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美”思想的本体维度
——论赵宋光美学观

王少明

“立美”一词最早是赵宋光先生从美育的角度提出的，后来逐渐抽绎为牵动其整个美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以“立美”为根基的赵宋光美学观，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另类”，是赵宋光先生标举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隐义学派”的一个特有的学术标记。赵宋光美学思想博大精微，形上形下贯通一如，运思清奇且学林独步。本文受学者罗小平、王学佳《解读赵宋光先生立美观的几种路径》一文的启发，从人类学本体论维度探讨赵宋光以“立美”为基点的美学观，对抉发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隐义”，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以期对相关学术研究有所启益。

一、“立美”的哲学人类学维度——为“立美”夯“基”

哲学人类学维度是赵宋光“立美”思想的根本维度，其他维度是紧紧围绕这个维度展衍的。理解这个维度，是打开赵宋光美学观的一把锁钥。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和《逻辑学》中分别提出哲学的“四个问题”，也叫“康德问题”： 1.我能知道什么？2.我该做什么？3.我可希望什么？”[注]Emmanuel Kant：Critique de la Raison Pure，Traduit de l’allemand part A.J.-L.Delamarre et F.Marty，Paris：Gallimard，1980，p.671.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4.人是什么？“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道德回答第二个问题，宗教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回答第四个问题。但在根本上，可将前三个问题都归为哲学人类学问题，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相关。”[注]康德：《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4页。对解读“康德问题”，既要入乎其内，也要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是还原性的理解，出乎其外是发挥或发展；入乎其内是“照着说”，出乎其外是“接着说”或“自己说”。

作为“马克思主义隐义学派”的赵宋光，对“康德问题”入乎其内的基础上，出乎其外地作了自己的回答。他先把哲学理论体系创发性地分为两种：一是“主义”的体系；二是“领域”的体系。前者重理论的宏观建构与思辨，后者重实践问题的实际操作与解决。他的这种区分，并不是要否定固有的“主义”体系，恰恰相反，尤其承认其中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原理，具有不可蔑视的真理性”。但他同时认为，“原则所具有的真理性并不能自行杜绝对它的误解和曲解”。[注]赵宋光：《赵宋光文集·第1卷·让哲学思维在领域的体系中熔炼凝聚》，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48页。即是说，他不否定“主义”的体系，只是指出“主义”的体系容易被人们误解或曲解。他从“领域体系”出发，提出“二十一世纪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赵宋光把它形象地喻为“五体协翔”的丹顶鹤体系，即：自然本体论、人类本质论、认识论、价值论和驾驭论。“人类本质论是身体，自然本体论是腿脚，认识论和驾驭论是张开的两翼，而那引项远眺的头部就是价值论。”[注]赵宋光：《赵宋光文集·第1卷·论美育的功能》，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从哲学人类学角度，这“五体协翔”的体系是在试图回答“康德问题”，也是对马克思主义“隐义”的诠解。因为这个体系的终极是指向人的，并且也成为“立美”的本体论承诺。没有这个承诺，“立美”只可能走向容易被人误解的“主义”的体系。在“立美”思想中，最为突出的当属“两个循环”，即“小循环” 和“大循环” 的理论。前者从艺术美学角度提出，后者从元美学角度提出。无论是“小循环”还是“大循环”，“人”是根本。

一个是音乐创造、艺术创造、文化创造等“小循环”领域。这里，立美活动以审美意识对象化的文化产品的生产之成功为目标，这仅限于艺术领域，尤其是音乐领域，是“音乐审美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的具体表现在对人的人格立美意志形成的作用。另一个是人类自身生产的领域，通过对文化产品的审美享受，提高社会成员的精神素质，培养出其团结进取创造能力，教育、交际、娱乐、仪式、精神疗养等等文化活动中各成员将要投入的“大循环”宏伟实践准备好必需的生理心理素质。[注]赵宋光：《赵宋光文集·第1卷·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奥秘》，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这是从社会各个领域尤其是生产领域提出来的。针对有人质疑赵宋光提出“立美”是一种混淆视听的标新立异，显得多余，即“立美”的内容完全可以放在“审美意识”之下。赵宋光的回应是：这种观点混淆了“审美意识”和“审美意识对象化”两个概念。赵宋光先生是通过区别“对象化生产”和“主体自我生产”来厘清两者关系并加以论证的：从对象化生产角度，接受和审美主体并不参加对象化审美实践活动，“并不参与作品存在形态的加工，但是就‘主体自我生产’这个意义而言，欣赏者正在跨进新的‘立美’领域。他通过汲取该作品所提供的精神营养不知不觉中受到陶养，在主体构建自身人格立美意志的道路上有所前进”。[注]赵宋光：《立美的现实意义——跟居其宏促膝恳谈》，《黄钟》2009年第3期，第147—149页。

赵宋光清醒地看到，在“大循环”领域里，也时常出现“造丑”与“立美”的搏斗，一部美学史就是一部“美丑搏斗”的壮丽历史。但在西方美学史上，我们看到的只是艺术审美与审丑的搏斗史。“按照西方的美学(感性学)理论传统，这些实践领域与美学无关，美学对之不承担责任。即便是最富有批判精神的法克福学派的主张，也仅仅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充满不协调，我就用刺耳的音响来反映它。”[注]赵宋光：《立美的现实意义——跟居其宏促膝恳谈》，《黄钟》2009年第3期，第147—149页。赵先生的意思是：一则由于西方只有审美学或感性学传统，并且仅仅局限于艺术的审美领域，有如哲学家黑格尔所言：“美学就是艺术哲学”[注]黑格尔：《美学·第1卷·自然美和艺术美》，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页。，而根本没有“立美”之学，这是西方美学发展史上的一种逻辑断裂。因为在西方美学那里，从古希腊把美看做实体，即“美是什么”，到康德把美看做审美即“审美是什么”来看，在“美是什么”和“审美是什么”之间，逻辑上形成了一个“真空带”，这个“真空带”应有“立美”来填充。“立美”所要回答的不是“美是什么”，而是美“如何是”？即“美”是如何“是” 出来的。“如何是”既是一个结构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都属于人类学本体论问题。二则西方美学不探讨社会生活更广泛领域的问题，故在理论上既不存在着审美，更不存在“立美”的问题。其结果，就造成了“肆意造丑而强令审之以为美”的现象。[注]赵宋光：《立美的现实意义——跟居其宏促膝恳谈》，《黄钟》2009年第3期，第147—149页。这也是哲学家叔本华批判过的“媚美”，作家王小波讽刺过的“媚雅”现象。这种“造丑”和“媚美”或 “媚雅”现象，只有给人造成美之眩晕的幻觉，而无美之实有的内容，是人的虚妄或异化本质的体现。在理论上，其问题在于缺乏人类学本体论的维度，即不能在本体论的框架上，让美的本质得到呈现或绽出，并通过美，让人自身的本质得到观照。而赵先生就是想通过“小循环”和“大循环”意义上的“立美”，来揭橥这一本质。赵宋光无疑看到了当代人类，尤其是中国，人性、人格和人的本质丧失及扭曲的现实。而这一现实，是一个无“人”的现实：在卡夫卡的笔下人变成了一只甲虫和一些不知名的小动物；在艾略特笔下是空洞无物的“稻草人”；在罗伯-格里耶那里，人与冷漠的物同等；在毕加索的画布上，人只是一些线条和方块；在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那里，人是一个戴着面具的小丑；在英格玛?伯格曼那里，人是一些无法交流的活死尸。在赵宋光先生看来，人性的回归，人的本质显示，人格意志的强化，最终必须见之于“立美”的大循环中。但它的根基是哲学人类学本体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用著名音乐学家罗艺峰教授的话说：赵先生理论的根本落脚点是人，其思想中饱含浓厚深切的人文关怀，我们应该称他为人文学者，而非这个或那个“家”。[注]在“赵宋光学术思想研究中心”挂牌仪式上的讲话。

二、“立美”的“结构”维度——为“立美”塑“形”

如上所述，“立美”作为“如何是”，属于本体论意义上的“结构”范畴。在赵宋光学理思路上，作为现代哲学范畴的“结构”，是从最早的“理式”中经“形式”发展而来的。个中关键：一是要对“形”作重新解读，二是对“结构”形成的科学机制及内涵要作必要的论析。

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角度，这里所说的塑形之“形”，一是指西方“理式”之“形”；二是指中国“形上谓之道，形下谓之器”中连接“道”与“器”之“形”。

赵宋光从本体论角度重新解读柏拉图的“理式”。他一反传统把柏拉图“理式”误译为“理念”的译法，认为近现代以来把本来意义上的“质料主义”和“理式主义”误译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把本体论意义的范畴错误地译成认识论意义的范畴。通过重译，他把对“理式”的认识论视野转向本体论视野，认为“理式”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唯心范畴，更不是所谓“客观唯心主义”范畴，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范畴。赵宋光说：“现代汉语用‘唯心主义’来译拉丁字idealismus,其词根的希腊语源是‘理式’；又用‘唯物主义’来译拉丁字materralismus，这词词根的希腊语源是‘质料’。”[注]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载《赵宋光文集》(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80—81页。赵宋光用一种返本性的译法，还原古典文本的原义，这种还原，无论是从哲学还是美学的角度，都具有本体论意义。

“理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发展成“形式”，以与质料范畴相对应。在西方哲学发展两千多年后，随着科学的发展，“理式”也好，“形式”也罢，都被“结构”一词所代替。因为经过科学所揭示的复杂的质料很难通过“理式”或“形式”来表现。赵宋光通过对科学史的考察，分析了结构层次(包括内结构和外结构)进展的历史阶梯，从基旋子内结构(即夸克结构)，中间经过一系列结构进展过程，直到“生命个体使用工具与语言以延长其肢体器官而建立的外结构，即人类个体内结构”和“人类个体外结构，即社会结构”。[注]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载《赵宋光文集》(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83页。赵宋光尤其分析了人类个体内结构，提出了“两层两侧四方关系”。[注]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载《赵宋光文集》(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84页。(即：实践层、符号层、能动侧、外化侧)的结构方式。所谓“实践层”即主体见之于客体的感性活动，既包括物质生产实践，也包括精神生产活动，也是一种生命的活动；“符号层”是精神生产的外化或对象化；能动侧是符号层的不断更新；外化层是物质工具和精神符号。他是这样分析这一超生物中介结构方式的：他从把符号层能动侧看作是“心”“精神”出发，认为“人类个体内结构之所以具有社会性，是由于这一结构方式的所凭质料，在实践层中包括了族类长期历史发展相继创造的工具，在符号层中包括了世世代代社会交往中积累形成的文字等符号手段，他们都是来自群体活动的结果，但又都已转化为个体的能动活动所能支配质料而隶属于个体内结构”。[注]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载《赵宋光文集》(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84页。他同时从两个方面分析到：“外结构对所凭质料的改塑作用”：一是各个个体在在运用工具和符号时，所具有的能动性创造活动，又反过来使各种工具和符号，以及运用方式和能力均都经历深刻的历史进化；二是人类个体的外结构即社会结构改塑人类个体内结构。关于超生物中介结构的“四方关系”，他进一步揭示了两对矛盾：在物质生产领域中，有工具(为外化方面)与使用、制造、创设、更新工具的活动(为能动方面)这对矛盾；在精神生产领域中，有符号(为外化方面)与使用、制造、创设、更新符号的活动(为能动方面)这对矛盾。并指出要全面把握着两对矛盾的困难点：“既要看到作为社会存在的物质性中介结构中包含有担负使用工具能动活动的主体心理生理结构方面(在现象上它表现为主观方面的东西)，又要看到作为社会意识的精神性中介结构包含有以客观承担物身份使意识对象化的符号的物质形态结构方面(在现象上它表现为客观方面的东西)，在此同时，还要把握住物质性中介和精神性中介之间的唯物辩证关系”。[注]赵宋光：《论美育的功能》，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

只有解决了前两个问题，才能够确认“美，是自由运用客观规律(真)以保证实现社会目的(善)的中介结构形式”。[注]赵宋光：《论美育的功能》，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经过科学的筛选，认为代替神学(黑格尔“绝对理念”)的虚构而成为本体论哲学普遍性范畴的，是质料和结构。“‘结构规定本质’这一观点，从发源地化学传遍一切学科，终于以‘结构层次进展’原理改造了本体论哲学”。[注]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载《赵宋光文集》(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82页。赵宋光还描述了一副科学地由“理式”“形式”到(让位)“结构”发展的图景。既然“传遍一切学科”，当然也包括人类的社会与人文学科。在马克思那里，就用“工艺学结构”“经济结构”等概念来解释各种人类学现象质的规定性。以结构决定质取代了“量变引起质变”的思辨哲学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构观，与西方结构主义有相同的地方，即都是在自然科学发展基础上形成的，所认为的结构带有哲学意味。所不同的是，西方现代结构主义所强调的结构是先验的，而非实践的，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非本体论的。而马克思的结构观是建立在科学和实践基础上的。

赵宋光不仅从重新解读西方古典文献中去理解“形”的生成与演进过程，还从《周易》中汲取哲学智慧，把形上、形下之“形”解读为一种连接形上和形下的一种本体意义上的“中介结构”。近百年来，中国人在解读“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时，所套用的是西方二元逻辑方法，执其两端的器与道而截断中间的“形”。尽管他们把“器”理解为物质，把“道”理解为精神而无可厚非，但为了迎合唯物、唯心之“二元论”，把“形”虚无化或空置化。

与康德“美”是“真”“善”的中介形式相比，赵宋光丰富和发展了康德美学思想：一是把中介形式置换成“中介结构”，因为“结构”比“形式”更具本体意义；二是“自由运用”，但一定是建立在“合规律性”基础上，而不是随心所欲的运用；三是“保证实现”即保证“善”能在社会实现，而不是单纯追求一种空洞的结构。

“中介结构”动态发生过程即是“立美”过程。这一过程通过外化方面和能动方面得以呈现。从外化方面，人类按照美的规律塑造物体。这种美的塑造是“以真为形式而以善为内容”。[注]赵宋光：《论美育的功能》，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可以通过任何手段来呈现的。中介结构所规定的具体条件从因到果的必然性推移只能以合目的性的形式展现出来。美的规律与真的规律之不同在于其合目的性，但中介的外化形式又高于目的。“这形式在现实中向实践许诺自由，人们可以在因果必然联系中看到实现目的的保证。这形式是‘人化的自然’的本质属性，自然界任何事物的形式，只要同这种向时间许诺自由的中介结构形式有着同构同形关系，都会进入美的领域”。[注]赵宋光：《论美育的功能》，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76页。这是“人化的自然”历史发展途径。赵宋光把“包含着合目的性(善)内容的合规律性(真)形式，”叫做“自然美”。

在能动性方面，则是相反，“美以善为形式而以真为内容”[注]赵宋光：《论美育的功能》，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76页。。按照赵宋光的思想，“中介结构”作为目的性活动,它自觉以客观现实性，或者说是以合规律性的方式展开。赵宋光区分了美的主体和善的主体之不同：美的主体具有合规律性，这是它合乎真的内容，善的主体则具有合目的性。但“中介结构”的形式不仅仅归结为对规律的认识，因为它“高于对世界的如实反映，它包含着支配外部世界使其服从主体需要的现实威力，它是以‘善’的身份活动的。”[注]赵宋光：《论美育的功能》，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76页。这形式是“合理的行为”的本质属性。“人类任何活动的形式，只要同这种在现实面前施展自由的中介结构形式有同构同形关系，也都会进入美的领域，这便是‘理性的族类’历史成长的途径。”[注]赵宋光：《论美育的功能》，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76页。赵宋光把其包含着运用规律性(真)内容的目的性活动(善)形式，称作“社会美”。他认为，这种立美具有社会广泛意义。他以堰塞湖为例，不稳定的高坝使得堰塞湖具有冲坝闹灾的潜在隐患，通过在高坝处建立水渠，将漫天大水转化为涓涓细流，既解决了潜在危机，同时又造福于农事。而注射疫苗则是“立美”理念在医疗中的表现等等。

那么，在理解“中介结构”的基础上，该如何去把握好呢？赵宋光说，关键也是把握好“能动方面的使用者的活动，外化方面是所使用的手段。”[注]赵宋光：《论美育的功能》，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71页。因为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中介结构是呈双向进展的发育：从外化方面看，是生产资料的材料、能量和结构水平的不断提高；从能动方面看，是人类大脑皮层中同使用工具的肢体的活动相适应、运动中枢神经与感觉中枢神经相配合的反馈性神经联系系统结构及其心理活动功能的水平的不断提高。“这双向进展同时发育的两方面结构是相应相称的。”[注]赵宋光：《论美育的功能》，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70页。客观上，能动与外化的两个方面可以衍生出两个生产领域的“四方关系”的矛盾：即物质生产领域的外化与能动方面和精神生产领域的外化与能动方面的矛盾。赵宋光认为，要全面把握中介结构的困难在于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只有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才可以回答“什么是美？”

赵宋光从马克思提出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形”[注]赵宋光：《论音乐存在的流程》，载《赵宋光文集》(第2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87页。这一命题出发，原创性地提出“数托邦”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也非闭门造车，而是可望可即的、通过数理演绎出的“数理结构”。它不像可望不可即的“乌托邦”，只是人们心灵的事实，一种怀望与瞻盼，而很难达到的“乌有之乡”。“数托邦”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美的目标，这个目标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是合规律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所谓“合规律性”，即是根据工艺学的“能动侧”原理，可以用数理逻辑一步一步推演出来；所谓“合目的性”，根据工艺学的“外化侧”原理，所创造的产品能以美的形式满足社会的需要。这种美的产品，从广义上讲，既包括物质也包括精神在内的一切生产的外化物。音乐作为底层结构的本有存在，其和谐是藉以数理形式。赵宋光力图用数理的形式和工细结构来解决古人尽管认识到，但却难以解决的音乐情感问题。赵宋光正在完成的《和谐数论》，即是指向并接近音乐“数托邦”的里程碑式的可以预见的成果，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

三、“立美”的实践维度——为“立美”溯“源”

有人把中国当代实践美学派分为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主流派以李泽厚为代表，非主流派以刘纲纪、周来祥、朱立元、邓晓芒等为代表。李泽厚作为“实践美学派”，他的客观社会论实践美学重于形上思辨与审美意义上的“情本体”，在他堪称扛鼎之作的三大美学著作即《美学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中提出了一系列带有启示性的原理或理论，影响了一代美学学人，在我国乃至世界当代美学史上都有重要贡献。但他由于缺乏实践的实证性而显得落地不深。刘纲纪的实践美学观以实践本体论为哲学基础，以创造自由论为理论核心，以审美反映论为艺术本质，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美学“问题域”。但其问题在于把美定义为实践对自然的改造所取得的自由，这明显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胎记。朱立元“以实践为基础，以主体创造为核心的审美关系学说”，周来祥的实践和谐论美学、邓晓芒的情感论美学等，它们既有思辨色彩，亦注意到了实证研究，其学术品向既有现实的所指性，亦有一定的美学建构意义。但他们大都囿限于审美认知范畴而未能逾限向“立美”发展，其根由乃在于缺乏人类学本体论维度。

赵宋光认为，“从实践的观点而不是静观的观点，从生产的观点而不是消费的观点，来认识美的本质、美的存在、美的历史演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的首要特点。”[注]赵宋光：《论美育的功能》，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69页。他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在于马克思所说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求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人和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对象。”[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1页。赵宋光之所以特别强调这段话，并把它看做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石。因为在赵宋光看来，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物质生产具有超生物性质，超生物的本质在于使用和制造工具。

赵宋光从人类学本体论角度出发，认为“美，是自由运用客观规律(真)以保证实现社会目的(善)的中介结构形式”[注]赵宋光：《论美育的功能》，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赵宋光与以上实践美学观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赵宋光由于有较为扎实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基础，能真正以实证的操作性来跨越囿限，或通过“逾限”走向形而上的美学境界。这比那些搞纯理论的学者更具有感性体验和经验；相对那些单纯的实践家，他又有较强的理论优势。作为思想家，又比一般思想家思想要深；作为实践家又比一般实践家要多。赵宋光哲学体系思想中“两翼”，即认识论与驾驭论，是直接与实践相关的，即是实践过程的“一体两面”。它们也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两种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认识论是理论理性；驾驭论是实践理性。

关于实践理性，在康德那里有两个范畴：一是遵从自然概念的技术实践理性；二是遵从自由概念的道德实践。[注]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Suhrkarnp Verlag,1989.转引自俞吾金：《一个被遮蔽了的“康德问题”》，《复旦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16—23页。前一种实践，按赵宋光的说法是“驾驭论”意义上的实践，后一种实践是伦理意义上的实践，亦即赵宋光所言的价值论意义上的实践。赵宋光的实践观无疑受到前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影响。实践派对实践有二重化理解：即强调本体论规范意义和纯认识论意义区别的理解，前者实践的英语表述是praxis，后者实践的英语表述是practice。前者的实践是人类活动本身，后者实践是验证认识的手段。前者实践是哲学层面的概念，后者实践是实证科学的概念。赵宋光所理解的实践无疑是前者。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其实可以视为人类生活或人类本质活动的同义词。只有从人类学本体论的角度去理解实践，才能防止使实践变成验证的手段，防止哲学层面的实践概念被科学层面的实践概念所置换，才能看到人类宏伟实践的历史成果以符号体系形式保存下来体现人类本质活动的意义。[注]王少明：《我属于马克思主义隐义学派》，《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3期，第10—14页。与传统认识论意义上实践观比较，赵宋光追求的是立美实践，或人文实践。这一实践观，既从纵向的角度超越了中西传统的实践观，也从横向的角度超越了当代美学家实践美学观。

赵宋光的实践概念与毛泽东的实践概念也是有差别的。毛泽东的实践概念主要基于反映论和认识论。毛泽东强调的实践是主体见之于客体的活动，其特征有三：客观性、能动性和目的性。人的认识在实践基础上有两次飞跃：第一次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第二次是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与毛泽东两次飞跃比较，赵宋光不局限于认识论意义上的两次飞跃，更是基于本体论角度谈认识的两次飞跃。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谈了问题的一半，并且这一半本身没错，但不完整，必须有美学意义上的另一半。“不是只包含取得知识，根据丰富和准确的感性知识材料，经过逻辑概念的思考，改造为深刻的理性知识，而是还包括支配行动……”。[注]赵宋光：《论音乐的形象性》，载《赵宋光文集》(第2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4页。这些行动包括：即用理性知识揭示一般规律，在此基础上拟出实现某一社会目的的具体途径(计划、方案等)，此外还要动员主体的实践能力即包括为意志行为所必需的情感、知觉，乃至体力与技能，使之目的实现。正因为有了这些行动，才可能使认识发生两次飞跃。认识的第一次飞跃需要科学，第二次飞跃需要艺术。前者在于帮助社会意识完成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艺术的任务则在于帮助社会意识完成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因此，“为促进前一个飞跃，必须通过科学的抽象，充实人的理性知识；为促进后一个飞跃必须通过艺术的形象，发展人的情感、知觉等实践能力。”[注]赵宋光：《论音乐的形象性》，载《赵宋光文集》(第2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5页。从科学和艺术关系角度去理解认识的“两次飞跃”，这在美学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站在人类学本体论，无论是美还是丑，都始于实践层而非符号层。而实践最根本的是人们物质生产实践。赵宋光批评那种把艺术美看做美学的中心问题，并把美学研究对象窄化为只包括符号层主张，认为这种主张，就是不愿意正视，或者是无视，甚至是抹杀美首先存在于物质生产层次的事实……。如果真正懂得马克思所提出的“物质生产实践”这一概念的哲学内涵，那就会从“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形”的命题中自然地推想到：“工艺学的美学(技术美学)和经济学的美学应该是科学的美学体系的基础部分。”[注]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87—88页。

赵宋光从实践层出发去规定美丑的概念，划分美丑的分界线：“对于实践主体的存在与发展具有肯定性价值的事物状况，对他的某种相宜性，可以以‘美’名之，反之，对他的存在与发展具有否定性价值的事物状况，对他的某种戕害性，可以以‘丑’名之”。[注]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89页。那么，在赵宋光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应该如何去把握呢？实践作为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感性活动，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解读的仅仅带有认识论或“真理符合论”色彩的由“生产实践、社会关系实践和科学实验”三要素构成的实践。赵宋光所理解的实践是建立在人类学本体论意义上的由“情感状态”“具有一定体力和技能的肢体动作”和“知觉”三要素构成。“这三要素中，使感性活动最终成为真正‘客观性’的、‘现实性’的、‘作用着’的实践活动的，是第二个要素。”[注]赵宋光：《论音乐的形象性》，载《赵宋光文集》(第2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6页。因为若无第二要素，其他要素要想获得直接现实性是不可能的。他把实践领域中的主体感性活动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真正的实际行动；一是实践中的认识活动。第二要素即肢体动作属于前一方面；第三要素即知觉属于后一方面。而连接两者的是情感，情感的两重意义在于：“在与肢体动作的相互作用上，情感有行动的意义，在与知觉的相互作用上，情感又有认识的意义”[注]赵宋光：《论音乐的形象性》，载《赵宋光文集》(第2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6页。。赵宋光在《音乐的形象性》这篇长文中，详细地分析了实践中这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如果离开了赵宋光所理解的人类学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就很难理解他的“立美”思想。

四、“立美”的工艺学维度——为“立美”张“目”

“立美”可从狭义和广义理解：狭义“立美”仅指立艺术之美；广义“立美”是指超越艺术的整体意义之美，包括技术、工程、身体、生活、生命、精神疗养等。无论在哪个意义上的“立美”，都离不开与实践相关的工艺学结构层次。

赵宋光从“马克思主义隐义学派”立场出发，提出马克思主义“工艺学”思想。认为“工艺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隐义”。笔者在《我属于马克思主义隐义学派》一文中，曾对赵宋光关于马克思主义“工艺学”思想这个“隐义”作了四重关系的解读，[注]王少明：《我属于马克思主义隐义学派》，《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3期，第10—14页。笔者认为，赵先生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是把“工艺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新哲学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因为，“工艺学显露了人类的生产过程，人类的创造能力从这里发源，以后才用之于组织社会生活，建立经济结构和耸立于其上的政治结构。有了工艺学这一物质生产领域里的能动性根苗，才能长出符号学这一精神生产领域里的能动性枝叶，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物质性与精神性两个层次，正是这样被规定和相互推移的。”[注]赵宋光：《数在音乐表现手段中的意义》，载《赵宋光文集》(第2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71页。赵宋光所说的“物质性和精神性”两个层次，是由“能动性”所贯穿的，体现的是“生物进化史与人类发展史的衔接，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衔接……自然工艺史与人类创造的工艺学史的衔接”，[注]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70—71页。亦或是“生物的生产工具”和“社会人的生产工具”的衔接。后者是前者的延续，都有自己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两者的相续过程也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它们是统一连续的大千世界存在本质结构进化历程的两个不同水平的阶段。”[注]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71页。赵宋光站在工艺学的角度分析两者的衔接，旨在为人类学本质论视野下的工艺学美学替代传统的、认识论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寻找依据。

在《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一文中，赵宋光不仅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了工艺学的自然历史过程的衔接，还从工艺学自身的结构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

首先分析了规律性与目的性的分与合的效应。相对人类来说，这种效应是带来肯定价值还是否定价值？赵宋光认为这取决于“自然规律的运行所受的形式制约”。这个形式就是“中介结构”。如果两者是分离的，即“中介结构”的价值就是否定的；反之亦然。但“中介结构”的构建，并非简单地用肯定和否定来判定，因为“中介结构”本身在某些方面、某些环节或某种程度上“还留有丑的痕迹或幼稚，有待克服或超越”。[注]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95页。工艺学的历史发展和新的“中介结构” 形式的创设，其实就是用既有的美的形式的素材或框架，融合到较为复杂的美的形态中去，以形成“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高度统一。

其次分析了能动侧与外化侧的相互作用和美的存在的双向繁衍。美的“中介结构”的形式是一步步构建的。能动侧是其构建的内在动因、凝结的核心和成长的根基。人作为实践主体，对自然的能动性，不仅仅他可以利用物质力量作用于对象，“更重要地还在于他是一种形式构建动因，他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兼备的、具有肯定性效应价值的形式赋予产品，也赋予中介结构……”[注]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95页。。在能动性方面，赵宋光在批判传统理式主义对合目的性形式构建夸大的缺陷时，也看到了理式主义在能动性方面的合理内核，不能因有夸大之嫌而否定其合理内核。

能动侧和外化侧一体两面，相互影响，相互为用。一方面能动侧可以对外化侧进行日益深远的拓展，即在所施的理式范式程度上日益深刻和规模上日益阔远；另一方面，外化侧能日益丰满且精致地反映能动侧。

能动侧还存在一个自我构建问题。能动侧在给自然“赋形”的同时，还要给自己的行为“自律”，即在自己约束自己的同时构建自己。“为了能够把既合规律又合目的的形式赋予对象，人就必须用既合规律又合目的的相应形式规定自己的行为。”[注]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96页。

赵宋光明显地看到，“中介结构”在人类进化史中是以双向进展的方式发育成长的，也就是说，美的存在方式也要以双向繁衍的方式开展出来，即“在外化侧把自然界的规律以愈益深广的程度、规模卷入中介结构之中而陆续置之于美的形式的制约之下的同时，能动侧把人类自己的行为按照愈益精致、繁多的构造、品种纳入理性规范之中而相继提升到美的形式的境界之内”。[注]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97页。赵宋光从工艺学角度，期待当代职业教育能培养出更多解牛的现代“庖丁”，使他们“普遍达到对技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娴熟自如的美的境界”。[注]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97页。也许赵宋光早年有留学德国的经历，看到德国职业教育给德国战后重建所发生的腾飞的奇迹，而奇迹背后就是那种对技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令笔者想起了德国前总理科尔的一句话：职业教育是德国经济起飞的秘密武器。而职业教育背后所蕴藏的是一种职业性的“工匠精神”。

赵宋光认为，美的存在，无论是外化侧还是能动侧，在繁衍中都会遇到障碍或威胁。从外化侧看，其障碍和威胁是：未可人化和异化。前者是自然造成的，即由于自然的力量过于强大而人的本质力量还不能超越时所造成的威胁；后者是由于人自己的劳动成果转化为与自己对立的存在。从能动侧看，其威胁也有两种：即拙和恶。拙表现为无能；恶表现为缺德。

复次，分析了自然性与社会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叠合和吻合。从前者关系看，工艺学结构首先离不开自然，是人对自然的能动性关系。以自然方式存在的美，人所驾驭的生产工具的运转中起作用的是自然定律，而全套的自然器官支持着生产工具的能动活动。同样，建立在工艺结构基础上的美的存在和本质也离不开社会性。任何实践主体，如果没有后天社会的教育、培养和训练，是没有能力“建造工艺学结构如此繁茂的美的形式于万一的。”[注]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90页。在日臻完善的工艺结构中，马克思所讲的“自然的人化”和 “人的自然化”能不断得到统一。

从后者关系看，与锁定在认识论框架所谈的认识与认识对象的主客观统一不同，即认识论把外化侧纯客观化，能动侧纯主观化。站在人类学本体论视野，赵宋光认为这种认识未免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驾驭论意义上的工艺学结构本身就意味着客观与主观吻合，规律和目的吻合，或者是真和善的吻合。赵宋光从客观规律和主体实践两者的客观和主观方面进行分别论述：客观规律抑或“真”本身是客观存在的，而人对它的认识是一种主观形式。主体实践即“善”，它的出发点是有目的的，目的意识是一种主观形式，但实践的活动又是客观的。因为：“主体实践的最初尝试使善和真打交道，出现了相互交汇的相向运动：善从仅有主观目的走向兼有客观性的活动，真从仅有客观存在走向兼有主观性的认识；交汇的结果，从对峙转为融洽，建立中介结构。”[注]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00页。在此基础上，赵宋光还分别揭示了“中介结构”的能动侧与外化侧之美所产生的机制。由此断定：外化侧和能动侧在各自以不同方式实现真和善的统一时，也在不同意义上使客观性和主观性达到吻合。

最后，赵宋光所希冀的工艺学境界是对直接功利价值的超越，籍以对形式的运用和选择而获至自由。通过超越而获得自由是任何一种哲学或宗教所希望实现的。赵宋光心中的马克思主义工艺学思想，最终是指向人的超越与自由。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是一致的。在赵宋光看来，人类自从建立了物质层次的工艺学中介结构后，已不再在生理欲望驱使下临时直接寻求生理的需要，因为这种需要可以通过一系列中介结构形式得到不断地保证。更值得去追求的是其结构形式，即能动侧运用规律的形式和外化侧合乎目的的因果推移的形式。“在中介结构的能动侧，这形式让实践在现实面前施展自由。在中介结构的外化侧，这形式在现实中向实践许诺自由，人可以在因果必然联系中看到实现目的的保证。”[注]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其两侧所运用的规律愈广阔、愈深刻，所建立的形式愈多样、愈精巧，人类所获得的自由就越大，人的本质力量就会发挥得越充分。

按照赵宋光的思想，“中介结构”从低级到高级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也是一个“臻美”的过程。赵宋光先生在“立美”的基础上，从工艺学出发提出了“臻美”概念，这一概念最早是相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关系结构臻至完善或完美的角度提出的。早在《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一文中，赵宋光在提出生产力臻美阶梯之后接着提出生产关系臻美阶梯的概念。那么如何理解“臻美”这个概念呢？依笔者之见，它是对立美的延伸。把这个概念上升到美学的角度，以前是没有过的。赵宋光尽管没有对此概念作逻辑的厘定，但笔者在对文本的阅读和同赵先生的对话中亦可窥出端倪。就“立美”与 “臻美”关系看，如果说“立美”是“体”，那么，“臻美”则是“用”；如果说“立美”是“一”，那么“臻美”则是“多”；如果“立美”是“质”的规定性，那么，“臻美”就是“量”的规定性。它们是“体与用”“一与多”和“质与量”的关系。总之，是臻至完善或完美。

赵宋光提出“臻美”的概念，主要是想把美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在这一点上，哲学家李泽厚也持有这一观点，在他看来，过去讲的所谓社会美，主要是谈个人的行为、道德品质所表现出来的形象的美，这是很浅薄的，“还应该看到社会结构深层的东西，这就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注]李泽厚：《李泽厚对话集：八十年代》，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9页。李泽厚看到了美应该所有的深层结构，但他更多的还是从社会的审美角度，而非从“立美-臻美”的角度。而赵宋光不同，他从社会的深层结构去认识“立美-臻美”的重要性。首先是与生产力结合起来。他认为，“生产力的发达工艺学结构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基础，也是取得自由的立足点所在。完整地描绘出生产力臻美阶梯的历史图景，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和科学家的责任，也期待文学家、艺术家共同参与”。[注]赵宋光：《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载《赵宋光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40页。赵宋光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用编造贬义的“工具理性”与“工具理性”来跟“人本”“自由”对峙，认为只有从严密的工艺学结构的瓦解中才能找到自己的解放。针对这种误导，赵宋光认为，我们要鲜明地重申，历史上曾出现的片面的、单薄的滥用的技术，的确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或异化现象，但只有通过持续拓展和完善工艺学结构，才能得以克服。

其次是与生产关系结合起来。随着生产力臻美阶梯一步步向前推进，生产关系臻美阶梯必须相应地向上推进。生产关系随生产力的历史进步而不断演变，建立、调整、打破、重建的曲折过程体现了“两种美丑搏斗”：一是生产关系是促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美丑搏斗；二是生产关系是和谐人际关系还是使之发生冲突(如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加剧)的搏斗。面对从人类史到世界史(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的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史)眼花缭乱的、复杂的变故，赵宋光认为，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肩头的责任应该是，透过纷繁的偶然波折探寻生产关系臻美阶梯的历史进程。他还指出，生产关系的臻美，或人际关系的高度和谐，取决于立法意识、执法意识和守法意识的构筑及其三者整合的群体行为体系。由此可以看出，赵宋光的臻美作为立美的一种延伸，不仅植根于人类学本体论，直接指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且也隐含着对政治、法律、人们行为方式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美学思考。

综上笔者从人类学本体论的几个不同维面对赵宋光“立美”思想作了初步探析，旨在说明，只有紧紧扣住人类学本体论这个根本，才能真正咀嚼出赵宋光“立美”思想的微言大义，抉发出其美学观的学理意义与当代价值。由于赵宋光美学思想在美学界极具挑战性，深邃且广博，本文所论，难免挂一露万，权当引“玉”之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