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智的抉择 艰难的坚守
——抗战中的萧友梅、陈洪与“国立音专”

向延生

一

1927年杰出的音乐教育家蔡元培、萧友梅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由蔡元培任院长。1929年该院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下文简称“国立音专”)，由萧友梅担任校长。这年黄自由美国留学归来任教于上海沪江大学音乐系，即被校长萧友梅聘请来担任兼职教员，1930年更被聘任为作曲组的专任教授兼任教务主任，协助校长萧友梅办理学校的教务。此后7年的时间里，黄自每天处理学校繁杂的教学行政事务，承担和声、复调、曲式、配器、作曲等多达11门专业课程的讲授和学生作业的批改，还担负音乐史和音乐欣赏两门全校学生共同课的讲授。此外，他还进行音乐创作、从事理论研究、领导开展了许多音乐活动。为了集中精力完成清唱剧《长恨歌》的创作,从事《音乐史》《和声学》等著作的编写，1937年初夏黄自辞去了国立音专教务主任的兼职。[注]钱仁康：《中国近代理论作曲人才的导师》，载向延生主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第1卷)，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38页。

当时能够继任国立音专教务主任的人选有多人，有些人还是萧友梅与之相处多年的同事。如：

杨仲子曾经在瑞士的国立音乐学院留学10年，1920年回国后就与萧友梅同在北京开创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1927年萧友梅南下与蔡元培筹办国立音乐院时，杨仲子被北京音乐界的众多同仁挽留，后担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艺术学院院长，后曾任重庆国立音乐院第二任院长。

1926年从法国留学归来的李树化，也曾经与萧友梅同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任教。1928年他跟随校长林凤眠出任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教授、音乐系主任。

留学法国归来的唐学咏，1930年在南京担任国立中央大学音乐科主任，办学成绩斐然。后来又应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邀请，1936年底去杭州筹建杭州音乐馆并兼任该馆馆长。

在当时的国立音专里，也有多人可以继任教务主任(据廖辅叔先生在《萧友梅传》里所说，甚至有人想要继任这个职位)，如：

萧友梅在德国留学时的同学青主，1929年被萧友梅聘请担任国立音专校刊《音》及《乐艺》的主编，写作有《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等著名歌曲，出版了音乐美学论著《乐话》等。

两次留学美国归来的周淑安，1929年被聘任为国立音专的声乐教授和声乐组主任，是国立音专当时组主任一级教员里唯一的中国人，并首次指挥演出了黄自的合唱曲《抗敌歌》。

1930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应尚能，次年被聘任为国立音专的声乐和指挥教授，1940年担任重庆国立音乐院的首任教务主任。

李惟宁1935年从奥地利留学归国，被聘请为国立音专的教授，1937年继萧友梅担任理论作曲组主任。1940年底萧友梅病故后，他被众人推举继任私立上海音乐院的院长兼教务长。

赵梅伯1936年回国后被聘请为国立音专的声乐教授，并接替周淑安担任声乐组主任。后被聘请担任庐山军训团的音乐总教官。1943年由胡宗南支持，他在西安创办了西北音乐院并担任院长。

吴伯超是萧友梅在北京任教时的学生，1935年从比利时留学归来后继续在国立音专任教。1943至1949年担任重庆和南京国立音乐院院长。

在私立的音乐院校里：李叔同的弟子吴梦非等人开办的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培养了缪天瑞、钱君萄等音乐家。刘质平去日本留学回来后，1919年担任该校教务主任，后来又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的音乐系主任。作曲家瞿维就毕业于新华艺术专科学校。

广东海丰人马思聪1923年(11岁)去法国学习小提琴，17岁时回国在南京、上海、广州举行独奏音乐会，被赞誉为“音乐神童”。1930年他回国后就与陈洪共同组织管弦乐队，次年又共同创办了私立广州音乐院并出任院长。1933年马思聪应聘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音乐科任教后，由陈洪继任广州音乐院的代理院长、院长。[注]以上各位音乐家的传记均见向延生主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

……

在“七七事变”隆隆炮声的紧急时刻，在很短的时间和许多的人选里，萧友梅经过认真的考察和各方面的权衡比较，他最终决定聘请远在广州又素未谋面的陈洪，来接任国立音专教务主任。

二

萧友梅虽然与陈洪素未谋面，更未共事，但是他对陈洪却并非一无所知。如陈洪在“九一八事变”后写作的《冲锋号》《上前线》等歌曲广为流传，得到了萧友梅的共鸣；萧友梅对陈洪数年里全面主持广州音乐院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显然留有相当深刻的印象。在萧友梅写作的文章里，就曾经出现过陈洪、广州音乐院。

萧友梅还通过多种途径了解了陈洪：由陈洪主编的广州音乐院校刊《广州音乐》月刊，1933年至1936年出版了四卷共32期，其中刊登了许多介绍广州音乐院和陈洪写作的文章。该刊每期都应该寄赠给当时中国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专。萧友梅通过此刊对广州音乐院和该院的负责人陈洪应该有所认识。

原明月歌剧社的小提琴师聂耳和广州音乐院的学生章彦、窦立勋，1934年都报考国立音专的小提琴专业，聂耳却没有被考官Foa录取。国立音专当时仅有百余名学生，通过与章彦、窦立勋的接触，萧友梅对广州音乐院和陈洪有了间接的了解(我就当面听章彦说过萧友梅曾经向他询问陈洪和广州音乐院的情况；章彦后来曾任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窦立勋后来曾任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

萧友梅这么看重陈洪，是由于陈洪强烈的抗日救亡的爱国情怀，构筑了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对中国新音乐的见解志同道合，又具有一致的办学理念，陈洪多年来执掌广州音乐院所取得的办学成绩，积累的实际办学经验，还有陈洪去法国留学的资质，从多方面构筑了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基石。

萧友梅当时选择陈洪接任国立音专教务主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上述杨仲子等人当时都正在中国各地担任重要职务，而陈洪此时却闲赋在家。因为南京政府的势力控制了广东省以后，来视察的教育部督学借口校舍简陋，要求私立的广州音乐院必须先缴纳20万元“保证金”存入银行，才允许该院进行备案、招生。已经办学四年的广州音乐院无法筹齐这笔巨款(国立音专1935年在上海江湾建设的新校区只花了8万元)，1936年秋天该院因此被迫停办了。音乐视野相当广阔的萧友梅，这时慧眼识英才，抓住机遇于此时正确睿智地选择了陈洪来接任国立音专的教务主任。

陈洪1982年发表的《忆萧友梅先生与抗战初期的上海国立音专》[注]陈洪：《忆萧友梅先生与抗战初期的上海国立音专》，《音乐研究》1982年第3期。一文里说：“1937年仲夏(向注，更具体的时间可能是7月初)我在广州突然接到萧友梅先生自上海音专的来信，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去上海音专工作”。陈洪的文章里没有说他是否写了回信，但是他这样意外地收到德高望重又素昧平生的老一辈音乐家萧友梅的来信，我觉得他应该是写了回信的。这年7月21日出版的国立音专校刊《音》第63期上刊登的校布告第315号，发表了“下学年教务主任聘请陈洪先生担任”的消息。为人和办事向来都十分准确严谨的萧友梅，应该不会在没有得到陈洪同意时，就公布了这一重大校务事项(向注，中央音乐学院的编审黄旭东认为萧友梅“不等回信，就发出第二封信并附有聘书”[注]黄旭东：《我们要有与国立音专共存亡的决心》，载俞玉姿、李岩主编：《陈洪文选·附录》，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9页。，我不认同他的这种说法)。陈洪在那篇文章里又说：

七月下旬我第二次接到他的来信并附聘书，聘我当音专教授兼教务主任(向注，我觉得此信应该是这月的下旬初收到的，因为陈洪收到萧友梅的来信后，要安顿家小、收拾行装、提前购买船票、坐火车去香港，再转乘轮船至少要数天才能抵达上海，办理这些事总共约要花去五六天的时间)。

陈洪不顾个人的安危别妻离子(当时儿子4岁、女儿才2岁)，才能于1937年8月1日只身按期来到上海就职。

当时日寇已经占领了北平，上海也处于即将爆发大战的前夜，局势异常紧张。早有先见之明的萧友梅，8月2—6日已陆续把国立音专的资料、乐器、设备等动产转移至“租界”。国立音专1935年底才建成的新校舍，因毗邻上海的江湾军用飞机场，1937年8月8日遭到日本飞机的多枚轰炸落弹。萧友梅临危不乱，8—10日就把国立音专搬迁至“租界”避难。

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为躲避战火院址先后搬迁了三次，为避免学校被敌伪一网打尽还曾经“化整为零”，把校址分散在几处。依照教育部允许留在上海的国立院校可以采取任何方式维持校务的指示，国立音专于是改名为“私立上海音乐院”，在法租界公董局的华人教育处登记注册。这时萧友梅隐居幕后，由陈洪化名陈白鸿担任院务委员会主席，出面维持全校的事务。深得萧友梅信任与器重的陈洪，这期间以高度无私的奉献精神，协助萧友梅在“孤岛”极其严酷艰难的环境里整肃校务，修订教学大纲，教书育人，创办主编刊物，组织指挥乐队举办音乐演出。

为申请国立音专迁校去内地的事宜，1938年4月萧友梅抱病绕道香港到时在武汉的民国政府教育部接洽，陈洪独自承担了学校所有的校务。次月黄自突然病故，陈洪主持料理了黄自的丧事，又承担了黄自遗留的公共音乐理论课程的教学。

从武汉返回时因病滞留在香港妹妹家里的萧友梅，1938年暑假约陈洪携带学生的成绩册去香港商谈校务，使陈洪也可以和久别的妻儿团聚。两人沟通情况后，对学校当前的状况以及前景，都觉得颇为渺茫和相对无策。陈洪说来香港的轮船上，许多是纷纷离开被围困的上海，奔赴香港和内地去寻求发展的文艺界名人。萧友梅此时说：

音专是我国唯一的音乐学府，有不少优秀的师资和学生，历来成绩卓著。目前遇到重大困难，师生嗷嗷待哺，我是校长责无旁贷，你是教务主任也不容松劲。你必定要于开学前回到学校，我因身体不好，迟走一步，但我答应你，入秋我必定回校，我们要有与音专共存亡的决心！[注]陈洪：《校庆声中忆萧故校长友梅》，《音乐艺术》1992年3期。

萧友梅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激起了陈洪继续坚定奋斗的决心。国立音专现在危危欲坠，他岂能袖手旁观。按照萧友梅的要求，陈洪逆流而上，义无反顾地于开学前回到学校，而且是携带全家人返回上海定居。萧友梅也没有食言，果然于入秋后抱病回到了上海。1939年秋天，学校又搬迁至公共租界的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鉴于上海的形势日益危急，萧友梅破例提前进行毕业考试，发给高年级学生毕业证书，以便他们能够尽快地投入到抗战当中(次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就冲进租界接管了学校)。

国立音专这时处于最艰难的时刻，1940年初起萧友梅的肺结核病日益严重，物价飞涨造成的营养缺乏更加重了他的病情。3月底他因患心脏病向教育部请三个月病假入医院治疗，出院后在家里休息时，仍然时刻关心学校的各种事务。深秋再次住入医院，陈洪经常去医院看望、汇报请示学校事务。因长年积劳成疾、肺结核菌侵入肾脏出血不治，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宗师萧友梅，是年12月31日病逝于上海体仁医院，陈洪在病床前陪伴萧友梅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旅途。

陈洪向教育部报告萧友梅病故的讯息后，对萧友梅这位同盟会的元老、1912年担任孙中山大总统秘书的革命先烈，民国政府“行政院有令曰：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萧友梅一生尽粹乐教，成材甚众，迩年在沪维持校务，艰苦奋斗，积劳病故，弥深惜悼，应于褒扬，并特发恤金五千元，以旌贤良”。[注]陈洪：《萧友梅先生五年祭》，1946年1月原刊《文章》创刊号，后收入《陈洪文选》，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8页。1941年1月15日举行的萧友梅追悼会上，陈洪、朱英、李惟宁致词回顾了萧友梅校长的为人和业绩，查哈洛夫教授等人演奏了肖邦的钢琴曲《葬礼进行曲》等作品，赵梅伯指挥国立音专学生演唱了萧友梅的声乐名曲《问》和舒伯特的四部弥撒曲。

这段时间萧友梅与陈洪志同道合地为国立音专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卓越贡献。陈洪没有辜负萧友梅对他的垂青和期待，历史也证实了抗战时萧友梅携手陈洪共同维护国立音专生存这一行动，确实是具有远见卓识的睿智抉择。

萧友梅病故后，众人推举李惟宁继任国立音专的校长，1941年底日本占领了全上海以后，李惟宁担任日伪的国立音乐院院长兼任教务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从重庆复员回上海的国立音专校长戴粹伦，因为陈洪曾经任职日伪的音乐院解聘了他，由丁善德介绍陈洪才转去南京任教于国立音乐院。1950年后陈洪任教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曾任系主任、名誉系主任，一直到2002年病故。陈洪先生为中国的音乐事业，特别是中国高等师范音乐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上海音乐学院一直到80周年以前的院庆纪念画册里，都看不到陈洪的身影。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思想认识逐渐提高，在上海音乐学院院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党委书记兼院长林在勇)领导下，2017年该院编辑出版的《上海音乐学院90华诞纪念画册》(编委会主任史寅、主笔冯长春)的第30页，首次出现了陈洪的头像、简介，以及他写作的歌曲、文字作品资料，填补了该院院史编写里的这一空白。

三

由广东省文联、中共海丰县委等单位主办，2017年12月10—12日在广东海丰县举行的陈洪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活动，参加者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广东省文艺研究所，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及广州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和学者，陈洪的亲属，陈洪家乡海丰县的领导，新闻媒体人员。纪念活动的内容丰富而充实，成果丰硕。学术研讨会上17位学者宣读了论文，与会者瞻仰了陈洪的雕像与图片展览，还参观了1927年海陆丰起义时的“红场”“红宫”等革命历史古迹，海丰县的名人彭湃、陈炯明，以及中国乐坛的“海丰双杰”马思聪、陈洪的故居，纪念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我在工作中，曾经有幸与陈洪先生有过两次接触和交往。应文化部和中国音协(下文简称“中国音协”)的要求，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承担编辑的文化部重点工作项目《聂耳全集》(夏衍、吕骥等6人担任顾问，主编是文化部老部长周巍峙，中国音协党组书记孙慎等4人为副主编，11位编辑委员里由我担任执行编辑委员)出版后， 1986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又向我们下达了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七五时期”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研究课题)的任务，所领导安排我担任此书的主编。此书的编辑原则是已故的音乐家由我们直接约请相关专家进行撰写；健在的音乐家就必须先与该音乐家见面沟通，再共同商定其传记的适宜撰写者。文化部和中国音协审定了此书的入选人员名单后，为落实第一卷的写作安排，1987年我专程去南京拜访了我很敬重的陈洪先生。

时任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名誉主任的陈洪，对能够入选文化部和中国音协领导编辑的这套音乐家传感到很高兴。他推荐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1965年毕业后，已经在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任教了20余年的林经天来写作他的传记，对此我完全赞同。撰写者与传主同在一个单位很利于工作的开展，撰写的过程中林经天多次就近向陈洪请教、汇报，写作进展得相当顺利。约一年后得知此稿的写作已经完成，我再次去南京听取陈洪先生对此稿的意见，当面听到了他对此稿的认可。

《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第1至4卷于1994年出版时，第1卷里刊出的音乐教育家陈洪的传记《胸怀淡泊志高远 晴秋晚枫红愈深》，是第一篇(也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篇)全面介绍陈洪先生为人和业绩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