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乌托邦”与赵宋光“美的理想”

罗艺峰

迄今为止，学界对赵宋光美学的理解和研究，包括了对其哲学基础的思辩*刘纲纪：《赵宋光文集》“序”，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王少明：《“我属于马克思主义隐义学派”：论赵宋光的哲学体系观》，《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韩锺恩：《美本质与审美价值双重突显并价值多元与何以相提并论》，《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音乐美学的评论*杨和平：《论赵宋光的音乐美学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立美说”的分析*杨和平：《“立美”理论和实践的合理内核》，《文艺争鸣》2010年第22期；杨和平：《立美问题研究》，《中国音乐》2008年第4期；邢维凯：《小议“立美、审美”兼谈音乐美学中的概念运用问题》，《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王宁一：《也谈“立美、审美”概念运用问题：兼与邢维凯同志讨论》，《音乐研究》1993年第3期；王思琦：《“立美”的核心与本质：也谈音乐审美的心理结构》，《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冯国文：《立美教育简论》，《教育导刊》1983年第6期。、美育思想的论说*李宁：《关于美育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兼评赵宋光〈论美育的功能〉》，《文教资料》2011年4月号；李超、毕敬：《洪荒的隐去与自由的建构：简论赵宋光的美育思想与理论贡献》，《文教资料》2015年第14期。等等，更不要说在全国音乐美学学会的年会上，赵先生的美学论思往往成为会议讨论的关键问题之一。[注]韩锺恩：《音乐美学的哲学性质、人类学事实与艺术学前提以及音乐本质力量的先在性：由第九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议题引发的三个讨论与进一步问题》，《交响》2011年第3期。就美学而言，其思想非常丰富，观点常具前瞻性，思辩深度和逻辑性常常超迈同侪，许多观点当然亦不免被人注意和讨论。但很少人甚至没有人注意到，赵宋光美学思想中一个极其特别又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他的“审美乌托邦”思想。一些专文研究赵宋光心理结构和智力结构、对赵宋光学术进行近乎全面梳理的学者，也没有顾及或展开这方面的论说[注]罗小平：《探究乐坛奇才成功之迷：赵宋光教授心理结构分析》，《音乐艺术》2002年第3期；李玫：《回归自然的划时代开拓：为赵宋光先生80华诞献上的祝福》，《中国音乐》2011年第1期；韩锺恩：《天马行空再求教：庆贺赵宋光先生80华诞特别写作》，《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一些专门论述和研究赵宋光美学或美育思想的硕士论文，也没有涉及这一重要方面。[注]李锦寰：《赵宋光美育思想与音乐教育实践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以赵宋光综合构建幼儿音乐教学法为例》，星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吕波：《乐教现代复兴问题的探索与实践——兼论赵宋光先生的美育思想》，西安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载罗艺峰主编：《谐和的同唱：西安音乐学院音乐美学硕士论文选》，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9年；刘琼：《改革开放三十年音乐美育思想谱系的梳理与研究》，西安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故，本文欲就此讨论一二，以不至于赵宋光先生这一特别而重要的思想被遗忘和误解。

一

2017年，在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一书所作的题词中，赵先生写道：

在“数托之邦”取代“乌托邦”的邦境邦语中，更广泛的运用自然规律以保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求的合目的性，从而建立合规律合目的的相协调的中介结构形式——这一宏伟实践是人类成长的未来坦途。[注]王杰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20卷第2期)，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

这并不是赵先生第一次提到“乌托邦”。1988年他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第2、第5辑上的《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一文结尾处，充满激情地写道：

在以审美意识呼唤、启迪并支持立美意志的同时，我们提倡对人类本质力量大胆展望。历史上有人写过《理想国》、《太阳城》、《乌托邦》、《大同书》……今天，在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条件下，有什么理由不比前人更大胆地展望未来前景呢？[注]转引自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赵宋光文集》(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42页。

在1991年的一篇美学论文中讨论价值论时，他这样写道：

价值论可界定为对理想、追求、企慕的哲学思考。自古以来就有理想国、乌托邦、大同书，人类为什么不断地总要提出理想？今天为什么要提倡人的全面发展、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裂和对抗？我们为什么设想未来的社会应该是没有阶级对立、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为什么未来世界要有生态平衡，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都有形而上思考的依据，但现在人们常常只记住了这些具体内容，却不知道这些都根植于人类本质。[注]赵宋光：《关于音乐美学的基础、对象、方法的几点思考》，《赵宋光文集》(第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82页。

这已经比第一条材料早了26年！难道赵宋光的美学思虑竟在数十年间一直沉浸在与“乌托邦”有关的形而上之思中么？1998年在涉及创发设计产业的一篇文章里，他将自己从25岁就已开始的对草原文明的关注、对北方古代草原民族的演化史、关于黄河治理与草原文明未来的忧思和规划作了这样的表达：

梦幻引我筹组设计产业。当这梦幻化为现实时，心底那痛苦紧扭的情结将化为陶醉舒展的情葩。身倚这再造自然，我将无愧于祖先，献范于子孙，我将告诉世界，这是我精神的家园。[注]赵宋光：《黄河X草原:心底的情结》，《赵宋光文集》(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62页。

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乌托邦”这个术语，但毫无疑问的是，作为他自己精神家园的未来追求浸透了这种诗性的乌托邦精神，他的人文“梦幻”充满了浪漫的激情和想象，莫非乌托邦想象与期盼贯穿了赵宋光一生？

毫无疑问，乌托邦与赵宋光有关！

但是这里需要讨论分析的内涵，却并不能简单地回答。什么是“数托之邦”(下文简称“数托邦”)？为什么有“邦境邦语”？乌托邦想象为什么与美学有关？“审美乌托邦”的内涵如何？赵宋光作为最富理性的数学家、乐律学家，善于逻辑思辩的哲学家、美学家，为什么却与那不怎么理性、不怎么逻辑的乌托邦发生了关系？乌托邦的生命力为什么这么强大历五百多年而不衰？为什么我们音乐学界对赵氏乌托邦话语完全不感冒？不有感乃至不呼应？

我们先从“邦境邦语”说起。“邦”乃浸透乌托邦精神之地，“语”即乌托邦言说，这是赵先生的乌托邦思想和审美乌托邦理想的思想环境和时代温度，“邦境邦语”对我们理解赵氏“数托邦”和赵宋光美学有重要意义。

二

作为欧洲思想史常识，“乌托邦”思想自1516年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835)发表《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简称《乌托邦》[注][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馏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以来，数百年间作为人类追求美的理想和美好未来的信念，其影响之广、涉及之深，几乎没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诗人不去论及，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现代哲学家如霍克海黙(M. Max Horkheimer，1895—1973，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波普尔(Karl Popper，奥地利犹太人，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德国犹太人，思想家、哲学家)、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taw Mitosz,美籍波兰诗人、思想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英国作家、思想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伽达黙尔(Hans-Georg Gadamer，德国哲学家)等等，都对乌托邦思想开展过思考和批判性讨论，[注][美]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张兆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王杰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一些文学家、艺术家、诗人和评论家涉及乌托邦的言论更是多到不知凡几！乌托邦思想当然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有联系，按赵宋光所论，甚至还与中国历史上古老的“大同”思想乃至可以与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有思想上的联系[注]中国思想中的“大同”理想，出于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穆，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康有为的《大同书》1884年始作，出版于1913年《不忍杂志》，其糅合《春秋》三世说与《礼运》大同说而表达了中国近代的乌托邦理想——“升平世”。，因此，也可以说乌托邦思想是横贯中西古今的，至当代它甚至以“乌托邦的力量——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为口号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美学论坛的会议主题[注]2016年浙江大学召开了“乌托邦的力量——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为主题的第五届国际马克思主义美学论坛。会议集中讨论了乌托邦冲动与美学表达的关系问题，参见王杰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9卷第2期)，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十分值得注意的是，“乌托邦的力量”居然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有共同话语)。在人类思想世界里，乌托邦这个亘古梦想始终不肯退出，经历了宏大叙事的和微叙事的各种各样的“邦”纷纷出现，而形成赵宋光所谓“邦境邦语”：

“古典乌托邦”(柏拉图式“理想国”)[注][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中世纪乌托邦”(奥古斯汀的“上帝之城”)[注][古罗马]奥古斯汀：《上帝之城》，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伦理-宗教乌托邦”(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注][美]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张兆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社会乌托邦”(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

“现代早期乌托邦”(康帕内拉“太阳城”、安德里亚“基督城”、培根“新大西岛”、哈林顿“大洋国”)[注][意]托马斯·康帕内拉：《太阳城》，陈大维、黎思复、黎延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德]安德里亚：《基督城》，黄宗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英]弗·培根：《新大西岛》，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英]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叙事乌托邦”(卢卡奇[注]卢卡奇(Georg Lukacs，1885—1971)，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怀旧乌托邦”(本雅明[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审美乌托邦”(马尔库塞[注]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反乌托邦”(阿多诺[注]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积极乌托邦”“消费乌托邦”“希望乌托邦”“批判乌托邦”(齐格蒙特·鲍曼[注]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波兰现代哲学家。)

“后工业的乌托邦”(高兹[注]高兹(Andre Gorz，1924—2007)，法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浪漫乌托邦”(马泰·卡林内斯库[注]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美国当代先锋艺术理论家。)

“蓝图乌托邦”(拉塞尔·雅各比[注]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1945—)，美国当代艺术评论家。)

……

其他诸如“美托邦”“艺托邦”“巫托邦”“好托邦”“敌托邦”“多维乌托邦”“自由乌托邦”等等，不一而足，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庞大的乌托邦术语家族，[注]参考王杰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9卷第2期)中诸篇论及乌托邦的文章，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这里列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多是所谓“西马”，即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而赵宋光先生的“数托邦”则在这个术语家族中独树一帜。不过他这个“数托邦”和他的思辩，显然离不开“邦境邦语”这个思想条件和时代温度，赵先生正是敏锐地紧紧跟随时代的思想脚步而建构自己的“审美乌托邦”的。笔者以为，他这个“邦”是以数理为父、美学为母的、以人的价值实现为目标的，因此，也就与他所谓“美的中介结构”发生了联系。为什么是“数托邦”呢？为什么与“美的中介结构”有关？

我们应该展开思辩和讨论。

三

“乌托邦”(Utopia)一词本是莫尔根据古希腊文生造出来的，“U”来自“ou”，表示否定，不存在；“topia”来自希腊文“topos”,表示地方或地区，合起来就是“不存在的地方”或“乌有之乡”；但莫尔也同时用“欧托邦”(Eutopia)表述自己的理想，“eu”这个前缀有“繁盛的”“完美的”“理想的”这些肯定性涵义，当然是“福地净土”。因此，乌托邦思想天生就有双重性质(ou/eu)，一方面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的、虚无缥缈的、负面价值的，一方面又是含有对现实的超越和批判、对未来的信念、对美的理想的追求的正面力量。不过，依本文作者忖度，音乐学术界之所以对赵宋光的乌托邦(“数托邦”)思想无感无兴趣，大概与前一种乌托邦性质有关，以为只是一种浪漫的激情或形容词而已，终究是虚的，在一些只重“术”而鄙薄“学”的人那里，自然是排斥和无视的；而赵宋光对自己“数托邦”理想的数十年苦苦追求，则与后一种乌托邦性质有关，正如他自己所说，对乌托邦理想的追求是人类的本质，是立定在价值论高度上的“对理想、追求、企慕的哲学思考”。但无论是什么“邦”，光是“想”，光是如莫尔所谓“计划”，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前一种乌托邦性质是批判的，对后一种乌托邦性质是接受的，是承认“乌托邦冲动”的进步意义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4页。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赵宋光的“马克思主义隐义学派”的影子，赵宋光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变成了自己的美学实践，把乌托邦空想化为实实在在的“数托之邦”(我们可以联系他的教育实践和美学实践来思考)，他明确地说要用“数托邦”取代“乌托邦”，也就是扬弃传统乌托邦思想的空想、虚玄成分，灌注现代科学内涵，同时保留乌托邦冲动所带有的美的理想、艺术想象力和进步人文思想的内涵。

我们不难在他的《赵宋光文集》中读到许多与数理有关的深刻论述，且不说一些直接讨论自然科学的论文，涉及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有大量编码数据和坐标数据；在他的教育和美学实践里，中学物理化学传统教材结构中的学科逻辑与各种方程式，在关于儿童综合构建法数学教学体制的论文中特别强调数量关系的基础训练和各种包括感性、理性、互逆、互换的朗诵/书写/歌谣设计，智力结构和心理完形的数理内涵等，笔者理解这也是“数托邦”的内涵。在这个“邦”里，邦民必须有“数”的理性逻辑能力，也要有知觉和情感的能力。这很令人惊异！不难发现，在当代美学家中如此青睐数理的人，似乎不多，甚至仅此，为什么？因为他要建立，也能建立“数托邦”啊！

作为音乐学家，赵宋光美学特别注意音乐的数理形式和工细结构、音乐内容的情感性特点和音乐形式的数理性特点，他的许多律学论文论及古今中外学者表达的音乐工艺结构的观点，中国的“三分损益法”、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律、印度的22律、波斯-阿拉伯的四分之三音等；他认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音乐风格与当时大小三和弦的数理根据有关，后来的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成就是“在饱满情感和高度合理相辅相成均衡发展的音乐审美理想指引下的创造性探索”的结果[注]赵宋光：《音乐哲学漫话》，《赵宋光文集》(第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40—43页。。在音乐教育领域和乐理研究方面，如：关于唱名法、读谱法、节奏念声法、和声学、民族调式、视唱练耳、音乐基本工具的使用、传统乐理的宫系域号、民族音乐形态学的类型编码、旋律形态结构“12维剖析法”等等，赵宋光都有许多独创性的发明，这些充溢着数理精神、科学精神、理性精神的理论创新，也应该都是他的“数托邦”的必然内涵。因此，传统乌托邦便带有了他自己的科学意义而被改造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人文-美学/艺术之“邦”。更不要说本来就是音乐数理的乐律学了，赵先生以他精深的数学为这个学科点亮了进入“邦境邦语”的路向，要“借助数理为音乐回归自然辨明航向”，他说，单靠模仿民间的自然调式音程已不足以治疗20世纪盲目滥用十二平均律造成的“异化癌变”，“必须借助对数理的理性知识方能得到治疗，方能拨正自然回归的航向”[注]赵宋光：《借助数理为音乐回归自然辨明航向》，《赵宋光文集》(第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316页。。他用自己新颖的数学讨论了音乐审美领域的数学规律，大量的计算和独创的数学思维，用数理方法清理基础乐理与和声学知识，剖析音律素材、投影整合，把繁难的世界各民族音乐中的音律现象说明白，使用数理的“11化”和“13化”跃迁理论工具把历史悠久而解释不清的中外“四分之三音”问题清晰地加以理性说明，用现代数学理论清理中国乐律史上的诸多复杂烦难的问题[注]赵宋光：《关于3/4音的律学假设》，《赵宋光文集》(第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340—351页。又可见乐律学家李玫博士的许多乐律学论文，她对赵宋光先生的律学思维及数理逻辑是心仪和服膺的，见罗艺峰2017年“丝路中国段文艺样态研究丛书”再版之《西部音乐论》(西安：西安出版社，2017年，第110页)注1所列李玫著作及论文。，等等，都可以看作是赵宋光在建构自己“数托邦”。无可怀疑的是，这个“邦”是科学的、理性的、现代的，当然也是感性的、知觉的、审美的。

既说他的这个“邦”是数理为父、美学为母，并且简略地叙述了数理之父的情况，现在我们当然要回答的是美学之母的问题，为什么“数托邦”与美学有关？如果不加以哲学地解释，就仍然不能深刻地理解“数托邦”为什么可以取代乌托邦并成为赵宋光的“美的理想”？

四

这里，不能不讨论他的关于“美的中介结构”的理论，他在述及乌托邦(“数托邦”)时没有忘记这个重要的方面。他这样论道：

什么是美？美，是自由运用客观规律(真)以保证实现社会目的(善)的中介结构形式。……在中介结构的外化方面，美以真为形式而以善为内容。[注]赵宋光：《论美育的功能》，《赵宋光文集》(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73—175页。

对比前文所引赵先生的题词：

在“数托之邦”取代“乌托邦”的邦境邦语中，更广泛的运用自然规律以保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求的合目的性，从而建立合规律合目的的相协调的中介结构形式——这一宏伟实践是人类成长的未来坦途。[注]王杰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20卷第2期)，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

显然，后文更切近当下的社会语境，精神气象更大，但两段话的内涵是一致的。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里“客观规律”与“自然规律”是可通的，“社会目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求的合目的性”也是可通的，无疑在此反映出“数托邦”理想的全人类性。而把合规律合目的协调起来的，则是这一“中介结构形式”，就是“美”，并且与实现“数托邦”的实践有至密的关系。他说：

这形式使客观规律服从社会目的，使任何物种的尺度服从人类内在固有的尺度，简言之，它掌握真以实现善，这形式就是美。这是现实存在的美，中介结构每一环节的建立过程，都是立美的过程。[注]赵宋光：《论美育的功能》，《赵宋光文集》(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

显然，在赵宋光的美学中，“美的中介结构”是客观规律(真)与社会目的(善)的联系形式，它使“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得到统一协调，美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得到统一协调，这一形式是“自由的形式”。而这一理想形式的建立却是“立美的过程”，也即人对对象的驾驭(联系赵氏“驾驭论”)，使对象人化，从而创造出“现实的美”，他说“主体的创造性是诗意的核心”[注]赵宋光：《世界观的科学性与诗意不可以并存共鸣吗？》，《赵宋光文集》(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27页。；而对这美的觉知，则是审美的感悟，也即人对对象的符号层的认识(联系赵氏“认识论”)。这一美学思想必然建立在人类社会生活和现实感的实践基础上，“数托邦”之所以能够取代乌托邦，“数托邦”之所以能够超越乌托邦，其哲学基础也就在这里(联系赵氏“价值论”)。显然，赵氏“审美乌托邦”有自己坚实的哲学基础，即赵宋光倡言的“五体协翔”的丹顶鹤结构之哲学领域的体系：

人类本质论是身体，自然本体论是腿脚，认识论和驾驭论是张开的两翼，而那引项远眺的头部就是价值论。[注]赵宋光：《让哲学思维在领域的体系中熔炼凝聚》，《赵宋光文集》(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48页。

熟悉欧洲哲学史和美学史的人在赵宋光思想里不仅可以发现德国古典美学的基因，如康德美学、黑格尔美学的思想影响，也可以发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创发的美学思想的哲学潜台词，[注]可参看刘秀萍：《马克思“巴黎手稿”再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甚至还能够读出他对费尔巴哈旧的“人本学”的超越和批判，[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费尔巴哈理解的人是抽象的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他所理解的人与人的关系是自然的而不是社会的，他不懂得实践，而这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赵宋光在哲学的意义上对人的理解，显然已超越了费尔巴哈。他认识到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超历史的自然直观和超功利的纯理论直观的错误，而服膺马克思的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本质的根由的思想，指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经典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的哲学是人类学本体论方法对哲学与美学施行洗礼的第一阵涓滴。[注]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赵宋光文集》(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63页。因此，赵宋光美学中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下的人，他的美学也不仅仅是思辩的美学而是实践的现实的美学，这一美学的终极目标是克服了各种异化的人。他说：

理性方面和激情方面都是音乐的审美内涵所包容的，毋宁说，这是人性的本质结构所必备的不同侧面在审美意识中的缩影，而同时外化在音乐形态中。任何有社会价值的音乐，审美内涵都会有这两种侧面……[注]赵宋光：《历史引发的美学思索》，《音乐研究》2000年第3期。

提升到辩证范畴的抽象高度来认识，事实必然与价值追求是一对范畴，正如“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是一对范畴，“合规律性”与 “合目的性”是一对范畴。失落其一，必导致思维的片面残缺[注]赵宋光：《历史引发的美学思索》，《音乐研究》2000年第3期。。

正如刘纲纪教授所论，赵宋光美学的合理性与创造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解决了“真”与“善”的矛盾冲突，把“美”和人类生活的创造密切联系了起来，消除了“美”的神秘化；其二是研究“美”就是研究这个“中介结构”，打开了对“美”进行实证科学的研究道路(按：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其三，这个“中介结构”的生成和发展的基础，不是康德的心理结构，而是人类长期社会实践“物质生产的工艺学”领域。[注]刘纲纪：《赵宋光文集·序》，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笔者认为，赵宋光之所以再三写到人类成长的“宏伟实践”，之所以再三写到“劳动”“实践”“生产力”“动作中的思维”“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等，都是为了建立自己现实的、科学的、实践的“数托邦”，而其道路则是实证科学的、数理的，同时也是思辩哲学的、美学的。

这与赵宋光哲学的自然本体论和人类本质论有关，而自然哲学与人类哲学是关联的。在他看来，自然界天然地是带有数理工艺结构的，物理学和化学给我们提示了这一工艺结构甚至在亚分子层面上的存在；[注]参见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赵宋光文集》(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83页。他论述了物质自然界的结构层次进展的历史阶梯和人类自身以及社会的结构：1.“基旋子内结构”(“夸克”)；2.“基旋子外结构”(“粒子”)；3.基本粒子外结构(“原子”)；4.“原子外结构”(“分子”)；5.生命体分子外结构(“细胞”)；6.细胞外结构(“生物个体内结构”；7.生物个体使用工具与语言以延长其肢体器官而建立的外结构(即人类个体内结构)，正是在这里人类萌发了超生物的能动性；8.人类个体外结构(即社会结构)。自然本体论和人类学本体论在这里是内在联系的，这其实就是建立在工艺结构之上的内涵有人类学本体论和人类本质论的“数托邦”。而人类本质力量与“类的尺度”，形而上的对象也在客体中存在，毫无疑问，“尺度”当然地带有“结构一般”，这样，人类社会的工艺结构，包括艺术的工艺结构，也当然地进入了“结构一般”，这个“结构一般”避不开数理逻辑。如是，通过“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衔接，可以看作自然工艺学史与人类创造的工艺学史的衔接”[注]参见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赵宋光文集》(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71页。而这正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在此，难道不可以说，赵宋光所倡导的审美理性(数理逻辑)和审美激情(感性活动)在这个“数托邦”里已经获得了合法地位吗？回答是肯定的。

五

乌托邦往往与“美的理想”发生关联，从柏拉图到莫尔，再到康帕内拉和培根等人以及许多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都曾有他们“美的理想”；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大师们也有自己的“美的理想”，如康德提出的“美是道德的象征”，席勒推崇的调和感性和理性的“审美的人”等，但都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所提出的符合“美的规律”的现实的、实践的、科学的“美的理想”的高度。[注]陈伟、李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乌托邦”与“美的理想”》，载王杰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9卷第2期)，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第13—24页。

赵宋光的“美的理想”，是立美意志所引发的、立美过程所创造的现实中的“数托之邦”，其工艺学隐藏着人对自然的物质性的能动性根源，创造力的根源；一方面，“美的中介结构”形式的自由本质，其实蕴含着人的“类”本质，也就是“所有物种的尺度”，即“人是自然界的理式规范力量”；一方面，这个美的形式又能够在立美“驾驭”和审美“认识”双侧相互作用，双向繁衍，实现马克思所说的“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型”。因此，赵宋光美学强调的对人的能动性的激发，对人的感性能力和理性能力的塑造，对人的立美驾驭能力和审美符号认识能力的培养教育，完全是建立在赵宋光哲学的地基之上的。

他的“美的理想”与“立美意志”密切相关，是在实践意义上的自觉的创立合规律合目的的形式，力求运用尽可能广阔范围的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以保证实现全社会、全民族、全人类的共同目的。按赵宋光所论，这个美的理想，是超越民族、超越阶级、超越个人、超越人类本身的任何囿限的[注]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赵宋光文集》(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36—137页。。毫无疑问，这就是他的审美乌托邦，在这个“邦境邦语”里，他以“重生态”“亲科学”“觅芳土”“生产力臻美阶梯”“生产关系臻美阶梯”“人格美”“孺子牛”等等来细致地描述。期间，充满了哲学的冲动和美的激情，在这个美的理想之邦里，一切都是和谐的、臻美的、艺术的，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完全被美的中介结构形式所连接和缝合，美，如是成为了乌托邦理想的实现形式[注]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赵宋光文集》(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63—141页。。

在这篇小文中，我们初步讨论了赵宋光先生的审美乌托邦思想和他的“美的理想”，还可能有理解的差池和不足，但作者认为，乌托邦思想与赵宋光有关是肯定的，他的审美乌托邦和美的理想，与历史上无数先哲为之激动和追求的邦境邦语是一致的，“数托邦”也是望九之年的赵宋光先生的“马克思主义隐义学派”的美好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