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还是史事
——高句丽前史叙述献疑

李大龙

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由于文献记载的缘故，给后人留下很多谜团。我尽管曾经拜读了很多前辈学者的相关论著，也发表过一些相关研究成果，①关于笔者有关高句丽早期历史的论文，参见《关于高句丽侯驺的几个问题》，《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5期；《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东北史地》2006年第4期；《由解明之死看高句丽五部的形成与变迁——以桂娄部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第3期；《黄龙与高句丽早期历史——以〈好太王碑〉所载邹牟、儒留王事迹为中心》，《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驺被杀后的高句丽与东汉统治秩序的建立——以高句丽政权的发展和东汉统治秩序的建立为中心》，《通化师院学报》2015年第4期等。著作参见《〈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但高句丽建国初期的历史依然存在着很多未解的问题，总感觉没有触及历史的真实，而围绕高句丽侯驺出现的诸多疑问则是所有问题的核心。杨春吉等《高句丽史籍汇要》将高句丽史事编年从乐浪、玄菟二郡的设置起算，将最初的时间定位在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读后并没有太大触动，而近读姜维东编著《高句丽历史编年》②参见杨春吉等《高句丽史籍汇要》，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0页。，其将高句丽历史编年从始建国元年（9）起算，诱发了我重新审视高句丽早期历史的兴趣。毋庸置疑，高句丽侯驺是最早见诸于史书明确记载的高句丽首领，也是被《好太王碑》《魏书·高句丽传》等神话了的高句丽创建者，但驺及其之前的高句丽历史哪些是神话，哪些是历史，更增加了我们解读本就零星的残存记载的难度。同时，为了迎合杨春吉、姜维东等先生的做法，笔者以“高句丽前史”来定名高句丽侯驺（包括驺）之前的历史，进而对相关文献记载进行分析和解读，谈些不成熟的想法，供学界同仁指正，期望有助于推动高句丽早期历史的研究。

一

杨春吉等《高句丽史籍汇要》以“史事编年”为题在始建国元年之前列有见之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资治通鉴》的如下两条史事：

其一是昭帝始元五年（前82）设置乐浪、玄菟等郡事。《后汉书·东夷传》：“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单单大领以东，沃沮、濊貊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领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自内属以后，风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余条。”

其二是元凤六年（前75）修筑玄菟城事。见于《汉书·昭帝纪》记载：元凤“六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汉书·天文志》：“其六年正月，筑辽东、玄菟城。”《三国志·东夷传》：“汉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句丽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是也。沃沮还属乐浪。汉以土地广远，在单单大领之东，分置东部都尉，治不耐城，别主领东七县，时沃沮亦皆为县。”《后汉书·东夷传》：“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于高句骊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资治通鉴》卷23元凤六年条：“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

不过从上述史事的内容分析，尽管乐浪、玄菟诸事与高句丽政权有关，但实际上并非是高句丽前史的直接内容，只是相关而已，因此《高句丽史籍汇要》所谓“史事编年”的起始时间也和《高句丽历史编年》相同，是开始于始建国元年（9）。该记事见之于《汉书·王莽传》：始建国元年，“五威将奉符命，赍印绶，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赐吏爵人二级，民爵人一级，女子百户羊酒，蛮夷币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鷩鸟之毛，服饰甚伟。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凡五帅。衣冠车服驾马，各如其方面色数。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余；南出者，隃徼外，历益州，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单于欲求故印，陈饶椎破之，语在《匈奴传》。单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后卒以此皆畔。饶还，拜为大将军，封威德子。”《资治通鉴》卷37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笔者对将高句丽史事编年从始建国元年开始是赞同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尽管《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将高句丽建国的历史定位在西汉建昭二年（前37），但有关始建国元年之前高句丽的相关记述多是以神话传说的形式出现的，或难以确定其准确时间。为便于进一步讨论，择始建国元年之前有关高句丽的主要记述罗列于下：

（1）关于朱蒙（邹牟）建国的传说。朱蒙从夫余南下建立高句丽政权的过程见于《魏书·高句丽传》《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等文献记载，相应的《好太王碑》《集安高句丽碑》《冉牟墓志》等碑文也有类似详略不同的记述。关于这一传说，学界有很多讨论，但绝大多数学者都将其定性为“传说”，其中张芳在其著作《〈魏书·高句丽传〉研究》中引《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所载“十一年春正月，遣使入隋朝贡，诏大学博士李文真约古史为新集五卷。国初始用文字时，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至是删修”为据，认为“《留记》的撰述时间或始于公元前35年，此时为中原王朝的西汉，是高句丽建国后第三年。这就是说明高句丽‘古史’远远早于《魏书·高句丽本纪》。同理可以证明，高句丽建国传说在《魏书·高句丽传》之前已存在。但魏收不可能看过高句丽‘古史’，《留记》作为高句丽自己撰写的历史，属于统治阶层内部，不可能被北魏使者看到，也就不可能让魏收看到。所以《魏书·高句丽传》的建国传说不可能来源于高句丽‘古史’文献”。①参见姜维东编著《高句丽历史编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但是，如果“古史”和《留记》确实存在的话，即便是魏收和北魏使者不可能看到“古史”和《留记》，也并不能完全否定《魏书·高句丽传》所载传说和二者之间存在渊源关系。也就是说，无论是《魏书·高句丽传》《好太王碑》等所留下了“传说”都是源自于高句丽人“自言”，基本可以认定是高句丽人自己建构的，和魏收与北魏使者是否看到“古史”或《留记》没有关系。但从内容分析，相比较而言，《魏书·高句丽传》的记载虽然晚于《好太王碑》，但早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而从“自言先祖朱蒙”的记述判断，作者已经明确说明了该传说源自于高句丽政权，是高句丽统治者确认的版本，故其体现得最为完整和具有权威性。引述如下：

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纳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②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一》，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74-175页。

（2）关于高句丽政权出现的确切时间。对于高句丽政权出现的时间，众多文献唯有《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有明确记载：朱蒙“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一云‘朱蒙至卒本夫余。王无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其女妻之。王薨，朱蒙嗣位’）。时朱蒙年二十二岁，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新罗始祖赫居世二十一年甲申岁也。”“建昭”乃西汉元帝年号，二年为公元前37年。该记载目前已经成为学界认定高句丽政权形成的主要依据之一。

（3）关于高句丽部众构成及王位更替情况。高句丽政权由五族或五部构成，而王系存在由涓奴部转为桂娄部的情况，见之于多部史书记载。

《三国志·高句丽传》载：高句丽“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涓奴部本国主，今虽不为王，适统大人，得称古雏加，亦得立宗庙，祠灵星、社稷。绝奴部世与王婚，加古雏之号。”《后汉书》《梁书》《南史》沿用了“五族”之说。

“五部”之说是由“五族”之说发展而来的，见于《新唐书·高丽传》载：高句丽“分五部：曰内部，即汉桂娄部也，亦号黄部；曰北部，即绝奴部也，或号后部；曰东部，即顺奴部也，或号左部；曰南部，即灌奴部也，亦号前部；曰西部，即消奴部也。”

（4）关于高句丽初期和西汉王朝的关系。高句丽政权出现之后归属西汉王朝管辖，见于《三国志》之后的诸多史书记载。

《三国志·高句丽传》载：高句丽“汉时赐鼓吹伎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溇。沟溇者，句丽名城也。”《通典》所载同此说。

（5）关于高句丽王系继承顺序。对于始建国元年之前高句丽王系的记载，《魏书·高句丽传》所载最全，其在记述朱蒙建国之后又载：“初，朱蒙在夫余时，妻怀孕，朱蒙逃后生一子，字始闾谐。及长，知朱蒙为国主，即与母亡而归之，名之曰闾达，委之国事。朱蒙死，闾达代立。闾达死，子如栗代立。如栗死，子莫来代立，乃征夫余，夫余大败，遂统属焉。莫来子孙相传，至裔孙宫，生而开目能视，国人恶之。及长凶虐，国以残破。宫曾孙位宫亦生而视，人以其似曾祖宫，故名为位宫，高句丽呼相似为‘位’。位宫亦有勇力，便弓马。”对于这一记载，后出的史书选择不同，至宋代史官曾巩曾经对史书记载的这一王系做过考订：“朱蒙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来立；驺立。光武建武八年，高句丽遣使朝贡，复其王号。”①张芳：《〈魏书·高句丽传〉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1页。可知，曾巩基本上是认同了《魏书·高句丽传》的上述记载，只是在认为在莫来之后应该增加一个“驺”。

对于上述这些记述为何被排除在“编年”之外，《高句丽史籍汇要》没有给出说明，《高句丽历史编年》载有丛书主编姜维公所言“高句丽传说乃属于传说的历史化，而非历史的传说化”，似乎对没有收录“传说”方面的内容做出了说明，而编著者在“前言”中则明确表示：“高句丽之起源，史事本来颇为清晰，唯经中外史家别有用心之演绎，遂成聚讼纷纭之谜团。本编所采史料以正确为务，故高句丽之史料定其初始于王莽时期。”②（宋）曾巩：《元丰类槁》卷31，四库全书本。“聚讼纷纭”是没有将其纳入“编年”的主要原因。笔者虽然赞同针对上述记述学界存在着不同认识的分析，但对“高句丽之起源，史事本来颇为清晰”的判断却持有保留意见。因为有关高句丽前史的文献记载是极度匮乏的，远远没有达到“清晰”的程度，而对上述叙述的解读尽管学者存有不同的认识，且“别有用心”者多，而学者关注其中的矛盾并给出客观合乎逻辑的解读者则很少，但这些记述却是解构高句丽前史的重要依据，是客观阐述高句丽前史难以回避的重要一环却应该是学界已有的共识。

二

尽管难以区分“传说”还是“史事”，但似乎并没有影响以往不少学者利用上述传说或文献记载来建立高句丽前史的话语体系，不过明确其中存在的矛盾似乎更有助于我们客观解构高句丽前史。

综合分析上述始建国元年（9）之前有关高句丽前史的记述，笔者认为存在以下几个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1）高句丽王系何时由涓奴部转到桂娄部。如上述，对于高句丽政权的建立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其一是以《魏书·高句丽传》所载“自言”和《好太王碑》等碑文记述为代表，认为是由朱蒙（邹牟）所创立，并有一个完美的神话传说和系统的王系沿革。其二是以《三国志·高句丽传》记载为代表，认为高句丽政权最初是由涓奴部创立的，因而存在一个高句丽王系最初是出于涓奴部，后为桂娄部代之的过程，即所谓“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

对于这两种不同记述，遗憾的是尽管有了大量研究朱蒙建国神话传说、高句丽五部以及《好太王碑》等诸多论著，但学者们似乎都并没有对这两种不同记述给予充分关注，以为朱蒙（邹牟）创建高句丽政权不仅有《魏书·高句丽传》等文献记载，也有《好太王碑》等碑刻资料为证，进而深信不疑。这似乎是高句丽研究者的普遍认识，突出表现即是已有的论著在高句丽王系考证中基本认同朱蒙（邹牟）为第一代王，没有顾及“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的记载。

更奇怪的是有一种倾向是不少学者持有既信从前者，也不否认后者的态度，并试图以此为基点努力完善对高句丽前期历史的阐述，主要表现是一方面将高句丽历史延伸到濊貊、夫余、高夷、炎帝族系、商人等，①姜维东编著：《高句丽历史编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页。另一方面在高句丽王系的考述中将朱蒙（邹牟）作为28代王的首位，以完善其王位承袭体系，进而完善高句丽前史话语体系。当然也有试图在分析高句丽“五部”形成与发展基础上给出解释。如一般认为朱蒙（邹牟）对于桂娄部凝聚起着重要作用，那么朱蒙为高句丽王应该是高句丽王系由涓奴部转为桂娄部的开始，至于具体时间则出现了沸流国王松让归降朱蒙、高句丽太祖时期、不是王位的更替而是居地的变化等不同说法。②有关高句丽起源的讨论论著较多，代表性观点的归纳，参见耿铁华《中国高句丽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48页。至于更多的学者，似乎只有认同唯一见诸《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的建昭二年（前37）一说了。

但是，仔细分析上述两种说法出现的前后顺序，学界已有的上述这些努力似乎也难以解开高句丽前史中存在的所有谜团。其一，“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虽然首见于较《魏书·高句丽传》成书要早的《三国志·高句丽传》，但得到了《后汉书》等众多史书作者的认同。其二，《魏书·高句丽传》虽然以“自言”的方式记载了朱蒙建立高句丽政权的传说，并将高句丽王系系统化，但却并没有沿用《三国志·高句丽传》中高句丽王系由涓奴部改变为桂娄部的记述，似乎是作者注意到了这一记述和朱蒙建国存在的矛盾，故没有沿用。其三，唐人李贤对《后汉书》高句丽由“五族”演变为“五部”的解释：“案今高骊五部：一曰内部，一名黄部，即桂娄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后部，即绝奴部也；三曰东部，一名左部，即顺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新唐书·高丽传》则载为：“分五部：曰内部，即汉桂娄部也，亦号黄部；曰北部，即绝奴部也，或号后部；曰东部，即顺奴部也，或号左部；曰南部，即灌奴部也，亦号前部；曰西部，即消奴部也。”可证虽然《魏书·高句丽传》以“自言”的形式创立了朱蒙立国新说，但似乎并没有得到唐人的广泛认同，而唐人依然认为高句丽王系存在由涓奴部转到桂娄部的情况，实际上反映着以李贤为代表的唐人并没有完全认同朱蒙创建高句丽政权的说法。

（2）如果存在高句丽王系由涓奴部转到桂娄部的情况，那么朱蒙就不能称之为高句丽政权的创建者，高句丽的创建者应该是涓奴部的某位首领。《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载“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应该是可信的，不仅仅是因为其出现时间较早，还因为其得到了唐代人的一定认同。隋唐时期，高句丽政权和隋唐两朝爆发了长期的战争，隋文帝、隋炀帝和唐太宗、唐高宗四代皇帝前赴后继兴兵于高句丽，期间虽然存在着隋唐两朝的换代，具体政策也时有变革，甚至兴兵高句丽被建构为隋朝国破家亡的主要诱因，但战争最终以高句丽彻底灭亡、唐朝设置安东都护府而结束。在长期激烈对立的情况下，隋唐两朝的统治者不可能不对高句丽的情况做深入了解。《新唐书·高丽传》载：“帝厚赐赉，诏使者陈大德持节答劳，且观舋。大德入其国，厚饷官守，悉得其纤曲。见华人流客者，为道亲戚存亡，人人垂涕，故所至士女夹道观。建武盛陈兵见使者。大德还奏，帝悦。大德又言：‘闻高昌灭，其大对卢三至馆，有加礼焉。’帝曰：‘高丽地止四郡，我发卒数万攻辽东，诸城必救，我以舟师自东莱帆海趋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劳人耳。’”如果说陈大德有侦查高句丽交通关防的使命，那么李贤对《后汉书》的注释似乎也可以视为是唐人出于对高句丽全面了解的需要而对高句丽历史的调研。尽管魏徵等撰著的《隋书·高丽传》沿用了《魏书·高句丽传》有关朱蒙建国的记述，但该传说则不仅不见于两唐书，反而《三国志·高句丽传》有关五部的记述却得到了李贤的认同。章怀太子李贤（655—684），是唐高宗的第六子，为高宗第三位册立的太子，其墓中墓道壁画有接见边疆民族使者或首领的著名的《客使图》，虽然未见到其参与唐朝高句丽政策决策的记载，但由其对《后汉书·高句丽传》的注释分析，其对高句丽内部统治结构的沿革有着深入了解，其对高句丽“五族”“五部”的分析可信度较高，也并没有质疑《后汉书·高句丽传》有关高句丽王系转变的记述。那么，如果高句丽王系存在由涓奴部转到桂娄部的情况，朱蒙创建高句丽政权的说法自然就存在疑问的，甚至可以说其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高句丽政权已经有了，不存在创建的问题。因此，姜维东先生有关“高句丽之起源，史事本来颇为清晰”结论的得出似乎有待斟酌。

（3）“以高为氏”是指高句丽政权还是指高句丽王。氏，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元素是姓名的主要构成，一般用于人。如此，《魏书·高句丽传》所载“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是指高句丽政权以“高”为氏，还是指朱蒙以“高”为氏？因为《后汉书·东夷传》有“句骊一名貊（耳）”，似乎存在“句骊”改称“高句骊”的可能性，但是从文献记载尤其是后出的《三国史记》记载看，高句丽王也有一个由无姓到改姓“高”的情况。《三国志》《后汉书》《魏书》都未见高句丽王冠之以“高”姓，《宋书》《南齐书》有高句丽王“高琏”的称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则载“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另据《晋书·慕容云载记》有：“慕容云字子雨，宝之养子也。祖父和，高句骊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故以高为氏焉。”则是将“高”姓的来源与始祖传说建构联系在了一起，但不同的是没有将其祖先来源和夫余挂钩，而是攀附上了高阳氏。《魏书》对拓跋鲜卑创立北魏王朝始祖传说的建构、高句丽邹牟（朱蒙）建国神话的出现，以及慕容云“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故以高为氏焉”都出现在大致接近的时代，都有着被认同的需求，因而通过建构始祖来源以摆脱“夷”的身份便成为了一种有效手段。

应该说，“以高为氏”并非是简单的名称问题，事涉对高句丽前史的准确解读，而“高句骊”一词最早是作为地名出现在汉文史书之中，是为西汉玄菟郡下的“高句骊县”，①“高句丽”的前身是“句骊”冠以“高”姓得以形成，还是高句丽王改姓“高”，进而将“高”姓与始祖传说联系在一起，则更增加了辨析相关史实的难度。

（4）朱蒙、邹牟和高句丽侯驺是否为一人。如前述，《魏书·高句丽传》将高句丽政权的建立者记述为朱蒙，《好太王碑》则记载为“邹牟”，而《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在“讳朱蒙”下注“一云邹牟”则将二者融为了一体。但是，《汉书·王莽传》则有在始建国四年（12）的如下记载：“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余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余、秽貉复起，此大忧也。’莽不尉安，秽貉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此“高句骊侯驺”尽管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被记为了高句丽将“延丕”，不过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②韩国学者卢泰敦先生也认为“认为斩杀驺的记事为夸张之辞，被杀的不过是延丕的主张，尚无史料佐证其真实性。但无论怎样，在西元前后时期，作为高句丽君主的‘驺’即邹牟王的存在还是能够确认的”③。可证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高句丽驺被杀一事为史实。

如果高句丽侯驺即是邹牟（朱蒙），那么高句丽政权出现的时间、高句丽的建国神话以及《魏书·高句丽传》在高句丽王朱蒙之后的记述“朱蒙死，闾达代立。闾达死，子如栗代立。如栗死，子莫来代立”等等，一系列有关高句丽前史的叙述都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而不能简单地作为史事来对待。

上述这些只是关于高句丽前史记述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客观分析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或许有助于加深对高句丽前史的了解。

三

综合分析上述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如何认识朱蒙创建高句丽传说的形成和“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记载之间的关系是解开诸多问题的关键性因素。或者也可以说，朱蒙是否是高句丽政权的创建者是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决定性因素，应该是朱蒙神话传说的出现给我们认识高句丽前史带来了更多困扰。

朱蒙（邹牟）创建高句丽政权的神话，学界一般的认识是源自于夫余的建国传说，最早出现在东汉王充的《论衡·吉验篇》，由高句丽人改造纳入《中原高句丽碑》《好太王碑》碑文之中，继之在《魏书·高句丽传》中有完整再现，《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出现最晚。①[韩]李泰敦著、张成哲译：《高句丽史研究》，台北：学生书局，2007年，第35页。故有学者认为：“《吉验篇》用生动的笔触记述了夫余始祖东明的家庭出身、生平遭遇、建国经历等，后来的高句丽建国传说，除了将‘东明’换成‘邹牟’或‘朱蒙’外，余皆全同。因此，才有高句丽建国传说因袭夫余建国传说之说。”“现所见主要有《集安高句丽碑》《好太王碑》和《冉牟墓志》等，均属碑铭墓志类文献，出自高句丽国人之手。”“纵观高句丽文献、中原文献和朝鲜半岛文献对高句丽建国传说的记载，尽管在内容上有详略之别，但在主要情节和精神实质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②参见李大龙《〈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应该说，学者们对该传说的形成及完善做了大量研究，但关注点多集中在内容和利用该传说探讨夫余乃至高句丽早期的社会情况，至于高句丽人为何在这一时期引入夫余建国传说构建自己的建国话语体系则少有学者关注。

如前述，“高句骊”之名不仅首见于《汉书》，其《王莽传》概要记述了该高句丽王位侯及斩杀高句丽侯驺的记事，《三国志》和《后汉书》等的《高句丽传》则明确记载了“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等高句丽王位的传承情况。这些记载相对于高句丽建国传说的出现，在时间上要早，且属于“他者”的记述。而《好太王碑》是东晋义熙十年（414）刻立的，而魏收（505—572）完成《魏书》是在天宝五年（554）秋，③李德山：《高句丽建国传说考》，《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而从其《高句丽传》开头所言“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云云判断也已经明确表明了其资料来源也是高句丽人的转述，且时间应该与《好太王碑》大体相当或稍后。《魏书·高句丽传》为何没有沿用《三国志》以来对高句丽前期历史的记述，反而采用了高句丽自己的叙述体系，以往学界没有关注过，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或许与北魏时期也有神化自己祖先历史的大环境有关。因为在《魏书》中也有对北魏早期历史的神话追述，其卷1《序纪》有“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将其祖先通过神话描述与黄帝联系在了一起。但是，神话毕竟是神话，而非史事，尽管《魏书·高句丽传》抄录了《三国志·高句丽传》的不少内容，但“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等与传说存在矛盾的内容而没有被吸纳却说明了《魏书·高句丽传》的作者是有意迎合高句丽的“自言”而有意为之。不过，将《魏书·高句丽传》所载“朱蒙死”与《好太王碑》所言“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黄龙负升天”相比较，《魏书·高句丽传》的作者似乎也不是无保留地接受高句丽人的“自言”。也就是说，张芳的分析“从文献传承上看，至少说明《魏书·高句丽传》中高句丽基本概况的部分内容可能来源于前代史书的转载，如《三国志·高句丽传》”，和来源于高句丽人的“口述史料”等虽然可能是对的，但《魏书·高句丽传》的作者也并非对其全盘接收，朱蒙的死就是突出体现，只是朱蒙建国传说、王系传承的收录及舍弃高句丽王位转换的内容等，还是为我们了解高句丽前史造成了更多干扰。因此辨别高句丽前史中哪些是神话，哪些是史事依然任重道远。

总之，朱蒙（邹牟）创建高句丽政权的传说不仅有《魏书·高句丽传》《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等文献的记载，更有《好太王碑》等碑刻资料证明，这是学界普遍认同朱蒙（邹牟）是高句丽创建者的基础。但是，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一是该传说的出现要晚于《三国志·高句丽传》“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的记述，因为尽管《三国志》成书的时间不能确定，但陈寿是死于元康七年（297），①《魏书·出版说明》，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2页。要早于《好太王碑》立碑的义熙十年（414）117年之久，而由于有了建国传说，此记载不再见之于《魏书》《隋书》等史书。二是朱蒙创建高句丽政权的一整套话语，从史源学的角度看都是源自于高句丽人“自言”，属于高句丽人，更准确说是出于桂娄部的高句丽王主导下的高句丽人构建的话语体系，并没有来自于“他者”的资料可以佐证，不仅如此，如前所述，来自于“他者”的资料甚至和这一话语体系构成了难以圆说的矛盾，即《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记载的高句丽政权的创建者是构成高句丽五部之一的涓奴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因此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相信高句丽人的“自言”，进而通过对残留的零星记载的辨析帮助高句丽人圆说，还是质疑这一传说，继续探求高句丽前史的真相是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

笔者倾向于认为见于《汉书·王莽传》的高句丽侯驺之前的建国历史应该属于“涓奴部”，高句丽王位由“涓奴部”向“桂娄部”的转移则始于高句丽侯驺，其后代为了掩盖高句丽侯驺被杀的史实和增强内部的凝聚，而引入了源自于夫余的朱蒙建国神话，并最迟于《好太王碑》立碑之时已经完善，宋人曾巩所考证的“朱蒙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来立；驺立”，驺之前的叙述则高句丽人建构的可能性较大，神话色彩浓厚，不能算作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