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从四十开始”
——为2017年香港中乐团建团四十周年而写

梁茂春

2007年1月26—27日，香港中乐团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办了两场音乐会，我都听了。兴奋之余，写下了“三十而立，和而不同”这八个字。28日在“香港中乐团北京演出座谈会”上，我就以《三十而立，和而不同》作为我发言的中心内容。“三十而立”是指香港中乐团创办三十年，到了成熟的盛期了；“和而不同”是对香港中乐团今后发展的一点期望和想法。

又十年悠忽而过。到2017年，香港中乐团已经四十岁了。我想起一句西谚：Life begins from fourty(生命从四十开始)。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经历了四十年风雨曲折，历经了重重艰难磨炼，就像一个成熟的中年人，体验了百味人生，识破了红尘，看透了真谛，必会创造出一番新的天地，活出新的生命。这也是我对四十岁的香港中乐团的衷心祈祝。

这次“香港中乐团四十周年座谈会”组委会分配给我的任务是谈谈香港中乐团的“委约创作”。这对我来说太困难了。因为我没有接受过香港中乐团的“委约创作”，不知道委约的底细和流程。但是我又不愿放弃这次机会，因为我对香港中乐团的委约作品非常感兴趣，以及他们的委约体制，就勉为其难地答应来一次“门外谈委约”。

感谢香港中乐团节目部的朋友们，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些关于香港中乐团委约创作的历史资料，加上我这几十年对香港中乐团作品的跟踪欣赏，将我个人的鉴赏体会来和大家交流，纯粹是个人的感受，一得之愚。

下面我谈三个问题：一，香港中乐团初创时期的委约作品；二，香港中乐团在“香港回归”之后的委约创作；三，香港中乐团委约创作的特点。

香港中乐团建团四十年，如果以1997年“香港回归”为分界线，正好分为前二十年和后二十年。我暂将四十年的委约创作分为“初创时期”和“回归之后”两个阶段来叙述。

一、香港中乐团初创 时期的委约作品

1977年香港中乐团成立伊始，即开始了委约创作活动，以对付当时中乐曲目奇缺的现实。偌大一个职业性乐团，没米下锅，急死人，只好自己找米做饭。

1977年这个年份，在中国历史上是特别的——“文革”刚刚结束。民族器乐境况一片荒芜，民族乐队一片废墟。当时在大陆，几乎还没有一个民族乐团能够开展正常的业务活动。

1978年，香港中乐团就委约林乐培创作中乐队叙事诗《秋决》。这是香港中乐团委约创作的第一次大收获、大成功。这部作品先声夺人！内容太中国化了，也太香港化了。作品采用典型的中乐题材——《窦娥冤》的悲惨故事，是林乐培“读关汉卿元杂剧《窦娥冤》后有感而写”。全曲由五个音乐段落(作曲家自己称之为五“回”)构成。林乐培大胆采用了现代音乐技法，主要是“语言音调”手法，如模仿“冤枉啊”的戏曲声调，是冤气冲天的一部作品。对普遍的弱者——窦娥们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因此受到香港人的特殊的喜爱。

《秋决》是林乐培的第一部中乐队作品，没有想到一炮走红，成为香港中乐团的第一部代表作品，“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久后，它也成为现代中国民乐的先锋，成为80年代中期大陆“新潮民乐”的典范作品。

1979—1984年间，香港中乐团连续委约卢亮辉创作了《春》《夏》《秋》《冬》四首乐曲，组成中乐组曲《四季》。一年四季中，人们乐观奋发，勤劳自信，周而复始，这不正是香港人的精神面貌吗？这部组曲的音乐形象非常鲜明，旋律非常优美，手法非常传统，做到了雅俗共赏，成为香港中乐团的保留曲目，在台湾和大陆地区也非常流行。连中学生的业余中乐队都在演奏，可见影响之大。

1981年委约上海作曲家顾冠仁谱写了琵琶协奏曲《花木兰》，这成为此后大陆地区产生的一批琵琶协奏曲的“领头雁”。

1981年委约吴大江创作了中乐合奏《缘》(由《冥》《灵》《承》《空》四个乐章构成)；1983年又委约吴大江改编了女高音与中乐队的《胡笳十八拍》。前者带有佛学的哲理思维，音乐比较抽象，手法比较前卫。作品深刻地表现了香港人随缘适会的生活态度，达观面对各种机缘的人生哲学；后者采用了现代音乐手法来改编传统音乐，使作品富有新意。吴大江是香港中乐团的首任音乐总监(1977—1985年间在任)，他对香港中乐团草创时期的委约创作身体力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84年委约陈能济创作了中乐合奏《故都风情》，1985又委约陈能济改编了交响合唱《兵车行》(原作是1976年为管弦乐队和合唱队的作品)，这两部作品的影响都很大。前者是描写故都长安的，缅怀历史之作，陈能济采用了一首古老的新疆民歌《页里麦》，表示对“龟兹乐”的追想；后者是一部历史悲剧性的作品，表现了对人民苦难的深刻同情。

1986年香港中乐团委约顾嘉辉创作了交响诗《我的故乡——香港》，这是一部具有鲜明香港流行音乐特点的中乐曲，是顾嘉辉根据他的粤语电影歌曲改编而成的，又名为《电影主题曲组曲》。

80年代前期关乃忠开始在民族乐队创作中崭露头角，连续有民族管弦乐组曲《云南风情》(1982)、中乐曲《丰年祭》(1983)、第三钢琴协奏曲《英雄》和中乐合奏《管弦丝竹知多少》(均1985)等委约作品的产生。这些作品在创作上显得非常成熟，艺术上富有创造精神，很快成为中乐团的保留曲目，关乃忠不久后成为香港中乐团的第二任音乐总监(1986—1990在任)。

香港中乐团建团十周年的时候，委约新锐作曲家谭盾谱写了舞剧《黄土地》音乐(与香港舞蹈团联合委约)，后来又编为《西北组曲》。这部作品由于其新颖的创作构想而获得了广泛的传播。

同年(1987)香港中乐团还委约李焕之创作了箜篌、大合唱与民族管弦乐队《箜篌引》(以唐代诗人李贺的《李凭箜篌引》和顾况的《箜篌歌》摘句为词)，委约瞿小松谱写了《管乐协奏曲——神曲》。1988年委约彭修文创作了二胡协奏曲《音诗——云中鹤》，委约王立平改编了《红楼梦组曲》(由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配乐改编而成)，1989年委约陈永华创作了《节日序曲》和《飞云篇》两首作品。这些作品大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90年代初，郭迪扬的民族交响乐《郑和下西洋》得以全部完成(委约于1978—1991年间)，它由《航海》《异国风情》《海战》和《英名传颂》四个乐章构成，是一部饱含历史内容的民族交响音乐。

90年代初，香港中乐团还委约浙江歌舞团作曲家钱兆熹创作《杨柳怨》以及民族交响曲《和》等中乐作品，促进钱兆熹的民族管弦乐创作出现了新的高峰。其中《和》是为排笛与大型民族管弦乐队而作的。1997年2月，在香港中乐团承办的“中乐发展国际研讨会”期间，我和作曲家金湘一起欣赏了由香港中乐团演奏的民族交响曲《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和强烈的印象。这是一首非常独特和有个性的民族交响曲，一首历史份量很重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队作品，一首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在研讨会及音乐会期间，我和金湘就这首作品的特点、长处及不足进行了讨论，也和作曲家钱兆熹作了面对面的交流。

香港中乐团的前二十年尚在港英统治时代，委约创作是在港英政府支持下办成的，所采用的是英国的、欧洲的比较成熟和规范的委约创作方式。所委约的作品有许多勘称精品，既有厚重的民族音乐传统，又有大胆开放的文化精神，体现出了香港中乐的时代风貌，甚至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香港中乐团在“香港回归” 之后的委约创作

1997年“香港回归”这一重要历史时刻，也给香港中乐团带来了历史转身的重要变化。这时，阎惠昌接棒第四任香港中乐团总监至今。这是香港中乐团连续二十年的“阎惠昌时代”。这二十年来，香港中乐团成为特区政府的一张华丽名片，各方面都获得了新的生命。而香港中乐团的委约创作仍在不断发展之中，时有中乐精品涌现。

1998年委约钱兆熹创作了《竹音簧韵》，委约刘湲谱写了《弦之韵》。前者是专为全编制的中国管乐合奏而作的；后者是专为中国弹弦及拉弦乐队而作的作品，在体裁上都富有新意。委约赵季平谱写的民族管弦乐《忆》，音乐感人至深，全曲都是深情的、发自内心的咏唱，其中有一段弹拨乐演奏的“点状”旋律，真可以说是“点点滴滴痛心头”。1999年委约陈明志谱写了中乐合奏《精气神》，这是一部依据东方哲学思维创作的现代中乐作品，它成为香港中乐团的代表作之一，并成为指挥大赛的指定曲目。为了迎接21世纪，1999年还委约关乃忠谱写了合奏《龙年新世纪》，这是一部为中西打击乐器而作的协奏曲，在各地乐团均有演奏。

进入新世纪，2002年委约顾冠仁谱写了乐队协奏曲《八音和鸣》，这部作品同样很受各地乐团的喜爱；同年又委约陈锦标创作了《悠然神往》(为萨克斯、胡琴与乐队而作)，是一首融合中西乐器的创新之作。

2003年，香港中乐团联合香港话剧团、香港舞蹈团共同制作了香港音乐剧《酸酸甜甜香港地》，并请黃霑作词，顾嘉辉作曲。这是一部典型的香港流行音乐风格的音乐剧，它创作、演出在香港萨斯(SARS)疫症之后，对于提振香港民众的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顾嘉辉是极有贡献的香港流行音乐作曲家，他的粤语歌曲如《万水千山总是情》《倚天屠龙记》《小李飞刀》《风雪伴我行》等，大多是广为传唱的粤语流行歌曲精品。顾嘉辉在90年代初移居加拿大之后，基本上不再进行音乐创作，这次在三大团体的邀请下重操作曲旧业，为香港音乐剧的发展再作贡献。

2004年香港中乐团委约王宁创作的合奏《庆节令》，是一部新颖独特的喜庆之作，成为21世纪初中国重要的节庆类民族管弦乐代表作品之一。由于这首作品的演奏难度极大，业已成为检验民族乐队合奏水准的乐曲。

2006年委约老一辈作曲家朱践耳谱写的中乐合奏《悲调》，其旋律素材是广东渔民唱的《苦歌》，这个商调式的渔歌主题，在不同调性和不同乐器上出现了十二次(即十二个变奏)，先是单一调性，发展到双调性，又发展到三个调性，复调手法的运用产生了非常感人的艺术效果。高潮出现时音乐呼天喊地，悲恸欲绝，是一部充满了悲悯情怀的佳作。后来朱践耳又将它配器成管弦乐曲，纳入他的《南海渔歌》第二组曲的第四乐章。朱践耳本人更加喜欢民族乐队的版本，他说：“从演出效果来看，香港中乐团的更好，更为感人。”[注]见朱践耳：《朱践耳创作回忆录》，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年，第246页。当代中国民族器乐创作中极少产生表现“苦难”题材的作品，因此《悲调》的出现，既难能又难得。这部作品饱含大爱，写得悲天悯人，因为稀少，所以珍贵。

2006年还委约陈永华创作了第八交响曲《苍茫大地》(管风琴、合唱与乐队)。2007年委约陈大兆谱写了中乐团的《乐队协奏曲》(为古乐器、现代中乐与管风琴而作)。2008年委约旅比利时作曲家张豪夫谱写了合奏《长安交响》。2009年委约郭文景创作了民乐合奏《滇西土风三首》。

2010年委约德国作曲家老锣(Robert Zollitsch)谱写了女高音与乐队《爱之歌》，声乐部分由龚琳娜演唱。歌词是根据李清照词创作的，实际上是由“春夏秋冬”四个乐章构成的大型声乐套曲。这部作品探索了跨越多重领域的音乐创作，将欧洲和中国两种音乐文化都混搭在作曲家自己独特新异的创作之中。

2010年委约唐建平创作了大型中乐交响诗《成吉思汗》，曾在香港和台北多次演出。2013年委约台湾作曲家钟耀光创作了笙协奏曲《匏乐》。2014委约香港作曲家麦伟铸谱写了吉他与乐队的《青天心碑》。2014年还委约刘星改编了《第二中阮协奏曲》。原作是管弦乐队协奏版本(2004)，作曲家将传统京剧音乐素材和古琴演奏技法巧妙地移入中阮，三个乐章中，每一乐章都有独特的技术难点和炫技段落，将中阮的演奏技巧发挥到极致，是一首非常富有新意的大型中阮协奏曲。

这里我特别想提一提香港中乐团的两个“专题节目”。一个是从2006年开始的“香江华彩”计划，一共委约了二十位香港作曲家谱写了二十首描绘和赞颂香港十八区风情面貌的作品，如罗永晖谱写的《星河泼墨》(中西区)，叶健儿的《圆来缘去》(荃湾)，陈锦标创作的《小小山贝河》(元朗)，郭亨基的《大澳随想》(离岛)，陈永华创作的《八骏》(沙田)等等，音乐形象都很生动。这个委约计划特别的“香港”，特别体现了香港中乐团与香港市民和香港本土作曲家的密切关系。另一个是香港中乐团与香港艺术节合作的“乐旅中国”系列音乐会，从2010年以来，已经进行过十届“乐旅中国”音乐会，演奏过朱践耳的《悲调》、王宁的《庆节令》、郭文景的《滇西土风三首》、老锣的《爱之歌》、刘星的《第二中阮协奏曲》等优秀的委约作品。

以上两个系列委约，“香江华彩”很香港，“乐旅中国”很中国。共同的特点是都很开放，很世界。

“香港回归”至今才二十年，这一节中所提到的委约作品，大都只有几年到十几年的短暂生命，还没有经受时间和历史的淘沥。白居易《放言》诗曰：“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试玉”和“辨材”都需要一定的时日，对艺术作品的评定，更必须拉开一定的历史距离。一首音乐作品能否成为历史经典，最终都要依靠时间和人心的检验。以上两节中提到的香港中乐团的委约作品，由于我的目力所限，恐怕都是“挂一漏百”的。期待了解内情的朋友们一起来补充。从它们的艺术品质来说，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同时也可以看到：近二十年的委约从内容上和形式上来说显得更加多样，视野更加开阔，特点也更加“香港”。

以下的具体数字是值得人们关注的：

香港中乐团建团四十年来，共委约了2249首作品，其中委约创作633部；委约改编1542部(这其中有74首资料不详)。香港回归前二十年(1977—1997)共委约创作455部；委约改编929部。香港回归后二十年(1997—2017)共委约创作216部；委约改编575部。

所委约的作曲家中，香港作曲家的比例占了62%，外国作曲家的比例占了13%，其余为委约大陆、台湾和世界各地的华裔作曲家。[注]以上数字由香港中乐团节目部提供，特此致谢。

“四十年共委约了2249部作品”，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也是令人骄傲的数字！这里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宝库，一笔雄厚的、珍贵的民族音乐财富，这是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环顾全世界的各种“华乐团”“民乐团”和“国乐团”，香港中乐团的成绩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个宝库不仅属于香港，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香港中乐团四十年来的委约创作，可以用“不拘一格，开放包容，广采博取，精益求精”来概括之。实际上，上面这十六个字，也可以概括香港中乐团的总体艺术风格。

三、香港中乐团委约创作的特点

关于“香港中乐团委约创作的特点”这个问题，接受过香港中乐团委约创作的作曲家们应该比我清楚得多。我只是从对一些作曲家朋友的采访和交谈，以及从自己的观察中，粗浅地归纳以下五个总体特色和三个具体特点。

我认为香港中乐团的委约创作的五个总体特色是：数量多、质量高、时间长、委约面广、制度规范。

三个具体特点，略作叙述如下：

第一，香港中乐团的委约创作一般是不附带硬性条件和要求的，而是给作曲家完全的创作自由和艺术想象空间；

第二，香港中乐团对委约作品的排练非常认真，极其敬业，对新作品的排练极其负责，能够充分尊重作曲家的创作意图；

第三，香港中乐团的委约费，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显得非常之高，而到目前，则显得偏低。

以上三项，特别是前两项，是最为吸引被委约者的地方。因为和大陆的某些委约创作相比，大陆的委约一般都会对作品的内容、题材、风格、手法等等方面规定硬性条件。而一些演奏团体，又太不尊重作曲家的艺术构思，往往采取敷衍了事、粗制滥造瞎对付的态度。一些作曲家沮丧地说：“我的新作品，只要能够表现出50%，就谢天谢地了！”有的说：“我的新作品，不要在台上断了重奏，就是好结果了。”

唯第三项，大陆地区一般的委约费在21世纪以来都已经相当的高，有些有权势的委约单位，采取“土豪砸钱”的做法，委约费比国际上往往要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因此，“原地踏步”的香港中乐团的委约费似乎已经有点“说不出口”。

国际上凡著名的乐团，委约费大都是相对偏低的，但是他们以认真负责的演奏态度和规范的宣传推广来对待受委约者，尊重受委约者，获得受委约者的深刻认同。香港中乐团走的也是这个路子。

委约创作对推动20世纪以来的世界音乐创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点绝对不可否认。当然，委约也是把双刃剑，它既能够委约到少量的艺术精品，也可能委约到大批的艺术废品。

艺术品的产生，是要靠纯洁的灵魂、情感的引导。当心灵、情感一遇到金钱，就有可能受到污染。而委约就是让艺术品和金钱直接挂勾，金钱往往就是污染源。于是，委约过程成了讨价还价的生意，音乐作品成了可以牟利的商品。这有悖于艺术创作的纯洁性和神圣性。就大陆地区来说，巨额委约金的背后往往有某种强权，会要求你这样写，那样写，不能这样写，不许那样写。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失去了自由，成了受罪。你可以拒绝委约，不去受罪，但是心里又放不下那笔巨款。于是，心灵、情感、艺术都被扭曲。这种情况也可能不仅只在大陆地区存在。

最后，我再回到“生命从四十开始”这句话上面来。前面一二节中我提到的一首首充满生气、充满香港特色和中国特色的中乐作品，连串起了香港中乐团四十年的音乐生命。今天四十岁的香港中乐团，应该获得新的艺术生命。

“香港中乐团”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中乐者”——中国人的音乐也。大陆叫“民乐”——人民的音乐也。它们都离不开“中国人”。香港中乐团的新生命体现在各个方面(如世界巡回演奏，专门人才培训，乐队和乐器改革等等)，但是有一个方面却是最为重要的——这就是提倡和扶植新的创作。观看一个乐团的生命力，主要是看它扶植、支持和提倡了哪些具有永恒艺术生命力的新作品。这是关键，是“牛鼻子”。

希望在新的纪元里，香港中乐团能够继续委约和催生出更多、更好的新作品，这些新作品，既要表现中国人和香港人的精神，又要表现中国人和香港人的灵魂。更为重要的，是要充分表现中国人和香港人的人文精神。我相信，香港中乐团的艺术生命，将因此而更加光华灿烂。只要拔动了人文精神这根人民的心弦，就一定能够获得中乐发展的真实生命。全人类的灵魂是相通的，只要表现了中国人和香港人的人文精神，她必定是属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当中乐团能够深深地拨动全人类心弦的时候，就将是中乐团受到全世界人的欢迎和喜爱的时候。

最后，我用一首小诗来结束我的发言：

贺香港中乐团四十周年

香江波澜阔，四十而不惑。

虫鸟鸣岭南，孤烟生大漠。

演奏推精华，委约促杰作。

生命从此始，华人展魂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