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洲研究的一部力作*
——《中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基于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视角》序言①

汪诗明

(苏州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近年来，地区、国别史研究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海洋史以及海洋战略研究颇受关注，大有成为一门显学之势。梁甲瑞博士的《中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基于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视角》一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问世的，是国内首部有关这一专题的研究著作。

南太平洋地区总面积3000多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约为55万平方公里。除巴布亚新几内亚外，其余皆国小民寡，但均拥有相当可观的海洋专属经济区。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南太平洋地区不为外界所知晓。新航路开辟后，南太平洋地区才逐渐揭开其神秘的面纱。18—19世纪，西方主要列强纷纷染指这一地区，并把这一地区作为它们炫耀武力以及攫取殖民利益的场所。[1]在殖民实践中，一系列旨在实现殖民利益的概念或管理模式纷纷出笼，比如“无主地”“先占原则”、托管、保护国、殖民共管等。[2]与欧洲老牌殖民国家相比，美国是一个后来者。孤立主义的原则让它蓄积了足够的实力，并寻机介入太平洋事务。如19世纪80年代，在由国际干预而导致的萨摩亚内战中，美国就对英德两国瓜分萨摩亚持反对立场。由于美国的介入，《柏林条约》于1889年签署。美英德三国据此对萨摩亚实行共管。1899年，美德订立新的分割条约，德国占领西萨摩亚，东萨摩亚由美国统治。[3]可以说，到19世纪末，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新兴殖民国家了。1908年，美国的“大白色舰队”(The Great White Fleet)访问了澳大利亚。在英帝国一统外交与防务战略的前提下，此举意味深远。它预设了两种可能性及其前景：(1)在自身安全遭遇威胁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既可以一如既往地依赖于英帝国的防御机制，也可以向美国发出协防之请求；(2)美国不仅有实力巡游赤道以南的太平洋地区，而且必要时可以随时出现在那里。[4]

一战后，日本占领了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这在战略上与美国形成了竞争态势。不过，太平洋战争前，美国海空军的主要活动范围还是在北太平洋地区。太平洋战争期间，为有效反击日本，美国西南太平洋地区司令部就设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许多国家的命运，也使世界历史进程注入了更多的美国元素。二战后初期，美国的战略视野聚焦北太平洋地区，这不仅是因为它在这一地区拥有一些属地，而且它的很多重要军事基地也棋布在这一地区。所以，当澳新双方尤其是澳方提出要与美国缔结防务同盟条约时，美方不仅没有心动，甚至一点兴趣都没有。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如美国不愿意为英联邦国家承担防御责任，因为如若那样做，就有可能与英国之间有种扯不清的关系；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与防御战略思想尚未完全退场；等等。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地区在战后初期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地位不显。如1945年4月24日，美国的一份“太平洋安全蓝图”出台，这是根据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对太平洋地区考察之后拟定的一份报告。该委员会建议说，为了美国、西半球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美国应该控制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以及应该取得对马努斯(Manus)、努美阿(Noumea)、圣埃斯皮里图(Espiritu Santo)、瓜达尔卡纳尔(Guadalcanal)的“所有权”，而珍珠港、关岛、塞班岛(Saipan)、马努斯和努美阿应被看作是美国海军的主要基地；次要的基地则包括中途岛、冲绳岛、苏比克湾和帕劳(Palau)。但是不久，有关参谋人员就对上述方案做了一定的修改。在美国的首要基地中，南太平洋基地无一在列[5]，此时美国的太平洋战略的中心是在西北太平洋地区。让美国太平洋战略布局发生调整的转折性事件则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朝鲜战争被视为亚洲冷战的开始，也是美国调整对日战略与政策的重要动因。当美国决定与日本签订“软”和平条约，并指望后者成为对抗远东共产主义势力的前沿堡垒时，它就不得不迁就澳新双方提出的缔结三方同盟条约的主张，否则这两个太平洋战争时期的盟国就不会与美国一道在对日和约上签字。由此可见，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的签订使得美国与这一地区的防务与安全建立了一种战略上的关联。不过，让美国真正意识到南太平洋地区之于自身战略的重要意义还是由于其强大竞争对手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活动。20世纪70年代后，当苏联与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岛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签订一系列双边合作协定时，不仅澳大利亚坐不住了，美国更是针锋相对，予以反制。如1977—1978年，美国决定设立小区域发展援助项目，以扩大其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影响力。[6]67美国不愿意看到苏联在这一地区扩大其影响，进而威胁在它看来毋需担忧的战略后方。苏联解体后，其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乃至军事存在就失去了支撑下去的必要性和物质基础，而美国因缺乏战略对手也逐步淡出这一地区，用梁博士书中的话来说，这是美国“善意的忽略”[6]115。进入21世纪后，地缘政治以及国际关系格局均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强势崛起令西方世界很不适应，欲在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文化层面对中国进行限制与打压。美国的“重返亚太”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此意图也毫无避讳。2012年8月，第43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在库克群岛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大洋岛国—太平洋挑战”。这个主题很有意思。我们无法得知会议主办方和参与方敲定这一主题的深意和寓意，但它确实折射了太平洋岛屿地区在众多有影响力的国家介入之后所显现的一种战略竞争态势。值得玩味的是，美国方面罕见地派出由国务卿希拉里率领的多达50人的团队高调与会，并动用一艘航母负责后勤保障。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美国此举的意图昭然若揭：一方面强化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感，另一方面旨在平衡中国在这一地区日渐扩大的影响。“美国又回来了”成为奥巴马时期美国南太平洋战略的一个很形象的描叙和有趣的注脚。

中国是一个海陆复合型国家。我们的先人们很早就有了这方面的意识，并在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后来时运不济、国势羸弱，闭关锁国成为封建王朝的政策，中国逐渐蜷缩在欧亚大陆的东端。改革开放前，海洋几乎成了中国与有关国家发展关系的一道屏障。经过四十年的励精图治，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俨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如果说海洋在过去是一道很难逾越的障碍，那么今天海洋在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却是一个便利的通道，成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符号。中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其海岸线总长达3.2万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1.8万公里，岛屿海岸线1.4万公里。显而易见，海洋决定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深度和广度。中国是一个能源资源进口大国，又是一个制成品出口大国和资本对外输出的重要国家，海洋无疑是中国经济的生命线。因此，海洋战略是中国经济战略和防务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海洋战略还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或目标的重要路径之一。2014年11月21—23日，习近平对斐济进行了中国国家主席的首访，并且同八个与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屿国家领导人举行了集体会晤。习近平指出：“中方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我们真诚希望同各岛国分享发展经验和成果，真诚地欢迎岛国搭乘中国发展快车，愿同各国深化经贸、农渔业、海洋、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将为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的输华商品提供零关税待遇。中方将继续支持岛国重大生产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7]这是新时期中国发出的与南太平洋岛国发展包括海洋战略在内的多领域、宽口径合作的最清晰的信号。2015年3月，中国有关部委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8]。众所周知，“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离不开海洋通道安全的维护，而且海洋通道安全的维护具有多维含义与意义。诚如本书作者所言：“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与畅通，不仅关系到一国日益扩大和延展的海外经济利益的安全，还牵扯到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关系、国际关系和国家的战略地位、战略安全。因此，任何维护海上战略通道的行为都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而是一个国家走向世界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6]53对把建设海洋强国视为国家战略的中国来说，这一学术见解定能引起广泛共鸣。

一个是把太平洋视为自己“内湖”的守成大国，一个是把走向深海的海洋战略视为崛起标志以及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己任的新兴大国，中美两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竞争与摩擦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中提出了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的倡议：“中国政府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致力于推动联合国制定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海洋领域的落实，愿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一道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海上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建立积极务实的蓝色伙伴关系，铸造可持续发展的‘蓝色引擎’”[9]；中国不以武力相要挟，不以谋求一己之利为目的的新型海洋战略；所有这些为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合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时代语境和机制架构。从南太平洋地区来说，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海上战略通道安全面临诸多威胁，如海盗、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等，而岛国自身无力应对这些问题与挑战，需要有关国家尤其是中美这两个大国予以合作与支持。这是《中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基于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视角》着力论述的问题之一。那么，如何构建这一地区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机制？梁甲瑞博士不仅提出了“共荣共存、和谐有序”“有法共依、多边合作”“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建议，还把南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作为中美双方进行战略合作的目标。[6]197-231从中美两大国的国际影响力、所肩负的国际责任以及国际机制在协调各方利益时的独特作用来看，上述观点可谓切中肯綮。

在新的地缘政治框架下，南太平洋地区的地缘重要性被赋予了新的认识维度和高度。无论是曾经在这一地区纵横捭阖的英法以及一贯视南太平洋岛屿地区为自家后院的澳新，还是希图成为一个有区域甚至全球影响力的日本和印度以及不甘受到轻视的俄罗斯，这些国家在南太平洋地区都有各自独特的利益，均对这一地区的海上战略通道予以高度关注。比如2018年5月，澳大利亚政府发表声明称澳方将在图瓦卢首都富纳富提(Funafuti)设立特派使节。在解释这一决定时，朱莉·毕晓普(Julie Bishop)外长说，图瓦卢是“太平洋的一个重要伙伴”。曾经在这一地区建立庞大殖民网络的英国近年来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化表示关切。2018年4月，英国宣布将在瓦努阿图、萨摩亚和汤加开设新的特派使节职位。英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全球足迹的扩大还将确保英国及其盟友有能力抵制试图削弱英国的国家的有害影响力。”而新西兰外长温斯顿·彼得斯(Winston Peters)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们缺席，其他势力将会在那里。”[10]梁博士在文中花了相当的篇幅对上述国家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变迁做了一个历时性的梳理。这种梳理不仅丰富了对本著主题的认识层次，也为相关课题的拓展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识甚至分析视点。

作为一部具有拓荒意义的著作，该著还存在一些有待深入思考和全面检视的地方，如对中美在南太平洋地区存在共同利益以及如何构建合作机制泼墨较多，而对两国在共同维护南太平洋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时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中美两国在这一过程中的竞争和矛盾却未给予充分揭示。作者也许会担心，关注中美之间的竞争与矛盾会冲淡本著的核心主题。其实，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只要在原理上厘清合作与竞争的辩证关系，并在行文中予以精巧布局，其论证与说理的效果就会超出预期。

南太平洋地区进入国际学术语境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当殖民探险家、航海家、商人以及传教士带回有关这一地区的种种记忆时，有关这一地区的学术思考和著述活动就随之而起。此后，南太平洋地区或者更广泛的太平洋地区的学术研究节点都与这一地区所发生的具有变革意义的事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例如：20世纪60年代在太平洋岛屿地区出现的非殖民化运动，冷战时期美苏在这一地区的战略较量，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出台与域外国家对岛国的援助，全球气候变暖对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等等。这些既饱含厚重的历史情节又有现实冲击力的事件都会引起世人的瞩目以及学界的浓厚兴趣。中美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竞争与合作是近几年渐受关注的一个国际现象和学术命题，西方学界已有一些观点较为鲜明的研究成果问世，但多属一题一议范畴，鲜有系统性或深度研究的作品。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基础更为薄弱，很多读者对南太平洋地区较为陌生，对中美两国的南太平洋战略知之不多，甚至对中美在维护南太平洋地区海上战略通道安全而开展的合作不抱希望。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有鉴于此，《中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基于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视角》一书在学术上的创新价值以及对现实的观照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期待这部学术著作能引起国内学界尤其是大洋洲研究界的关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