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明尚“奇”的美学思潮看八大画中的“白眼”

◆ 左卓 （长沙理工大学）

明代万历年间的文化事业空前繁荣、名家辈出，同时也伴随着动荡不安的政治格局，不同的社会阶级之间的互动十分频繁，江浙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市镇经济的兴起带动了教育的发展，并促进了印刷业的空前发展，各式各样的书籍、思想、个性在社会中相互碰撞。尚“奇”成为当时的潮流思想，从李贽到汤显祖，李渔到蒲松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皆以“奇”为标杆。“奇”于是成了一种社会语境，当时的人们猎奇、好奇，标新立异的行为大受追捧。王铎、傅山、石涛等艺术家的作品大都在这尚“奇”的社会语境中受到熏陶而备受影响，而八大山人画中的“白眼”现象，也可由此得到合理的解释。

一

“长期以来，八大被描绘成一个遗民画家，他在世的时候，这位王孙的悲惨人生与桀骜不驯的个性，就是人们谈论的话题。”①八大名满天下，然而这300多年来，不管生前身后，他给人们的印象一直都是那个浑身上下充满着遗民情怀、命运悲惨且冷眼看人的画家、僧人。他一直被人们传播、塑造成一位保持着“愤怒”的艺术家，所有的书画作品，都是为了表达对世界的不满、对满清王朝的憎恨与不屑。“八大山人的遗民情感问题明显有被扩大的倾向，这影响了对八大山人艺术研究的深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搅乱了八大的研究格局……这样的研究，其实在降低了八大艺术的价值，将其丰富的艺术世界，说成是简单的民族仇恨的传达物。”②这说明我们品读八大山人的作品，除了其作品本身的艺术形态外，还应该结合当时八大本人的生活大背景和时代的走向，从一个更加宏观、更高维度的视角去认识我们曾经熟悉的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是活跃在明末清初的一位艺术家，那段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思想极为动荡、解放的特殊时期。王阳明的心学几乎笼罩着16世纪的思想界，他提出“知行合一”“心即是理”，主张要做圣贤，即悟本心，心才是通向真理和智慧的根本之道。心学的开启和普及，为晚明个人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个体意识的觉醒，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已然成为晚明时期社会文化中最重要的那一环。李贽则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是一个享有哲学家、思想家的名望，文人学者追捧人数众多的思想传播者。在当时的士人中，李贽大受追捧，由“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③可以推测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猎奇心理和自孔孟以来传统儒家影响的式微。李贽对晚明社会的影响，远远超过当时的任何一个人。他所鼓吹的内在真实的自我，对晚明的艺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何表现自我，成为了当时社会的热点，李贽通过著书、讲学来表达、阐述他的理论，所谓“一超直入如来地”，真理可以通过明心见性，顿悟得来。李贽强调自我内心的反观，鼓励人们在内心的“召唤”下，表达真实的自我。

其实，在艺术家创作、表现的理论方面来讲，这和“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不谋而合，艺术就是直达人内心的感触，去表达真实的自己。石涛有言：“山林有最胜之境，须最胜之人，境有相当，石我石也，非我则不古；泉我泉也，非我则不幽。”④山川美景，虽是胜地，但一定是与“我”相关的，石是我的石，泉是我的泉，是我的心灵之石、心灵之泉。在这里，天地万物是以“我”为中心而展开的，“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⑤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心学对人们的统摄在晚明时期有着强大的价值取向作用，如何表现自我，展现自己真实的内心，已经成为晚明时期人们生活中强烈的兴趣点。

二

八大作为一个“艺僧”，明王朝覆灭以后，身为明代皇室后裔，他的生活、艺术自然被世人所关注。而徽商的钟爱和推崇，使八大的书画不仅走出了江西南昌，更是来到当时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扬州和金陵。正如朱良志《八大山人研究》中所言“扬州和金陵是当时南方文化中心……在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徽商又占有重要的位置，徽商实际上控制着扬州的经济命脉，而徽商又是一个重文化、重艺术的群体，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对艺术的需求……八大晚年的朋友中有很大部分是徽扬一带的朋友，生平所接触的徽商友人不下百人。徽商们又将其艺术携入徽州、金陵和扬州，使八大足不出江西，而名扬天下。”⑥这说明当时世人对八大的书画需求不仅仅来自于他当时生活的小圈子，而是通过徽商的传播和推崇，八大的艺术市场已经来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此时的八大，不论自己愿意与否，都已经或多或少地卷入当时的商业社会之中。

高居翰在其著作《画家生涯》里说到：“中国著述中画家被‘业余化’……所有这些思想和态度，其目的都在于使艺术非物质化，免受所有庸俗因素、商业行径、实用功利与市侩习气的玷污。它们包括：几乎只强调艺术是一种个人表现，而淡化其他大部分促成作品生产的因素，甚至包括那些在许多时候的确促成作品产生，并为在原有情境下理解该作品提供依据的因素”⑦。高居翰强调，在中国的大多理论著述中，画家的作品大都是阐述其性情、风格，将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和其背后研究的意义归述为作者本身独特的艺术语言，而忽视了当时促成作品生成的社会原因和审美取向。笔者认为，这恰恰就是人们简单地把八大的作品描绘成他发泄情绪、表达不满的工具和手法的结症所在，这不仅大大降低了八大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可以从侧面看出人们对当时明末清初社会剧变、大众审美观受到冲击和刷新的历史状况缺乏深入的理解和研究，而导致大家对八大的画作多数理解成单一的家国情怀，忽视了艺术作品其本身的社会形成语境和艺术家自己的性格特征。“从何耀光所藏八大山水册的题跋中可以得知……他托以为顾主为他送上一笔钱（他写道：‘倾囊中金为润’）以及十二张纸；这位先生扮演着为八大招揽顾主订画的中间人”⑧。“有资料显示，八大山人在世之时，扬州等地有很多八大崇尚者辗转向八大求画，八大很多珍品通过徽商源源不断地传到扬州，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扬州，收藏八大作品几乎成为一种时尚。”⑨八大的艺术由于“名满天下”而受世人所追捧，与徽商的频频互动以及扬州、金陵等地的求画者慕名而来，这时的八大或许并不“孤单”，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更有可能在想着怎么去躲避这些“书画债”，而不是继续他的穷困潦倒和后世人所谓的“愤世嫉俗”。

综上两段所述，晚明社会中的商品贸易已然日渐成熟，心学的广泛传播和发展使人们对艺术审美的取向也发生了巨变。而对于八大来说，在徽商的传播与交流下，当时世人对他的字画趋之若鹜，求画、索画的信件铺天盖地而来，频频的书信来往中，八大实际上已经卷入当时社会特有的艺术语境当中。世人的爱慕和夸赞让八大应接不暇，既然作品为应酬商人、朋友所作，那么此时再单一、片面地从八大个人的家国遭遇和性格去看待他的艺术价值和其背后的理念，或许，已失偏颇。

三

“作为晚明艺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奇’和当时思想界鼓吹的追求真实的自我密切相关……‘奇’的标准已经成为外在的、客观的。”⑩从王阳明的心学到李贽的“童心”之说，晚明社会追求自我、表现自我的趋向已经来临，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文人著作中窥探到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如何用“奇”来批评当时的艺术作品的，李渔就公开主张文学作品“非奇不传”，并且多次使用“奇幻”“奇绝”“奇人奇事”等词汇。加上晚明时期的商品经济发达，西方的“海外诸奇”在当时特别吃香，包括当时的精英阶层，上至皇帝、官员无一不对“奇见奇闻”热心不已。文人对“奇”的癖好，极大程度地影响着普通的老百姓们，加上当时的印刷产业空前繁荣，晚明的通俗小说里充斥着以“奇”为标题的栏目，以此来满足大众猎奇的口味，以达到营销的目的。事实证明，这无疑是成功的！《拍案惊奇》《今古奇观》《聊斋异志》等书琳琅满目，一时间风靡全国。换言之，“奇”在晚明社会文化中已经成为了一个风向标，并且具有着多种背景下的不同的意义。不论是精英文化中对外来事物的猎奇心，还是文人士大夫的不一样的自我价值实现，亦或是大众通俗文化的爱好取向。不可否认的是，从李贽到汤显祖，从李渔到蒲松龄，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来自不同背景、不同环境的人，都在用自己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角度去追逐“奇”，“奇”已然成为晚明社会的一种通用的社会语境，而这一语境在文化背景下有着极其强大的力量，不声不响地影响着晚明时期的人们的衣食住行，当然也包括文学、书法、绘画等艺术。

总之，尚“奇”已经成为了晚明社会的审美风向标，猎奇、好奇的美学思潮弥漫着整个17世纪的社会圈。对物质、文化、艺术的追求，不论是商家还是买家，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市井之徒或是文人骚客，都在这一场浩大的美学盛宴中陶醉，不知所觉，也无所逃避。

四

八大画中的“白眼”一直是一个谜，在晚明与清初的交际处，出现了众多的艺术家，然而八大依旧是最独特的那个。郑板桥有言：“八大山人名满天下，石涛名不出吾扬州，何哉？八大纯用减笔，而石涛微茸耳。”齐白石言之：“八大山人笔简而意足，世所罕及。”综合郑板桥和齐白石二者之言可见，八大的画，胜在境界！两位艺术大家都没有对八大画中的“白眼”提出“异议”，或言用笔，或说境界，可见真正的艺术家是不关注这个的。他们或许司空见惯，或许心有所悟，但绝对不会惊讶、不解八大为何以“白眼”示人。晚明以后的文人画备受商人、士大夫阶层关注、喜爱，而八大作为明室余孤，他的名望和艺术修养足够他跻身于职业的画家当中，而市场和画家、买主之间的复杂关系，决定了作品的审美取向。上面说到晚明尚“奇”，这是一场“美学盛宴 ”，晚明社会的人们被卷入尚奇的审美思潮中来，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不论是八大自己的创作意识还是来求画、索画的商人、朋友们的审美取向，无疑都躲不开“奇”这个庞大的社会语境。对比看看石涛和八大的画，我们可以看到八大和石涛的个性张扬，与其说是八大和石涛自己的个性，倒不如说是当时世人普遍尚“奇”的社会大语境下的“个性”。

总而言之，一个艺术家所在的时代总是有特定的局限性，或者说特征性。在晚明尚“奇”的社会大语境下，会产生一系列结合艺术家自身不同经历、不同理解的艺术作品，汤显祖、王铎、傅山、石涛、董其昌等艺术家的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大语境背景下的产物，都有着尚“奇”的基因。当然，八大的“白眼”也不例外。换言之，从另一个角度看，八大画中的“白眼”很有可能是受当时晚明尚“奇”的美学思潮的影响，而并非简单的是世人眼中的“愤世嫉俗”。

注释：

①②朱良志：《八大山人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参见第146—147页。

③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06年版，参见第251页。

④石涛：《山林胜境图》自题。

⑤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参见第94页。

⑥朱良志 《八大山人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参见第472页。

⑦高居翰《画家生涯》，三联书店2012年版，参见第10页。

⑧高居翰《画家生涯》，三联书店2012年版，参见第9—10页。

⑨朱良志《八大山人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参见第486页。

⑩白谦慎《傅山的世界》，三联书店2016年版 参见第17页。

白谦慎《傅山的世界》，三联书店2016年版 参见第18页。

郑板桥《板桥题画》，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版 参见第100页。

郑晓江 《寻访大师 江西历史文化巨匠之生命与生活的探寻》，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 参见第3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