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内在关系阐释

徐 梦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实践论》《矛盾论》两篇文章体现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两篇文章具有很强的内在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体现在对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思考上。

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曾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恩格斯还进一步阐述了由这一问题而引发的哲学争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其二，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这些争论引出了不同的哲学派别，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等。与其他的哲学派别相比，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贡献在于他们将实践这一概念引入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之中。实践作为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是联结人与外部对象世界的桥梁，因此，实践也就成为认识思维与存在关系必不可少的范畴。马克思一再强调，要改变世界，不应只是解释世界。解释世界只是第一步，在这个过程中人仅仅是意识到了自己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改变世界才是主要任务。以实践活动为中介，将人的思维作用于客观世界，人才能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思维与存在才能获得真正的统一。当思维（人）在实践中认识了存在（世界）的必然性，存在在实践中被思维改造，两者在实践中相互确证了自身的正确性，思维与存在才能最终达到和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不仅是确证人能够认识对象世界的过程，也是人自身反思对世界的认识、反思思维自身的过程。只有当思维开始反思自身以及对存在的认识时，它才能提出来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才能进一步发现正是实践使思维与存在具有统一性的可能。而《实践论》与《矛盾论》就是毛泽东在中国语境中反思中国现实的成果。

二、《实践论》《矛盾论》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思考

《实践论》《矛盾论》两篇文章说明了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思维与存在如何实现统一的问题。《实践论》认为解释世界所做的工作是认识世界，即思维对存在的把握，思维经由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概念，最终上升到对矛盾的认识，而矛盾所揭示的就是存在的本质内容。《矛盾论》认为矛盾不仅是认识向前发展的动力，而且是事物向前发展的动力，而矛盾的解决使思维与存在达到真正的统一。

1.从《实践论》看思维如何认识存在。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把认识活动解释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2］。在这一认识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理性认识指导人的实践，能够指导实践的理性认识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实践论》中有所回答。作为认识的两个阶段，理性认识是超越感性认识的第二个阶段，是在人脑中形成概念的阶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3］。因此，理性认识的内容就是对现实事物的本质的概念性的把握。然而，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追问：既然理性认识的是现实事物的本质的概念，那么现实事物的本质又是什么？《实践论》中有这样的回答，“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4］。所以说，理性认识所认识的事物本质其实就是事物的内部矛盾。由此来看，《实践论》揭示出了思维与存在的第一层关系，即思维如何认识存在。显然，认识是一个过程，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概念，而概念所揭示的乃是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矛盾作为推动认识进级的力量，使认识的每次循环都能够进到较高一级。只有认识到事物的矛盾的存在时，认识才算彻底。对矛盾的认识是思维的最终目的，也是思维进一步改造存在的前提。

2.从《矛盾论》看思维与存在如何走向统一。思维把握存在的第二步是认识存在的本质，揭示存在的内部矛盾。作为从《实践论》中顺延下来的主线，《矛盾论》对《实践论》的内在逻辑的承接点是通过对矛盾以及矛盾运动的认识，使思维与存在不断走向统一。矛盾作为认识对象，其本身是有规律可循的，认识矛盾就是认识矛盾的规律。《矛盾论》中对事物矛盾的把握，是从其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对立统一以及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入手，分析了矛盾的本质和矛盾的运动规律。通过对矛盾主要特征的认识，思维对存在有了具体而又深刻的把握，这为其改造存在，使思维自身与存在不断相互靠拢夯实了理论基础。然而，思维与存在并不是无缘无故的直接走向统一，两者的统一需要实践的介入，这是因为，思维对存在的认识并不是每次都完全正确，只有那些正确认识存在的思维才是可靠的，而思维的可靠性只能经由实践的反复检验才能确定。因此，通过实践清除错误认识，确立正确认识，才能使思维更加趋向于存在。此外，实践不只是对认识有用，对改造存在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实践，存在趋向于思维的目的性，成为属人的存在。在思维与存在趋向统一的过程中，首要解决的是思维与存在之间由于思维的目的性与存在的必然性而造成的不对等。

3.思维与存在的矛盾表现。思维和存在的主要矛盾就是人的目的性和现实的必然性之间的张力。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形而上学的唯心观时指出，生命体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存在，在每一瞬间既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5］。这体现了生命体固有的存在方式，即由内而外、自我矛盾、自我更新的结果。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谈到理论的彻底性，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6］。人的本质就是人本身，也就是说人的最终目的在于对自身矛盾的克服。在马克思看来，人对自身矛盾的克服是人逐步由片面规定性走向完整规定性的过程。最初人的本质规定只是一个简单的规定，随着实践的展开，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逐步获得具有相对意义的人的本质规定。而随着实践的发展，人的本质才获得历史的、具体的、丰富的内涵，在此之中，需要实践的介入来使人克服留存于自身的非人属性，使其获得完整的本质。实践最初是作为体现人的本质的对象性活动——劳动而出场的。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劳动其实就是对人自身发展中克服矛盾的阐明。人的对象性活动——劳动实践，本该是人本质的体现，但在资本主义阶段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从自由自觉的劳动变成了被异化的劳动。劳动的四重规定，即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劳动活动、自己的类本质和他人相异化，说到底是由人同自身相异化展开的。当劳动者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便开始了自身的异化活动。当他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不对等关系的时候，他便开始了对自身异化的认知。当他发现造成自身处境的终极原因是被异化的劳动时，他便开始寻求改变现状的活动。到这里，人的发展才形成了一个小的周期，这一周期就是人自身的矛盾运动的结果，这一结果指向改造世界的任务。而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必然性制约了人自身的解放程度，这又凸显了作为人的目的性与存在的必然性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人想要改造世界，解放自身，就需要像毛泽东所说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7］。也就是说，必须通过实践活动才能知道梨子的滋味。因此，解决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矛盾，实现人的自身的解放，需要现实的行动力。

三、《实践论》《矛盾论》的现实关怀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为了驳斥党内存在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而写的。在哲学上，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变种。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它们的出发点都是对思维与存在未经过实践调和的直接统一的认识。唯理论坚持理性至上的原则，认为经验是杂多的混合物，不具有实在性和普遍性。经验论认为凡是未经经验证明的都是不可靠的。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思维与存在直接统一并无矛盾可言，区别在于唯理论统一于理性的思维，经验论统一于事实的经验。坚持思维与存在的直接统一性，就无法认识思维与存在是如何走向统一的。未经过“否定”环节就意味着忽视了思维与存在的内在矛盾，就忽视了思维与存在的中介——实践，因为实践总是在生成，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情况下依然不能合理的指导现实。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因为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角度出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改变在中国现实中的人与他所处的生存境遇的对立甚至是决裂的状态。这就需要抓住问题的核心，即思维与存在如何在实践中走向统一。

在近代落后的中国，思维与存在通过实践的中介走向统一的现实关怀转变为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思考：在中国，作为能思维的实践主体有哪些？哪些是积极的主体、哪些是消极的主体？作为小主体——各个阶级，它们的矛盾是什么？作为大主体——社会，它的矛盾又是什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实践能够解决人与现实的严重决裂状态？

关于近代中国落后的社会主体以及他们之间矛盾的认识，毛泽东曾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把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划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游民无产者。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对能思维的实践主体已经彻底把握，正如他在文章开头就申明的主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8］。当然也就不难理解在文章结尾，毛泽东强调了我们该怎么使这一认识为革命实践服务，“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9］。这里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同时也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即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大矛盾在社会各阶级内部延伸和交错。这一分析，为日后的统一战线的提出和实践给予了原则上的指导。关于近代落后中国如何解决人与现实的决裂，说到底是由规定人与现实达到和解的那个中介所决定。这个中介在马克思那里是指具有普遍意义的实践，但在近代中国，这一实践又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即革命的实践。然而近代中国革命实践又被复杂的社会矛盾所制约，具有复杂性和曲折性。因此，才出现了像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代表不同阶级力量的著名革命实践。从这些经验和教训中可以看出，唯有正确把握矛盾，才是革命实践获得成功的保障。这在毛泽东看来，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即“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10］。这两大革命任务为革命实践的道路指明了方向，也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前提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中国革命分为两步，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1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不自觉地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了，这是将革命实践放置世界视野中的又一重大认知。

近代中国的历史注定是由从自在阶级转向自为阶级的无产阶级所主导和推动。中国的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主动承担改写中国历史的使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身，改造现实，在对虚假现实的不断否定中走向新的统一，实现了真正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但统一并不意味着终结，在新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新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正在酝酿着。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9.

［2］［3］［4］［7］［8］［9］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6-297，285，286，287，3，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5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

［10］［1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37，665.