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合川张森楷与《史记新校注》

郭懿仪

张森楷（1858—1928），原名家楷，字元翰，后改名森楷，字式卿，晚号端叟，1915年后署名石亲。清咸丰八年（1858年）生于合州（今合川县）。自幼聪慧过人，19岁时，获时任四川学政张之洞的赏识，录取入州学，次年考中秀才，接着进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与合州同学丁治棠、戴子龢、彭耀卿分别夺得经、赋、文、史各科魁首，时称“合州四隽”，之后开启了张森楷长达五十年的治史生涯，其中也曾中断两次为富国强兵而效命，最终根落成都，教授之余，竭力完成治史之业，后为了更访善本而前往京津，然因劳累过度，不幸病逝于北京。张森楷一生戮力于治经、养蚕、铁路事业，其著作《史记新校注》校勘质精，远高于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然因战争之故难以面世，以致长期湮没，连带张森楷的身影也几乎消失于四川经学的脉络之中，今兹整理以向世人重新介绍史学家张森楷及其巨著《史记新校注》。

一、青年治史始为志业

（一）尊经书院求学与执教锦江学院

同治九年（1870），13岁的张森楷到重庆应童子试，在书市得《史记菁华录》及《日知录》残本，以此为契机，开启了治史之路。六年后，光绪二年（1876）张之洞任四川提学使，录取张森楷为州学生，并赠以《輶轩录》《书目答问》二书。隔年，谭宗浚督学四川，张森楷参加了两场考试，成绩极优，录取为重庆府生员。光绪四年（1878）调往尊经书院深造，受湘潭王闿运院长（字壬秋）所赏识，与州人丁治棠、戴子龢、彭耀卿分据经、史、文、赋魁首，并见称于世，时人誉为“合州四隽”。此时张森楷年方21，一生著述的起点由此展开，著作《三国志音注》《周礼名义通释》《慎密斋治经偶得》等皆始业于此年。

翌年，光绪五年（1879）转至锦江书院深造，并担任院都讲，是年开始著述《通史人表》《历代舆地沿革表》《二十四史校勘记》这三本代表作。尔后至光绪十八年（1892）止，张氏相继在锦江书院任襄校，作诸生都讲、合州振东乡校主讲等职，其间除致力于治史、教学工作外，也为学生撰写各种教材，如：《文字类要》《选韵无双谱》《通俗正名杂字书》《同声字谱》《左史长义较》等书。

（二）青年治史事业与经世济民事业

光绪十八年（1892），受遵义黎庶昌之邀，入幕川东道署，黎述昌只要求张氏专心著书，不实以事，并赞赏其著作《校史质疑》，曰：“经经阮氏校勘，备列众证，经文益明。乾隆敕刻全史，卷各附考证，若为阮氏先生，夷考其实，不无逊色。子之质疑，实较过之。若依阮例，杂采诸家勒为《二十四史校勘记》，当与阮经并传。”①杨家骆：《记史纂阁所藏张氏史记新校注稿二百六十五卷》，《华冈学报》1965年第2期。也因此《校史质疑》改名为《二十四史校勘记》，黎庶昌的赞赏之言，也让张森楷对自己的治史事业更加有信心。

次年张氏（时年38岁）中癸巳恩科举人。光绪二十年（1894）借着参加礼部考试的机会，与当世学者盛煜、缪荃孙、王懿荣、李慈铭、蒯光典、康有为等人交流，又游历江浙，拜访俞樾、陆心源、丁丙、丁立、王韬、袁祖惠、汪康年、罗振玉、章钰等学人，也向翁同龢、潘祖荫、黄思永、端方、张云搏、陆纯伯等人请教，至九月方归四川。其中陆心源曾语之曰：“张氏校勘记特精，惜限于方隅，见善本过少，不能如阮氏之宏富，倘来客吴越，当作南道主人，不忧笔札。”②杨家骆：《记史纂阁所藏张氏史记新校注稿二百六十五卷》，《华冈学报》1965年第2期。后张氏前往，然值心源卒，只好离去，回川途中经上海，读罗振玉所办的《农学报》，后始留心蚕桑之学，也为往后蚕桑业重振川丝贸易立下基础。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氏婉拒了黎庶昌的内调邀请，接受了伍崧龄之召，聘为尊经书院襄校。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再任雅州州学教授。光绪二十六年（1900）张森楷任邻水玉屏精舍（书院）主讲，继续《通史人表》《二十四史校勘记》的写作，至此治史工作已历26年从未间断。同年爆发八国联军之役，张氏暂停了最爱的治史工作，转而从事国家富强之业。

从张森楷的求学经历来看，他吸收并继承了尊经书院严谨、实事求是的经学传统，在立身做人方面亦然。张氏由于家贫，深受无力买书之苦，在圣贤书中体认到儒者应以读书为重，更要经世治用，贡献己力，也常留意工商实况，即便是农夫小贩也乐于与其交流。这样的情怀从张氏因事被解除尊经书院学籍一事即可证明。张氏在尊经书院深造期间，某次有同乡之人携带土产入市，却假冒是张氏官学的行李，进入成都东门时，被税吏查扣，为此张氏出面调停，遂起争执，而当时任蜀藩者程豫，由于尊尚八股，又与尊经院长王壬秋理念不合，故东门一事爆发后，不论对错与否，只能悬牌除去学籍。幸好，当时伍嵩生仍就职于锦江书院，与张氏为旧识，又极度欣赏张氏的才学，也理解王壬秋是碍于时势才采取解除学籍的方式，故伍崧生邀张氏再入锦江书院任教。

进入锦江书院后，张氏随即展开史学著述工作，着手撰写《通史人表》。此后，不论是担任官职或是任教于书院、大学，张氏时时以研究史学、著书立说为己任，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每日伏案著述，从未间断。

二、两度实业经验

张森楷认为儒者不只是追求自身的进步与价值，更要兼善天下，为百姓立命。光绪二十年（1894）在上海读了罗振玉所办的《农学报》后，深受启发，光绪二十六年（1900）爆发八国联军之役，更坚定了张氏以国家富强为使命来进行一番事业。故此暂时中止治史工作。

（一）推广桑蚕业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与同乡曾雨珊等人一同筹建了“民立四川蚕业社”。随即到江南的蚕桑产地进行考察，并购回优质桑苗、蚕种，宣导乡里利用四川特有的自然环境试办蚕桑，并且为蚕桑公社拟订了二十六条章程，扩大公社规模，规范其制度，并于川内四处推广种桑养蚕的方法，后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办“民立四川民立实业中学堂”，培养下一代更精进的养蚕制丝人才，学校里除了专业课程外，也开设文史类课程，由张氏亲自授课，经过不断努力，四川蚕丝生产有了新局面，也为四川带来丰厚的收入。当时称之“桑社如笋，桑株如荠，丝厂如林，岁进千余万。”然宣统元年（1909），有同州人张骏骧因贪图蚕社的高获利，而预谋夺之，匿名诬告张氏贪污，最后虽以无罪定谳，但蚕社的治理与财产则全归入合川公家，张氏不服，欲赴省进行讼争，时成都府中学堂校长林思进知其事，遂以中史教员延聘，因此，张氏在中断治史工作八年后，重新进行治史旧业，撰《华夏史要》三十二卷。

（二）四川保路运动

宣统三年（1911）四川保路运动兴起，蒲殿修、罗纶等12人被赵尔丰诱捕，张森楷以股东的身份进行营救，后武昌起义，被捕者尽皆释放。民国元年（1912），川汉铁路成都公司召开股东会议，选举其任川汉铁路经理，为了这个职位，张氏的治史工作再度中断。民国二年（1913）张氏操守廉洁，处事严谨，当时四川都督胡景伊诬陷张氏以公款资助杨庶堪，而下令拘捕，张森楷连夜离家赴北京，提出申诉。

由于候批之顷，在京居留时间长达两年，故就《二十四史校勘记》的《史记》部分加以训释，并重写为《史记新校注》，后民国四年（1915），总检察厅会同陆军部撤销胡景伊所发的通缉令，并追究其诬告罪行，但由于证据不足，遂令张氏回川听审。唯一值得欣喜的是在回川途中，地方审判厅已经决定免诉处分。

回顾张氏所推动的桑蚕业与保路运动，都为社会民主带来了极大的贡献，然而，由于社会因素的制约，最终张氏选择放弃治生立业之务，而以著述终老。

三、终生志业努力不懈

（一）方志著述

在京候审的两年期间，张氏遂得以重拾治史工作，其著作《二十四史校勘记》也得到了北京、上海多位学者的赞赏，回川之后，民国六年（1917）受合川知事郑贤书之邀，回合川编写县志，后又与杨庶勘议修《四川通志》。民国九年（1920）《合川县志》完成，凡七十七卷，付刊为半，但与合川知事陈世虞不合，因此下狱十日，此时张氏年63岁。

隔年《合川县志》刊成，共计三十册。但因乡人刻意毁坏，今只得二十四册。①现已由合川史志办编辑出版，张森楷：《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5年。

民国十三年（1924）应严雁峰之子谷孙之约，为严氏藏书作《贲园书库目录》，有《辑略》一卷、《目录》四卷（《贲园书库目录辑略》收录于杨家骆主编《古今图书集成续编初稿》），后颇为目录学家所推崇。隔年受宋育仁聘，撰《四川通志》中的《历代地理沿革表》《历代职官沿革表》各一卷。同年成都大学成立，受聘为中史教授，在校两年期间，成就甚众。

（二）赴京津访善本，终病逝北京

民国十二年（1923）起，张氏不断来回于京津与四川之间，遍访善本，为《史记新校注》作补充、修订。民国十六年（1927）张氏已70岁，有鉴于所见《史记》善本过少，带着《史记新校注》五稿前往京津，参考了罗振玉、傅增湘的藏书，为了把握时间，日日伏案达18小时，张氏将五稿未能及者，订为六稿的内容，至隔年（1928）五月始成书，凡十五册。这亦是张氏生前最后的稿件。其中第十四及十五册首页，并非出自张氏之手，是五稿的补钞。另外，尚缺第一百三十三卷。

《史记新校注》写作原则是：凡见于五稿者，皆不录入六稿。故欲整理此作，必须五六稿并用，目前第二、三、四稿已不可见，五稿内容张氏曾请人抄录，但讹字颇多，虽有张氏亲笔增改，但仍有未尽之处。后又有《史记新校注举要汇编》二册，题下注云：“皆据新校注言之，其引旧说者不与，寻常无关系者不与。”封面又自题为《史记新校注心得举要》，并有“戊辰夏五，端叟手录”八字，戊辰夏五，是六稿写成之时，而《举要汇编》稿内立题有四十三，但各题下仅有文字数行不等，应是拟作而未成。

同年六月二十三日（阳历8月9日），张氏病逝于北京四川会馆。其灵柩在卢作孚的帮助下在两年后运回合川，并公葬于城东南嘉陵江上的学士山，各界人士为之公祭，并建堂立祠。后抗战爆发，家人将其墓迁建于今狮滩境内。重庆市已于2014年将张氏的住所及陵园规划为文物保护区。

四、《史记新校注》的出版及其价值

（一）出版过程历尽艰辛

民国三年（1914），张氏在京期间整理前稿重写为《史记新校注》，并稿整次为五稿，收录除三家注外一己所见心得与前辈重要诸说，与王闿运、陈衍、杨守敬等商榷内容。《合川县志·序传上》“民国三年（1914），森楷客京都，稍出所著以质于湘潭王检讨张氏，及富顺宋育仁、宜都杨守敬、新城王树相、南通州张謇、仁和邵章、侯官陈衍、仪征刘师培诸名宿，皆许为之序，而讫未有序来，森楷乃取所为《史记校勘记》，更训释之为一百三十二卷附自序，并例言一卷中颇及《校勘记》全书，厓略意以此书，卷帙繁重，已既无力行世，世亦尠能任勘印者，则将终庋箧衍或遂藏之，名山引具绪于彼，特以留待后人耳，非亟亟争当世名也。”①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人物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4页。

隔年，林万里读《二十四史校勘记》，并介绍给商务印书馆，盼能出版，加上陈衍也为之作序，赞赏《史记新校注》兼有校勘与注文两用，可补三家注之不足，虽然陈衍大力推崇，最终仍无缘出版。

张氏逝后，卢作孚本欲由民生公司出资出版《史记新校注》，但因原稿还留在北京，而未能即刻着手进行。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初夏，《史记新校注》的稿件运至四川，四子晓清想以公开版权的方式，呼吁海内外学人共同重视此著作，然不久爆发抗日战争，其出版计划也宣告中止。

杨家骆（1911—1991）于民国十八年（1929）在北平拜会傅增湘，谈论到想要为正史撰写长笺一事，故受赠了两册《史记新校注心得举要》，后又在琉璃厂获得《史记新校注·项羽本纪稿》一册。后因抗战，中国辞典馆移至北碚，杨家骆担任该馆馆长也因此入蜀，在蜀期间为了访找张氏遗稿，于1938年-1946年期间赴合川数十次，陆续得到《史记新校注》的稿件两百数十册，并与张氏旧友故交来往，记录了不少关于张氏的事迹。后随着抗战胜利，辞典馆复员并迁回南京，杨家骆也随之离开蜀地，然而《史记新校注》至此仍未有出版的希望。杨家骆1948年到了台湾以后，根据其描述：“民国三十年（1941）后，除了散佚者外几皆藏于骆处，渡海来台（1948），惜不能俱掳于行笈中耳。”②杨家骆：《张森楷先生年谱》，《史记新校注》，中国学典馆复馆筹备处，1967年。，携带来台的稿件再经整理，《史记新校注》终于在1967年由中国学典馆复馆筹备处影印出版，其中《五稿》全缺的篇幅有：《夏本纪》《殷本纪》《高祖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韩世家》；部分缺失的篇幅有：《周本纪》《项羽本纪》《吕后本纪》《孝文本纪》《魏世家》。《六稿》则俱全。

（二）《史记新校注》的价值

《校字质疑》（后改名为《二十四史校勘记》），是张氏历经多年多次进行整理与校注的，其中最精华的便是《史记新校注》一百三十三卷，《自序》曾说：“于民国三年（1914）至其年十二月毕，凡十阅月书成。”③张森楷：《史记新校注自序》，《中国学报》1916年第4期，可见其用力之深。张氏将《史记》全文仔细梳理，细细地逐一比对，一一指出三家注不合理的地方并加以解释说明，也利用了国内《史记》的各种版本，包括日本所见的《史记》版本近30种，更使用了出土材料以及相关的学术成果加以疏证，《史记新校注》所参校的旧说、书籍高达200种以上。而《史记新校注》的史文校勘价值，杨家骆评为实在日人泷川之上，“泷川据校之本，远不及张氏之精博。其论定从违。更不如张氏之的当。”④杨家骆：《记史纂阁所藏张氏史记新校注稿二百六十五卷》，《华冈学报》1965第2期。

《史记新校注》在台出版后，由于杨家骆担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及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教授，故带领研究生逐一为《史记新校注》进行疏证工作，原订以61篇博硕士论文来完成《史记新校注》的疏证工作，预计全部完成有一千数百万字。然而，经调查由杨家骆指导的博硕士论文中，于1964年至1976年之间发表的，以《史记新校注》疏证为题的仅有12篇博硕士论文（其中1篇仅存书目），距离原订目标61篇，距离尚远，但因杨教授年届退休，也无后继之人接手，故《史记新校注》的疏证工作也宣告终止。

1978年5月24日《人民日报》中一篇题为“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遗产——《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一点体会”的报道中载：“从宋朝直到近现代，都有不少人对这些史书做过研究考订，他们的成果或已写成专书，或散见于他们的读书札记，有的是针对某一史的，有的包括几史，甚至《二十四史》的全部。对这些考订意见，我们已吸收了其中属校勘范围的合理部分。还有些未刊稿，如近人张森楷的“校勘记”（限于十七史，到五代为止，稿本藏南京图书馆），张元济先生主持所做的各史校勘记录，也都曾采用。此外还参考了一些批校本或某一史的校勘记稿本。”①1978年5月24日《人民日报》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遗产——〈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一点体会》报道，来自人民日报数据库资料。文中说采用张森楷《校勘记》即是《二十四史校勘记》，即为《史记新校注》的基础，可见张氏的著作仍然深受古籍整理学者的肯定与青睐。

小 结

张森楷是中国近代卓越的史学家。从张氏早年求学开始，至尊经书院、锦江书院的求学阶段，张氏始终不忘其治史的事业，虽有两次暂时中断，但从他建立的“民立四川蚕业社”及参与的“保路运动”中，可以知晓张氏的那份执着与爱国之心。

张氏穷毕生精力研究并整理二十四史，其巨作：《通史人表》《二十四史校勘记》和《史记新校注》，共计1,284卷，但目前却只有《史记新校注》尚称完整，《自序》言：“文字之踳驳，事迹之抵牾，义训之奥赜，为三家注所未详，或即其注之乖违若鄙野者，悉句栉字比为订定而疏通焉”②张森楷：《史记新校注自序》，《中国学报》1916年第4期。。可见张氏严谨认真的治史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目前重庆市已将张氏列入“重庆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也将张氏的陵园及故居列入文物保护之列，但唯有物质性的复兴尚不足够，更期待张氏完整的著作可以呈现在世人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