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时期东三省新置治蒙机构研究

詹 夺

关键字：东三省蒙务局 吉林蒙务处 道府县

清末奉天、吉林、黑龙江设立行省之后，东三省对蒙新政全面展开，治蒙机构的新置是新政中筹蒙改制的重要内容。东三省原行政体制中并无专门治理蒙旗的机构，筹蒙改制首先体现在治蒙机构的新置上，以东三省蒙务局、吉林蒙务处的新设为代表。同时，治所亦在蒙地陆续增设。虽然前辈学者对此时期的蒙务局、蒙务处与蒙地设治的问题有所研究，如薛智平《东三省蒙务局始末》①薛智平：《东三省蒙务局始末》，《内蒙古档案史料》1993年1期。与《清代内蒙古地区设治述评》②薛智平：《清代内蒙古地区设治述评》，《内蒙古垦务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赵云田《晚清东北军政管理机构的演变》③赵云田：《晚清东北军政管理机构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4期。等，但至目前，学界对治蒙机构设置的研究尚未深入细致且整体性的呈现，因此本文试图以第一手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就重要的治蒙机关作以论述。

一、东三省蒙务局的新设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八（1907年4月20日）东三省开始实行官制改革，设立行省。按照旧例，东北三将军有“兼辖”相邻哲里木盟与呼伦贝尔各蒙旗的权力。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后东北地区危机日益加重，日俄争相侵占蒙地权益。鉴于此，清廷各臣就蒙务体制办法纷纷上奏条陈，如徐世昌曾提议设立蒙务司作为东三省的治蒙机构④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于驷兴亦曾提议东三省应设立蒙政专司专管蒙务，内应设立调查局和清讼科，各有职责。见辽宁省档案馆藏《各员条陈蒙务情形》，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奉天省长公署，档号：JC10-5790。。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1907年5月），徐世昌奏东三省设立职司官制及督抚办事要纲事宜一折，就东三省职官具体改革方案提出建议，其中涉及东三省应设蒙务司。蒙务司是与交涉、旗务、民政、提学、度支、劝业等六司平行的第七司，设司使一员，总办司事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为遵议东三省设立职司官制及督抚办事要纲事宜事》，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录副奏折，档号：03-5095-014。，使秩从三品，蒙务各司别设一二等译官，“蒙务司掌办理蒙部各事，奉天则辖科尔沁六旗，吉林则辖郭尔罗斯前旗，黑龙江则辖郭尔罗斯后旗，扎赉特杜尔伯特三旗”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呈遵议东三省职司官制章程清单》，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录副奏折，档号：03-5095-015。。徐世昌上奏之后，清廷并没有及时答复，而是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1907年7月8日），针对姚锡光所陈内蒙垦务一事“着徐世昌查核办理”③《附会同三省巡抚覆奏三省内蒙垦务情形并预筹办法折》，见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2《蒙务下·筹蒙篇》载《中国边疆史志集成·东北史志》第3部，第1789页。。七月，东三省职司官制作出了调整，将七司改为二道、五司，两道分别为劝业、巡警，“奉省设五司二道，各司道已派干员试署，惟蒙务司尚未派员”④《改七司为二道五司》，《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一日。。时《盛京时报》载，“兹闻官场消息云，候补道洮南府知府孙葆瑨在东部蒙古办理荒务已经多年，于蒙务颇有心得，且为人器识宽宏、物望允孚，堪以试署蒙务司，故督抚两宪拟选该员试署云”⑤《选择蒙务司员》，《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可见蒙务司人选仍在拟定状态。《盛京时报》所载这条史料只言是来自官场消息，并非朝廷下发的公文。至目前，笔者尚未发现孙葆瑨试署蒙务司的官方公文。且从咨议厅于十月十六日签于驷兴禀文时仍称“设调查局以立蒙务司之根据”“属当务之急”⑥辽宁省档案馆藏：《各员条陈蒙务情形》，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奉天省长公署，档号：JC10-5790。来看，蒙务司并未设立。因此，可以相信各省设立蒙务司的构想，在后来实际的操作中也并没有实现，取而代之的是蒙务局的设置。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1908年3月）徐世昌又奏暂于奉天设东三省蒙务局。徐世昌一改原设蒙务司的计划，认为在各省分设蒙务司，“办事殊多窒碍”，对整体管辖三省蒙旗不利，因此“奏设蒙务局，请派大员督办，以董其成”。⑦《附蒙务督办朱启钤酌拟本局办事纲要编制职掌薪项说略文》，见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2《蒙务下·筹蒙篇》载《中国边疆史志集成·东北史志》第3部，第1827页。同年五月，“会奏考察蒙务及设局情形，并奏派开缺民政部外城巡警总厅厅丞朱启钤为督办”。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1908年12月24日），“刊刻督办东三省蒙务局汉蒙文合璧木质关防一颗，送交奏调开缺民政部外城总厅丞朱启钤接收钤用，先于奉天省城设属开办，然后再行推广”⑧辽宁省档案馆藏：《内阁会议政务处咨议奏章启槐等条陈蒙古事宜一折》，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奉天省长公署，档号：JC10-5792。。朱启钤被任命后，便着手办理蒙务。

东三省蒙务局内部官职设置简单，“设督办一员，规划尽全盟兴革议。提调一员，赞理全局事务。开办之初，缓设提调，暂设随同、办事官二员，襄助诸政”，以下还分设四科，“一文牍，二编辑，三测绘，四庶务”，科内设有科长科员等，额数不按规定章，“酌给薪津，一切费用均由东三省支应处暂派员司经理”。⑨辽宁省档案馆藏：《内阁会议政务处咨议奏章启槐等条陈蒙古事宜一折》，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奉天省长公署，档号：JC10-5792。

东三省蒙务局拟开办地址是有其布局的，选择地点位于蒙旗与三省之间的毗连地区和要道地带，这既有利于防控日俄，又有利于治理蒙旗。朱启钤拟定将蒙务总局设于洮南府。从地理条件上分析，洮南府“与蒙旗近接，以资控驭，而便经营”。①《附蒙务局督办朱启钤酌拟本局办事要纲编制执掌薪项说略文》，见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2《蒙务下·筹蒙篇》，载《中国边疆史志集成·东北史志》第3部，第1818页。同时，在蒙地特殊的要道还应设立分局，诸如法库、辽源、长春、新城、哈尔滨、富拉尔吉等。“控握哲盟全境得居中驾驭之势者，莫如洮南府，前筹拟蒙务办法，原奏请以洮南为总汇置总局焉，他如奉天之辽源州……法库厅为开拓蒙旗出入所由之要路，吉林之长春、新城府当蒙边之重镇，运输之要津，均拟各设分局，以灵消息。”遗憾的是，至宣统元年八月（1909年9月）锡良任东三省总督之时，因未筹到款“总局未能出驻洮南”，始终驻奉天府，各地分局除辽源州所设的蒙务行局派员经理外，其他“分局亦未建设”②辽宁省档案馆藏：《内阁会议政务处咨议奏章启槐等条陈蒙古事宜一折》，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奉天省长公署，档号：JC10-5792。，只能等“筹款确有成数，再行前往蒙地建设局所”③《蒙务局督办咨呈东三省督抚本局办事简章文》，见朱启钤编《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卷1，第77页。。虽然除辽源州蒙务分局外，未设其他分局，但蒙务局也并非孤立无援，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1908年10月22日）东三省总督于吉林长春设立了蒙务处。

自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1908年12月24日）东三省蒙务局于奉天正式建立以来，虽然它并非当局者预想的那样发挥应有的效用，但是它的建立标志着朝廷更加重视东三省蒙务问题，并且“有胜于无”，尤其在涉及对外事务时，东三省蒙务局以代表主权国家的身份处理与蒙旗相关的涉外事务。如在办理乌泰债款案时，东三省蒙务局不仅解决了乌泰的债款，“竟能免息还本，所省已十余万”，且又破了“俄人野心，挈回札萨克图全旗矿产土地，所省且不可以数计”。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的解决表明了清廷仍可“怀柔藩服，安其携二，使知吾国官吏之尚可依倚，诸旗观感相率，绝外国之感情，归就国家之覆翼，皆赖有此一举矣”。④辽宁省档案馆藏：《内阁会议政务处咨议奏章启槐等条陈蒙古事宜一折》，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奉天省长公署，档号：JC10-5792。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在此一一详述其事件。但有一点不能否认，即对东北蒙地来说，在保护其领地、维护其主权方面，东三省蒙务局已尽其力。

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4月），在赵尔巽任命为东三省总督后，“奉省财政异常支绌……前奉度支部电饬将蒙务局裁撤”⑤辽宁省档案馆藏：《关于蒙务仓务局裁撤事宜》，宣统三年五月初三，奉天省长公署，档号：JC10-4725。，东三省蒙务局终因筹款困难，办事经费不足而被裁撤，后归省公署蒙边科接管。

二、吉林蒙务处的附设

东三省蒙务局设立后，于各省设立蒙务分局的计划并没有如期实行，蒙务局虽统领三省蒙务，但总局设于奉天，与其他两省距离遥远，诸多蒙务，“鞭长莫及”⑥吉林省档案馆藏：《吉林行省为发吉林旗务处兼蒙务处关防的札》，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十月初一日，档号：J001-34-0205。。从地理位置上看，吉林处于两省之间，恰郭尔罗斯前旗又与其接壤，吉林行省理应承担办理相关蒙务的重任。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徐世昌与陈昭常在体察相关情形后，“特设吉林蒙务处筹办蒙旗事务”，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为吉省蒙务处裁撤事宜及饬令蒙务一科续办未尽事》，宣统三年八月十二日，录副奏折，档号：03-7440-068。并发木质关防，自此吉林蒙务处正式成立。

由于财政困难，为节省开支，蒙务处被附设于吉林旗务处内。其官员设置简易：总理为成沂，协理为候补路道槐卿，其他“文牍一员，庶务一员，会计一员，编纂一员，翻译两员，书译一员，测绘一名，书记五名”，总理不支薪水，其他人员银两不等，“一切经费概从节省”。②《吉林行省为附设蒙务处请旨立案的奏折及清单》，宣统元年八月十四日，吉林省档案馆编：《吉林旗务》，第252页。经费短缺一直是困扰治蒙机构处理蒙务的难题，不论是其建立伊始，还是寿终正寝之际，无不被经费问题所左右。

吉林蒙务处只负责吉林省所属蒙旗事务，即与郭尔罗斯前旗相关的蒙务事件，且蒙务处的总、协理直接由东三省总督和吉林省巡抚节制。“总、协理管辖本省蒙务，遇事禀承督抚办理，其余人员均受总、协理之命令”③《吉林行省为附设蒙务处请旨立案的奏折及清单》，宣统元年八月十四日，吉林省档案馆编：《吉林旗务》，第251-252页。。如果吉林省所辖范围内蒙务与其他省相关，“即由成总理与路道和衷商办，仍移咨东三省总局接洽”④吉林省档案馆藏：《吉林行省为发吉林旗务处兼蒙务处关防的札》，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一日，档号：J001-34-0205。。从另一角度来看，吉林蒙务处并非隶属于东三省蒙务局。

前文已述，虽然蒙务处只负责本省蒙务，但东三省地域宽广，其地点又位于三省中部，所以它在办理东三省蒙务中所处的地位不容小觑。如关于日俄协约签订取缔蒙古之说一事，吉林蒙务处曾咨东三省蒙务局联合三省力量共同抵制日俄对蒙旗的侵入。“蒙务前途较昔时愈即危艰”，虽然“蒙务总分各局有经画”，但“该旗之责任仔肩既无旁贷”，“设立蒙务伊始，所有规划蒙事各办法历经贵总局统筹全局详加条议，宏规硕划巨细无遗，两年以来徒以经济艰难蒙风敝塞，未能以次毕举，现在蒙事日亟，东亚风云大有一日千里之势，似此非常事变”。蒙务处提议，“请由贵总局行知江省分局联三省为一气，急谋抵制办法”。⑤辽宁省档案馆藏：《吉林蒙务各处咨为日俄协约危及蒙疆请联合三省抵制等情》，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奉天省长公署，档号：JC10-2727。

按照蒙务处建立的初衷，凡有关吉林省所属蒙旗事务应皆归附蒙务处管理，但因吉林施行官制改革，如垦务、学务、词讼等行政司属专司建立，这自然与蒙务处的职权发生了矛盾。蒙务处上奏要求蒙旗事务需“以专责成”，“然庶政举矣，而统属不一，分歧难免，则权限宜先划定也”，如果在分隶各司办理蒙务，恐“周转既多机关易滞”，如“由职处自行办理”，“于蒙务大有裨益”。但此建议并没有被全部批准，行政、司法仍需与其他司合作办理。⑥吉林省档案馆藏：《吉林旗务处为报蒙务目前必要办法请示明权限以专责成的呈》，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档号：J001-34-5427。虽然蒙务处附设于旗务处内，最终并没拥有独立处理蒙务的权力，且在处理蒙务方面又与吉林行省内的各司协作，这也说明了，相关蒙务事宜皆属于吉林巡抚权力内，“贵旗治理于敝省息息相通”⑦《吉林行省为咨取要案文件致郭尔罗斯公函》，宣统二年四月初一日，吉林省档案馆编：《吉林旗务》，第269页。，其蒙务治权已经转移至吉林行省。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亦是蒙务处之所以被裁撤的根本原因，即对蒙务的治权又逐渐按照不同职能融进行省下的民治机构，与内地一样，不分蒙、民，一律按事务类别一并处理。正如赵尔巽所奏，“自三省设立清理财政局，以后所有蒙务事宜，业经委派专员调查办理，至于征收蒙地大租以及田房税契，均由度支司于长春、农安等处设立，清赋放荒总分各局专理，其事并于长岭县设立蒙荒招垦处办理蒙旗垦荒事宜，而省城蒙务处转觉事务清闲几同虚设”。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为吉省蒙务处裁撤事宜及饬令蒙务一科续办未尽事》，宣统三年八月十二日，录副奏折，档号：03-7440-068。而蒙务处被裁撤还有其直接原因，即“吉省财政困难已达极点”，宣统三年（1911）资政院核查议减财政预算，“该处经费刻由资政院议减”，“本局为节省用款起见”将“蒙务处即行裁撤”②《吉林行省关于裁并蒙务处事宜的咨文》，宣统三年七月初三日，吉林省档案馆编：《吉林旗务》，第284页。。这两点原因造成蒙务处终于宣统三年五月（1911年6月）被裁撤。六月，旗务处内又设立蒙务科，后续蒙务由蒙务科接办。

表面来看，奉天蒙务局和吉林蒙务处被裁撤貌似清廷不再重视东三省蒙务，但实际上，蒙务局被并入公署度支司内蒙边科，蒙务处被并入旗务处内蒙务科，这是将蒙旗治权渐融于行省权力范围内的一个结果。使“东三省蒙旗”这个称呼更加名正言顺。

三、治所的增置

东三省蒙务局和吉林蒙务处设立的同时，东三省各属蒙旗也在同时续放蒙荒，并且在开垦的空旷之地增置治所，即道、府、县，皆可管辖设治区域内的一切事务，特别是“道”，具有管理蒙旗的职责。呼伦贝尔地区也与其他蒙旗一样全面放垦，裁撤副都统，并相继设立治所，加强边防。

奉天所属的科尔沁六旗从嘉庆时期就开始设立治所。东三省改行省以后，因已垦之地地域广阔，原设立的治所很难辖治周全，商民来往期间因贼匪出没而请求保护，所以奉天又增置二县，即醴泉县和镇东县。醴泉县，宣统元年三月（1909年5月）设，原属科尔沁右翼图什业图王蒙旗北部，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始丈放，垦户逐渐增加，商民往来期间，因“蒙疆僻远，夺劫时闻”，“亟望设官，以资卫护”。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东三省总督锡良奏为奉省拟请添设县治并派员试办事》，宣统二年六月初十日，硃批奏折，档号：04-01-01-1105-072。镇东县，宣统二年（1910）分安广县之北，科尔沁右翼后旗中南部垦地而设置。锡良上奏，洮南府东北之镇国公旗“蒙荒甫辟，非招垦不足实边；疆界既分，非设官不足以坐镇”，“现有垦户半皆客籍，人数既众，良莠不齐，尤赖官为弹压”，奏请在叉干挠地方设镇东县，用以征收地租，办理地方事务。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大臣总理外务部事务奕劻等奏为遵旨会议东三省总督锡良奏奉省拟请添设县治事》，宣统二年八月初三日，录副奏折，档号：03-7477-003。宣统元年二月（1909年3月），徐世昌又奏在洮南、昌图地区新置洮昌兵备道，其主要职能为“兼管蒙旗事务，以资控制。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为政务处核议奉省拟裁巡警道添设洮昌等道事》，宣统元年二月二十四日，录副奏折，档号：03-7440-002。洮昌兵备道的设置与徐世昌的治蒙思想相关，即他注重经营蒙古，保卫边防，以抵御俄国。

吉林所属郭尔罗斯前旗亦于嘉庆四年（1798）开始设长春厅。日俄战后，以长春为铁路分界点，将日俄势力范围划清，因其位于孔道，联络南北，并接蒙旗，外交与内政事务与日俱增。因此，徐世昌上奏，吉林“欲筹治内防外之要策，非添设民官，断不足以资治理”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署理吉林巡抚朱家宝奏请择要增设府州县员缺事》，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录副奏折，档号：03-5494-037。。长岭县，原属郭尔罗斯前旗地，由于垦者日众，渐成村落，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分农安县西北的农家、农齐、农国三区设置，管理郭尔罗斯前旗西南垦地②赵尔巽等：《清史稿》卷56《地理三》，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950页。。德惠县，宣统二年（1910）分长春府东北境的沐德、怀惠二乡设置，管理郭尔罗斯前旗东南部垦区③赵尔巽等：《清史稿》卷56《地理三》，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951页。。宣统二年三月（1910年4月），锡良奏请变通吉林民治机构，因长春府辖境宽广，鞭长莫及，难以“筹防腹地”，所以增设德惠县。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为吉省添设民官各缺体察情形酌量更易并请添设双阳德惠两县事》，宣统二年三月初九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12-0684-016。西南路道，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1907年12月）徐世昌奏请于长春设立西路兵备道，用以保护利权，“凡西路所属之府、厅、州、县皆隶之”。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署理吉林巡抚朱家宝奏请择要增设府州县员缺事》，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录副奏折，档号：3-5494-037。宣统元年八月（1909年9月），锡良变通官制，认为吉林西南渐为繁庶，“不可无监司大员，以资坐镇”，于是将西路道改为西南路道，仍驻长春，用以巡防吉林西南地区，仍辖长春、农安、长岭、德惠等府厅州县。⑥《吏部会奏议覆东督等奏更改吉林各道缺折》，《盛京时报》宣统二年五月十九日。

黑龙江所属蒙旗可以分两部分，哲里木盟之郭尔罗斯后旗、扎赉特旗、杜尔伯特旗与呼伦贝尔。三札萨克蒙旗与呼伦贝尔在黑龙江设立行省以后的体制改革中体现出不同的特点，三札萨克蒙旗与奉天、吉林所属蒙旗的地方建置基本相同，于开垦之地设立府州县等治所，扎赉特旗早在新政开始之前一年即着手开垦，新政开始之后至行省设立之前已经陆续设治。新政以后，又于杜尔伯特旗沿嫩江处增设武兴厅，治多耐站。呼伦贝尔地区又不同于札萨克蒙旗。呼伦贝尔原属八旗体制，直属于黑龙江将军管辖，在东三省设立行省以后，由东三省督抚直接掌管。但此时旗制机构并没有被裁撤，而是与新置机构并存。如有与旧日有关的旗务事务，仍归原各司办理，而所创办的其他新政事务，设立文案处，调查局辅助。财政方面原由左司负责，因整顿财政而新设会计所，之后又新设官贷局处理贷款事务。铁路进入以后，呼伦贝尔一项重要的新政措施就是开垦旗地，所以设立了边垦总局，负责呼伦贝尔地区垦务以及卡伦事务。光绪三十四年五月（1908年6月），徐世昌上奏黑龙江地方官制改革方案，提议于呼伦贝尔要冲之地增添民治机构，分别设立道、府、厅。此计获准执行。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署理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请酌拟增设江省道府厅县民官各缺事》，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录副奏折，档号：03-5505-028。“光绪三十四年增设黑龙江民官，疏内呼伦贝尔副都统改为呼伦道，道所驻地设呼伦厅，满洲里设胪滨府，吉拉林设室韦厅”。⑧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呼伦贝尔篇》，见《中国边疆史志集成·东北史志》第3部，第1374页。以吉拉林举例，“再呼伦贝尔所属吉拉林一带，地处边远逼近强邻，该处金矿前为俄人占据”，为保利权与固边圉，光绪三十四年五月（1908年6月）设立吉拉林设治委员。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为呼伦贝尔吉拉林接办金矿垦务木植等情形事》，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三日，录副奏折，档号：03-9647-093。同年七月，上奏《江省添设民官增改道府厅县办法折》，又于吉拉林设置室韦直隶厅，隶属呼伦道。再如满洲里一处，原设边垦分局，负责沿边地区招垦各事，因与俄交涉频繁，边垦分局不能应对，需设立治所。宣统元年六月（1909年8月），于满洲里设胪滨府治，任张寿增试署胪滨府知府。“查新设胪滨府治系驻呼伦贝尔所属之满洲里地方，该处为东清铁路入江第一重门户，华俄交涉至为殷繁，上年曾于该处设立边垦分局试办沿边招垦各事，宜现既添设民官，亟应及时经营，以重边防而资治理”。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奏为饬令试署胪滨府知府张寿增先行赴任俟补缺后再行给咨赴引事》，宣统元年六月初四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12-0677-015正如徐世昌所言：“由前之说则为旗官时代，由后之说则为民官时代，而宋小濂目前所经营者实为旗官与民官过渡之时代”。②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呼伦贝尔篇》，见《中国边疆史志集成·东北史志》第3部，第1374-1375页。可见，在官制改革方面，呼伦贝尔经过了旗制和民制机构并存的时期，这一点与哲里木盟蒙旗不同。

综上所述，东三省行省体制正式建立后，对蒙新政全面展开。治蒙机构的新置，标志了东三省蒙旗治权逐步转移至行省。首先是在奉天设立了东三省蒙务局，总司哲里木盟各蒙旗一切应兴应革事务，具有经营蒙旗、保护边疆的职责。其次是在吉林设立了蒙务处，协助奉天蒙务局，一是用以联络三省蒙务，二是处理吉林属蒙旗事务，并受东三省总督与吉林巡抚节制。虽然至宣统三年五、六月份（1911年6、7月）蒙务处与蒙务局分别被裁撤，但这并不意味着东三省对蒙治权的终结，而是将蒙旗所行事务划入各自行省公署的蒙务科与蒙边科内，并入行省体制下的民治行政体制运转。东三省在蒙地设治过程，实际上正是肃清盟旗体制下蒙旗权力的过程。虽然此举对蒙旗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但是它对稳定边疆、抵抗日俄对蒙旗的侵蚀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