100多万民众请愿二次公决，一些伦敦公民甚至呼吁要独立入欧。英国政府脱欧程序启动后一波三折，先是上下议院干预，后是法院介入，待到“三权”刚达成共识，苏格兰又提出要举行“脱英”公决……美国大选中的金钱政治、揭丑政治、分裂政治、利益集团问题等也饱受诟病，大大削弱了美国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典范的公信力。英美投票选举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西方民主机制的失灵。

其四，社会失序。分裂与失序成为全球风险，英国那么多人选择脱欧是出于失望和不满而投票，保守党和新旧工党均解决不了民众面临的问题；美国大选中选民也是由于愤怒和抗议而支持特朗普，因为传统精英宁愿花费巨资到处打仗也不愿意在国内投资基础设施、创造就业机会，中下层收入几十年不增反降，不得不转向政治新手。发达国家尚且如此，游离于全球化潮流之外的穷国穷人更深感绝望和愤恨，一些极端分子投身恐怖活动。2016年堪称动荡之年，恐怖袭击接连不断，枪击爆炸此起彼伏，全球共发生1 665次恐怖事件，导致14 943人丧生。[14]进入2017年后恐怖活动更加频繁，世界陷入失序的恶性循环之中。各种乱象构成了“全球化综合征”，形成失序失常的恶性循环，宣告着西方全球化的失败。

(四)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震荡

全球化经历了四轮高潮：第一轮始于16世纪末。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向全球扩张，由此开启了新旧世界间的国际贸易。第二轮全球化发轫于工业革命。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铁路和蒸汽机的出现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大发展。第三轮全球化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大大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各种生产要素在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内快速流通，美日欧市场迅速融为一体。第四轮全球化是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技、信息、经济、文化的跨国化过程。信息通信技术、互联网迅速发展，“地球村”出现；苏联解体，市场经济一统全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欧盟建立；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多边贸易规则确立；跨国公司触角深入全球，世界日趋“麦当劳化”……

然而，与高潮相伴的是低谷，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1年“9·11”恐怖袭击都曾中断或延缓了全球化进程。哈佛商学院教授、全球化专家拉维·阿布德拉(Rawi Abdelal)认为，全球化没有必然的或永久的状态，“在过去的150年里，全球化都在周期性地移动。经过30多年的快速世界经济一体化，我们现在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程度弱化的时期”[15]。因此，全球化出现的低谷是历史上多次出现的现象，符合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全球化发展的“常态”。同样，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化陷入低迷，也是常态性表现，并不意味着全球化本身的终结和消失。

而且，反对全球化的力量一直与全球化如影随形。一个世纪以来，国际体系一直在全球化去留之间交替轮换。从20世纪90年代起，当精英们还沉浸在“历史终结”欢呼声时，民众就爆发了反对多边投资协定的大规模示威抗议，尤其是以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示威抗议为标志，开启了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9·11”事件后狂飙突进的反全球化运动开始转型，以重塑全球化(Reshape-Globalization)、改变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等形式出现。可见，全球化从来不是只有鲜花和掌声，一路还伴随着愤怒和抗议。从“全球化”到“反全球化”，再到“占领运动”“去全球化”，内在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三、中国的应对之策与作为

正如施蒂格利茨所说，问题不在于全球化，而在于如何管理这个进程，全球规则需要重写。“如果让发达国家根据自己的利益不公平去构建全球化，就会让发展中国家过多的人遭受损害。因此，也就只剩下仅有的一条道路——妥善应对和重塑全球化。”[16](P249)郑永年指出：“‘逆全球化’并不是说没有全球化了，仅是说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遭遇巨大的困难，甚至倒退，而西方本身也难以再充当全球化的领头羊了。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似乎方兴未艾。中国、印度等金砖国家已经融入世界经济，并且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倡始的‘一带一路’正在给全球化(至少在区域范围内)注入强大的动力。”[17]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是大势所趋、时代选择，也符合世界期待。

(一)中国实力——全球化的压舱石

从2009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项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从2013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从2014年起成为第二大服务贸易国；中国FDI连续13年高速增长，已经成为推动世界投资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2016年中国GDP总量达到74万亿人民币，占全球总量15%，占全球增量1/3；1950年至2016年，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款4 000多亿元人民币，实施各类援外项目5 000多个。中国制造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中国经济增长对扭转全球化颓势注入了生机活力，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援助为全球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18]2017年初，IMF调高当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至6.5%，2018年6.0%，而同期发达经济体增速预期则分别为1.9%和2.0%，全球增速预期3.4%和3.6%。在今后一段时期里，中国仍然是全球增长的主要引擎。作为当前支持全球化的最大经济体，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支柱，如何推行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一带一路”(OBOR)和亚投行(AIIB)等倡议和战略，事关中国和全球化的未来。在“黑天鹅”频出、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抬头、政治格局动荡的情况下，全球化急需中国这样的国家充当行稳致远的减震器和压舱石。

(二)中国担当——全球化的推进器

在全球化遭遇危难波折、美欧意欲抽身而退之际，中国的态度引人注目。对于经济全球化，中国政府旗帜鲜明地表达了积极支持和引领的态度，发出了这个时代急需的清醒且富有建设性的声音。2014年1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集体学习时说，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这是中国释放给外界的明确信号，表明中国要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给全球化赋予正能量。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针对“去全球化”思潮，习近平系统论述了中国的全球化立场：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这是中国的全球化理念；“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这是中国的全球化主张；“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我们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19]，这是中国的全球化对策。近代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在引导全球化，先是英国，后来是美国，现在西方动力不足、实力下降，中国适时提出要理性把握全球化、坚决捍卫全球化、好好引导全球化，体现了负责任大国中流砥柱的角色和定海神针的作用。

(三)中国方案——全球治理新蓝图

习近平在2013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曾指出：“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20]2014年，他访问德国时再次表明：“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21]如果说这些表态是为中国方案进行预热和铺垫，那么杭州G20峰会则标志着中国方案的正式出台。在杭州G20峰会上，习近平系统阐述了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和路线图。在秘鲁APEC工商峰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全球治理的重点是要“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增强广大民众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22]。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引导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中国方案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球治理思路，过去体现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理念，而今则体现了东方发展中国家的智慧。印度观察家说：“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已经达到极限，需要新的领头人”，“中印领导人正在重新构想全球化叙事”。[23]

(四)“一带一路”——全球化的新景观

“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顺应全球化新态势而提出的地区一体化倡议，通过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推动沿线国家在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等方面的融合，为全球贸易和投资注入新动力。“一带一路”战略被国外媒体称为中国引领的全球化浪潮，为全球化赋予了新的面貌。

一是将改变全球化的重心。以往的全球化是西方全球化、海洋文明的全球化。“一带一路”将推动全球化实现从西方到东方、从海洋到大陆、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到多样文明共存的转变。全球化的重心正在从北美和欧洲东移至亚太地区。

二是将改变全球化的性质。以往的全球化是“资本流向全球、利润流向西方”，是不均衡、不公正的全球化，有的学者称其为“资本主义世界化”，与真正的“全球化”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资本主义世界化是一场确立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运动，而全球化恰恰是要打破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是要建构起一个真正平等的世界。”[24]共商共建共享的建设原则及开放包容合作的共赢理念体现了中国对公正平等新型全球化的诠释。

三是将改变全球化的结构。调动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带动欠发达人口共同前行是“一带一路”中国式全球化的最大特点。以南南合作为主体，横跨欧亚非多元文明，覆盖40多亿人口规模，这是新一轮全球化的景观，有史以来一大批发展中国家从外围、边缘走向全球化的舞台中央。

中国从适应全球化到融入全球化的时间并不长，从参与治理全球化到主导引领全球化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中国领导人多次表明，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全球化的守护者，而不是颠覆者和替代者。中国不会接管全球化——西方国家不能逃避对全球化的责任，中国也没有能力担负独自引导全球化的重任——中国经济发展下行压力依然很大，在国际机制上对欧美国家的依赖性依然很强，国际话语权、规则制定权、战略主动权依然很有限。在权力变迁时代，国际体系结构更加复杂，世界权力分布更加分散化，权力内涵更加丰富，多极化趋势蕴含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这对中国采取有效对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5]

[1] Joshua Kurlantzic.“The Great Deglobalizing”.TheBostonGlobe，2015-02-01.

[2] “GDP Growth (annual %)”.World Bank National Accounts Data and OECD National Accounts Data Files，2016-10-08.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

[3] “As Election Nears, Voters Divided Over Democracy and ‘Respect’”.Pew Research Center，2016-10-27.http://www.people-press.org/2016/10/27/7-opinions-on-u-s-international-involvement-free-trade-isis-and-syria-russia-and-china.

[4] 任彦：《极端民族主义威胁欧洲安全》，载《人民日报》，2016-05-03。

[5] “The World in 2050”.PwC Report，Feb 2017.http://www.pwc.com/gx/en/issues/economy/the-world-in-2050.html.

[6]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No Longer the Majority and Falling Behind Financially”.Pew Research Center，2015-12-09.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5/12/09/the-american-middle-class-is-losing-ground.

[7] Joseph E. Stiglitz.“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VanityFair, May 2011.

[8] Barbara Kollmeyer.“Oxfam Blasts ‘Grotesque’ Wealth of World’s 8 Richest Men”.http://www.marketwatch.com/story/oxfam-blasts-grotesque-wealth-of-world-8-richest-men-2017-01-16?mod=MW.story-top-stories.

[9] 徐剑梅：《美国大选：喧哗中的分裂与对立》，载《参考消息》，2016-10-25。

[10] 刁大明：《无论谁会当选，美国都进入了特朗普时代》，载《成都商报》,2016-11-08。

[11][22] 习近平：《深化伙伴关系 增强发展动力——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16-11-21。

[12] 恩里克·凡胡尔：《国际化出现新框架》，载《参考消息》,2016-10-12。原载西班牙皇家埃尔塔诺研究所网站,2016-10-06。

[13] 何自力：《全球化不会停，动力在转换》，载《环球时报》,2016-08-29。

[14] “Terrorist Attacks”.2016-12-03, http://storymaps.esri.com/stories/2016/terrorist-attacks.

[15] Rawi Abdelal and Adam Segal.“Has Globalization Passed its Peak”.ForeignAffairs,2007, 86(1).

[16]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让全球化造福全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7] 郑永年：《西方之后中国如何引导全球化》，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16-10-04。

[18][19]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保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17-01-17。

[20] 习近平：《携手合作 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载《人民日报》，2013-03-28。

[21] 《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4-03-30。

[23] Samir Saran.“The End of Davos Man: West-led Globalisation Has Reached Its Limits, New Champions for It Are Needed”.TheTimesofIndia, 2017-02-07.

[24] 张康之：《全球化概念的再认识》，载《教学与研究》，2015(10)。

[25] 房乐宪：《全球化背景下的多极体系权力变迁》，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4)。

(责任编辑 林 间)

De-globalization: Performanc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

LI Da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Fujian 361005)

There are some main performances of de-globalization.Firstly, the dynamic of globalization is weakening following with the slowing pace of world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strengthening trend of trade protectionism.Secondly, European integration is blocked by Brexit, the refugee crisis and the rise of populist far-right parties.Thirdly, the leader of globalization is changing its minds and behaviors after Donald Trump’s win in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America’s relative decline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weak leadership.The phenomenon of de-globalization is rooted in globalization itself: the crux of globalization lies in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e stagnation of globalization is due to its driving conversion; the chaos of globaliza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failed system; and finally globalization is a historical process with turns and twists which is normal.At the crossroads of globalization, China is playing an active role as an important engine to promote globalization, taking responsibilities to guard globalization, introducing a clear path to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presenting new scenery of the next wave of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 de-globalization; countermeasures; the Belt and Road

厦门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Y0720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孔子学院的本土化路径研究”(16AGJ009)

李丹：法学博士，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 厦门 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