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懿之际西周国家的转型

曹 斌

恭懿之际西周国家的转型

曹 斌

从长时段动态文化过程的视角考察，恭懿之际西周国家的器用制度、礼制文化、日常生活秩序方面都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一批居址和墓地兴起、另一批则衰落，考古学文化也从多样、面貌复杂转变为以周文化为主导。这种变化显然已属整体性、结构性的变化，整个国家等级化、秩序化，国家政体也随之从贵族集团掌控转变为以王权为中心的集权体制。在考察社会历史动态变化的同时，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宏观的框架，提出西周国家转型的命题。

西周国家；恭懿之际；转型

谈及西周社会的变动，传统历史学家多以文献记载的历史事件为中心，以厉王奔彘、国人暴动等事件为切入点。[1](P53-62)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积累，国内外一些学者先后注意到恭王前后西周青铜器上发生的变化，提出“恭王礼制改革”新说。[2]从考古学证据看，传统“三期说”*学界长期采用陈梦家对西周铜器分期后提出的早、中、晚三期说。早期相当于武、成、康、昭王时期，中期相当于穆、恭、懿、孝、夷王时期，晚期相当于厉、宣、幽王时期。的西周中期确实在物质文化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并不限于铜器。从考古学长时段动态文化过程的视角考察，西周王朝在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并非一成不变，国家也不是在同一模式下匀速发展，而是于恭懿之际在器用制度、礼制文化、日常生活秩序方面都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同时一批居址和墓地兴起、另一批衰落，考古学文化也从多样、面貌复杂转变为以周文化为主导。这种变化显然已属整体性、结构性的变化，整个国家等级化、秩序化，国家政体也随之从贵族集团掌控转变为以王权为中心的集权体制。因此本文大致以恭懿之际为界，将西周分为前、后两期*本文采用的分期是西周两分法，即武、成、康、昭、穆、恭王为西周前期，懿、孝、夷、厉、宣、幽为西周后期。，考察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的动态变化，力图勾勒出一个宏观的框架，提出西周国家转型的命题。

一、“器”的变化和西周的礼制改革

恭懿之交的变化，器物上表现的比较明显，学界此前的论述多集中在代表社会上层文化的青铜礼乐器上，其实代表日常生活的陶器同样有着明显的表现，除了西周国家礼乐文化的形成，日常生活秩序也发生了变化。

《逸周书·明堂》记：“明堂，明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万国各致其方贿。”《礼记·明堂》亦云：“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制礼作乐有文献支撑，从成康时期的铜器材料看“周革殷命”之后周人确也开始尝试确立自己的礼乐文化系统。变化最明显的无疑是食器受到极大的重视，除了新出现铜盨补充盛食器，铜簋也出现了诸多创新。在先周时期，周人基本只使用菱格乳钉纹盆形簋，但在成康时期同时流行着圈高柱足簋、圈高兽蹄足簋、附耳象鼻形足簋、三耳簋、四耳簋、瓿形簋等形制，并以鼎、簋组合为中心，形成了列鼎、列簋制度的雏形。[3](P55-56)即便在“殷礼”的酒器组合中也可看到成康时期的显著变化，细体觯受到推崇并迅速取代铜觚，与爵搭配形成稳定的酒器核心组合。周公的第一次礼乐文化变革在文献、考古上都有明显的体现。如果说周公的第一次礼制变革，主要体现在“变”，那么恭懿之际的变化则主要是在变革基础上的“规范”。虽然可佐证此时期礼制规范的文献极少，但铜器的现象却非常明显。西周后期器类发生了变化，商代处于优势地位的酒器基本消失*大型墓中，有一些明器酒器，但基本已不再作为礼器存在。,水器匜替代酒器觥，仍然存在的器形如壶、盉等都转变为水器。新出现了瑚、匜等器形，盨大量流行起来。器形一改商代以来圈足器流行的传统，三足器成为主流，簋、盨、瑚、匜等圈足下都开始加三足，且圈三足簋成为铜簋中的绝对多数。纹饰打破了此前饕餮纹、夔龙纹长期主导的局面，窃曲纹、波曲纹、横鳞纹、瓦纹等“龙源”纹饰以及相互的组合成为铜器纹饰的绝对大宗，且装饰布局不再追求两两对称，变为序列分布。组合上晚商流行、西周前期依然存在的酒器组合被彻底排除，食器的组合成为主流。以鼎、簋为中心，搭配鬲、盨、瑚、豆的食器在西周后期不同墓地的贵族墓葬中都是主体，区别仅在于高等级的墓葬还搭配有水器、乐器的组合。也就是说组合上食器为中心，高等级墓葬搭配水器、乐器的器物组合新格局形成。同时每类铜器的器用制度也在发生变化。前文讲到的功能变化是一个，更明显的是列鼎、列簋制度的规范和形成。虽然这样的制度不可能似“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描述的那样简单化一，但它明显不同于商代配对陈列的形式，器物的序列化排列与纹饰的序列化装饰一同成为周文化的最终选择。铜鼎以奇数大小相次排列，铜簋、鬲、盨、瑚也以偶数大小相同排列形成周文化系统的列器制度。除了礼容器，乐器的变化同样明显。在西周前期乐器还只能算是零星出现，但是穆恭时期逐渐变化。2013年发现的叶家山M111曾侯犺墓出土编钟一套5件，计镈钟1、甬钟4件。[4](P92-93)至西周后期，形成了博3、甬钟7或8件一套的组合。综合以上，西周后期铜器在器形、纹饰、器类、组合等方面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形成了列鼎、簋的列器和编镈钟的礼乐器器用制度，在社会上层形成了一套完全不同于殷人传统的周文化礼乐系统。从“朋酒斯飨，日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诗经·豳·七月》)转变为“钟鸣鼎食”。

传世文献较少涉及西周下层平民生活为主的日常生活秩序，但是以陶器为代表的考古学材料为揭示下层社会的变化提供了可靠证据。在武王克商之后，周式陶器随着周人的军事胜利和周初分封一同进入关东地区，并成为各地区商周分界的一个标尺。虽然周式陶器在各地的出现特点十分明显，但是影响力似乎还不能完全盖过商文化和本地文化的遗留，这种局面在恭懿之际发生变化，大致以西周考古学文化所划分的6段[5](P63-71)中的3、4段为界，以陶器为代表的西周日常生活秩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器类上，从考古学文化的第4段始，也即是本文所述的西周后期开始，晚商沿用下来的各种酒器诸如罍、壶、瓿、觯等基本消失。食器中，商式三角厚唇簋消失，商式大袋足鬲数量极少。大量流行的是周式的联裆鬲、高圈足簋、细柄豆、折肩绳纹罐和圆肩旋纹小罐，甚至鲁故城的腰坑、殉狗墓葬也大量使用周式器物。新出现旋纹盆且增速极快，仿铜联裆鬲也大量涌现。器形上，各类器物口沿和肩部的夹角越来越小，沿面出现一道或内外两道旋纹，圈足有一周凸棱成为普遍的现象，并成为陶器分期断代的一个标准。陶鬲都变得宽矮，沿面普遍出现一道或两道旋纹。陶簋、陶豆变得瘦高，圈足普遍出现一周凸棱，腹和盘明显变浅，陶簋甚至接近豆形。陶系上，无论居址或者墓葬泥质灰陶都成为优势大宗。纹饰上旋纹数量明显增加，在簋、豆、罐、盆上都体现得非常明显。西周后期基本是以陶鬲上饰绳纹，其他器形饰旋纹或素面为主，不似西周前期纹饰的多样化。墓葬组合上，鬲、簋(盆)、豆、罐成为稳定的组合，特别是鬲、豆、罐和鬲、罐的组合在各地都比较稳定，成为王畿地区和各封国最普遍的器物组合。盆、簋有地域差异，但基本都如张家坡、曲村墓地一般，陶簋急剧减少，旋纹盆出现并流行，盆开始替代簋在西周前期陶器组合中的地位。居址中盆取代簋的趋势尤为明显，特别是一些盆的底部还有烟熏的痕迹，很可能西周后期的烹煮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以上看，西周后期陶器在器形、纹饰、陶系、组合以及饮食方式有了很大变化，以之为代表的下层平民的日常和丧葬器用制度也都发生变化，西周后期的日常生活秩序也随着上层社会一起变动。

二、日名、族徽消失和西周社会文化的变化

日名、族徽很早就引起学者的关注，并将之作为区别商、周文化的一个标准。[6]从罗振玉先生的著作《殷文存》开始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者逐渐将日名、族徽与族属研究相联系，指出其是殷人礼俗，周族不用[7](P42-43)，并逐渐成为区别殷人、周人铜器和判断族属的重要标准。[8](P5-16)但是日名、族徽的兴起是在晚商，数量锐减是在西周前后期之交，如果将之作为族属判别的严格标尺，则很难回答一些学者已提出的问题。[9](P68-69)因此，我们更愿意将西周日名、族徽的消失视为社会文化变迁的结果，并将这一命题重新回归为商、周文化的差异而非对应族属，视日名、族徽消亡为西周变革的举措之一。

关于族徽问题，先周时期姬姓周人是否使用族徽缺少相对直接的证据，有学者提出的与周人始祖传说吻合的“足迹形”族徽也属此类。晚商时期使用族徽但并不一定是子姓殷人的例子皆有，同时也不见商王族族徽的例证。所以在晚商时期使用族徽的绝不仅仅是殷人，甚至很难说是殷人创造的文化传统，而更可能是新石器晚期类似的图腾和刻画图画的延续，西周前期延续的可能只是早期中国的一种古老传统。郭沫若先生早在1930年就有“此等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盖所谓‘图腾’之孑遗”[16](P16)的说法。学界也多将族徽类文字称之为族氏文字，其有代表性的是比先秦时期“姓”更小的单位“氏”。目前考古所见铜器上最早的族氏文字，一件是郑州白家庄C8M2铜罍上的“黽”[17](P820-821)，一件是河南中牟大庄铜戈上的“臣”[18]，两者年代都在二里岗上层一期，属于典型的二里岗期铜器的最晚阶段。时代稍晚的有平谷刘家河铜鼎上的“龜”，岐山京当铜戈上的“臣”等，各地的发现可从二里岗上层一期延续至殷墟一期。[19](P247-255)族氏文字在铜器上的大量涌现是在殷墟时期，也就是说铜器上铸族氏文字是殷墟时期才大量流行的，所以似乎只能说铜器上铸族徽是商文化的产物。同时这一时期族徽在考古发现上还有一定规律，多是一类族徽集中见于一处墓地或集中在一个墓地的一个区域，如晚商族墓地。所以从考古现象上看，族徽也是在先秦时期姓有限的情形下，用来标识更小血缘分支的族氏标识。生活在王都殷墟的子姓殷人，商王以国为号，其他宗族则需要使用不同的族徽来标识自己的“氏”。但是商周王朝更替和国家模式的变化，使得以族徽相别的方式逐渐遭到了淘汰。西周王朝和商王朝最大的差别是周初确立的分封制是直接的“授土授民”，对于受封者而言是将诸侯及族人分封至各封国作为统治者，但对于被“授民”者而言则是族群拆散后的政治移民，这其中殷遗民为主体的族群就成了被移民的主要对象。*如《左传·定公四年》所记：“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金文有克盉、克罍所记：“令克侯于匽羌驭微”等。武庚叛乱之后周王朝更坚定了政治移民的统治政策。所以不同的时代背景导致墓地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西周绝大多数墓地都是由多个不同族徽的族群和新的氏制族群形成的封国墓地*近年发现的宝鸡石鼓山墓地、叶家山墓地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西周前期墓地呈现出的多族徽现象绝不仅仅是周初“分器”的结果，更多的原因在于西周的政治移民政策。

三、遗址兴废和考古学文化的变动

除了上述的变化，大致以恭懿为界，一批居址和墓地兴起而另一批迅速衰落，考古学文化也变化明显，从考古学视野观察整个国家发生了结构性的调整，周文化统治的秩序形成。

纵观西周时期的考古遗址会发现一个现象，即连续发展的居址和墓地极少，基本都在西周前、后期之交发生变动，一批居址和墓地迅速衰落、另一批居址和墓地开始兴盛。连续发展的基本只见于王都地区，如沣镐地区已发掘的张家坡墓地，但是大型建筑群依然可以看到这种更替。目前在马王村、客省庄一带发现的大型夯土建筑中，规模最大的四号建筑东西长61.5、南北35.5米，西周后期已经废弃，而另一座规模仅次于前者的五号建筑，平面呈“工”字形，南北总长59 米，东西宽23 米，建筑时代则是懿孝时期。[20](P55)周原的情况与之类似，有连续发展者，但比较重要的建筑亦呈现出与沣镐地区类似的情况，发掘者认为召陈已发掘的15座大型建筑基址下层的2座基址时代属西周早期，上层的13座基址时代属西周中晚期[21](P21)，有学者认为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大约建成于西周早期，毁于中期。[22](P181)新发现的三号基址同样建于西周早期，且在西周中期偏早出现大面积失火现象。[23](P23)1999年秋季在扶风县黄堆乡云塘村和齐镇村发掘的宗庙性质的建筑群的使用年代，被发掘者认定在了西周晚期。[24](P23)因此王都地区在恭懿时期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新发现的三号基址庭院中的立石还被发掘者认定为西周时期的“社”，但却在西周中期遭遇失火，立石在西周晚期也被彻底破坏。王都地区如此，其他地区就表现得更加明显。晋国的曲村墓地虽连续发展却在西周中期出现晋侯墓地，诸侯有了独立的陵园且诸侯、夫人并列合葬成为定制。高青陈庄遗址连续发展但前、后两期的性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他封国的遗址要么是西周前期，要么是西周后期，目前尚罕见连续贯穿西周一世者，这在周初三公长子封国的齐国、鲁国、燕国如此，其他的诸如近年发现的曾国、秦国也是如此。曾国西周前期的墓地在叶家山[25]，后期主要在郭家庙[26]。秦国西周前期在清水李崖一带[27]，西周后期在礼县大堡子山[28]和甘谷毛家坪[29]。这种西周前、后期之交的遗址兴废除了表象，还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即凡是姬姓封国，在西周前期的居址、墓葬衰落之后，会在封国范围内兴盛起另一处遗址，且多数规模和等级有明显的提升；凡是受降的以殷遗民为主体的族群建立的封国和一部分异姓封国则在这次变动后彻底地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王畿近旁的戈族墓地[30]、宝鸡地区的国墓地[31]、殷遗的史国墓地和居址[32]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例证。除了以上的变化，从墓地的材料还可看出西周后期社会的等级化现象明显。在西周前期具有很高地位的诸如琉璃河ⅡM251和ⅡM253、石鼓山M3和M4这样的大贵族墓葬在西周后期鲜有发现，周王诸侯与贵族、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等级差别变得异常明显且有无限拉大的趋势，社会分层清晰。平民墓葬都为不标识等级的陶器，且这些陶器多是生活用具，以鬲、罐为主，少见西周前期的陶礼器。曲村墓地作为一处连续发展墓地，西周前期铜礼器墓37座，后期只有7座，铜礼器和陶器墓的比例前期为13.3%，后期仅为5.5%，差别十分明显，王都地区张家坡墓地的情况与之类似。从遗址的兴废显露出的姬姓和异姓封国的不同发展轨迹以及明显的等级化现象表明，西周后期国家的统治政策与西周前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更加重视同姓和源自西土的诸侯国以及相应的贵族阶层，整个社会的等级秩序异常明显，这说明西周国家的统治策略在恭懿之际进行了调整。

武王克商之后，周王朝采取有别于商王朝的分封制和政治移民政策，所以在西周前期各封国的考古学文化都比较复杂，可以区分出来的至少有周文化、本地土著文化和殷遗民为主体的移民族群文化。这三种文化在各地此消彼长，所占比例各封国略有差别，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西周前期周文化在各封国都难以占据优势地位，在多数封国前朝的商文化仍占据较大的比重，其他一部分封国商文化和土著文化之和超过周文化所占比例。这种情况在西周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约从恭懿之际开始，周文化开始强势发展，在各地迅速占据主导地位。以情况最为复杂的西周王朝“东土”为例，鲁南地区在西周时期主要由鲁国控制，其他可以确认的小封国有滕国、史国、薛国、小邾国等。鲁南地区在西周前期是商文化占据多数，从西周后期始，西吴寺、尹家城、六里井等居址崛起，考古学文化面貌变为周文化主导，甚至连鲁故城内一般被认为是殷遗民的墓葬都普遍采用周文化因素的器物。从西周后期的西吴寺H284和H2084两个典型单位各类文化因素的定量分析看，统计结果均是周文化因素占98%，本地文化因素占2%，商文化因素甚至未被发现。在姜姓齐国控制的鲁北地区，晚商时期族系关系复杂，其是此时期商王朝重点控制的地区之一，环渤海沿岸还是商王朝的盐业生产区。鲁北地区在西周前期的考古学文化亦是商文化主导，周文化仅与本地文化所占比例比较接近。但是西周后期始，商文化即呈迅速衰退之势，即便齐国采用“因其俗、减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的统治政策，周文化因素仍占据主导地位，鲁北与鲁南地区的差别仅在于本地文化仍有一定比例。鲁东南地区西周早期少见可辨识的考古学文化，可能此时还是本地土著文化主导，但是西周后期周文化开始强势进入，并占据了主要地位。胶东半岛的情况更为复杂，以归城遗址为中心的莱国以东地区可能属于《国语·周语》所讲的“蛮、夷要服”之地，在西周前期本地土著文化所占比例最高，商文化不仅少于周文化，且在已发表材料中没有发现最典型的器形矮胖体肥袋足绳纹联裆鬲。从西周后期开始，周文化因素明显增加，且在一些等级较高的墓葬中还占据相当比例，甚至可能主导了上层统治阶层。土著贵族和下层平民遗存虽然本地文化因素浓厚，但周文化的影响同样十分明显，整个胶东半岛虽不能说是周文化占据优势，但至少可以说是周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共同主导。“西土”、“北土”、“南土”的情况与之类似，周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区均在西周后期转变为周文化的主导，要服、荒服之地周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共同主导，可以说恭懿之际周文化统治的秩序在西周国家范围内形成。

四、恭王之后西周国家的转型

武王克商后，随着周初的分封和政治移民政策，周文化开始向关东地区渗透，周公的东征更是加快了这样的步伐，周公制礼作乐更是有意识地进行上层集团的文化变革，确立周文化的正统地位，以期尽快摆脱商文化的影响。可能由于西周早期周人军事实力的优势，周文化的扩展更多的是在军事行为保障下的分封体制，鉴于前朝残余商文化力量的顽固和晚商外服独立发展形成的地方文化传统，西周国家上层的礼制变革虽然有序但略显缓慢。昭王南征卒于江上并丧西六师于汉是西周国家的第一次军事受挫，且对于西周国家之后的发展影响深远。西周国家的上层集团开始意识到单一的军事实力似乎不足以统治整个国家，于是在王朝内部尝试通过周文化统治地位的确立去建立广泛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

其实穆王时期已经做了诸多尝试，从这一时期铜器上大量流行且极具时代特色的垂冠凤鸟纹就可窥一斑。恭王时期军事力量的弱势促使王朝从上至下加快了周文化和周礼的建设，其放弃穆王时期试图重塑的周族之兴祥瑞图腾“凤鸟”，确立了“龙”在周文化中的独有地位，一系列抽象化的“龙纹”——窃曲纹、波带纹、横鳞纹搭配瓦纹，成序列地装饰在铜器主题部位成为周礼的最终选择。同时食器开始占据优势，铜鼎、簋在组合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序列化的摆放方式得以确立，礼乐制度也正式形成。恭懿时期的改革与周初的变革似乎不同，这次改革在国家的上层集团体现得尤为明显，似乎也是西周国家面对危机时由统治阶层率先发起的改革，代表上层的礼乐文化面貌一新并形成一套周代的礼乐文化，影响延续到数千年后的中国，这样的改革无疑是西周统治阶层“主体能动性”的体现，是西周国家面对危机时统治政策的一次主动调整。而上层的礼制改革也带动了下层文化的变化，以鬲、盆、豆、罐，特别是鬲、罐为代表的社会下层文化体系迅速形成，整个国家范围内文化面貌开始趋同，周文化的统治秩序形成，西周国家的上层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同时变化，而这样的变化是整体性和结构性的，绝不仅限于以上方面。

商代形成的日名制虽然在西周前期还影响深远，但是在恭懿时期开始呈迅速衰退之势，似乎也代表了商、周文化的更替。而可能与“图腾”有关的族徽在晚商铜器上广泛出现并形成的族氏文化在西周后期彻底失去了发展的土壤，伴随着西周分封制，受封部族因地名、官名等得“氏”的方式成为主流文化，西周的“赐氏制度”使得前朝的族氏文化在恭懿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西周确立的姓氏制度成为文化正统。与此同时，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在遗址的兴衰方面体现的十分明显，一批遗址兴起一批遗址迅速衰落，异姓贵族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许多异姓封国和封邑消失，得以延续的多集中在王都周原。同姓或同盟族群的封国持续发展，但即便如此恭懿之际诸侯国的中心也多发生了迁移，国家范围内整体性的变动不得不让我们将之与西周国家的结构性调整相联系。这样的调整使得西周国家的社会阶层和等级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周前期的大贵族集团迅速势微，周王和贵族之间的等级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平民阶层更多地只能通过象征财富的物品，如晋国曲村的大量海产品等，来体现自己的社会身份。礼制类的器物被完全禁止，“礼”的界限更加严格，带来的变化是贵族和平民的等级差距也被拉大，正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整个国家社会分层更加清晰，等级化明显。西周国家在恭懿之后着力于通过等级化、礼制化和周文化一统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去建立国家的内部秩序，进而巩固王朝的统治。

可以说，在恭懿之后西周国家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恭懿之际的变化，除了文章论证的典型方面，在其他诸如金文字形书体、仿铜陶礼器、车马埋葬、册命、赐服、官制等方面都有体现，这种变化无疑是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国家政策调整明显，西周的国家模式和礼制文化建立，周文化的统治秩序确立，形成了以王权为中心的集权化政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诗经·小雅·北山》)正是对于西周后期国家体制的描述。

[1] 晁福林：《共和行政与西周后期社会观念的变迁》，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3)。

[2] 罗森：《是政治家，还是野蛮人？——从青铜器看西周》，载《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11；曹玮：《从青铜器的演变试论西周前后期之交的礼制变化》，载《周秦文化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李朝远：《青铜器上所见西周中期的社会变迁》，载《学术月刊》，1994(11)；罗泰：《有关西周晚期礼制改革及庄白微氏青铜器年代的新假设：从世系铭文说起》，载《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尹盛平：《西周史征》，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 曹斌：《宝鸡石鼓山三号墓研究》，载《考古与文物》，2016(2)。

[4] 方勤：《叶家山M111号墓编钟初步研究》，载《黄钟》，2014(1)。

[5]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1980—198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6] 董作宾：《论商人以十日为名》，载《大陆杂志》，1960，2(3)。

[8] 张懋镕：《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载《考古学报》，2005(1)。

[9] 王恩田：《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载《江汉考古》，2014(3)；冯时：《中国古文字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

[1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号墓发掘简报》，载《华夏考古》，2007(1)。

[12]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高青陈庄西周遗址》，载《考古》，2010(8)；《山东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存发掘简报》，载《考古》，2011(2)。

[1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东周墓地》，载《考古》，2014(7)。

[14] 周言：《“周人不用日名说”考》，载《九州学林》(2010年冬季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李学勤：《论高青陈庄器铭“文族甲齐公”》，载《东岳论丛》，2010(10)；王恩田：《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载《江汉考古》，2014(3)；冯时：《中国古文字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5] 刘源：《周承殷制的新证据及其启示》，载《历史研究》，2016(2)。

[16] 郭沫若：《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载《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1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18] 赵新来：《中牟县黄店大庄发现商代铜器》，载《文物》，1980(12)。

[19] 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铭铜器初探》，载《考古》，1988(3)。

[2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镐京西周宫室》，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

[21]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召陈西周建筑群基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1(3)。

[22]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23] 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凤雏三号基址2014年发掘简报》，载《中国国家博物馆》，2015(7)。

[24] 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县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1999—2000年度发掘简报》，载《考古》，2002(9)。

[2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载《江汉考古》，2013(3)。

[26] 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方勤、胡刚：《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曹门湾墓区考古主要收获》，载《江汉考古》，2015(3)。

[27]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赵化成等：《甘肃清水李崖遗址考古发掘获重大突破》，载《中国文物报》，2012-01-20。

[28]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甘肃礼县三座周代城址调查报告》，载《古代文明》(第7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29] 梁云：《秦文化重要遗址甘谷毛家坪》，载《大众考古》，2013(5)。

[3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31] 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国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滕州市博物馆：《滕州前掌大村南墓地发掘报告(1998—2001)》，载《海岱考古》，第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张 静)

The Transition of Western Zhou State during the King of Gong and Yi

CAO Bin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ng-term dynamic cultural processes, there were remarkable changes in the system of bronze using, ritual culture, and daily life order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Gong and Yi in the Western Zhou period.On one hand, a large number of sites rapidly faded and on the other, some other groups of sites developed.With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multifaceted during the Early Western Zhou, the dominant pattern of the Zhou culture eventually took shape during the late Western Zhou period.Such changes were obviously holistic and structural ones, while the whole state was hierarchy and ordered,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state also transformed from the noble group system to that of a centralized monarch.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ynamic change of social history, outlines a macro framework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of the state transition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Western Zhou State；King of Gong and Yi；transition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早期国家的中国模式”(17XNI010)

曹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