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文字形态及存无再辨

徐灏飞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1100）

一、有关鲜卑文字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顾名思义，鲜卑文字是鲜卑人所使用的民族文字。然而，鲜卑文字之存无，至今争议不断。回顾既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早在清代，即有学者注意到了拓跋鲜卑的文字创制问题。清人陈毅在其《魏书官氏志疏证》中推测鲜卑文字应当是拓跋鲜卑借用华文创制的，其若金初无文字，使用汉人楷字自为本族文字。陈毅所言的鲜卑文字实际就是北魏始光元年所造的千余新字。①

对于陈毅的见解，缪钺先生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在始光元年所造的千余新字，北魏另有编纂《众文经》的活动。编纂《众文经》即意味着对时有汉字进行了一次大整合，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如此一来，认为始光二年再造的新字就是鲜卑文字，且其形态还是汉字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据此，缪钺先生推论拓跋鲜卑应有独属本族的且在形态与汉字有异的鲜卑文字。②

此后，以周伟洲先生、林幹先生为代表的学者，承袭缪钺先生之说，坚持认为拓跋鲜卑和后世的蒙古人、满洲人一样，不仅拥有自己的语言，而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周伟洲先生认为鲜卑语是有文字的，《经籍志》著录了用鲜卑文字书写的《国语》、《鲜卑语》、《鲜卑号令》等书籍十余种。可惜这些书籍均已失传。③同样，林幹先生指出，《隋书·经籍志》中所列的各种“国语”之书，均指用鲜卑语言文字写成者而言。用鲜卑文书写的书籍既如此之多，而且侯伏侯可悉陵还能把汉文《孝经》翻译成鲜卑文《国语孝经》，又能用鲜卑文写成《国语物名》和《国语杂物名》，可见北魏时鲜卑人是有自己本族的文字的。④同样，值得一说的是，台湾学者和日本学者也对鲜卑文字有存在可能性的观点提出了较为具体的依据。台湾学者逯耀东先生认为，被称为国语的鲜卑语书籍，必须用文字记载之后，才可以流传。如果拓跋氏没有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字，那么这些书籍根本无法存在。然后，逯耀东先生进一步指出，所谓夷语、旧语，不仅是语言，可能有文字存在，否则他们译注《孝经》、《皇诰》的时候，就不会有“辞义通辨”的情形发生。这些文字可能是以拓跋焘时代所创的千余新字为基础形成，所以由此可以推论，拓跋氏进入中原之后，为了发扬他们本身文化特质，曾利用中原文化原有的文字基础，来制造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字，是非常可能的。⑤日本学者川本芳昭先生和逯耀东先生的观点基本相近，但他用更为宏观的东亚视野来把握鲜卑文字的创制问题。川本先生认为，在汉唐间，处于中国边缘的族群和国家在汉文化长期的刺激下，出现民族自觉意识，而独属于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创制，成了这种民族自觉意识的外在表现。诸如古代日本、古代朝鲜，都根据汉字创制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由此推之，拓跋鲜卑也应该在差不多同时的历史形势中创制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即所谓的鲜卑文字。⑥

针对缪钺先生等人的见解，何德章先生先在古汉语的词义上点出了前者把“语”和“字”混一理解的破绽。他指出，古人用词，“语”、“言”指口头语言，“文”、“字”、“书”或“文字”指可供书写的文字，两者绝不相杂。由此推之，所谓国语、夷语、旧语、北语，应该只是口头语言，而不是书面文字。之后，他又指出，北魏平城时期遗存下来的刻石铭文，无一可证明“鲜卑文字”的存在。即使在北魏太平真君四年祭祀祖先石室中发现的铭文，也是用汉字书写而成的。太平真君四年去始光元年初造新字有二十年之久，而于先祖石室中仍以汉字刻文，可推拓跋焘并无创制鲜卑汉字之举。何德章先生又注意到孝文帝改革时期的改革内容，称其时并无废除鲜卑文字之举。又称东魏、北齐及西魏时，正值鲜卑语大复兴的时机，此时鲜卑贵族犹且不得不用汉字拙劣地拼写自己的名字。另外，何德章先生又指出，北魏并无类似“女真学”、“夏字院”、“蒙古学”那样的传习民族文字的教学机构。故可知，所谓鲜卑文字，实是借用汉字来标音的文字而已。同时，何德章先生又把拓跋鲜卑与之前的匈奴人以及与其同时代的柔兰人做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分析指出匈奴人和柔兰人也不见其有独创的民族文字，由此可见北方少数民族创造文字本身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早期并无此自创文字的能力。⑦

张金龙先生和何德章先生一样，认为拓跋鲜卑是一个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的民族。至于太武帝时期所造的新字，他根据北魏前期的政治形势判断，这些文字应该还是汉字，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对常用汉字进行统一和规范，并非创制一种不同于汉字的鲜卑文字。同时，张金龙先生又指出，在北朝墓志碑刻中，无论是鲜卑语大行其道的北魏前期的碑刻或鲜卑人的墓志，还是鲜卑语死灰复燃的两魏齐周时代的碑刻墓志中，纯粹“鲜卑文”还是鲜卑、汉文对照的形式，迄今为止均未曾发现。也就是说，不管是地上的碑刻，还是地下的墓志等，北朝时期所有文字类考古遗存毫无例外全都是用汉文书写而成。据此，张金龙以《石室祝文》和《南巡碑》为例，进一步指出，当时的确存在着用汉字拼写鲜卑语的情况，但这并不能说明鲜卑文字的存在。⑧

关于用汉字拼写鲜卑语的观点，在学者中间也较为流行。台湾学者郑钦仁先生即认为，从北魏起至少已有汉字拼音法的出现。《隋书·经籍志》中所录的文献，有的当作字典的用途，即为鲜汉对照的词典。⑨刘迎胜先生认为，拓跋人进入华北之初，仍保留自己的语言。随着时代的推移，拓跋人逐渐汉化，其母语渐被淡忘。由于鲜卑人没有自己的文字，故有人以汉字记录鲜卑语，编成鲜卑-汉语字书，相传教习。⑩

基于对上述观点的整理与认识，笔者认为，其间之所以会出现诸多争议，一方面与刻录鲜卑文字的实物未现人世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学者们对鲜卑文字的概念在界定上有分歧所致。所谓鲜卑文字的概念界定，即是回答何为鲜卑文字的问题。一般来说，语言文字往往是作为一个族群的标志而出现的，所以，在界定鲜卑文字时，我们就要考虑当汉字作为标注鲜卑语音时其族属性质的微妙转变。正如古代日本人和古代朝鲜人是援引汉字创制本民族的语言一样，其最初的文字形态就是纯粹的汉字，但是我们是否就可以据此断言古代日本人和古代朝鲜人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呢？想来是不妥的。因此，我们对鲜卑文字的把握，应当基于族群认同理论之上，即把它视为表现拓跋鲜卑的族群意识和设定拓跋鲜卑的族群边界的具象之物。另外，采用汉字是当时非汉民族遵循东亚世界权力逻辑的体现，故我们也应该回归古代东亚世界的历史语境，从中思考为何鲜卑文字最终没能存世，以及从中反映出的拓跋鲜卑的华夏化问题。

如此一来，鲜卑文字的形态也有必要再行推定。

二、再推鲜卑文字的形态

《隋书·经籍志》中提到的有关鲜卑语的典籍有《国语》十五卷、《鲜卑语》五卷、《国语物名》四卷、《国语真歌》十卷、《国语杂物名》三卷、《国语十八传》一卷，等等，由此可见，鲜卑语并不是不留痕迹的语言，它也具有一定的书写符号。⑪那么，这种书写符号会是什么呢？《魏书》载:

二年春正月己卯，车驾至自北伐，以其杂畜班赐将士各有差。二月，慕容渴悉邻反于北平，攻破郡治，太守与守将击败之。三月丙辰，尊保母窦氏曰保太后。丁巳，以北平王长孙嵩为太尉，平阳王长孙翰为司徒，宜城王奚斤为司空。庚申，营故东宫为万寿宫，起永安、安乐二殿，临望观，九华堂。初造新字千余，诏曰：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体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⑫

此处提及新字时，兼语篆隶草楷，且托故仓颉造字的传说，可知新字在形态上应该类似于汉字。

《魏书》载：“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⑬这一记载告诉我们，在拓跋鲜卑早期，这一部族虽然拥有了语言，却没有记载语言的文字符号。而日益复杂化的部落社会以及在向汉地进军过程中所面临的新形势，对拓跋鲜卑的文化水准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般来说，沿着中国内亚边疆的历史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新兴的游牧民族，在创制自己的文字时，往往采用或借用先进民族的文字的做法。比如回纥在创制自己的文字时即采用了突厥人的文字，而突厥人的文字又和古代日耳曼民族使用的卢尼文有相当大的相似性。⑭在回纥之后，契丹人又仿效前进民族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⑮环顾4-5世纪的东亚世界，拓跋鲜卑附近，除了印度文化以外，再也没有比汉文化更为成熟、更为完备的文化体系了。所以，没有其它文字资源可引的拓跋鲜卑，在创制文字的问题上，必然会选择汉字当做创制新字的素材。

《魏书》载：“天兴四年……集博士儒生，比聚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字，号曰众文经。”⑯从编纂《众文经》的活动看，这是创制鲜卑文字的铺垫性工程，同时也直接交代了鲜卑文字的素材来源。

汉字是音、形、义的合体，但其主要功能还是用来表意的。那么，拓跋鲜卑假借创制的新字的主要功能是否还是用于表意呢？以“川”字为例，检索许慎的《说文解字》可知其释义如下：“川，贯川通流也。”⑰然而，有学者指出，在北魏时代出现的诸多带“川”的地名，如敕勒川、秀容川等，其中的“川”并不能被释作“河流”，而应该被解释为“荒野、荒漠、旷野、僻野”。现代蒙古语中的“col”恰恰具有上述“荒漠”等的意思。“col”音近于“川”。蒙古人和鲜卑人又出于一源。⑱故可推，“川”字应是拓跋鲜卑假用汉字标记自身民族语言的一例。再看“拓跋”二字，田余庆先生发现，在不少出土的北魏墓志中，“拓跋”也写作“ 拔”。两者音节相近，故可混用。⑲除此之外，如前述提及的《南巡碑》中亦有不少用汉字记录的鲜卑官名，其文字面貌虽以汉字呈现，但其只起到了标注鲜卑音的作用。据此，我们大体可推，鲜卑文字应该是一种假借汉字作为表音符号的书写系统。

但新增新字千余一语，又给我们传递了另外的信息：拓跋鲜卑在创制自身的文字时，并不是完全以“拿来主义”的态度直接用汉字标记鲜卑语，而是在保留汉字大体的基础上，对汉字的形态做出调节，发明所谓“新字”。这种做法其实也见于西夏，《宋史》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⑳所谓字形体方整类八分，其实是依据汉字的形态创制的文字形态。观察业已重见天日的西夏文字，不难发现，它在形态上是很接近汉字的。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认为，《隋书》中提到的“胡书”，可能是鲜卑文字的他称，甚至进而论证道，拓跋鲜卑本身就发展出了一套简便有效的书写系统。持此说的王利器在注《颜氏家训》时指出，《省事》所录的鲜卑语、胡书正好构成一个对应关系，鲜卑语谓语言，胡书谓文字。又庾信《哀江南赋》载：河南有胡书之碣。据此，王氏断言，所谓胡书即鲜卑文字。㉑继王利器之后，王贞珉先生又撰《“释胡书之碣”质疑》一文，认为鲜卑胡书，煎胡桃油，这些都是代表当时统治北方的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鲜卑语是指语言，胡书是指文字，胡书亦即鲜卑文字。㉒何德章先生认为，所谓胡书，只能有两种可能，一种为梵文。一种为西域流行的某种文字。大致可指粟特文、却卢文、吐火罗文等西域一带受梵文和阿拉美文影响形成的文字。对于何说，张金龙先生进一步修正补充道，胡书并非全指梵文，它可能还指古罗马文字。但毫无疑问，它作为鲜卑文字的可能是完全可以排除的。㉓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何德章先生则说，“鲜卑”和“胡”在当时历史语境中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拓跋鲜卑并没有自我认同为“胡”㉔。所以，冠以“胡”字的书写系统，应该与鲜卑文字无涉。

综上可言，在形态上看，鲜卑文字应该是一种假借汉字、将其视作表音符号、又试图改变其原有形态的书写系统。

三、鲜卑文字的使用

既然鲜卑文字以它独特的面貌曾在历史上存在过，为何它会失传呢？这就需要我们对鲜卑文字的使用情况加以考察。

首先，我们需要考察鲜卑文字的使用人群。

从现有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来看，北魏统治者所使用的文字几乎都是汉字，即使是鲜卑石室（即嘎仙洞）内所刻的碑文，也是以汉字书写的。就这一点来看，北魏境内的通用文字应当还是汉字。究其原因，可以发现，这与古代东亚世界所特有的权力逻辑有关。

现引百济与倭国的表文两份。《宋书》载：

毗死，子庆代立。世祖大明元年，（百济王）遣使求除授，诏许。二年，庆遣使上表曰：“臣国累叶，偏受殊恩，文武良辅，世蒙朝爵。行冠军将军右贤王余纪等十一人，忠勤宜在显进，伏愿垂愍，并听赐除。”㉕

顺帝升明二年，(倭王)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籓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遥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㉖

从上述表文可见，为了寻求对自身统治权利的确认，中华世界边缘的民族与国家必须运用汉字书写符合汉语规范、浮现中华礼制的表文向中华皇帝发出任命请求。惟其如此，其法统才得确立，其统治方可稳固。而反过来看，正是汉字魔力的发酵，这一权力架构的搭建才显得顺理成章。

另外值得重点一说的是嘎仙洞的汉字问题。《魏书》载：“魏正始中，入寇辽西安平，为幽州刺史母丘俭所破。”㉗同传载：“其玄孙乙弗利，利子钊，烈帝时与慕容氏相攻击。”㉘由此可见，在4到6世纪的东北亚，高句丽作为一支强悍的政治力量，已在中华世界的边缘异军突起。但在拓跋鲜卑扩张的早期，由于在地缘上存在间隔，拓跋鲜卑与高句丽并无直接的冲突。然而，当北魏一统中国北方的进程即将进入尾声时，北魏统治者逐渐意识到，高句丽已成为东北亚地区的现实威胁。从《魏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其时魏丽之间，矛盾错综复杂，每每闹得战云密布。于是，在嘎仙洞运用汉字书写汉式祝文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北魏针对高句丽而发出的主权宣示，而就其实质言，这也是北魏遵循东亚世界权力逻辑的表现。

根据上述事例，似可做出这样的论断：在当时的东亚世界，汉字不仅作为一种通用的文字符号而被东亚各国各民族广泛使用，而且还构成了东亚世界权力意志的表征。再退回到中国的范畴，东亚世界的权力逻辑同样适用。早在拓跋鲜卑之前，十六国的异族君主尝试过在北中国的统治，不幸的是，他们都失败了。但他们也给拓跋鲜卑留下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其中就包括关于运用汉字建立帝国统治的经验。所以，对于拓跋鲜卑来说，若想成功经营其在广土众民的汉地的统治，并以此为核心地带构建由北魏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就必须公开使用汉字，以之作为架构行政权力的书写工具。

既然汉字是北魏境内的通用文字，那么反过来就可以说，鲜卑文字的使用人群应该是一个小圈子。

回顾拓跋鲜卑早期的历史，可以发现，其一直存有维持自身族群特征的传统。晋时，拓跋力微派其子沙漠汗入质中原王朝。按照孙同勋先生的看法，这一事件，入质为表，考察为实。㉙拓跋力微特别想援引华夏的制度文化改变拓跋鲜卑的部落旧制。遗憾的是，顽固的保守势力粉碎了拓跋力微的夙愿。他们以沙漠汗会危及国俗为借口，逼死了沙漠汗。从拓跋鲜卑后来的历史走向看，即使到了平城时代，他们依旧高筑族群壁垒，对华夏文化抱有警惕的态度。由此可言，拓跋鲜卑创制鲜卑文字的举措很大程度上成了体现其非华夏化意识的努力。毕竟语言是划定族群边界的重要标志，而文字恰恰又是这种标志的具象化体现。创制鲜卑文字即是这样一种标志，它对于拓跋鲜卑族群意识之维持，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考虑到古代社会文化资源分配基本取决于社会成员的阶级与出身，学习文字书写应该仅是精英阶层的专利。再从后世契丹文、西夏文、蒙古文、满文等文字的使用情况来看，它们在创制之初也仅在精英分子中间流传。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鲜卑文字的使用范围应该也不会溢出由拓跋鲜卑的精英分子组成的核心圈子。

其次，我们也有必要对使用鲜卑文字的时间象限加以注目。

如果说鲜卑文字的创制活动是拓跋鲜卑强烈的族群意识的产物，那么它的弃置即反映了这种意识的瓦解。在太和改制以后，拓跋鲜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居住在洛阳的鲜卑贵族基本实现了华夏化。因此，在连使用鲜卑语都显得多余的洛阳，鲜卑文字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而后北周武帝时，鲜卑语又复流行，武帝亲撰《鲜卑号令》一卷，似可言此举仅为鲜卑文字回光返照之表现。另据《旧唐书》载：“《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钜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喻》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辞。按今大角，此即后魏世所谓《簸逻回》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辞。北虏之俗，呼主为可汗。吐谷浑又慕容别种，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歌辞虏音，竟不可晓。梁有《钜鹿公主歌辞》，似是姚苌时歌，其辞华音，与北歌不同。梁乐府鼓吹又有《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企喻》等曲。隋鼓吹有《白净皇太子》曲，与北歌校之，其音皆异......贞观中，有诏令贵昌以其声教乐府。元忠之家世相传如此。虽译者亦不能通知其辞，盖年岁久远，失其真丝桐，惟琴曲有胡笳声大角，金吾所掌。”㉚由此可见，到了唐代，时人已经无法一窥鲜卑文字的全貌，只能对其只鳞片爪的语汇聊作揣测。由此可推，鲜卑文字的使用历史，上限应为北魏初年创制文字之时，下限似难迟于周隋之际。

综上可言，为了遵循东亚世界的权力逻辑，拓跋鲜卑不得不在北魏境内承认汉字的通用文字地位。但为了维持自身的族群特征，他们又把创制和使用鲜卑文字作为一项举措。然而，鲜卑文字的使用人群仅集中于少数精英人群，且精英人群在华夏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渐渐对鲜卑文字失去了热情。于是，鲜卑文字的使用历史在周隋之际就告中断了。

一个族群在创制自己的族群文字时，即使假借了其它族群的语言符号，我们也不能再将这种被赋予新的族群性的语言符号视为原来族群的语言符号。照此逻辑去理解鲜卑文字的话，虽然它在形态上假借汉字作为表音符号，并且又试图在参鉴汉字的基础上创制了所谓的鲜卑新字，我们也不能因此把鲜卑文字视为汉字的一种而抹杀其存在。反之，我们应当承认，鲜卑文字作为鲜卑人的语言符号，曾一度有其使用空间和生命履历，只不过语言文化，势大为潮，在华夏化浪潮的冲击下，鲜卑文字终是被废弃了。

注释：

①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两晋南北朝史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583页。

②缪钺：《读书存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0页。

③周伟洲：《敕勒与柔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④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页。

⑤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9页。

⑥川本芳昭：《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国家》，汲古书院2015年版，第63页。

⑦㉔何德章：《魏晋南北朝史丛稿》，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71，374页。

⑧㉓张金龙：《北魏政治史》卷7，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478，487页。

⑨郑钦仁：《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续篇》，稻禾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⑩刘迎胜：《回族与其他一些西北穆斯林民族文字形成史初探——从回回字到“小经”文字》，《回族研究》2002年第1期，第7页。

⑪《隋书》卷32《经籍志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45页。

⑫《魏书》卷4《世祖纪第四上》，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0页。

⑬《魏书》卷1《序纪第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页。

⑭杨圣敏：《回纥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页。

⑮林幹：《东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⑯《魏书》卷2《太祖纪第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9页。

⑰许慎：《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8页。

⑱阿尔丁夫：《蒙古和其他北方民族文史论丛》，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页。

⑲田余庆：《拓跋史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2页。

⑳《宋史》卷485《外国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995页。

㉑王利器注：《颜氏家训》，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98页。

㉒王贞珉：《“释胡书之碣”质疑》，《光明日报·史学副刊》，1963年。

㉕㉖《宋书》卷97《夷蛮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394，2395页。

㉗㉘《魏书》卷100《高句丽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14，2214页。

㉙孙同勋：《拓跋鲜卑的汉化及其他——北魏史论文集》，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㉚《旧唐书》卷29《音乐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