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的匹配机制研究

王亚丽，张廷海

安徽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蚌埠，233000

城市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的匹配机制研究

王亚丽，张廷海

安徽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蚌埠，233000

基于2005-2015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面板数据，运用距离协调模型和熵值法计算得出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协调度，分析比较结果发现：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在2010年后产业结构滞后于城镇化的发展，而且两者之间协调度呈倒U型发展，协调发展度趋势平稳但发展水平较低，呈现出产业结构与城镇化匹配度的轻度或中度失调。为了解决相关问题，促进珠江三角洲产城融合，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得出影响二者协调度的因素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劳动力资本、科技创新能力、经济外向程度、环境因素和政府制度与政策。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关建议。

城市产业结构演进；城市化；珠江三角洲；距离协调度；面板数据

1 相关研究与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1978-2015年，城市数量从193个增长到656个，城镇常住人口从17 245万人增长到了77 116万人，城镇化率增长到56.1%，年均提高1.0%[1]，首次实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性突破。但是，相较于世界范围，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还处于较为靠后的位置，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和空间冲突性。如南北失调、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不协调、“大城市病”与城市蔓延、“逆城市化”、高空置率造成的“鬼城”“卧城”现象、城市发展与环境污染以及城乡差距与社会保障一体化失衡等问题层出不穷。从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到2014年3月颁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确立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愿景与实施路径，再到2015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开展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走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发展道路”，“产-城-人”全面融合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认知。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进入关键时期。“十三五”期间要实现“三个1亿人”为目标的新型城镇化工程，而且要“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任务十分艰巨。

蔡昉、罗文章、林高榜等学者运用简单的理论或数学模型和线性回归等方法分析城镇化进程影响因素，发现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相互促进催化，他们之间关系的不协调以及“城市偏向政策”“户籍制度”等严重抑制了中国经济发展，是新型城镇化道路上的绊脚石[2-4]。“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是产业发展的载体。城市与产业是相伴而生、共同发展的，城市没有产业支撑，即便再漂亮，也就是“空城”，产业没有城市依托，即便再高端，也只能“空转”[5]。张道刚较早提出“产城融合”的新理念，指出“产城脱节”误区，认为城市化与产业化不能脱节分离，应具有对应的匹配度[4]。关于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演进匹配度问题，大多数学者都从“产城融合”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很少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易善策、李文彬和陈浩构建了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互动模型，比较深入地研究了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互动的内在机理、互动途径、互动状态以及影响因素，并提出改进意见[6-7]。基于因子分析、熵值法以及协调度模型，王霞、李春生等学者构建了产城融合度评价体系，并选取全国各省市、区域为样本进行进行实证研究，取得综合得分和排名。并分析各地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产城融合”政策建议[8-9]。

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为我国政策改革先行地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及产城融合推进道路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周榕分析发现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存在地区间市场封锁现象，而且，由于布局散乱、功能不完善的小城镇大量存在，制约了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腾飞[10]。陈伟莲、李慧研究认为珠江三角洲“产-城-人”之间的不匹配导致土地滥用、环境恶化、城市空间冲突(拥挤、蔓延)以及城市“虚假的繁荣”等问题层出不穷[11-12]。因此，对经济快速发展中的珠江三角洲产城融合过程、特征、协调发展度及过程中出现的紧迫问题进行研究，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探索新思路和新做法，使珠江三角洲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这对于我国其他发达地区，如环渤海和长江三角洲等同样城镇化发展较快、出现产城融合发展态势的地区都将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进而对推进我国产城人融合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现有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运用时间序列数据以及截面数据对城镇化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匹配度进行衡量，不能提供更加全面、多样的信息和变化。而且对产城融合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因此，本文在各位学者的基础上以2005—2015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样本建立面板数据，构建全面的评价指标，对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之间的匹配度进行衡量，并以此指标为被解释变量，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及各种检验方法分析其影响因素并提出建议。

2 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匹配度的测算与影响因素分析

2.1 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匹配度测算

笔者对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匹配度测算采取如下思路：遵循指标体系的建立原则，在以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设定指标，搜集数据，运用熵值法分别计算2005-2015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产业结构演进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每年的综合得分，并代入距离协调度模型，得出产城协调度，继而得到产城综合发展度与协调发展度，最后进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分析。

2.1.1 模型设定与测度方法2.1.1.1 距离协调度模型

系统运行的过程中，发展度是根据系统的指向所达到的运动程度。协调度是度量系统之间协同效应的指标。二者相结合即协调发展度则是用以描述系统发展水平与协调效应的综合状态。协调度模型是评价系统协调发展的核心所在。因此，应选择合适的协调度模型对产业结构与城镇化这两个系统的匹配度进行测量。

目前，评价与测量系统协调度的数学方法主要有远距离协调度模型、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离差系数最小化协调度模型、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协调度以及数据包络分析(DEA)协调度模型。其中，陈西蕊分析区域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动态的远距离模型适合测量经济系统的协调程度[13]，反映了系统实际协调状态与理想协调状态的偏差，因此本文运用距离协调模型评价及测量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匹配状况。产业结构与城市化水平两个子系统协调度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x1t-x2t|

(1)

然后，再通过组合公式(2)计算出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综合发展度(Tt)和协调发展度(Dt)[7]。计算公式为:

(2)

其中，α和β为待定权重，通常各取0.5，因为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与城镇化是两个同等重要的系统。

借鉴陈西蕊的做法，本文将协调发展度的等级划分为失调状态和协调状态两个大类，具体划分方法见表1[13]。

2.1.1.2 熵值法

笔者结合数据可得性原则，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采用客观赋权法之熵值法计算两个子系统的指标权重和总和得分,主要步骤如下:

(1)指标选取。设有n个待选方案(如2005-2015年的11年)和m个评价指标。

(2)数据标准化。具体计算公式为：

(3)指标比重。

(4)指标熵值。

(5)效用值与指标权重。

(6)计算综合得分。

表1 协调发展度的等级划分

2.1.2 指标的建立与数据来源

2.1.2.1 指标建立

根据指标体系的建立原则，在各位研究学者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对比与筛选，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14个因子的产业结构演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和一个包含21个因子的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具体内容如表2。

2.1.2.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2016年)、《广东省统计年鉴》(2006-2016年)、各城市统计年鉴、各城市年度统计公报以及相关官网信息等。

表2 “产业结构演进水平”与“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续表2

目标层/一级指标要素层/二级指标因子层/三级指标城镇化水平人口城镇化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元+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元/人)+人均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额/(元/人)+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万户+市辖区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住宅投资占房地产投资比重/%+经济城镇化非农产业占GDP比重/%+市辖区就业率/%+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均消费性支出/元+科学技术支出占政府预算内支出比重/%+劳动生产率(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与建成区面积比值,万元/平方公里)+土地城镇化房地产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土地利用效率(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的比值,万元/人)+社会城镇化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辆+年末实有出租汽车数量/辆+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册、件+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人+教育支出占政府预算内支出比重/%+每千人拥有床位数/张+

本文选取的样本城市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包括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受数据获取完整性的限制，没有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作为研究对象，个别样本缺漏值通过软件Stata 14预测或运用线性差值法，市辖区总量指标的个别缺漏值用全市值替代。

2.1.3 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水平的匹配度测量结果分析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2005-2015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的城镇化水平与产业结构水平之间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存在较大差异。各城市产业结构水平发展速度低，发展水平平稳，处于0.085～0.1之间。各城市城镇化水平呈逐年提升趋势，而且在2010年之前各市产业结构水平高于城镇化发展水平，但城镇化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产业结构，所以，从2010年之后产业结构水平明显滞后于城镇化发展水平。

图1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产业结构水平 图2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镇化水平

根据实证结果可以概括出2005-2015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产业结构和城镇化协调度的发展情况，并总结归纳其中的原因如下：

(1)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综合发展度(Tt)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发展良好，个别城市、个别年份有小幅波动。由于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整体提高，因此综合发展度逐年上升。2010年之后保持较快发展，2014年趋于平稳。珠海市发展最快，从2005年开始的增长趋势几乎成直线。广州市2013年之前综合发展度呈直线上升趋势，2013年达到九个城市中最大水平0.106 4，但之后有下降趋势，因为2013年之后，产业结构水平下降，并明显滞后于城镇化水平，而且广州市工业集聚度除了2006年之外，均低于1，而其他城市几乎都高于1，说明广州制造业的专业化优势低于广东省和其他城市，需要从外地输入相关产品。深圳的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及综合发展度处于中上等水平，发展较平稳，但作为行政特区而言，深圳的发展与理想不符，没有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源和物质条件。东莞的综合发展度最低且发展幅度较大，主要由于东莞市主导产业空心化、产业附加值低、能耗高、产业结构不合理，迫切需要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图3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产业结构与城镇化协调度

(2)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协调度(Ct)保持在较高水平，但存在着较大的起伏波动。从计算结果来看，各城市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协调度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处于0.971 92～0.999 7之间。但是，从图3 可以看出各城市二者的协调度存在着较大的起伏波动，在这一时间段呈倒U型，到2009-2011年各城市达到最高点，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究其原因，主要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我国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性。从2005年到2010年之后，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水平整体高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但是从 2010年起，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并超过了产业结构发展的速度，因此2010年以后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超过了产业结构的水平，且二者的差距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导致从2010年到2015年，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协调度逐年下降。其中，肇庆市发展特点最为明显，在2011年达到最高点后急剧下降到0.972 0，低于2005年协调度。肇庆市产业结构发展趋势是“一三二”，相对注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出现这一阶段性特征是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和《珠江三角洲产业布局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等政策的落实以及政府职能的缺失造成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促进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忽略了产业结构的发展造成了产城不协调。

(3)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度(Dt)逐年提高，但增长速度趋于平缓而且发展水平比较低。由于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综合发展度在逐年提高，但是协调度近几年来逐渐下降，因此二者的协调发展度虽然也在逐渐提高，但是增长速度趋于平缓。而且由于产业结构的严重滞后性，产业转型升级动力不足，两者协调发展度比较低，最高是2015年珠海市的0.328 014，最低是2005年广州市的0.202 1，属于划分等级中轻度失调类型。一方面原因是人口大量涌入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压力，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与人口不符合。另一方面，虽然政府大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产业结构演进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城市化发展受政府政策和房地产业的影响程度也较大。因此，城市化高速发展并超过产业结构发展而出现较大的差距，这种情况不利于二者的长远发展，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当然，不排除主观原因，由于时间跨度不够或指标不充足也会造成结果的偏差。

2.2 对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水平匹配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2.2.1 模型设定

为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水平匹配度地提高，进而促进中国的发展进程，本文运用stata14对2005-2015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影响产城融合度的影响因素。实证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ciiit=β0+β1pro_serlqit+β2con_serlqit+

β3industransit+β4fdiit+β5ex_improtit+

β6populdensit+β7empldensit+β8so2_emisnit+

β9emplrateit+β10govexpit+β11patlicit+εit

其中，i表示个体，t表示时期，β0为常数项，βj为系数(j=1，2，…，11)，εit为随机干扰项。为了消除各指标单位不统一带来的干扰并增加显著性，进行回归分析的所有变量都进行标准化处理。所以这里不取对数。具体指标含义如表3。

表3 变量定义及度量指标

2.2.2 实证结果分析

经过Hausman检验选用固体效应模型，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运用沃尔德检验和Breusch-Pagan LM检验发现该模型存在组间异方差和组内自相关，并运用全面FGLS法进行修正。

表4 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水平上显著

从表4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除了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与国家财政支出比重变量不显著外，其他所有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1%显著水平上显著。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合人力、知识、科技、创新于一体，改善区域投资环境，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推动“产-城-人”融合发展；但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性支柱产业的生活性服务业的集聚带来的大量人口聚集抑制协调度发展。一方面人口的增加造成大量的住房需求，这与当时的“房地产泡沫”的经济现实相吻合；另一方面带来城市拥堵效应与环境方面的压力，影响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转型(industrans)明显对产城协调度有促进作用。因此，提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传统服务业向现代化服务业的转化有利于产城融合度的提高。

市辖区人口密度(populdens)和就业率(emplrate)在1%的显著水平下对产城融合度有促进作用。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人才的输入与就业问题是影响产城融合中人的因素中最关键的环节。相反，就业密度的增加一方面意味着城市最优空间效率的损失，土地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环境压力大，导致城市规模不经济，即产城人关系不匹配。而另一方面，就业密度增加，但城市社会服务不匹配，存在“本位主义”现象，易造成社会安全问题，进而影响城镇化水平，而且传统的工业城市面临转型困境，经济增长驱动力不足，导致高就业密度下的无效率，进而抑制产城融合发展。

对外经济即进出口贸易总额(ex_import)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城镇国际化，促进产城融合。科技创新即专利授权量(patlic)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环境污染(so2_emisn)对产城匹配度产生负面效应，政府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和资金治理环境。

在本文中，政府制度安排对产城融合度的正向效应不显著，很可能是由于时间跨度太短，不足以表现出政府政策的对产城协调发展度的实质性。但是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产城人之间的匹配性，如深圳特区和雄安县。

3 建 议

结合以上产业结构演进和城镇化水平匹配度测量结果和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分析，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产城匹配度逐年递增但发展水平较低。而且面临着人口拥挤、土地资源瓶颈制约突出、生态环境压力大等方面的问题，针对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3.1 优化城市产业体系与布局，协调区域联系

珠江三角洲地区国有企业发展缓慢，私企、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违背了产业演变规律和城市化规律。因此，一方面应合理配置资源，匹配产业与空间的关系，因地制宜选择不同产业链优势的城市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部门，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规避“产业空心化”，协同产城人三者之间的联系。一方面通过跨区的产业分工和协同发展体系、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城市合作组织以及跨城市的行业协会及中间性组织，实现市场机制下的多城市资源、土地、资金等要素的流动机制，推动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促进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3.2 促进“人”的发展，建立区域协同发展机制

珠江三角洲地区丰富的劳动资源，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占据优势，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应该调节完善地方企业差异化工资，建立就业岗位信息服务和就业沟通平台，鼓励各种形式培训机构的建立，在规范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同时提升劳动素质。也可以借鉴社区中介市场政策，对城市中失业群体提供就业援助。同时，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机制的作用采取适度超前、增量建设与存量改造并重的推进方式，建设满足城市化与居民需求的基础设施。在既定投入的情况下，保证基础设施运营高效、用途多样、使用规范、实现共享。并通过管网、路网、线网、车站码头等系统相连，实现城郊、城乡一体化和双向流动的基础设施网络系统。

3.3 完善资金市场与服务，促进国际城镇化的发展

加大资金投入，建立“种子基金”投资机制，构建与香港、澳门行政区的沟通合作平台，努力提升广州以及深圳等地区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并运用财政激励手段，对“产城融合”重点区域实行出口退税、技术信息转移补贴等优惠政策，同时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市场的开发、开放、监管，完善金融投资、信息咨询等服务，进行资金、人才的输入输出，促进国际间的交流合作。

3.4 合理规划土地，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控制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速度，加大高架桥梁和地下通道等立体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绿色地带做好适应性的产业选择和空间整合，防止“空城”极端现象的发生，发挥空间集聚效应，减缓环境压力。政府加大对房地产业规范经营监管力度，健全房地产业的市场化运作机制，鼓励和完善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引导投资房产的资金向实体经济流动，并促进联动产业的发展，防止造成居民“以房养老”的状况以及“经济繁荣”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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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小阳)

10.3969/j.issn.1673-2006.2017.11.002

F127

A

1673-2006(2017)11-0004-07

2017-05-18

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ACYC2016027)；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城市产业结构与城镇化融合演进机制及其空间匹配性研究”(1708085MG177)；安徽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安徽省应急产业科技支撑体系与创新政策研究”(1607a0202018)。

王亚丽(1994-),女,河南漯河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城市与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